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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这个话题，应该追溯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9月，四川大学流传一条消息:外文系讲师周汝昌出版了一部名为《红楼梦新证》的书。那时年轻教师能够出版学术著作已为罕事，更奇的是，此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印三版，引起很大反响。在“地点问题”一章里，作者周汝昌推出曹(雪芹)家老宅应在(北京)护国寺一带，并凭借小说本文绘出了“荣国府院宇布局示意图”，指出是由九个大院组成，有夹道，有后楼。后在12月出版的第三版补遗中，周汝昌再明确指出，曹雪芹的老宅应该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其前身即为恭王府的萃锦园，并首倡国家文化部门应在该处辟一所“曹雪芹纪念馆”来纪念我们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恭王府的后花园即是《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主题，后来一直成为周汝昌一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直至他去世。 二、纠谬正名 《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力邀周汝昌进京。1954年5月，周汝昌奉调回京，上班第一天即听聂绀弩先生说毛主席对《新证》有好评之语。周汝昌则是满怀喜悦，全力以赴，不仅“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还核校出大量问题，被聂绀弩“任命”做古典部“小说组组长”，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然而好景不长，至秋冬之际，即赶上了全国“批胡批俞”运动。矛头先是对准胡俞，继而他自己也被批得体无完肤。刚刚回到北京就遇上这种局面，紧张、担心、害怕在所难免，也很正常，有同事形容他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确是真实不虚的。然而倒霉的他此时又突患急性阑尾炎，赶忙送进医院进行剖腹手术，没料到手术后伤口不仅未愈反而又遭发炎，只好刮去烂肉再行手术。这一大折腾，使他元气大伤，身体自此衰弱下来。1955年3月，老同窗黄裳先生致函首句即询“病已大痊否?”，周汝昌回信道是:年馀未能以一字奏候，媿媿。所以然者，忙病與媿兼。其病则缘剖腹后恢复未好，工作过早，转成严 重之神经衰弱，眠食俱废，身体本是鸡肋，至此亏损虚耗或于极点。……仍在寓所工作。兄始终在“人文”古典部分，未有别事，现时正校红楼新版，案头程甲、程乙、脂本五本等纷如也。”(1956年1月)然近年有人著书说周汝昌是“吓”得住进医院，岂不咄咄怪哉?记得李希凡当年曾奉命去医院看望周汝昌并传达了上边意见，是为不争的事实;况且1955年，周汝昌还获得其单位年度工作奖励，假如吓得躲进医院，他还能有这份殊荣吗?……依笔者看来，上述撰文者若非别有用心更为何哉? 三、旧业重操 60年代刚一开始，国家为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将主题定为伟大小说家曹雪芹，于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各种活动开启，大观园遗址的课题重新再起。这时的周汝昌已经得到了与友人进入恭王府考察府园及其九道大院的机会，得以旧业重操。周汝昌研究恭王府即《红楼梦》中大观园遗址的这个结论，得到了中央与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最好的例证即是1961年春，《文汇报》驻京记者吴闻告诉周汝昌一个好消息:遵照周总理之指示而开会讨论，北京市政府采纳他的观点，拟于恭王府建曹雪芹纪念馆。周汝昌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兴奋之余，写下一首诗，诗曰:岁辛丑二月廿七日吴闻女史见过谓云顷市府采鄙说恭邸萃锦园即红楼大观遗址有辟为雪芹纪念馆之议并拟邀往一看刻地属别用非相引不得辄入也因缀长句用寄女史以纪一时之事义类相关得附于兹卷 芳园人说禁城西，老柳官桥迹欲迷。 萃锦久陈身后事，天香犹榜梦中题。 季伦旧语终谁解，文叔新编倘易齐。 多幸来朝叩关处，试从燕嘴觅芹泥。 这种局面在周汝昌致黄裳信函中也得到证实: ……昨有介新抄本小文刊于文汇，想已见之耶。后岁(六四年)将为雪老逝年皕周纪念，岂不当有以结翰墨缘乎?念此真不可不勉。 (1961年7月)本年红事特多异闻，台湾之影印甲戌本也，牛津之出版“探源”也 【吴世昌著红楼梦探源英问答本一巨册 On The Red Chamber Dream】，皆一时之奇讯。弟皆尝见之否?……尤有进者，此间正在考察“荣国”“大观”遗址，有为雪芹立纪念馆之说。报纸又来约兄为写“雪芹家世生平丛考”，兄已斗胆应之。明年第一季或将陆续有文出，以“问世传奇”，未可知也……(1961年12月) 四、机缘凑泊 1962年，红事更为热闹。让我们先看看周汝昌是如何说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刚一开始，国家因为要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国际性隆重典礼活动，选定了《红楼梦》伟大作者曹雪芹，便立即行动起来。当时，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责成文化部部长茅公总主持，具体事务给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所有调查研究、征集文物等多种任务同时迎运而兴，大家兴致勃勃。调查曹雪芹故居、祖茔、有关遗址、宗族后人，项目多、规模大。新闻界是《光明日报》与《文汇报》之京沪两家大报的人士不断来访问了。而北京市则是王副市长和他的秘书周啸邦驾临小斋，……寻找头绪，拟议设想———务期周详，共襄盛举。在这诸多项目中，就列举了一个“大观园遗址”考察的新鲜而引人的题目。因为考证大观园的“前身”(不是现状)地点即在清末的恭王府之所在，所以王副市长一日特为此事见访于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他询问，这项考证有无新的发展，并告知我:中央领导对此都很关注，尤其周总理、康老诸位最感兴趣。“康老”即康生，当时人人如此称呼，因他主持文化方面的各种事情，位望甚崇……从王昆仑的谈话中，周汝昌初次得知这次纪念的规模，中央的重视，还有拟议做哪些工作。其中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恭王府前身即大观园遗址这一说法已得到众多中央领导人的关切，提到周总理和康老，说不少人都到园里去看过，问有无新发展;第二是如何进行调查曹雪芹的遗踪旧迹的难题，也想听听意见。对于王昆仑的询问，周汝昌展示了给曹寅绘《楝亭图》的名家禹之鼎所绘“天香满院图”，说明此“图主”一直被误传为纳兰成德，现已辨讹;“天香庭院”此匾额尚存于今王府西院，为慎郡王(胤禧)所书，此事重要无比。二、慎郡王家与曹家交好，该匾实际系书与珅府之旧主人、与慎郡王有交谊者———极似曹家!并推断此“天香满院图”当为曹寅之画像，其院落遗址应与清末之恭王府位置有关。关于后者，周汝昌提出了一个建议:可请市府委令京市户籍部门作一次最广泛细致的调查踏勘，包括现居城内城郊的曹姓居民而其祖上隶属于正白旗的旗人，如能知道祖辈是内务府的正白旗籍就更好;再进而查询其祖上官职、老宅、与祖茔;对曹雪芹后期在西山“黄叶村著书”的地点要下工夫，希望能有所发现。和王昆仑的一席话，引起了周汝昌的一段“心事”:当时的“恭王府”，被好几个单位占用，只说后花园，就分成了三“区”，园子被割裂隔断，计有空调厂占着大戏楼，一个什么厂占着园子的西半部的一个幼儿园，还有公安部家属的住宅区占着园子的“中枢”。池塘成了垃圾坑。遍地是工厂的铁皮碎屑……，残破荒芜之状不堪言说。周汝昌心中想:这座唯一尚存的王府遗址，与《红楼梦》关系密切，证据史料极多，已然岌岌可危了，再不呼吁，不用太久就悔之莫及了。周汝昌一想，既然中央有“康老”关切，何不找他?否则北京市也无力使占用单位快速搬迁和修缮……。和王昆仑交谈后，果然发生了效果。王副市长采纳周汝昌之意并采取行动了。后来得知王昆仑曾陪周总理到府园去观赏考察，总理问他“像不像大观园?”他说不像(理由似乎是园之大小不符合)。总理说:“你就当它像，讲讲我听嘛!”总理正式表示他的意见与嘱咐，大意是:此园是否即大观园(的前身遗址)，不要轻率地肯定，也不要轻易地否定;人家总有些理由。周总理还说:“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向社会开放。”这就太重要了。这给了周汝昌极大的鼓舞。 五、会面经过 周汝昌决意给康生写信。他写了一封短信，希望能把自己对恭王府府园的意见面陈一下。隔了些日，康生回信了。周汝昌同志:我刚由外地回京，今晚始读来函，未能早復，歉甚! 很願一谈，拟星期六(三月三日)上午九时派人去接您，不知有暇否? 近安! 康生三月一日晚3月3日一早，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先生亲自来接周汝昌并陪同前往。“车开到鼓楼以西一所宅门前停下，进院走入会客厅，已有王冶秋先生在座，还未就座康生便自内室出，奉手极欢，说道:很对不起，我自外地才归来，故复书稽缓。寒暄后语无旁及便直入红楼主题。 周汝昌将自己心中所存有关线索作了简叙以及各种问题之解决过程，康生倒很潇洒，并无流露尊严高不可攀之势。他听后说:“你研究的很好，此事早经肯定，我完全同意。”周说:“我的这种论点也会有反对意见!”康生风趣地说:“一不能反对，二不许反对，三不准反对”，并说:“我连司棋潘又安幽会的地方都肯定了”，大家听后共发一笑。 谈话中还提到小说中写那园子有大片稻田的问题，周汝昌说:造园讲究“借景”，园墙以外的环境形势要运用成为园“内”的景观之一“景物”，如《园冶》一书，开卷就先讲这个造园重要一义，并说早先哪儿湖边就有稻田……。这时，王冶秋接过话去，说这不差，自己年青时那儿还是这样子，府北、府东两面都是稻田。 随后，康生很郑重地说:“我已去看过，山石是明代遗物无疑。”“现府、园二部分未遭大破坏，基本完整，修理计划可能较大。”又高兴地说:“周总理已经同意了并批准将此事(按指于恭王府旧址建立雪芹纪念馆)列入67年第三个新五年计划中，只因为我们国家为苏修所祸害，目前还有一些困难，故稍后推。”提到恭王府残破荒芜的状况时，周汝昌建议可以先配合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开放，而随后再逐步修理之;又谈到将来要设法陈列文物等问题，不然太空泛……康生听后皆表示可行。 旋即，康生从书房里拿出了两套书:一个单本洋书没有了硬封面，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英译本;另一套是木夹板保护的有正书局《戚序本》的大字石印本。打开看时，书眉上皆有康生色笔细楷批注，语极精。周汝昌本欲借观看看康生对《红楼梦》的见解，然转念一想此来初识，又非见面的主题，身份悬殊，不便冒昧，因而只说:这种宣统三年、民国元年印的好本《石头记》，已很难再得了，异日当容仔细拜观。 康生问了周汝昌两个问题，一问是:为什么在出警幻之先缀以骈词，通篇都是陈言对垛，略无内容，这怎么解释呢?二问是:神游幻境时宝玉所见簿册“判词”与曲文，皆是钗、黛二人合为一词，与别人每人一首独异，这究为何故?康生并表示自己不能同意黛、钗合一论。对此二问，周汝昌当时未能做出回答，但答说此必定有深意，置而不论则非研究之道矣。康生认为极对，重言曰:最是，最是。他对周汝昌说，你必须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 谈话一度涉及某种流行论红观点，康生说:我们不能同意那种看法，爱情故事从司马相如、卓文君就有了，又该如何解说?谈及《金瓶》《水浒》，康生于《水浒》持批评态度，他举了一位妇女的读后感为证，说:她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出身，文化水平是不受什么坏影响的，她却说我不喜欢这种东西。康生对《金瓶梅》则十分推许，说:我们山东出了文武二圣人，文圣人是兰陵笑笑生，武圣人是戚继光。…… 末后，康生问周汝昌个人研究上有什么困难没有。周汝昌简单回答了几句，说自己因生病不能坐班，带病在家工作，单位每月却要扣30元工资(周汝昌彼时工资仅80余元)，生活和研究条件是有难处的。 时已中午，周汝昌起身告辞。康生说:下午还要开一个会就不多留你了。送至院门，看着周汝昌上车，嘱咐说有空再来……。 与康生会面的前一天(3月2日)，周汝昌给黄裳写回信，末尾捎带一句话: 明日上午将应康老(中宣部康生同志)之约一往晤谈“红”事，有何收获或当续书。然此信未及发出。晤面的当天晚上，周汝昌又在信尾再缀一段:……今晨赴康老之约，快谈至过午。康老人极有风趣，妙语纷挐，人极热情，谈锋健甚，所涉甚多(主要是大观园、红楼二题)…… 六、续后 过后，康生有信函给周汝昌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意是说带病工作不应该那么扣钞，应该给与一定的照顾。这封信由人文社抄成大字，张贴在楼梯转弯墙上，人人可见。人文社派古典部杜维沫同志向周表示即将所扣一千多元补给他。这笔钞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但周汝昌没有接受。他说:我不能遵守坐班纪律，已是抱愧，补工资的事，就心领心感吧。后来社长许觉民提到此事时还惊叹道:“……一千多呀!……”周汝昌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找中央争工资”，他说自己去见康生就是为了文化，没有其他用意。这段历史，李希凡先生1962年3月14日给周汝昌信中的几句话，可以见证:汝昌同志:……我详细向冶秋同志询问了康老接见你的情况，并转告给文井同志，并向文井同志建议，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多照顾你一些。文井同志说要和你谈一次，徵求你的意见，并说考虑你行动不便，不一定每天都上班……至于康生问及周汝昌的问题，周汝昌一直未能忘记。事隔十多年后，他于76版《红楼梦新证》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文字作为回答，现抄录于下:也有一种个别情况，即有少数人物并不发生运用模特儿的问题，最明显的如警幻仙姑等即是。曹雪芹是个大手笔，最为高明不过的人，为何他在写警幻上场时却写出了那么样的一篇“赋”?从开头，到什么“……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到“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兰被霜……”直到结尾“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通篇并无一句不是陈词堆砌，毫无内容可言。曹雪芹而出此“败笔”，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应当如何解释?我想，这就是曹雪芹在用他自己的办法来暗示，这样的人物，本来就是个不成其为艺术形象的虚构的角色，所以让读者一看这段“引子”就觉出那是并无典型意义的一种假名。因义类相涉，我把这点意思也乘便附记在此。 七、二次去函 1962年上半年，涉芹之事频频而至，周汝昌也忙得不亦乐乎。仅向他约稿“曹雪芹卒年”一题的文章，已经共有三处了:文汇、光明与“文遗”，这使他大感为难。 那时，文汇报驻京办记者刘群先生正忙于“大观园”之事，他先是告诉周汝昌，说新发现了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问周知道否?而后，又谈到可由自己先写一“导游”性文章，然后再出“考证”。周汝昌以为良策，为他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例如可访何人，收集口碑等。刘群很快借到旧辅仁所存府园细图，周汝昌结合府园水道形势、建筑气魄，即敢断定此府最早乃明太监李广之邸，与康生认为府园内山子乃明人作法之意见合看，认为真若符契，诚一大快事也。再后又传出可能有有关曹雪芹资料，周汝昌告诉黄裳“事极秘，弟万不可先语人，一传闻即恐僨事，且关系重大，至嘱切嘱!”刘群提供与曹雪芹有关的半截残碑之线索，周汝昌闻所未闻，但觉得如果确切，那可真是大妙事也。还有一事，周汝昌也很惦记，那就是“纳兰容若手札”和“《楝亭夜话图》”。周汝昌早就与黄裳说过:楝亭为人，深可注意，值得研究。世人久习知称美饮水词人，独于楝亭之文词绝无谈及者。兄久为抱屈。1962年4月14日黄裳写信告诉周汝昌:……近得影印纳兰容若手札，夏衍所藏，极妙。4月9日函中又云:纳兰手札为夏衍藏品(叶玉虎旧藏，夏公以千余金得之上海张某)，为上海图书馆精印非卖品，不易弄到。如文章一出，当更难弄到矣。《楝亭夜话图》极重要，此极要件，必跟踪之。……显然，黄裳提到的“纳兰容若手札”和“《楝亭夜话图》”引起周汝昌极大注意，这与他的红学研究密不可分，他很看重。4月20日，周汝昌接到文化部齐燕铭部长送示文物局调查曹故居坟墓报告一份，详细记录了通州(后改县，今为区)的“富豪村”曹姓的家谱记明:祖上也排“世”字(如雪芹之太高祖名世选)，原籍铁岭，入关为内务府包衣(后者，应为豫王府的包衣籍，正如雪芹家原是睿王府的包衣人。睿、豫二王是白旗旗主亲兄弟)。他们的一支住德胜门内(与恭王府地点正是一个方位了)。又在东郊高碑店、半壁店发现了曹姓大坟。周汝昌随即给齐燕铭写回信，阐释了对这份报告的看法与建议。上述几件事，促使周汝昌给康生写去第二信。1962年5月，周汝昌收到康生转来的一信，内云: 周汝昌先生:惠书收到，夏衍同志托转赠纳兰容若手简二册，特送上。楝亭夜话图，似有人与我谈过，惟不记得现存何处。容问过王冶秋同志后再告。已读过致燕铭信，卓见甚是。恭王府不新，两遊未见，当托人调查清楚。多日未见身体好吗?谨祝康健! 康生五月十三日据此，我们得知周汝昌与康生信的内容:一、拜托康生转达向夏衍索纳兰容若手简;二、追踪《楝亭夜话图》;三、附去致齐燕铭部长回函;四、对恭王府旧迹的认定、询问曹雪芹有关半截残碑之线索。 八、第三函 1962年7月2日，周汝昌与黄裳函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颇为重要:日来考曹动态有二事可报:一即西郊健锐营调查失败后，经兄提出须注意东郊正白旗地区，以“整体观念”先求曹家祖茔方是办法。在东郊寻乱葬岗子绝不会有希望。果不久即在通州附近寻得一处曹家坟址，原主已无人，但一七十馀之老人知其为包衣曹，而其地带适为正白旗包绕，并知其家有“尚书”【曹玺赠此官】，坟头已平，围墙尚有迹，坟场居然未破坏，清末尚有后人伐树卖之。此一消息甚可喜。兄言若真无主即可“考古”进行挖掘工作矣。若有收获，宁非大快事?……其二即专人赴丰润访察，已借到曹氏族谱并有可能向东北一系寻求家谱，盖丰润曹家老人尚知东北系有草谱在【即写本。丰润谱系刊本】，此亦甚关重要。 这封信，透露出“一处曹家坟址”与“曹氏族谱”，并提到追踪“丰润曹谱”，极为重要。于是，我们依此可推知周汝昌写给康生第三封信的内容了。 康生于7月3日再回复: 周汝昌先生:来函收到，最近忙于外宾之接待，未能即復前函，请谅!查到曹氏老坟及族谱，闻之可喜，我前不知此事。致档案局信，已转给该局长曾三同志。据曾三同志电话中说，档案馆虽远在西郊，但他们在故宫清史馆邉有一部工作人员和档案材料，也可以从西郊调材料到故宫清史馆看，等他看到信时再同你联系。最近郭沫若、陈叔通、张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诸公及陈毅元帅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兴趣。据张奚老说，过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女士(已故)对恭王府之建筑曾作过研究。游园时粤剧名演员红线女持一团扇(上画钱塘江大桥)请郭老题，郭老题诗一首曰:一日清闲结雅游，百年余梦觅红楼。楼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钱塘天外流。再谈吧!近安! 康生六二年七月三日这封回信，令周汝昌激动无比，因为自己考证大观园的“前身”地点即清末的恭王府之所在这个成果，确实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前来考察了。 九、余音 1975年12月16日，康生逝世。周汝昌被推为出版社四代表之一赴人民大会堂吊唁。他本想书写一幅挽联以示哀悼，但自1974年双目黄斑部穿孔手术后几乎无法执笔，只好撰成一联稿直接寄给治丧委员会，联云: 七十七稔高秋 忠魂长拱北神州日月 革命风云 咸钦椽笔勤挥 壮檄传薄海 鬼域掩修旗 须信风流文史兴馀事 五番五年伟画 天翼更图南祖国山河 人民意气 忍说大星遽陨 幅讣动寰区 雪梅归葭琯 要从悲痛膺怀策有生 十、缀语 近见有人对周汝昌与康生交往的这段历史颇感兴趣，其实周汝昌本人早就这方面内容写过几篇文字。现就其“癸未四月初九日写记”(2003年)的《与康生一面》之末段文字公布于此，以昭世人: …… 周总理这一遗愿，实现之日必不会太远了。追念“四人帮”在“批周”时，还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口实”，在报上“批判”，又向外国人散播流言妄语，把“考察”大观园“原型”的正常研究诬为罪状。又想起也有人把我与康生的“关系”也搬出来作为攻击的资料。今日偶然有兴趣，记记这一段往事的实况。本文所记，经过并不“复杂”，而且也还有同时在座的证人在，这儿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当日为了保护一处重要文物名胜，上访中央领导人而得到接见，是历史的实况，所以记为小文，贻贝掺采。诗曰: 上访中央是敬心，安知祸变后来深。红楼文化千般事，民族精神古到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