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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雕塑之九

http://www.newdu.com 2017-11-29 国学网 陈友冰 参加讨论
宋辽金(上) 一、石雕 北宋建政后,采取有力措施恢复战争的创伤,社会经济与文化复苏,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该时代特有的格局。另一方面,北宋政权对外妥协投降,不思进取,对内压
宋辽金(上)

    一、石雕
    北宋建政后,采取有力措施恢复战争的创伤,社会经济与文化复苏,在艺术上也形成了该时代特有的格局。另一方面,北宋政权对外妥协投降,不思进取,对内压榨人民,苟且偷安,消极腐化的生活影响到意识形态,社会充斥各种阴阳五行迷信、儒家性理之说。
    在石雕艺术上,宋代雕塑是中国汉唐雕塑高峰期的尾声,由秦汉以来的淳朴粗犷走向纤巧华丽由于艺术的消长与国运的盛衰息息相关。宋代石雕再无唐代那种雄大气魄。但由于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使社会意识倾向于社会生活,写实程度高,共工艺艺术进步,形成一种与宋代文学作品那种平易、自然、青亲切、妩媚相一致的创作风格。特别在雕塑的造型、表现手法等方面所显示的精湛和高超艺术水平,显示宋人有超越前人的艺术本领。
    道教石雕
    中国道教起源很早,大约在东汉末年就颇具规模。但是由于它的宗教理论不及佛教完善发达,因而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也滞后于佛教艺术。自南北朝后,道教师法佛教,奋起直追,至唐代形成较完备的宗教体系,道教的宫观及其供奉的内容也逐渐蔚成大观。耐人寻味的是,道教艺术一方面是模仿佛教艺术,另一方面佛教艺术中也渗入了道教的内容。自唐以后,道教建筑盛极一时, 道教的复兴也遏制了佛教文化的发展,文学和艺术中反映市民生活的内容日渐增多。影响到造型艺术,也使其丧失了前代雄奇伟岸的气派,趋向于工整、细致和柔美的样式风格。遗憾的是,今存之道教宫观多为明清重建,早期遗迹保留极少。我们只能从为数不多的石雕作品,窥探古代道教石刻艺术的成就。从大足石窟的某些具有道教影响的造像可知,当时的石雕技法都是共通的。宋代最著名的道教石刻,就是福建泉州北郊的老君像。先秦诸子百家中的老子,被后人神化,在道教中被尊为教祖,宋代被称为“太上老君”。泉州清源山的这座老君石雕,是以天然的巨岩刻成,高5.1米,为席地盘腿坐像。除此之外,宋代的道教石刻主要是散见于四川大足一带的100多尊造像,如有大足南山的三清洞、真武帝君窟、圣母龛和龙洞等处,皆为珍贵的道教艺术石刻。
    佛教洞窟石雕
    宋代佛教开窟造像之风,在莫高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杭州西湖等原有窟龛造像的地方,规模数量不等地在继续着。在四川大足等地和陕西北部一带,也新开了一些窟龛。陕北除延安清凉山、黄陵万佛洞外,又发现安塞的石子河、龙岩寺、招安、黑泉驿,志丹县的吕川、三台山、白沙川,子长县的北钟山,富县的川河、阁子头寺等石窟、摩崖造像近20处,规模都不很大,一般来说,宋代佛教石窟的规模要逊于前几代,但艺术水平却很高。其中四川保留宋代雕刻最多。仅大足县就有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妙高山、舒城岩、佛安桥、玉滩、七拱桥等十余处。安岳县境内也保留了一批水平颇高的宋代石刻。尤其是大足石窟,可谓宋代石窟雕塑艺术的代表。
    宋以后佛塔,多为砖石结构,引人注目的是佛教石经幢的兴起。公元7世纪后半期随着佛教密宗的东传,佛教建筑中啬了新形式——经幢。初唐时期,开始用石刻模似丝帛形的经幢,陕西富平永昌元年(689)的经幢是较早的遗物。石刻经幢多立于佛殿之前,因而对衬托华丽庄严的佛教建筑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其造型之美与佛塔皆在伯仲之间。从唐代起,经幢就逐渐采用多层形式,还以须弥座与仰莲承托幢身,雕刻也日趋华丽。五代至末经幢建筑发展达到鼎盛阶段,现存之宋代诸石刻经幢,最著名的是河北赵县宝元年建造的经幢。整座石刻经幢造型俊健华丽、繁简相间的细部装饰和谐统一,又富于变化,细腻的雕刻形象和华美的构图水乳交融,不愧为西方艺术与民族传统风格样式合璧造化的典范。末代的佛教石窟艺术不及前代雄伟壮观,其光辉的成就是表现在现实主义的加强,思想感情的深刻,世俗生活气息的浓厚,以及雕刻原技艺和形式皆有创新。与前代不同的是,雕刻作者的姓名多有与其作品共存的现象。雕刻家的性格才艺及创作过程也散见于史书,这表明社会各界对雕刻艺术及其创作者有所重视,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艺术家本身对艺术创作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宋代佛教开窟造像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其中皆有不少艺术价值颇高的石刻作品出现。当时盛行罗汉群像,呈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造型,实为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物的性格气质再现,反映了雕刻者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和表现传神的高超技艺。
    中国的五代两宋时期,事实上是契丹族的辽王朝和女真族的金王朝在统治着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前后历时300多年。契丹、女真贵族原都信奉萨满教,后来在广大汉族地区进行统治,又都改而推崇佛教。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辽金时期的石雕作品也大多具有同中原石刻相似的样式风格。佛教寺庙雕像有造于统和二年的天津蓟县独乐寺中高16.2米的十一面泥塑观音及胁侍菩萨、护法金刚塑像;辽宁义县奉国寺的七佛、菩萨、天王塑像;造于重熙七年(1038年)的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的三身佛、弟子、菩萨和天王塑像群等。辽代的佛教雕塑中,特别是一些胁侍菩萨,面型和身材渐趋修长,呈现出一种新的优美的风格。例如刻造于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的山西大同观音堂的十大明王石雕像,就属于优秀的佛教石雕作品,与前代相比,它们仅仅是趋向于修长的造型,风格更为优美典雅。此外,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等地,还遗留有辽代的佛教石窟。
    金代佛教寺庙造像的分布,大都在山西境内。着名的有天会年间(1123- 1137年)的平遥县慈相寺,五台县佛光寺(建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约造于天会至皇统年间(1129- 1149年)的大同善化寺等。其中大同的善化寺是较为着名的辽金时代建筑群落。金代佛教石窟摩崖造像不多,所知仅陕西富县石泓寺和山西吉县挂甲山两处。石泓寺有大小石窟7个,第1窟最大,其主要开造工程是金代完成的。主像为坐佛和弟子、菩萨一铺,其他大小造像3000多躯,堪称金代石造像之大观。窟内有皇统元年(1141)及贞元二年(1154)题记。挂甲山有大定十九年(1179)造思维菩萨浮雕、佛及二弟子二菩萨浅浮雕。
    陵墓石刻
    宋陵早期仍具五代遗风,形象略带夸张,强调气韵。注重写实,生动性减弱,人物端详,面容丰腴平和,缺乏动感。尽管如此,深厚的传统技艺功力,还是能使雕刻家摆脱程式化的束缚,在不同形态的石雕造型中融入个人的独创性及其内心的情感。中国古碑碣自汉以来,时兴在碑上雕镂各种花纹图案,宋陵的瑞禽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石面正中刻有劲健矫捷的神鸟,于高山云雾之间,或巍然屹立,或惊空飞翔,或展翅欲飞,姿态各异。石人根据各自身份不同,造型也风格各异。
     辽、金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陵邑制度,也是仿中原旧制,可惜陵前雕刻多遭毁坏。辽太祖陵墓(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仅见石人、石经幢、契丹文碑等残迹。新疆沙车境内的西辽墓仍有石人、石马遗留。金代显贵墓葬今存东北地区者,仍多见有石碑、望柱、石虎、石羊和石人遗存,这些石雕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但也难同中原宋陵石刻媲美。辽、金两代陵墓制度,大体与宋代相同,但陵墓均遭严重破坏。地面建筑、雕刻设置多已毁圮无存。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州城遗址附近山谷中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陵墓,仅有石人、石经幢和契丹文碑等残存。位于巴林右旗古庆州城遗址附近的辽圣宗、兴宗及道宗三帝陵,总称庆陵,目前地面仅有享堂、两庑、羡道等基址可见。唯新疆沙车县境内的西辽(1124~1211)五墓尚有石人、石马遗存。陵墓雕刻之外,宫殿、寺庙前的仪卫性雕刻,在北京房山区云居寺遗址及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遗址尚有少数石狮残躯留存。金代帝陵区在北京房山区西大房山一带,其中包括祖陵10座、帝陵5座和追尊为帝之陵2座,共17座,明天启二年(1622)掘毁。部分虽经清初修葺,但已非金陵原貌,后遂荒废。
    金代高官显贵的墓葬多在东北地区,所知除位于吉林长春东南郊的完颜娄室墓和位于舒兰县的完颜希尹及其家族墓群外,在吉林的怀德、双阳、榆树、九台、长岭、敦化等县境内,也发现有女真贵族墓。这些坟墓前多有神道石碑、石望柱、石虎、石羊和石人遗存,石雕艺术风格,与中原唐、宋陵墓雕刻相近,唯稍粗糙朴拙。另位于山西忻县韩岩村的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墓,墓前所存石人、石兽,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金代坟墓、庙宇前的仪卫性狮、虎雕塑遗物,散见于各地的尚有不少。现存北京国子监(原在阜成门外铁狮子庙)与泰和八年(1208)铸造的抚球铁狮并列的一躯有“官”字款的石虎,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建筑石雕
    宋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种生产技术进步,使得建筑艺术已突破了唐代以来的格局,尤其是商来城市的大规模兴起,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更加秀丽而富于变化,产生了更为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在装饰、装修等方面更为讲究,这就使得石雕艺术在建筑中运用得到更加广泛,技艺也更为精湛,形式更为丰富多采。当时建筑的柱式也极为讲究,形式多样,有圆形、方形、八角形,还有瓜棱形柱。这些石柱上,往往雕镂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如宋代登封少林寺初祖庵的石柱就刻画了佛教神人的形象;宋代苏州罗汉院回廊的柱础,其造型之优雅,二方连续的卷草纹精美异常;金代曲阳八会寺的合莲卷草重层柱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雕刻狮子和力神的柱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五代至宋,南北各地仍在修筑大量的石券桥,至金代(1189——1192),北京卢沟桥的建成,又创古代石桥装饰石雕艺术的奇观。卢沟桥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 至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桥身两侧140根护栏柱头共雕有480多只石狮。今所见多为后代陆续补雕,但那种大狮小狮“顾抱负赘”的生动活泼形式,却都是从金代创制中来的。它们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归根结底都是佛教石刻艺术对中国古建装饰雕刻的影响所致。辽、金时期遗留的建筑石刻遗迹,虽仿唐宋旧式,但也有独创的新形式。现存于石家庄烈士陵园的一对铁狮子,堪称古代狮子雕塑的杰作。如芦沟桥上的望柱石雕,那种大狮小狮“顾抱负赘”的生动形象,就始见于金代。属于建筑装饰性的金代小型石狮群雕,当推北京的芦沟桥。
    小件石雕工艺品
    我国小件石雕工艺品历史十分悠久,但在中上古的相当长的时期并不发达。自宋代以后,市民生活日益丰富,以多种形式和题材适应社会各阶层需求的石雕工艺品才日渐发达。当时人们利用各种石料,将其雕刻成花插、花瓶、座屏、山水盆景、图章以及各种小件石雕工艺品。金代著名雕塑家王刘九就以善刻各种小件佛像、寿星而名扬天下。至南宋以后,小型赏玩性的石雕工艺品逐渐形成大观,在美术史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宋辽金时代的雕刻工艺品种非常丰富。宋代文思院所属的四十二作中,就有玉作、犀作、牙作、雕木作、琥珀作等多种。石雕以砚台最为着名,歙州的歙砚,石质细腻;端州的端砚,色泽莹润,视为全国第一。
    与前代相比,宋代墓葬中的石刻作品退居次要,不过考古发现还是觅到了一些石雕精品。例如,出自河南方城盐店的宋墓石俑,内容就十分丰富,共有30余件男女仆侍雕像。而且,墓中的桌椅柜轿、盘碗壶盏,也全是用石料雕刻而成。其雕工精细,刻画的人物和器物皆具象写实,尤其是石人俑,形貌姿态各异,不失为宋代石雕的代表作。
    辽金以俑随葬在金代则非常普遍。然而金代陶俑很少唐宋以来的圆雕形式,侍从、仪仗俑大多是背连方砖。此外,尚有砌于墓宝壁面的散乐、杂剧人物雕砖,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佛教艺术对中国古代石雕艺术的深远影响,及其改造发展中国古代艺术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在文化艺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都存在着吸收消化外来优秀文化营养的可能性。自宋以后,外国风格的石刻文字和雕刻、建筑艺术更为常见。这些西方艺术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传统的石刻创作,但它们却是西方文明东渐的明显信号。因此,泉州的外国石刻艺术的传入,在中国社会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下面对宋辽金时代石雕精品加以简介:
    1、保圣寺宋代彩塑罗汉像
    保圣寺位于江苏省吴县甪直镇旧传创建于五代梁天监二年(503),另一说建于唐代大中(847-859)年间。正殿毁于1927年火灾,殿内原供有释迦牟尼和塑壁十八罗汉,火灾后半壁坍塌,罗汉像大部损坏。1928年顾颉刚、陈万里等发现,著文呼吁社会保护。蔡元培、叶恭绰等筹建古物陈列馆于正殿原址,集残存塑壁和9尊罗汉像于馆内,并作局部复原,据考证其塑像为唐塑宋修,分别塑造了罗汉们在云岩、山水、洞壁之间的修行情景,借环境的衬托,表达了不同的人物性格特征。塑壁巉岩突兀,洞窟错列。居中者为达摩,闭目入定,戴巾,一幅修养深定的老僧形象。其西侧为一神态安详的胖大袒腹罗汉,另一个面容清癯、前胸内收、后背微驼的年老罗汉与一肌肤丰润的年轻罗汉对谈。人称其为“讲经罗汉”与“听经罗汉”。 其他罗汉也各具特点。整组彩塑生动形象,为中国古代彩塑的优秀代表作品。旧传罗汉像为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所塑,但从其写实的风格和罗汉服式、衣纹等塑造特点看,更接近于宋代。也有人推为唐塑宋修。
    江苏吴县保圣寺宋代彩塑“讲经罗汉”与“听经罗汉”
    2、大足宋代石雕
    有关大足石刻见前面的介绍,这里只介绍宋代部分。
    大足石窟位于四川省大足县,今存石刻造像约5万身,分布于40余处,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舒成岩等十余处以宋代石刻居多。包含了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的题材,反映了宋代佛教各宗派的交融。大足宋代石刻的特点在于,它是佛教雕塑,但又融入了世俗生活的情趣。如编号20的地狱变相摩崖造像中,刀船地狱中的养鸡女,发挽双髻,面露微笑,双手正打开鸡笼,笼前两鸡争食,正是村妇生活的真实写照。
    北山石刻
    北山石刻是大足石刻最早,也是主要部分之一,被誉为“唐、宋石刻艺术陈列馆”。 北山,古名龙岗山,位于大足城北五里。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昌州刺史韦靖在佛湾一带摩崖造像。自此延续250 多年,造像近万尊,分布于佛湾、白塔寺、营盘坡、观音坡、佛耳岩等处。现有编号洞窟447个,宋窟占大多数。其中以佛湾最为集中,共264窟龛,其中一部分属唐和五代,大多数是宋代遗作。这里的雕刻形象普遍趋于清秀,刻画细致,形象优美。“转轮经藏窟”是比较完整的宋代石窟,很有代表性:窟为平顶长方形中心柱窟,中心柱为转轮经藏,直径2。61米,柱上部为8根小柱,上各盘一龙,龙柱上顶八角飞檐。柱底部为须弥座。绕过洞轮转经藏是两进的洞窟,主像是释迦佛,释迦顶髻放出毫光两道,左右两厢是文殊、普贤、狮奴、象奴。其中的普贤像,身材修长、面容韶秀、气质典雅,是洞窟中雕塑的精品。其中六臂观音容貌丰满,肌肤细腻,大度雍容;文殊坐青狮,低眉垂目,寓情肃穆;普贤骑白象,身材窈窕,典雅温存;玉印观音庄严沉静;如意观音俊雅秀丽。编号125的数珠手观音像龛,龛高1。26米,背光为椭圆形,虽已风化模糊,但极具艺术魅力。观音双手斜搭胸前,上身向后侧斜倚,头部微朝前倾,嘴角露出笑意,尤其是衣带,随风飘舞,以静带动,使整座雕像生动起来。
    “转轮经藏窟”编号125的数珠手观音像
    宝顶山石刻
    始建于南宋孝宗淳熙六年至淳熙九年(1179-1249),历70 余年始成。石刻共13 处,造像数以万计,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为最大。其中以宋代雕刻最有特色,保存完整,趣味性和故事性强。石窟雕刻内容有佛经故事、佛本生故事、经变故事,以及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等宗教因果报应故事。石刻有不少务农劳动、歌舞、饮酒、劝善、家庭生活等场面,生活气息浓厚。“父母恩重经变”、“养鸡女”、“牧牛图”等都是高度艺术造诣的民间风俗艺术品。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佛湾在圣寿寺西隅马蹄形山湾内,长约500米,崖面高15~30米。雕刻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崖壁上,共有31幅巨型雕像,碑刻7通,题记17则,造像崖面约3600平方米。其中除毗卢洞及圆觉洞外,均为摩崖群雕。大佛湾大都为密宗造像,大部分雕刻具有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和特有的蜀乡情趣,为宋代石窟造像代表作之一。造像有“护法神”、“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千手观音”、“释迦涅槃圣迹”、“释迦降生”、“孔雀明王经变”、“毗卢道场”、“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观无量寿佛经变”、“六耗图”、“地狱变”、“柳本尊行化道场”、“十大明王”、“圆觉道场”、“牧牛道场”等。在每幅作品中,多数刻有经文、偈语和颂词等,宛如一幅幅图文并茂的连环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释迦摩尼涅槃龛。释迦摩尼涅槃龛佛头向北面西。右侧累足而卧,膝部以下藏于岩石中。佛首前卷发拱立者疑似赵智凤,其面对的一方冠捧金瓜居士装扮者,疑似柳本尊。龛佛前天王,帝释天,弟子等像共十九身,十二弟子像皆只刻本身,如从地涌出。中部左手腕处设一平台,上立佛母及其眷属。撑龛顶柱子的“柱础”雕成锡杖型。
    大佛湾释迦涅槃圣迹
    大佛湾还有两组富有生活气息的图画。一组是“牧牛道场”。“牧牛图”是一组演绎禅宗教义的图画。刀法豪放,具有山野情趣。共十二幅:
    第一幅叫“未牧”,看似一头倔强的牛受到外界刺激之后非要冲出围栏,后面的牧人拼命双手紧拽缰绳,正使劲地把它拉回。佛家认为,人的心在未经过调服之前,犹如这未经驯服的牛一样桀骜不羁,很容易随外界的干扰而波动,无法自控;
    第二幅叫“初调”。在牧人的强制和鞭策下,牛虽然并未显得驯服,但头已经开始勉强转过来了。这比喻在佛门清规戒律的约束下,放任顽化的心性开始得以收敛。
    第三幅叫“受制”。牧人站在牛首旁,右手牵牛,左手扬鞭,正驱牛下山,牛已能勉强顺从人意。旁边的颂词写道:芳草绵绵信自由,不牵终是不回头,虽然牛是知人意,万去低昂不易收。比喻贪执顽化的心性虽然受到制约,但还不能麻痹大意,放任自流
    第四幅叫“回首”。牧人背着心爱的鸟笼,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轻挽缰绳,在风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山中狼嚎虎啸,但牛却并未惊慌奔跑。这比喻贪执顽化的心性有所转化,不易受世俗凡尘的干扰和影响,但还时时需要清规戒律的约束,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第五幅“驯服”与第六幅“无碍”并列。两个年青的牧人手握缰绳并坐在一起,正亲密地攀肩说着悄悄话。左边的牧人说得滔滔不绝,舌头都顶出来了,右边的牧人听得喜笑颜开,眼睛笑成豌豆角,嘴也笑得合不拢了。右边的牛好象对主人的秘密并不感兴趣,它安静地跪在一旁饮水。在这里,牧人和牛的关系已显得轻松、和谐。牧人虽然还手握缰绳,但已经不用太去在意自己的牛了。这说明对心性的驯化已达到无拘无碍的程度,清规戒律的约束也正在趋于淡化。
    第七幅“任运”。一头牛悠闲站立正欲饮水,牧人面带微笑,左手挽绳右手指碑。碑上刻:牛鼻牵空鼻无绳,水草由来性自任,涧下岩前无定上,朝昏不免要人寻。比喻此时已无需清规戒律来时时约束,但仍然要提防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失去了驯服无碍的心性。
    第八幅“相忘”与第九幅“独照”并列。老牧人在晚霞中怡然忘情地横笛独奏。笛声悠扬动听,连天上飞过的仙鹤也为之却步。旁边年青的牧人听得如痴如醉,正偏着脑袋为老牧人击拍而歌。如此优美的笛声却没有使旁边的牛受到干扰,它依然悠闲地舔着蹄。牛的鼻绳也不用掌握在牧人手中,而是随意地绕在牛脖子上了。老牧人的牛更是连鼻绳也解除了,它正在一旁仰颈畅饮山泉。这说明人的心性已不再执着于外界的诱惑而显得纯净自乐。但牛在饮水就表明它对外界还有需求。对外界还有所求,烦恼就不能净绝,所以还需继续修炼。
    第十幅“双忘”。牛不吃不喝温顺而卧。牧人怡然自得,敞胸露怀地在一棵大树下畅然酣睡,树上一只调皮的小猴倒悬而下去扯他的衣襟他也全然不知。小猴在此代表外界的干扰和红尘的诱惑,这一切对牧人不再起作用,说明修行到此他已是心体澄静。到了这种境界,即使出入红尘凡世也无所谓,因为他的心性已经纯化透明、清净自由,外界的一切已无法干扰他了。
    第十一幅“禅定”。牛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修行者结趺而坐。修行者头顶上方刻颂一首:无牛人自镇安闲,无住无依性自宽。只此分明谁是侣,寒山樵竹与岩泉。比喻执着贪恋的心欲已全然消失,修行者的心性已化作清风,与大自然的林间翠竹,山岩清泉溶为了一体。但这还不是最高境界,因为修行者的“本我”还存在,他的物质体还存在。业根未除,就有可能旧病复发,要修得不留色相于世间才行,所以还需进行最后一步的修炼。
    第十二幅“心月图”。修炼到最后,修行者由定生慧,进入万象皆空之境界。人和牛都消失了,只剩下这轮亘古长存的皓月。这组造像我们叫它“心月图”。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心”大多数代表的是思维器官,“心月”的意思就是通过逐步的磨炼使自己的思想达到空灵如皓月,一尘不染的境界。皓月下写着:“了了了无无所了,心心心更有何心,了心心了无依止,圆昭无私耀古今,人牛不见杳无踪,明月光寒万象空,若问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丛丛。”了了了无无所了:“了”即“了悟”之意。
    这组“牧牛道场”造像取材于现实,采用了山中牧牛的表现形式,顺着山岩的自然弯曲,利用岩间的流水,刻出了牧人挥鞭赶牛、冒雨登山、吹笛击拍、攀肩谈笑、畅然酣睡;牛儿翘尾狂奔、侧耳倾听、跪地饮水、自舔其蹄这些生动逼真的形象。其别致的民间情调,抒情诗一般的艺术节奏,把人们带入了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象之中。
    第五幅“驯服”与第六幅“无碍” 第七幅“任运”
    另一幅富有生活气息的石雕就是《养鸡女》,当然也是在演绎佛教教义,是“刀般地狱”组图中的一幅。按佛教说法,吃鸡犯戒,由因果上推,则养鸡也是造成这冤孽的原由。但养鸡实在是百姓中最常见的活动,工匠于心不忍,虽把这少女刻于地狱世界中,却神态端庄美丽,十分动人。养鸡女挽高发髻,饰圆形耳花,穿尖领小袖衣,著儒裙,高腰至腹。图展现了一位勤劳健美的农妇形象,清晨刚将鸡笼掀开,鸡群争先恐后跑出,两只鸡还正在笼边争食一条蚯蚓,一派生机跃然眼底。但图上也刻着告诫:“大藏经言:佛告迦叶,一切众生养鸡者入于地狱”。
    “养鸡女”刻于南宋时期刻于重庆大足石窟的,为大足石刻第一流作品。邮电部于1988年发行了《中国石窟艺术》普通邮票一套四枚,其中第四枚是大足石刻的《宋代•养鸡女》造像图,面值20元,于1988年10月20日在北京发行
    大足“养鸡女”石刻与邮票
    小佛湾
    在圣寿寺左侧,现存造像2000余躯,有“父母恩重经”、“十大明王”、“地狱变”、“柳本尊行化”及浮雕小像等。在毗卢庵前,有三级方形石塔 1座,上两级刻释迦诸佛及赵智凤像,第 1级四周满刻经目,故名经目塔。其中有赵智凤所造新字数十个,为字书所不见。该处有宋碑 1通,刻“唐柳本尊传”,字迹部分可识,相传为赵智凤转刻于此,可考柳本尊轶事
    广大寺
    距圣寿寺里许,造像刻于广大寺外的悬崖上,为三躯半身像,头有螺髻,戴冠。龙潭摩崖造像距圣寿寺约2公里,下部一坐像,头戴笠,束带,反首仰望。另有观音菩萨等像及残题2则。松林坡距圣寿寺约1公里,摩崖龛,刻佛、菩萨等像。
    小佛湾独特的佛哺乳造像
    3、赵县宋代陀罗尼经幢
    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建造,位于赵县县城南大街与石塔路的相交路口。陀罗尼”是梵语dhāraṇī的音译,《总释陀罗尼义赞》云:“陀罗尼者梵语,唐翻名为总持义。”佛经记“陀罗尼”能净一切恶道,除一切苦难,能使信奉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烧,刀不能伤,水不能溺。”除了能满足求子、除病、长寿等欲求之外,还能随意出入一切菩萨诸佛所住天宫净土,故而“陀罗尼”为人熟悉后即广为流布。佛教传入中土后衍化为诸多宗派,如上回所说的禅宗及以及天台华严等等,其中又有真言宗,即所谓的密宗,特别重视念诵“陀罗尼”,因为“陀罗尼”已逐渐与明咒和真言混合,成为对神佛歌颂礼赞和致敬礼拜而获得庇护保佑的一种修行咒语。经幢多立于佛殿之前,因而对衬托华丽庄严的佛教建筑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其造型之美与佛塔皆在伯仲之间。从唐代起,经幢就逐渐采用多层形式,还以须弥座与仰莲承托幢身,雕刻也日趋华丽。五代至末经幢建筑发展达到鼎盛阶段,。
    赵县陀罗尼经幢为现存之宋代诸石刻经幢代表之作,也是我国现存最为高大的古代经幢。高16.44米,花岗岩石雕琢叠砌,底座有三部分:第一部分为6米见方的束腰式台基,四面皆刻火焰拱门、佛像、力士、“妇人启门”等雕饰。第二部分为八角形须弥座,上下各三层。底层的须弥座上雕盘龙,盘龙上立八盘龙须弥山,三尊坐莲伎乐天。二、三层以宝装莲辦与束腰雕作回廊建筑形式,每面以列柱分为三间,列柱有柱础、柱身和斗拱,各间分刻佛陀游四门的本生故事。峰峦中雕有庙宇、宝塔、人物、瑞兽须弥山之上,为三层逐次减小减低之八角形幢身,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幢身各节之间均置有八棱形华盖或幢檐,雕有缨络垂幔、神兽、佛像。第三部分束腰之回廊建筑以列柱分为三间,间内所雕佛陀本生雕刻。顶层幢身上为一八角亭,其上安置的桃形铜制火焰宝珠塔刹,不过宝顶经近代修葺,已非原物。
    赵县陀罗尼经幢不但形制高大,其外观已经与中国一些石塔极其相似,所以当地又俗称之“石塔”。整座石刻经幢造型俊健华丽、繁简相间的细部装饰和谐统一又富于变化,细腻的雕刻形象和华美的构图水乳交融,不愧为西方艺术与民族传统风格样式合璧造化典范。
    左:赵县宋代陀罗尼经幢铁线图
右:须弥座之上雕盘龙,盘龙上立八盘龙须弥山,峰峦中雕有庙宇、宝塔、人物、瑞兽
    4、大同观音堂十大明王石雕像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观音堂内。观音堂始建于辽代重熙六年(1037),清初毁于兵火,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刻造于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据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碑文载:“云中(大同古名)城西越十五里之遥,有观音古刹。流传原地名蛤蟆湾,怪物扰害其间,民居不宁,道路阻塞。辽重熙六年(1037)又九日忽大士现丈八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从秦万佛洞飞行水门山头,从此妖魔降灭,当地父老乃修此堂并塑观音丈六金身及四大菩萨、十大明王以祀之。”所谓“明王”,是指佛、菩萨受大日如来教令,降伏诸恶魔时而变现转化出的威猛忿怒形像。《真伪杂记》卷十三说:“明者光明义,即象智慧所谓忿怒身,以智慧力摧破烦恼业障之主,故云明王。”
    明王的名称和数目因所据佛经版本不同,以及对梵文佛典直译与汉译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主要有“八大明王”、“十大明王”之说。八大明王的实例在云南大理剑川石窟第6龛(晚唐)中可以见到;按唐达摩栖那译《大炒金刚大甘露军拿利焰髻炽盛佛顶经》所记,此窟八大明王是:降三世、六足、大笑、大轮、马头、无能胜、不动、步掷明王。又宝顶小佛湾石殿左侧前沿上间石屋外壁上亦刻有八大明王像。
    大同观音堂坐北朝南,庙分两院。沿中轴线有戏台、中门、正殿和三真殿,偏东侧的山门前有三龙琉璃照壁,龙身盘曲生动,色泽鲜丽,为明代遗物。前院右前方置钟鼓楼,正面观音殿内,保存石雕像16尊,均为辽代遗物。观音菩萨像立于正中,像高5米余,神态端庄秀丽,彩饰贴金完好无缺,甚为珍贵。两侧分列胁侍菩萨像四尊;观音像前的神台上有一尊较小的观音坐像和六尊雕像;左右两侧有护法天神像十尊,这些神像中除观音菩萨为泥塑外,其余均为石雕,其中以护法天神像十尊(十大明王)最具神采。
    大同观音堂十大明王雕像群,采用圆雕、浮雕、线刻和镶嵌相结合的手法进行雕刻,展现了辽代民间佛像雕刻的风格特点。其整体为圆雕形式,它们构图单纯、动态鲜明,每尊明王像正面及头部雕刻细致,背部雕刻简单,其中的面部雕刻最为精彩。每尊四大天王雕像五官雕刻清晰生动,面部表情真实,眼、鼻、嘴、舌、牙及面部结构细腻。服饰雕刻较为概括,从现存的雕像上可见其服饰规整的雕刻特点。明王雕像的腿脚部位雕刻略显放松,由于腿脚处的包泥部分已脱落,现可清晰的看到刀刻的痕迹。浮雕按表现的强弱立体度可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大同观音堂明王雕像群高浮雕主要表现在每尊雕像的发饰雕刻上,除大笑明王外,其余7尊明王的发饰呈火焰状高高隆起,形成强烈的立体视觉感。浅浮雕与高浮雕相比立体效果较弱,每尊雕像所着的天衣、巾带、裙和裤都用浅浮雕的手法进行表现。从雕像上看,有衣服包裹身体的感觉,体现出雕像着装轻薄的质感。在石雕上运用镶嵌手法,主要用于雕像眼睛的表现,起“画龙点睛”作用。
    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和四大天王雕刻为民间雕塑艺术,其雕像特点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习俗紧密联系。辽代是以契丹族为主要统治民族的政权,八大明王雕像采用契丹族男子的髡发发式进行雕刻,以竖起的发型表现菩萨的愤怒象形。契丹族原以渔猎为生,为了保暖隔潮,他们的服装以袍式为主。观音堂八大明王下身着裙,与契丹袍的造型有相似之处。随着契丹族与汉族的接触,以捕鱼、狩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契丹族变为从事畜牧业,契丹人为了保暖在腰间系带,为了便于骑马喜穿靴。观音堂八大明王,虽未着靴,但从未过膝的裤与腿脚裸露部分可以想到契丹人靴的长度。八大明王雕像特征与契丹人的外貌特征基本相同,从而体现了八大明王雕像的写实性特点。
    大同观音堂十大明王彩绘特点与距它几公里远的云冈石窟第五、六、七、八等窟的彩绘雕像在手法上有相似之处。从现存雕像的面部及上肢彩绘脱落处可以看到,这八尊雕像均为细沙岩石雕刻。面部和上身雕刻细腻,刀痕较少; 下身,尤其腿部雕刻粗狂,刀痕清晰。雕像包泥较薄,手法细腻,五官及手指等细致部分清晰可见。
     观音殿西侧由北向南第一尊无能胜明王雕像,身体比例为 1:5,雕像最宽处位于头部两侧。第二臂左右两手持斧,斧举于明王身体右侧,由于左脚向左侧伸,将身体的重心进行了很好的调整,整个雕像左右平衡。
    观音殿东侧由北向南第二尊四大天王石雕像,身体比例为 1:6,雕像身体直立,左右对称,身体重心落于两脚。
    观音殿西侧由北向南第二尊大威德明王雕像与大笑明王雕像整体结构基本相同,但大威德明王头顶上有竖起的怒发,身体比例为 1:5,头部高度高于大笑明王头部。由于该明王每手位置低于腰部,手中各持法器,使得身体重心因手中的重量感而下移,而右侧第一臂手中持有戟,戟头部分面积较大,又将整个身体重心作了很好的调整。
    观音殿东侧由北向南第三尊大轮明王雕像,身体比例为 1:5.5,雕像最宽处为剑尖和金刚杵头之间的部分。整个造像左右平衡,上下协调。
    观音殿西侧由北向南第三尊不动明王雕像,身体比例为 1:4.5,左腿向左侧伸,整个雕像上下稳定,左右协调。观音殿东侧由北向南第四尊降三世明王雕像,身体比例为 1:4,整个雕像大致分为三部分,肩部以上的部分、肩至腰的部分和腰部以下的部分,所占空间比例基本相同,身体左右平衡。
    观音殿西侧由北向南第四尊步掷明王雕像,身体比例为 1:5,整个身体上下协调,结构合理。
    观音堂八大明王雕像身体所绘的颜色与《大妙金刚经》中描绘的八大明王造像在色彩上基本接近,但服饰的色彩则以灰绿、灰蓝、赭黄等几种色调为主,这也与契丹人的服饰颜色有相通之处。每尊雕像的背部及腿部彩绘几乎完全脱落,从现存的彩绘部分可以看到彩绘的手法以平涂为主,色彩均匀、鲜亮。胡须以单线勾勒,体现了中国画中白描的特点。
    左: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八大明王石刻
右:大同观音堂十大明王石雕像
    5、黄陵县吕村(西峪村)北宋万佛洞造像
    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西四公里古道旁之吕村山坳。开凿于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至徽宗政和五年(1115),历时二十三年。明清两代数次扩建。
    万佛洞寺庙大致形成于宋代,当时与西夏连年征战,晚唐诗人陈陶在《陇西行》的诗句里就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描述,就是指米脂及以北一带。人民为避于战争,利用其险要的地势,自然洞穴凿窟避难,现仍留有栈道圆孔数十;无定河两岸随处可见的烽火台足以证明当年战争的频繁。避难的人数多了,凿开的洞穴有的便供上了保护神,期望神灵保佑平安,久之逐渐形成寺庙。初名万福洞,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大雄宝殿佛像雕刻近万,又名万佛洞,渐成佛教圣地”。
    洞窟型制为方形顶,宽8.5米、深8.7米。现存石窟由迦蓝护法殿(大雄宝殿)九天圣母洞、无量寿佛殿、观音阁、白衣洞、灵王洞、地藏菩萨殿、福禄寿神殿、三星殿以及孙氏坐化娘娘庙洞等22个石窟组成22处且深浅不一,或独居耸壁或洞穴相通,是陕北罕见的一组摩崖石窟,造像手法简练,大胆使用线刻。其中的千手眼观音像 、日月光菩萨 、高3米多的药师佛像等,格外精彩。
    大雄宝殿当数万佛洞石窟中最大的殿堂了,高距离地30米,进深11.7米,宽10.24米,洞高4.62米,正中的如来佛像高3.7米,说法变场面宏大,释迦坐莲座上,莲座由一高大的方台承托,众弟子围拢在台下听法。此种说法变式样为其它石窟所未见。周围石壁和巨型方柱雕刻佛像近万。窟顶有浮雕神龙、仙狮、福麒、天马和八卦,花卉藻井图案。
    黄陵县吕村万佛洞释迦说法雕像
    6、子长县北钟山石窟
    陕西北钟山石窟位于今陕北安定县东北一公里的北钟山麓,依山凿洞而成。原名万佛崖、万佛寺、石宫寺、普济禅寺等。创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元明清均加重修。历史上古塔林立,寺院延绵,古建成群,占地三百六十垧、僧众五百多,是中国西北佛教传播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宋代雕刻保存至今,留有宋人发愿文和雕刻家姓名。雕刻手法精致。一九八八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钟山周围皆石窟洞。石窟规模宏伟,气势壮,。目前保留完好的五处石窟(其余的因地理位置低、被泥沙埋没)中,最完整的是三号窟,窟内有大小佛像万余尊,人称为“万佛岩”。其主洞宽16.9米、深10米、高9.5米,形制为长方形平顶,前开3洞,洞中央是接顶连地的8根方形石柱,前后互相对称,横列2排,中央基坛为8根方柱相连。坛上并列坐佛3尊,身旁各有二弟子二菩萨。坛前面为骑象文殊和骑象普贤。主尊前右侧一坐势菩萨,胸腹袒露,上挂璎珞,身披贴体天衣,彩带飘扬,长圆脸、高鼻梁、小口,双目微闭下视。高发髻以彩带结花,长发披散肩后,俨然一副贵妇仪态,妩媚动人。三尊坐佛的对面为观音坐像,坛基的前壁下方,雕有十六罗汉的雕像。雕刻多以佛传故事为主。石窟内的造像,造型逼真传神,工艺精细、形象各异、栩栩如生、排列紧凑、场面富丽。其泥金彩绘虽历经上千年,色泽仍鲜明如初。而最为人称道的是所有造像都是就地雕刻而成,与石窟浑然一体,紧密相连, 它不但继承了唐代雕刻丰满圆润的写实风格,而且在造型上更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是中国雕刻艺术的一大飞跃,成为中国北宋石雕艺术的代表作。
    钟山石窟内还保留完好的数十通碑、碣题记,既是书法佳作,也为研究考证钟山提供了佐证。同时,钟山石窟现存的山门、牌坊、萧寺宫、七级密檐式砖塔、惠善法师浮图,松岩法师浮图塔,以及塔林、地宫、石崖墓群、禅室、禅院等,也都有很高的艺术和科学考察价值。可以说,钟山石窟是人们研究千余年来历朝历代宗教史、民俗风情、彩绘工艺、衣着装饰与雕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重要史料。
    子长县北钟山三号窟释迦佛坐像
    7、安岳县毗庐洞宋代佛雕
    位于四川安岳县城东南二华里的云居山上。其中宋刻“西方三圣”最为壮观,保存完好。佛高5米余。中为阿弥陀佛(观无量寿佛),左为观世音菩萨,右为大势至菩萨。三尊雕像面庞丰满,神态安详,体型匀称。据今存大像旁《普州真相院观音像碑记》,三尊像初创于北宋徽宗元符二年(1099),竣工于大观元年(1107),历时八年。
    毗庐洞内“柳本尊十炼图”,形象个性鲜明,为宋代雕刻精品。
    左:大足宝顶山“柳本尊十炼图”
 
右:安岳县毗庐洞“柳本尊十炼图”
    柳本尊名居直。不知父母,是由嘉州(今四川乐山)的一名官吏收养的。养父死后,以柳为姓氏。 传说是因为当年乐山城北有一棵大柳树,那柳树长的一个大疫瘤逐年长大,后来那瘪瘪裂开,生出一个婴儿。被嘉州地方官收养,出家前名居直;出家后,前往弥牟、广汉、成都、新津等地设教坛,弘扬密教,专持大轮五部密咒,苦修炼,成正果,为信徒、弟子鼓吹得神乎其神,成为贤圣祖师。大足宝顶山石刻创造者赵智凤为柳的传人,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出家情况、人生道路、追随的地方宗教等,与柳本尊相近,终于成,于是在宝顶山建造了“柳本尊十炼图”还留下柳氏传碑1通。安岳毗庐洞内“柳本尊十炼图”亦源于此。
    毗庐洞右边的“观音堂”,有一尊高约290厘米的观音雕像,头戴花冠,胸腹袒露,挂璎珞,身披短袖透体天衣,跷脚坐于莲花座上,赤足踏莲花,长圆面庞,双眉细长形如弯月,高鼻梁,小口微闭,双目下视。很是精美。
    四川安岳毗庐洞精美石雕水月观音
    8、麦积山石窟
    有关麦积山石窟见前面的介绍,这里只介绍宋代部分。
    宋代是麦积山石窟艺术发展最后一个极盛期,虽然当时天水处于宋金交战前沿,战火烽起,但佛事活动并未停滞,北宋尚在麦积山瑞应寺出了一位云门宗第五祖圆通禅师秀铁壁,为麦积山造像贡献颇多。宋代麦积山造像艺术更加重视写实性与世俗化,并且出现了前代没有的艺术形象,如水月观音(58窟)白衣观音(165窟)邈真僧像(50窟)使麦积山石窟的佛教艺术内容大为增加。此期窟的释迦瑞像衣饰处理表现极强质感,造型传神,充满无相无住的大关怀,艺术表现手法超越前朝,自成一格。窟供养人生动传神,表情自然,为同期宋塑中的艺术珍品。4、43等窟的金刚力士、造型夸张,威猛刚毅中又有戏剧化的夸张处理手法无论对于解剖的精熟,或是气度的把握都对后世造像产生了标准化的影响。43、165、58等窟的菩萨造像温婉可亲,神态祥和,衣饰华美,装饰繁复。
    麦积山第43窟的金刚力士造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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