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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文研究 苏俄对中国古代诗词研究要比小说迟。俄罗斯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无论是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或是日韩等东方国家相较，都显得不够。不但俄译本少，而且无论那个时段，都有很多重要作家和诗文在研究上是空白。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诗经》、《楚辞》、《汉乐府》、陶渊明、曹植，相反对唐诗的兴趣并不大，中晚唐作家作品、唐宋古文运动都无人问津。还不如对宋初诗人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以及《花间集》的研究，明清诗词更是很少触及。至于中国诗歌发展史、韵律研究以及诗歌意境和表现技巧研究，更几乎无人问津，这可能也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简约、意境含蓄、格律严谨有关。至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韵律研究以及诗歌意境和表现技巧研究，更是空白。 苏俄最早的中国古典诗歌俄译本是1923年出版的《唐诗选》，由俄罗斯汉学家Ju.K.Shchjutskij从《古唐诗和解》中并参照一些日本的唐诗选本选译的。作者选取了五十多位唐代诗人，把诗分为“自然与我”、“离开自然”、“友人”、“在异乡”、“失宠”、“妻子”、“在庙宇”、“古咏”、“高龄”等九类，并认为这是“中国古诗中最重要的题目”。他的老师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为这个选本写了篇序言，主要谈中国诗歌的翻译问题，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法译本以及俄罗斯从英、法文的转译本，认为不准确、不可靠，应该直接从中文翻译。阿列克谢耶夫还为每一类诗都写了个虽短但较为深刻的引言，介绍这类诗题的特点。 从1923年以后二、三十年间，苏联没有出版过中国古典诗歌集。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以后，中苏进入蜜月期，中国古典诗词才开始大量在苏联出版。1949年著名汉学家艾德林出版了他编译的白居易绝句和一些新乐府诗，1954、1958、1965和1978年又分别出版了白居易诗选的增订本，1965年出版了《陶渊明诗选》。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以说是苏联读者对中国古典诗歌兴趣最浓的时期。有的诗人自己不会中文，就请汉学家们先一行一行译成俄文，然后再加工成俄文诗，如列宁格勒诗人A.Gitovich就这样翻译了李白（1956年出版）、杜甫（1962年出版）和 王维（1959年出版）的诗集。另一位诗人A.Steinberg也在1979年用这种方法翻译了《王维诗集》。世界著名的女诗人 A.Akhmatova也用此法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和李白的诗歌。与此同时，汉学家们翻译的《李清照词选》、《辛弃疾词选》、《曹植诗歌》以及陆游、苏轼、高启的诗歌也在五十年代后陆续出版。最近，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中心出版了由斯米尔诺夫翻译的《明代诗歌选》（2000）。至于散文，1779年俄罗斯著名作家维辛斯基从法文转译了《小戴礼记》中的《大学》篇，发表在《学术新闻》杂志上，这是最早被译介到俄国的中国先秦散文。另外，则仅见司马迁的《史记》、韩愈柳宗元和陆游少数几个作家的作品选本，如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的《司马迁<史记>》（科学出版社1977），帕纳秀克《司马迁文选》（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索科洛娃《韩愈柳宗元文选》（文艺出版社1979），谢列布里亚可夫《陆游<入蜀记>》（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68）。另外就是几种散文选，如阿列克谢耶夫《中国古典散文（科学出版社1959），《中国古代诗歌与散文》（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1979）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籍在国外广为传播。以苏联为最多。迄今已译成俄文出单行本的有:《管子》(施泰因译并注,1959)、《周易》(休茨基译,1960)、《孙子兵法》(康拉德译并注,1950)、《战国策》(克•瓦西里耶夫译并注,1968)、《商君书》(佩列洛莫夫译并注,1968)、《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论者,辩证法家(列子、杨朱、庄子)》、(波兹涅耶娃编译,1967)、《论语》(西门年科选译,1989)等。另外,佩列洛莫夫还有研究儒学的专著《孔子:生平、学说、命运》(1993)。此外,由司徒卢威和列德尔编选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中还收入由波兹涅耶娃所译的《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列子》等书;虽然都是摘选片段,但却是在俄国第一次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让那里的读者初次了解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东欧国家的汉学家中有人甚至间接从俄文译本来阅读这些中国文化典籍。波兹涅耶娃(1908-1974)出自汉学世家,本人精通古汉语,在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造诣很深,1944年起长期在莫斯科大学担任教员、教授,对于传播中国文化贡献极大。苏联译介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重点是《史记》。迄今已出过两种单行本:一是《司马迁文选》,帕纳秀克译,1950年出版;一是《史记》两卷本,维亚特金和塔斯金合译,两卷先后于1972年和1975年出版。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克罗尔(生于1931年)还写出论《史记》及其作者的专著《司马迁——历史学家》(1970)。同时,苏联还有下列书籍的节译发表:《淮南子》、《盐铁论》、《汉书》和《韩非子》。分别见于《古代世界史文选》(司徒卢威编,1950)和《远东诗歌与散文》(1973)。 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主要集中在《诗经》、《楚辞》、《汉乐府》、陶渊明、曹植，唐诗中的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宋初诗人王禹偁、梅尧臣、苏舜钦以及词集《花间集》等一些作家作品，下面予以分论。 1、《诗经》研究 最早将《诗经》介绍到俄罗斯的是西维诺夫，他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著名的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使团第十届使团的修士祭司。1855年他完成《诗经》的俄译稿，共386页。第二位翻译者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B.Л瓦西里耶夫院士，他是第十二届传教使团的成员，也是译稿，现保存在前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他认为《诗经》是一部民歌集，反对儒家解经所附着的政治寓意。1880年，他还在其专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中第一次对《诗经》展开研究。认为其中的《国风》是研究古代世界非常重要的材料。他写道：“我们手上的这些歌，既保存了当地的天才，中国人民的天才，又证明了过去的中国人同其他人一样，欲望和缺点很相近。在可爱的教师没有把他们教育成伪君子之前，他们曾经比较坦率。我们在这里既可看到情歌：想出嫁姑娘的歌；迷上自己女友的情人的歌；安排幽会；被抛弃的妻子的怨歌；离别的夫妇、情人、亲眷更为哀怨的歌。同时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哀怨也反映了社会政治的环境情况”。瓦西里耶夫还注意到：《诗经》虽出自当时不同的诸侯国，但他们的题目是同样的，各种题材有各种说法，“这是注释家们完全忽略掉的意见”，并由此指出研究中国现代民歌以及各地区特征的重要性。这个问题的前瞻性，中国学者到1919年“五四”以后才注意到。 他在1882年又编选了《中国文选》，其中翻译了《诗经》“国风”中的全部作品，并首次对其诗旨重新作出解读，认为它们是真正的民歌，反对“毛诗序”的“君子之德”等附会之说。在俄罗斯学者中，研究《诗经》的开创者是上面提及的瓦西里耶夫。苏联时期成就最突出的则是H•费德林。费德林的《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58）是苏俄首部研究诗经的专著，也代表着苏联汉学家研究诗经的最高成就。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书中吸收了理雅各、顾塞芬、韦利、高本汉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从对儒家解经的观点批判来看，他也很熟习中国学者的观点。直到三十年后的1985年，圣•彼得堡大学的E.A.Serebrjakov教授才写出另一篇专论，讨论儒家如何解读诗经中的情歌，研究“儒家怎样利用诗经来讨论君王与他的妻子应具备那些品德，夫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等，又回到了毛诗序的观点。 2、《楚辞》研究 《楚辞》也是H•费德林的研究对象。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工作时就师从郭沫若，开始研究《楚辞》，1943年以《屈原研究》获博士学位。但其间中断，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6年，才出版一本一百多页介绍屈原的小册子《屈原•他的时代背景•创作根源及其它问题》。书中对屈原作品进行了一般性分析。1969年，彼得堡大学的E.A.Serebrjakov教授发表长篇论文《论屈原和楚辞》，论文中较为详尽的分析与介绍了屈原以及宋玉等其它楚国诗人的作品。他观察的角度不同于中国学者，例如，他认为屈原善于利用植物形象来抒发情感，对植物性质特别敏感，但有时同样的植物形象在不同的诗里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兰花）；屈原诗中人物的伦理品行与人物美丑有关，无原则的阴险之人面貌一定很丑；《离骚》中历史人物的名字起较大的作用，这些古代人物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代明君，如尧、舜、禹、汤，第二类是昏君，如桀、纣等，第三类是原来无闻天才之人，后来担任君主的大臣，如吕望、傅说等，每个人的名字也与固定的品行和行为有关。 1994年，M.Kravtsova博士的专著《古代中国诗歌研究》在圣彼得堡出版，它不同于B.Л瓦西里耶夫院士《中国文选》，也不同于E.A.Serebrjakov教授的《论屈原和楚辞》，他们着重于评介，《古代中国诗歌研究》则完全是文化学的研究。她认为要理解中国诗歌，就要深入研究古代信仰、宇宙观、国家制度等问题，特别要注意古代文化的特征。专著中的《楚辞》研究部分注重楚人的信仰，特别是“神秘之游”。她认为《离骚》充满神秘之游的描述，“《离骚》主人公乘神车而游行，这细节与一般的萨满游行不同，萨满或骑鸟及野兽，或不用什么坐骑，但从来不乘车”。作者推测《离骚》中的主人公乘的车与中国神话载日之车可能有些关系，因此，她又很仔细的分析中国古代日崇拜及与日有关的神话概念，如扶桑木、若木、后羿射日等。作者还以《离骚》中的神秘之游为起点，向下探寻汉赋中“远游”之传统，直至“游仙诗”。书中还附录了从《诗经》、《楚辞》到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皆是作者重新译出。 3、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主要研究对象是汉乐府、曹植、阮籍和陶渊明。 在苏俄最早研究汉乐府的是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李谢维奇。李于1932年出生于莫斯科，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5年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关系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1956年至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附属东方语学院任教，1963年起为东方研究所的研究员。李谢维奇从1960年开始研究乐府，1969年出版专著《中国古代诗歌与民歌（汉代乐府）》。在这部专著中，作者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如他认为“乐府”不是一个体裁，而是一组体裁，包括“抒情歌词”、 “谣” 和“叙事诗”。作者认为“谣”与当代社会有密切联系。儒家说“谣”表现天命，李谢维奇则认为表现的是人民的命（民意）。作者认为乐府中真正的叙事诗很少，也不是汉代的作品，如《焦仲卿妻》。大部分都是一些片断作品，情节不完整，有些作品位于叙事诗与抒情诗边缘上，如《孤儿行》。作者认为某些歌如《击壌歌》是古代说唱的片断，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另一位学者瓦赫金亦长期从事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曾以研究南北朝乐府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他在1959年出版的《乐府•中国古代诗歌选》俄译本中，共译介了汉魏南北朝乐府诗345首，（其中汉乐府50首，南北朝乐府295首）。作者在这个俄译本的“前言”中介绍了乐府诗的产生背景、社会价值和乐府诗的若干特征，指出：“中国诗歌和音乐的血缘关系正是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产生的”。并指出：“乐府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乐府为包括唐王朝统治时期在内的中国诗歌繁荣作了准备，乐府仿佛是架设在著名的《诗经》和唐朝泰斗诗歌之间的一座桥梁”。 B•瓦赫金，首次将汉乐府译成俄文，并对汉代乐府民歌的源流、体裁特征和思想价值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于建安文学，仅限于对曹植的研究。Cherkasskij(车连义)1963年出版《曹植诗歌研究》 。同苏联其它学者一样，作者较注意文人作品同民歌的关系，明确提出研究的宗旨就是找出曹植诗歌同民间诗歌的关联。文章还指出曹植诗歌渗透着矛盾的思想：渴望有所作为时，却代之以忧愁的沉思；追求英雄业绩时，却发出凄凉的叹息。激动与愁怅、渴望行动却无法满足，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情感要素。车连义还指出，曹植诗歌创作与他的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世界观中既有儒学的因素也有道家因素。作者认为曹植从道家思想中主要汲取它的奇幻思想，而不是它的哲学基础。文章还研究了曹植对五言诗的革新，并认为曹植对诗的开头和结尾特别注意，而这些诗句是最重要的。 д•切尔卡斯基在《曹植的诗》（1963）这部专著中，着力探讨曹植诗歌同民间文学的关系，也阐释了诗人的创作道路、诗歌创新特质及其审美价值，还很注意对2—3世纪文学的整体分析。 关于正始文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阮籍。V.Mal.javin（马连文）在1978年出版专著《阮籍》。 这部专著的特色是注意到同时代人以及历史家著作中阮籍的不同形象。作者指出：《晋书》中阮籍的形象是矛盾的，相当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不乏心理深度。作者还认为，在阮籍的抒情诗中“感情和大自然充满不安的无定性与凄凉的欢愉——这就是阮籍抒情诗令人惊诧的定义”。马连文还注意到阮籍诗中的大同主题，认为这必须分析阮籍的音乐观，因为“音乐是大同理想的体现者”。 相对而言，陶渊明的研究要充分一些。前苏联汉学家瓦西里•米哈依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在1916年出版的《司空图及其诗品>》中第一次提到陶渊明，称陶为“自觉的平民化伟大诗人，他第一个把诗歌从宫廷关系和长期压在中国诗人肩上的社会与信仰的等级观念重荷中解放出来”，并认为陶“在中国诗歌中起到了我国普希金的作用”。继承阿列克谢耶夫开创的传统，在陶渊明研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其艾德林。他翻译了两部陶渊明诗歌集：《陶渊明抒情诗集》（文艺出版社1964）和《陶渊明诗歌集》（1972）。1969年以《陶渊明及其诗歌》获博士学位。这部博士论文与一般的写法不同：一部分是翻译，一部分是研究。在译文中，艾德林利用了中国一切传统的注释，证据充实可靠，没有许多西方译者常犯的错误和主观性” 。他认为“陶渊明是继屈原以后独树一帜的诗人，而对于崇尚传统、诗人在创作上往往酷似兄弟的中国来说，其意义是尤为重大的”。作者认为陶渊明的独特就在于他善于在平凡中寻找伟大：“他的手不去触摸天空中转瞬即逝的彗星，而是平静地握着锄把”。因此“陶渊明在中国诗歌一经出现，便要求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并改变了人们对诗歌的看法，因为生活的本身已成为诗歌所描写的对象”。这部论著的研究部分最有价值之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探讨陶渊明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作者依据陶渊明的《形神影三首》，认为陶渊明怀疑赤松子和王子乔的长生不老从儒学出发，批判佛道对身体和灵魂的看法。二是陶渊明对道德与贫苦的看法。艾德林不同意朱熹所说的陶渊明思想基础是庄子和列子，或是有人认为的儒家思想，他认为陶渊明的世界观是较为复杂的。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女汉学家玛丽娜•克拉芙佐娃的新作《永明诗歌》最近由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该书完成于1986年,由于出版社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版。现在经过15年尘封之后,终于面世,不能不说是严肃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再度复兴的征兆。该书重点研究了沈约、谢脁、王融、萧衍的生平与创作,旁及“竟陵八友”等南齐永明诗人的作品。探讨了永明诗歌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其题材、主题与形象,分析了永明时代的山水诗、应制诗、爱情诗和友谊诗,并论述了“永明声病说”等与诗歌韵律有关理论和创作实践问题。其成果不仅填补了俄罗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一项空白,就是在中国，也算是革故鼎新之作。 4、唐诗研究 苏联对唐诗的翻译是比较充分的。十月革命后,著名汉学家阿翰林即倡议对中国诗歌进行研究。他在1920年制定了一个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宏大规划,其中重点之一是唐诗。唐诗俄译本在苏联最流行的有两种。一种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诗集(唐诗)》,由费德林编选;另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集》第二卷(唐诗),由郭沫若和费德林编选。两书的出版者均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印数均为35,000册。二者都选入许多诗人的名篇,是反映面最广的唐诗俄译本。在70、80年代又出过几种有关唐诗的合集:艾德林译《中国古典诗集》(1978),斯米尔诺夫编《中国八至十四世纪抒情诗集(王维、苏轼、关汉卿、高启)(1979),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三至十四世纪写景诗集》(1984)。此外,还出过唐朝几位大诗人的个人诗集。有《李白抒情诗选》(1956和1959年各一种,均为吉托维奇译),《杜甫抒情诗集》两种(阿赫马托娃和吉托维奇译的各一种,均为1967年出版),《王维诗集》(1959年和1979年各一种,分别为吉托维奇和苏霍鲁科夫所译)。还有《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1960年)。白居易的诗集多达6种(均为艾德林译)。1949年出版的艾德林的《白居易绝句集》是兼有翻译和研究的性质。他写的长篇序言《白居易》(载于1978年本)对诗人的思想和创作做了全面的分析。论唐诗的专著迄今已出版4部。即女汉学家费什曼的《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列宁格勒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杜甫评传》、达革丹诺夫的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和别仁的《杜甫传》。苏联当代研究者对唐诗成就的论述,以老汉学家费德林最具代表性。 俄罗斯学者研究唐诗的并不多，研究对象也局限在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少数几个诗人身上，但也多是介绍性的论文和小册子。如俄罗斯汉学家Ju.K.Shchjutskij编选了《唐诗选》，但并无唐诗方面的专论和专著。他的老师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耶夫早在1911年就发表了评注李白山水诗的文章，1923年又为《唐诗选》写序，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关于唐诗方面的专著。这种情况无独有偶，艾德林一生翻译研究白居易作品，编选过几种白居易诗选，也写过一些白居易诗选的序言，但就是没有研究白居易的专著。倒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O•菲什曼教授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李白的，题为《欧洲对李白的研究》，1958年又出版过一本叫做《李白：生平与创作》的小册子。阿列克谢耶夫的另一个弟子、彼得堡大学的B•谢列布里亚可夫教授写过一本《杜甫评传》。关于王维研究，艾德林的弟子G.Dagdanov在1984年出版过一本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宗思想》。这部专著试图研究王维同佛教徒的联系，作者认为王维是唐代唯一在庙里受到教育的中国大诗人。王维从禅宗里看到了创作上的自我表现、精神上寻求完善的新的可能性。王维一生的全部创作都在努力寻找禅、诗、画之间的和谐。G.Dagdanov在1991年还出版过一部研究孟浩然的专著《中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孟浩然》。另外，E.Sukhorukov还发表过《评俄译王维诗》、《王维周围的诗人》和《王维诗中的社会批评》等论文。关于白居易，艾德林在1946年翻译出版了《白居易四行诗》（国家文学出版社），这是俄国首先对白居易诗歌进行翻译和研究的一本译著，著作中强调白居易的主要品格就是他那种平凡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白居易诗集》、《白居易抒情诗集》。每部译文集都有译者写的序言或后记，介绍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情况。 翻译唐代的诗集也多是上述几位，如吉托维奇译的《李白抒情诗选》（国家文学出版社1957）、《杜甫诗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杜甫抒情诗集》（文艺出版社1967）、《王维诗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前面附有B•克里夫佐夫领衔的论文《论王维的诗歌》）；苏霍鲁科夫《王维诗集》（文艺出版社1979）；A•基托维奇翻译《唐诗三人集》（李白、杜甫、白居易）（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艾德林《白居易绝句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49）、《白居易绝句集》（补充版）（国家文学出版社1951）、《白居易诗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白居易抒情诗集》（文艺出版社1965），Л•缅什科夫翻译的王维、李白、高适、张继等人的诗作。 新俄罗斯时代也有少量的唐诗研究论著问世，如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教研室副教授A•Г•斯塔拉茹克(汉名索嘉威)的学术专著《元稹———唐代诗人的生活与创作》（圣•彼得堡“结晶”出版社2001）等。 5、宋代诗文研究 彼得堡大学的谢列布里亚可夫教授在1968年翻译出版了陆游的《入蜀记》，1973年完成并出版了博士论文《陆游生平与创作》。这是本关于陆游的详尽传记，并从早期开始，系统地考察了陆游的巨大的诗歌遗产。谢氏特别强调陆游的爱国主义，很多方面受到儒家思想的局限。谢氏还写过不少篇关于陆游的单篇论文。谢氏还在1979年出版过一本词学专著：《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词》，这也是俄罗斯唯一的一本词学专著。前苏联学者巴斯马诺夫还分别翻译和介绍过宋代两位词人李清照和辛弃疾。在书前序言中指出：李清照的作品之所以被广泛传颂的原因在于感情的真实、抒情的强烈和蕴涵的音乐性融为一体，并与生动的形象和完美的形式相结合。巴斯马诺夫高度评价李清照的文学地位，将中国这位女词人比作古希腊伟大的女性主义诗人萨福：“继‘柔美的萨福’以后，不仅中国，而且世界的古代和中世纪的诗歌恐怕都不曾有过一位女性可以和李清照相比”。 对于辛弃疾，巴斯马诺夫在《辛弃疾诗词集》的序言“辛弃疾的生活与创作”中认为辛词的价值在于：他率先克服了同时代人仅用词描写风景，抒发儿女私情的局限性，把词作为与女真及投降派斗争的有力武器。 E•谢列勃里亚科夫是苏联为数不多的宋代文学研究者之一，他的《陆游<入蜀记>：翻译、评论和跋》，用俄文第一次全译了陆游的《入蜀记》，并首次在海外全面介绍了陆游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在此之前，只有澳大利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陆游——炼丹术士》，把陆游说成是炼丹士），另外也介绍了中国中世纪文学日记体的独特风格。他在另一本学术专著《陆游：生平与创作》（1973）中进一步探讨了陆游的思想构成因素和来源。作者认为：陆游的世界观中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成分，儒家、道家和佛学禅宗以及王安石的革新主张对陆游思想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宋代诗歌翻译方面，有五十年代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诗集》四卷本，《辛弃疾词》（1961），李清照《漱玉词》，中国古典诗集《梅花盛开》，内中选编了李白、白居易、温庭筠、李煜、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秦观、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上面均分别有E•谢列勃里亚科夫撰写的序言和评论。俄罗斯学者翻译出版的宋代文学作品还有有：《宋代诗歌》（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戈鲁别夫《苏东坡诗词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75），巴斯马诺夫《李清照<漱玉词>》（文艺出版社1970）、《辛弃疾诗词集》（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等。 苏联的宋词研究，唯一出专著的是彼得堡大学教授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中国十至十一世纪的诗作•诗和词》(1979)。它系统阐释“词”这种体裁的形成与发展、词区别于诗的特点以及词和诗在韵律上的差别。实际上是一部从晚唐到宋代的词史。书中着重分析了温庭筠、韦庄、李、李煜、欧阳修、梅尧臣等唐宋词人的词作。苏联的宋词翻译,最早的有巴斯曼诺夫译《辛弃疾诗词集》(1959)和李清照《漱玉词》(1970)。后来还有戈鲁别夫译《苏东坡诗词集》(1975)。入选词人最多,作品相对集中的一本集子是《梅花开(中国历代词选)》(1979),巴斯曼诺夫译。入选的词人有19位。 阿列克谢耶夫弟子B•彼特罗夫的文学研究后来转向十九世纪中国文学，发表有《关于十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问题》（1977）等论文。 （三）戏曲研究 俄罗斯的中国古典戏剧研究早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759年俄罗斯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苏玛罗科夫将元人杂剧《赵氏孤儿》的片断译成俄文，名为《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苏俄读者最早接触的中国古典戏剧，是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一个署名И•КР的俄罗斯学者从英国人汤斯东的英译本《异域录》中转译过来的，题目叫《学者之女雪恨记》，刊登在1829年《雅典娜神庙》杂志上。第一个中文俄译本则在十年以后，一个署名“十级通事拉祖姆尼克•阿尔塔莫夫（之子）•巴依巴科夫”的俄罗斯人将元人作家郑德辉的杂剧《邹梅香翰林风月》翻译成俄文刊登在彼得堡一家有名的刊物上，题名《樊素，或善骗的使女》 。 1880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В.Л瓦西里耶夫院士在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第一次提供了中国古典戏剧研究简略资料，并对中国古典戏剧的创作历史进行了探讨，而且不同于传统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剧场不是传统所说的唐明皇的梨园，而是产生于隋代，因为“具有科白和唱词而可以称之为戏剧的作品，从隋代起就流传于民间。而官方得知民间的创造，总是为时较晚的” 。另外，他还推测中国戏剧可能受印度梵剧的影响，这比郑振铎等人的推断要早五十多年。在《纲要》中他还把《西厢记》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的代表加以分析和推介，认为这个剧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精巧工丽的语言，也在于它的关目、曲辞以及整个剧本的主旨，“如果撇开语言不谈，单拿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再加上台词和曲辞，即使全欧洲恐怕耶找不出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1887年（光绪十三年）奉派赴俄考察的户部主事缪佑孙，在他的《俄游汇编》（卷八）中就提到他所看到的中国古籍俄译本就有《古文尚书》、《孝经》、《三字经》和“杂小曲”。 苏俄关于中国古典戏剧研究的专论是列宁格勒大学的Б.Α 瓦西里耶夫（王希礼）教授在1929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戏剧》。在这篇长篇专论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戏剧的种种特点、角色行当、年谱、服装、身段、剧场等戏剧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国戏曲发展史时，已参照了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在《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中的观点。作者还翻译了《空城计》放在书后作为附录。 1935年，作者又发表《中国历史上的优伶英雄》，该文对中国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名伶，从战国时代的优孟到宋代的伶人，都有辑录和评论，类似钟嗣成的《录鬼簿》。 1958年是苏俄的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前苏联的中国戏曲研究至此才呈现规模化和系统化。按照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世界各国在这一年要开展纪念中国元代的伟大剧作家关汉卿的活动， 苏联时期的研究文字就更多了。重要的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优伶英雄》(《中国文学》文集1978)。比较集中的是1958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纪念关汉卿创作七百周年的著述:费德林的小册子《关汉卿——伟大的中国剧作家》,艾德林的文章《关汉卿》(《文学报》1958年6月19日),索罗金的文章《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苏联文学》1958年第2期)。还有晚些时候谢曼诺夫的文章《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4期)。东方学家康拉德也有若干论述(见《文著选•中国学》,1977)。也是在这个纪念活动中,发表了直接译自关汉卿中文原作的两种俄译,一是《窦娥冤》,索罗金译并序,载《外国文学》1958年第9期;一是《救风尘》,谢曼诺夫和雅罗斯拉夫采夫译,见《东方文集》1958年第2集。两种均为节译。俄国汉学家孟列夫写的专著《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1959)主要谈中国解放后的戏曲改革,但书中也涉及古典戏曲,如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夜雨》等元剧。孟列夫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俄文书名为《西厢记,崔莺莺待月西厢》(文学出版 苏联时期的研究文字就更多了。重要的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优伶英雄》(《中国文学》文集1978)。比较集中的是1958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纪念关汉卿创作七百周年的著述:费德林的小册子《关汉卿——伟大的中国剧作家》,艾德林的文章《关汉卿》(《文学报》1958年6月19日),索罗金的文章《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苏联文学》1958年第2期)。还有晚些时候谢曼诺夫的文章《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4期)。东方学家康拉德也有若干论述(见《文著选•中国学》,1977)。也是在这个纪念活动中,发表了直接译自关汉卿中文原作的两种俄译,一是《窦娥冤》,索罗金译并序,载《外国文学》1958年第9期;一是《救风尘》,谢曼诺夫和雅罗斯拉夫采夫译,见《东方文集》1958年第2集。两种均为节译。俄国汉学家孟列夫写的专著《中国古典戏曲的改革》(1959)主要谈中国解放后的戏曲改革,但书中也涉及古典戏曲,如杨显之的《临江驿潇湘夜雨》等元剧。孟列夫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俄文书名为《西厢记,崔莺莺待月西厢》(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1960年,共283页)。这是根据王季思的校注本,并参考吴晓玲校注本翻译的。译本每折附中国木刻插图一幅,共20幅。扉页印木刻的莺莺“双文小像”一幅(木刻图均取自金圣叹批本)。孟列夫用诗体翻译了剧中的曲词,并写了长篇序文《〈西厢记〉及其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序文简述了元曲发展的历史、关汉卿的开拓作用、王实甫的继承与创新。他认为,王实甫把元稹和董解元先后写过的同一题材加以提炼和加工,运用元曲的抒情手段来描述主人公的内心感情,使莺莺的形象达到完美的地步。同时,孟列夫还谈到《西厢记》对于《水浒传》、《红楼梦》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的广泛影响。也提到由剧本改编的越剧(绍兴戏)《西厢记》于1955年到苏联演出时的盛况。1970年出版的莫斯科大学教材《中世纪的东方文学》有主编波兹涅耶娃教授写的评述元曲专章。她从中国文学也有过“文艺复兴”时期(并确定该时期为7——12世纪)这种观点出发,认为元曲属于“蒙古侵占时期的文学”。因而引起俄国汉学界的争议。另一位女汉学家盖达写的专著《中国的传统戏曲》(1971)描述了从古代至14世纪中国戏剧艺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它从表演艺术的角度涉及到元曲。论述元曲的文章还有谢列布里亚科夫《论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剧本〈汉宫秋〉》(《东方国家语文学》文集,列宁格勒,1963),以及库切拉、齐宾娜、佐格拉芙、李福清等人的论文。在翻译作品方面,除《西厢记》外,1966年出版的《元曲》俄译本,系由一批列宁格勒的汉学家如司格林、马里诺夫斯卡娅、费什曼、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合作完成的,由孟列夫编选,彼得罗夫作序,收入十一个著名的元杂剧本:关汉卿的《窦娥冤》、《望江亭》和《单刀会》,白朴的《墙头马上》和《梧桐雨》,康进之的《李逵负荆》,马致远的《汉宫秋》,李好古的《张生煮海》,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张国宾的《合汗衫》,石君宝的《秋胡戏妻》。1976年出版的“世界文学丛书”《东方古典戏剧》卷(中国戏曲部分由索罗金编选并序,雅罗斯拉夫采夫、戈鲁别夫等参加翻译)也收入《窦娥冤》等四个杂剧。至此译成俄文的元代杂剧已有14个,占现存中文作品的十分之一。据索罗金统计比较,用西欧文字翻译的元曲比俄文的译 弗•费•索罗金(1927——)现为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出生于萨马拉市,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0——1957年曾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57——1967年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任职。1967年转入远东所。著译丰硕,至1993年统计,总数有171项。其研究工作有不少特点。他早期研究的重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索罗金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转向开拓古典戏剧领域,特别是1964年到中国进修,得到著名戏曲史家周贻白的指导之后,花了二十年时间钻研,先后写出不少论文,终于形成论元曲的专著(1979)。索罗金从1948年到中国,在中长铁路实习开始,至1993年初统计,前后来华工作或访问已达18次,其中包括两次到台湾(一次参加学术会议,一次在台湾进行合作科研工作四个月,即1992年10月——1993年2月)。对中国有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了解。他对中国近年来的巨变和进步极表惊佩,认为反映这次变革的作品,无论长中篇小说,短篇或者剧本,都嫌不足,亦不易做到。索罗金著《十三、四世纪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科学出版社,1979年,334页。印数3500册)一书,不但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著,为作者赢得了声誉,而且是苏联汉学界第一部专论元曲的著作。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全书设四篇。第一篇“体裁的起源”(第17——76页),分为“戏剧艺术形成的早期(十世纪以前)”、“十一至十二世纪的歌舞表演和说唱”、“十至十二世纪的戏剧表演”和“诸宫调演唱与‘南剧’”四章。其内容是阐述元杂剧在形成过程中,吸收过诗词、小说及古代散文、民间传说以及戏剧的哪些成份,并论析这些成份在元杂剧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第二篇“杂剧的结构”(第77——128页)也分为四章,为:“唱段”、“杂剧的曲”、“调,曲的音乐抒情形式”和“杂剧的散文部分”。这一篇主要是论述杂剧唱段的结构和语言特点,通过各时期流传下来的剧本、残本对比,鉴定基本内容和主题思想有多大的变化。第三篇“元剧的形象世界”不分章(第129——185页),集中分析元杂剧中出现的主要角色:帝王、文臣、武将、判官与罪犯、逆民与隐士、青年书生、妇女、商人、农民及其他。通过分类和详细的分析,探索杂剧作者的创作意图、美学观念以及杂剧反映时代的程度。第四篇“十三、四世纪杂剧的关目”(第186——296页),分别按每一折戏详细叙述迄今保存的一百六十二部元代杂剧的剧作内容,并列出剧中人物表和角色说明。通观全书,可以发现其资料异常丰富。作者使用过的参考书目达五百多条,他不但仔细研读过现存的每一折戏,而且参阅中国历代论述杂剧的书、文和外国的有关论著。关于索罗金采用对比和对照分析的方法分析元代杂剧的结构,以其四折结构同诗词结构相对照。他认为李白、白居易等诗人常写的绝句,四句是按起、承、转、合安排的。而杂剧的四折结构正好与之相似。即第一折故事开端,第二折趋于复杂化,第三折剧中冲突达到高潮并发生转折,第四折团圆结局。作者解说其分析的依据,认为大多数杂剧的结构都是如此安排的,只有少数例外。即使有例外的情况,也只是在其中的某一折有若干变化,但在总体上遵循这一剧情发展的规律。 学评论家,尤其是只关心一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汉学家的注意”,他特地把现存的一百六十二部元杂剧的剧作,详细编写出情节和内容提要,包括剧中角色的说明等等。这样,不但可以为不能看到元杂剧原作的人提供一个概貌,即包含它的“题材、人物性格、思想以及剧情的时间和地点”等有概括的了解,而且大大扩展汉学家们对“中世纪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在我们看来,它的意义还在这是元曲杂剧首次介绍给俄文读者。 前苏联在这年出版了《关汉卿——伟大的中国作家》纪念集，作者是费德林。研究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论文如Л.Э艾德林的《关汉卿》，В.Ф索罗金德《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等，关汉卿作品《窦娥冤》、《救风尘》的节译本也都在这年出版发表。 费德林是前苏联通讯院士，著名的汉学家，1912年生于皮亚蒂戈尔斯克，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语文学博士，高级研究员。1939——1968年在外交界工作，曾任驻华大使馆参赞（1950—1952），1957年起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纲要》、《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文学研究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国文学遗产与现时代》等35种关于中国文学的论著，编选过唐代诗歌选本。在《关汉卿——伟大的中国作家》中，作者对关汉卿生活的时代，中国戏曲的特点以及戏剧文学从宋代到近代传统剧目的发展过程进行介绍，对关汉卿的两部代表作《窦娥冤》和《救风尘》也作了评述。索罗金的论文对关汉卿的剧作作了全面论述，他将关剧分为三类：一类是社会剧，“它们最强烈的抒发了作者对邪恶和暴虐的抗议”；一类是历史剧，一类是描写世态和爱情的喜剧。作者认为：“这位元代剧作家最伟大的地方，是他善于从剧中人物的感情和愿望中，突出主要的、全人类的东西”。 索罗金于1927年生于萨马尔市。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8年以研究鲁迅早期创作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7年后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文化组从事研究工作，任欧洲汉学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起源•结构•形象•情节》、《中国文学》（与艾德林合作）等。其中《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由前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总编室于1979年出版，它是苏俄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一部专著，因为前面提到的元曲研究皆是就元曲的代表作家、代表作品进行研究，索罗金的这部专著却对保存下来的162种元人杂剧每部都进行研究，简述了每折的内容，列出了全部主要人物和角色行当，附录中编制的五百多条参考书目，也是迄今为止在俄罗斯最完整的元曲研究学术资料。从书名即可看出，其研究范围涵盖元曲的起源，元杂剧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和元杂剧作者世界观等几乎所有方面，也融汇了作者以前发表的相关论文的全部内容，它也代表着苏俄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Л•缅什科夫的论文《<西厢记>及其在中国戏剧中的作用》1960）是俄罗斯研究《西厢记》的第一篇专论。论文中讨论了《西厢记》这个剧本的发展形成过程以及它在十四世纪初中国戏剧发展中的典范作用。缅什科夫还翻译了《西厢记》和郑光祖《倩女离魂》这两部元人杂剧。 B•索罗金是苏联研究元人杂剧的专家，《中国8－14世纪的古典戏曲》（1979）是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元曲的特征以及诗词、散文、民间传说和戏曲在其中的作用；第二章分析元杂剧唱词与对白的结构和语言特色；第三章分析元杂剧的基本人物类型——帝王、将相、文士、青年男女以及商人的角色特征和社会意义。作者所占有的资料和研究的独特视角给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传统文化留下一些可以借鉴和思索之处，如在第三章，作者通过对占有的历代版本和珍藏资料研究发现：元人杂剧后来尽管经过多次加工整理，但剧本的基本情节和思想内涵并未遭受本质性的改变，并且发现随着塑造的角色不同，剧作者的世界观也随着发生变化；在第四章，作者详尽地逐幕阐述完整保存下来的162个元人杂剧以及登场人物清单、角色规定，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料。B•索罗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论述传统戏曲的论文，他也是苏联唯一研究东方戏剧的刊物《东方戏剧》中国篇的主编。 在这次纪念活动之后，В.И谢马诺夫在1960年发表了研究关汉卿创作艺术的专论《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他认为关剧的结构特色是“不把主人公面临的主要障碍立刻和盘托出，而总是把某种使冲突复杂化和尖锐化的要害关节留在最后”。论文还评述了关剧一些特殊的手法如“讽刺的怪诞”、“悲剧的夸张”等。至于关汉卿在世界戏剧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应是古希腊罗马戏剧与文艺复兴戏剧交界处的某个地方”。 谢马诺夫1933年生于列宁格勒，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曾到中国进修，1967年以研究鲁迅文学思想渊源的论文获副博士学位，以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1978年以后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著有《鲁迅及其前辈作家》、《中国长篇小说的演化•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等。 元人杂剧除关汉卿外，王实甫的《西厢记》和马致远的《汉宫秋》也引起苏俄学者的关注。孟列夫（缅希科夫）在1960年翻译出版了王实甫的《西厢记》，并写了篇《西厢记及其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作为该译本的序言。论文的核心是探讨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作者认为：王实甫把元稹、董解元先后处理过的现成的文学素材加工提高到完美的境地。他巧妙的运用元曲的抒情手段来描摹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感受，因而使莺莺的形象塑造的特别成功：“无限钟情和奋不顾身，妒忌和痛苦，孝顺和不屈服——这样多侧面的妇女形象确是其它任何一位元代剧作家都没有塑造过的”。论文对王实甫在戏剧形式和结构上的创新也提出自己的见解。孟列夫还有篇短论《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文章围绕中国学者关于西厢记作者的五种说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认为作者就是王实甫，《西厢记》作于元杂剧的第一阶段而不是后期 。 继孟列夫之后研究元曲的是列宁格勒大学的Е.谢列布里亚可夫。他是位研究唐宋诗词的专家，因对王昭君这个形象产生兴趣而开始研究马致远的《汉宫秋》,论文题为《论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剧本<汉宫秋>》 。这篇论文在追溯王昭君故事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着重分析了在敦煌发现的《王昭君变文》的价值，指出在《变文》中，“头一次明确的说出这位妇女辞别故土、永别亲人是为了尽到对祖国的责任”，“一个关于汉代美人的故事，在变文中获得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这也是这篇论文的主要价值所在。 关于明代戏曲，苏俄没有专著，研究者也只有马努辛、马里诺夫斯卡娅等少数几位，涉及的明代剧作家有朱有墩、徐渭、冯梦龙、汤显祖等。马里诺夫斯卡娅的三篇论文：《明初杂剧（十四世纪下半期至十五世纪上半期）》、《中国杂剧发展的明代中期阶段（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和《晚明的中国杂剧（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上半期）》，对明杂剧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系统地探讨。 清代戏曲在苏俄的介绍，比明杂剧更少。苏俄读者能见到的，只有马里诺夫斯卡娅翻译的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桃花扇》的片断，再就是索罗金译的杨观潮的单折杂剧《罢宴》。这几篇译文都收录在两百卷《世界文学大系》的《东方古典戏剧》分册中。研究论文仅见马里诺夫斯卡娅和古谢娃的几篇。马里诺夫斯卡娅的两篇短文皆是关于清初戏曲的介绍，其中的《十七世纪下半期的中国杂剧》将清初杂剧分为“历史题材”、“爱情戏”、“幻想题材”三大类，在另一篇短论《十七世纪的中国杂剧》中，她对清初的十三部杂剧作了分析，认为从形式上讲，由于受传奇的影响，清初杂剧与元杂剧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当然复古的倾向也是有的；从内容上说，许多仍是旧的东西，特点仍是关目平淡，作者力图借戏曲抒发胸臆，有兴亡喟叹，有对才女、爱国思想和牺牲精神的表彰，也有对消极思想的宣扬，“由于存在阐述这类观点的大段文词，致使这些作品难被广大观众接受而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 马里诺夫斯卡娅于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文专业，留校任教。1970年获副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戏剧家洪升及其<长生殿>》。自1960年起专门研究中国明清戏剧作品。B•彼特罗夫为高尔基主编的《世界文学史》（九卷本）撰写了论述中国十九世纪文学的章节。 （四）通论和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 H•康拉德是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专家，发表的论文有《关于文学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与东方文学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封建文学》等。在这些论文中，作者阐述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还就所谓东方文学的现实主义进行探讨。其专著中国文学简史》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苏联学者还有一些集体论著，如高尔基主编的《世界文学史》（九卷本），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编委会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1969），这部论著主要论析先秦典籍《诗经》、《易经》、《书经》和汉代的《史记》，研究了中国神话的特点，探讨了文人创作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文学与文化》（1972）是苏联科学院为了纪念B.M阿列克谢耶夫九十周年诞辰的一部论文集。书中辑录了有关院士的学术活动资料，以及论述中国文学史中各个时段作家作品的论文。同为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在苏联》（1973）亦是部包括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论文集。《中国诗选》则是中苏友好协会编辑的一部中国诗歌选集，由中苏两国学者、语言学家、翻译家共同选编。共四卷：第一卷为《诗经》、《楚辞》；第二卷为唐诗；第三卷为宋、明、清三代诗歌；第四卷为1919年以后的新诗。选诗顾及了多种流派和多种风格，翻译也较精美。另外，H•康德拉主编的选本《中国文学》则包括诗词、散文、小说多种体裁，是到目前为止内容最为丰富、体裁最为齐备的中国文学选本。 文学史方面索罗金、艾德林《中国文学史略》（1962），该书以资料详实、结论精辟而著称。另外，由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合编的多卷本《东方文学史》，将中国文学与东方其它民族文学进行大量的比较，它作为大学教材在六、七十年代产生很大的影响。费德林《中国文学问题研究》（1974）、《中国古典文学名著》（1978）、《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时代》（1981），李谢维奇《中国古代与中古之交的文学思想》（1970），波兹涅耶娃《中世纪东方文学》(1970)，戈雷金娜《中国美文学理论》（1971），波梅采娃《晚期道家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等，皆结合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作品对一些文学理论进行探讨。其中《中国的文学遗产与现时代》主要论述中国古典诗歌遗产中的一些问题，它写于中国正在全面否定古典文化遗产的七十年代，更值得我们重视。波兹涅耶娃《中世纪东方文学》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的普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段，列宁格勒大学的《东方学》丛刊发表了不少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专论。他们和列宁格勒东方所召开过一系列研究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文学理论方面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一批论文集，如《古代中国文学》（1969）、《中国和朝鲜文学体裁和风格》（1969）、《中国的文学和文化》（1972）、《苏联对中国的文学研究》（1973）,《远东文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1974）、《远东国家的文学》（1979）等。 苏俄关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主要涉及《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和《沧浪诗话》 苏俄关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主要关注于《文心雕龙》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可能由于书名和书中意象的难译，至今没有俄译本，但在阿列克谢耶夫、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等人的中国诗学论著中，就已多次提到这部巨著。李福清为《世界文学史》第二卷写的“中国卷”中，在“5－6世纪的中国文学”这一章中，对《文心雕龙》有专门的介绍。戈雷金娜的论文《文艺的定义——中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对《文心雕龙》“文”的内涵作出探讨。李谢维奇《中国古代与中古之交的文学思想》，波兹涅耶娃《中世纪东方文学》也都对《文心雕龙》作了专门评介。特别是波兹涅耶娃《中世纪东方文学》，作为莫斯科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文艺的本质和发展、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作品的分类和体裁、作家的作品和读者的评论等一系列观点时，多处举《文心雕龙》为例，这对俄罗斯读者了解《文心雕龙》，起了很好的普及作用。同时，由于《文心雕龙》没有俄译本，俄罗斯读者要了解《文心雕龙》主要依靠李谢维奇和波兹涅耶娃上述论著的引文。特别是李谢维奇《中国古代与中古之交的文学思想》，引《文心雕龙》多达五十多处，而且还有诠释和分析，更有利于了解和理解。如他在解释中国古典文论中所云的“风骨”内涵时，先引用《诗经》，讨论“风”的起源、演变贺几种内涵，然后指出刘勰发展了“风”，增加了“骨”，创造了“风骨”这一新的文学概念，再引用《文心雕龙》“风骨”篇加以解说，并进一步讨论“风”与“骨”之间的关系。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研究亦始于阿列克谢耶夫，他在1916年写了一部专著《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887－908）的<诗品>》，长达790多页。用如此巨大的篇幅来研究《二十四诗品》，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是空前的。也正是这部巨著，使阿列克谢耶夫一举成名。这部论著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评论，设为四篇，分别评述《二十四诗品》的内涵；介绍《二十四诗品》的版本、注家、仿作；评论司空图为人，并同陶渊明、李白等作一比较；如何看待《二十四诗品》，包括作者处理俄译本的方法并指出英译本的错误等。其中重点是第一篇，作者分析《二十四诗品》的内在构成要素，充分肯定它所论及的诗歌艺术风格和意境。后一部分是译注，二十四诗品的每一品都有题解、直译意译和注释四部分组成。作者采用直译和意译同时并存的方式，以求解决译文“信”和“达雅”难以兼顾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次有益和成功的尝试。这部译著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以一个文学史家的眼光，将《二十四诗品》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来加以考察，并注意它与儒家、道家以及中国文学思想之间的关联，考察它与同类作品乃至仿作之间的同异，甚至把它放在世界文学史中加以讨论，因而视野宽阔，不但给《二十四诗品》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而且具有更为宽泛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潮方面的价值。 严羽《沧浪诗话》。李谢维奇的专著《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莫斯科科学院东方文学总编辑部1979年版）共分九章，在第五章“朴素描写的反义词——比和兴”中有关于严羽《沧浪诗话》的评介。 三、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特征 近三百年来的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有的足以引发我们的相关思考。 1、一批著名的汉学家都有到中国访学，亲历中华文化的学术经历，他们仰慕中华文化，这往往成为他们选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终生方向的主要动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府也为来华学习的汉学家提供便利，从而更加深了他们对华的感情和汉学水平的提升。 有着到中国访学、亲历中华文化的学术经历，这几乎是苏俄杰出汉学家的共同特征，而且生活的时间都较长，一般十年以上，甚至长达三十年。俄罗斯汉学的开创者比丘林神父，1807年作为使华布道团第九班的团长来到中国，从而开始他在中国的活动和汉学研究生涯。十年后，为了更深入的研究中国，他请求再留中国以便完成历史、地理以及其它方面著作的编写和翻译工作。比丘林回国后创办了俄罗斯第一所汉语学校，培养出一批俄罗斯政界的中国通和首批研究中国的学者，从而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被称为“阿翰林”的Б.Α瓦西里耶夫也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王希礼，1927年、1930年两次到中国进修。作为苏俄第一篇研究中国古典戏剧的专论《中国的戏剧》，就是以王国维、刘师培等人《宋元戏曲史》等著作为参照系。他在论文中认为：“中国人崇尚雅洁文学可能甚于我们。在那些作品中他们认识了人类完善的最高极至，作品不仅表现了人的理性，而且描绘了人的全部道德风貌”。 瓦西里耶夫《西厢记》极为推崇，他认为这个剧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精巧工丽的语言，也在于它的关目、曲辞以及整个剧本的主旨，“如果撇开语言不谈，单拿情节和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再加上台词和曲辞，即使全欧洲恐怕耶找不出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沙俄时代的汉学家卡缅斯基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在华期间搜集了大量《红楼梦》的各种刻本和手抄本，他所带回1791年“程甲本”至今仍收藏在俄国，上面有他的题记：“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所出”，对红学研究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被称为俄罗斯“四大汉学家”之一的卡法罗夫在北京生活30年之久，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对中国边政和宗教有很深的研究，撰写过一批有关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和地理著作，以及《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纲》、《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中国伊斯兰教文献》等。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阶段，苏联的汉学家来华的更多，中国也给来华的汉学家们提供更为优渥的学习和工作条件，今日任活跃在俄罗斯汉学界的老一辈专家，几乎都曾在五十年代来中国访学过，在中国获得大量学术资料并接受过一代名师的指导，如切尔卡斯基师从王瑶，施奈德师从曹靖华，查瓦斯卡娅师从宗白华。费德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工作时，师从过郭沫若研究《楚辞》，并以《屈原研究》获博士学位。五十年代初他再次来到中国任驻华大使馆参赞（1950—1952），继续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元曲专家В.И谢马诺夫1955年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曾到中国进修元曲， 1960年发表了研究关汉卿创作艺术的专论《论关汉卿剧作的特色》，以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另一位元曲专家索罗金在中国进修期间曾得到著名戏曲史家周贻白的指导,此后二十年间一直钻研元曲,先后写出不少论文,最后终于形成《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古典戏曲》这样一部苏俄研究中国古典戏剧最重要的也是最全面的专著(1979)。索罗金从1948年到中国起到1993年，已来华工作或访问已达18次之多,其中包括两次到台湾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合作科研。他对中国有比较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尤其对中国近年来的巨变和进步极表惊佩。苏联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专家李福清也许更具代表性，他原名鲍里斯•李沃维奇•弗里京，因仰慕中国文化取名李福清。1965年到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他至今还很怀念1965年他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光：白天在北大图书馆查阅资料，每周一两次进城逛书店和到天桥听说书。他至今还记得这么一件事：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孟姜女时，由于缺乏资料，就凭着年轻人的胆量和热情，给各省的文联发了封求助信，请求代为收集。不久之后，几乎各个省都给他寄来了孟姜女资料，包括民歌、传说、地方戏、宝卷直至名胜古迹的照片。当1958年郑振铎访苏时知道这件事时也很惊讶，对李福清说，就是他这个文化部副部长向各省征集这类资料，各省也不会这么积极主动。这件事也让李福清终生难忘。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对前去采访他的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李明滨说：“中国朋友对我的关心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2、苏俄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功利性，并一直与政治气候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联。 如上所述，俄罗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从18世纪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的传道团开始的。俄罗斯传道团之所以能成为沟通俄国与中国之间的特殊桥梁和俄国早期研究汉学的大本营，与两国政府对此的态度关系极大：清政府在康熙、雍正两朝（1662－1735）一方面禁止西方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但出于怀柔和稳定边陲的政治考虑，对俄罗斯东正教却采取宽容政策，给驻北京的俄国传道团相当优厚的待遇：由理藩按月发给月规银，每五天供给一次食品，每三年发放一次四季所需服装并定期提供其它日用品。这种优渥的待遇从1715年第一节传道团驻京开始，一直延续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近150年。沙皇政府也把传道团作为了解中国的耳目和工具。如1818年8月8日沙皇政府对驻华东正教团发出指示:要他们“向俄国政府汇报中国国内情况；搜集书籍、地图、种子,尤其是能够在俄国种植的植物种子、植物、矿产等”。 。因此，这些传道团的成员除了传道，“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黑暗中的愚昧无知、执迷不悟的人们皈依正教”外 ,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向俄国政府汇报中国国内情况， “使俄国政府了解中国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从上面列举的俄罗斯汉学代表人物在华活动和著述来看，也确实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负有将中国政治生活中重大的事件报告外交部的责任。如第一批来华的传道团成员列•罗索欣，1729年来到北京并在此先后生活了十一年，向沙皇政府提供了第一份详细的中国地图《皇清一统图》并翻译了清廷的皇族史《八旗通志》。第三和第四届传道团成员、也是俄国汉学的拓荒者阿•列昂节夫协助罗索欣完成16卷的《八旗通志》翻译工作，并先后编译了《中国臣子》、《中国君子》、《圣贤格言》、《三字经》、《大学》、《中庸》等一大批历史文学和哲学著作。他还遵照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指示，先后将《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等清廷法律、外交文书译成俄文。俄罗斯汉学的开创者比丘林神父也将《大清一统志》、《西藏志》等中国历史地理著作翻译上呈俄罗斯外交部。卡法罗夫作为传道团的大祭司，对中国边政却有很深的研究，撰写过一批有关中国北部边疆的历史和地理著作。这些传道士只是由于在华时间很久（一般都是十年以上，卡法罗夫则长达三十年），深受中华文化浸染，从而仰慕中华文化，才把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终生方向的。第一部分曾提到的比丘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与单纯出于宗教献身精神，受教会派遣来东方布道的西方天主教或耶稣会传教士是有所不同的。 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亦与政治气候密切关联：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走俄国人的路”，一批前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渐浓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是前苏联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拓萌芽期，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取得政权后这类研究几乎停滞。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前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又进入“蜜月期”，可以说，前苏联读者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真正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到了七、八十年代，前苏联的汉学研究水平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规模也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支以研究中国文学为毕生事业的汉学研究队伍，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海参威三个城市中。两国的政治气候甚至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方向，热洛霍夫采夫的汉学研究就是一例。他从1958年开始，就致力于中国中古文学的研究，著有一大批论著。《中世纪中国华北市民文学》（1969）、《七至九世纪哲学散文》、《十至十三世纪哲学散文》、《十至十三世纪宋代民间小说》。1966年，A•热洛霍夫采夫在中国见习时亲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这改变了他的研究兴趣和专业方向，由中国古典文学改为“文革学”，在七十年代陆续发表的论著有《“文革”近距离目击记》（1968）、《中国的文艺理论与政治斗争》（1979）、《“文革”后鲁迅著作在中国的遭遇》、《郭沫若——“文革”的“英雄”还是受害者》、《论邓拓的杂文》（1972）、《邓拓死后的遭遇》、《七十年代下半期中国文学的代表趋向——以历史剧<大风歌>为例》（1982）、《巴金：爱国主义作家》（1983）等。其中《“文革”近距离目击记》在1973年出版了单行本，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保加利亚、捷克等国家出版。 新俄罗斯时代面对政治经济改革遇到的种种难题,俄罗斯急于向各方面寻求摆脱社会困境的良方,古老的中国智慧自然也成为他们汲取营养的源泉之一。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汉学研究也体现了为现实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历史文化传统，如1998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被称为“莫斯科孔夫子”的俄国孔子学会会长列奥那尔得•谢尔盖耶维奇•贝列罗莫夫(汉名稽辽拉)的研究专著《孔子•论语》。作者在“后记” 《孔子学说与俄罗斯文化(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及盖达尔于改革之初,均以西方的国家制度,首先是美国型式为典范,其结果使俄罗斯陷入很深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因俄罗斯领导人无法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使俄国现今处于痛苦的摸索状态。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了解,俄国系一欧亚国家,不能不考虑中国文明化的经验。共产党人认为中共模式最适用于俄罗斯,而民主人士则认为是台湾模式。在此条件下,俄国政治家开始重视孔子的学说及儒家在该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俄国社会,其本身就像是脱离国家,找寻更有前瞻性的复兴之途,期盼能在孔子学说中得到解答。” 贝列罗莫夫在1992-1993两年间出版了三本书∶《孔子言论》、《商君书》和《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其中关于孔子的两本书各自印行了一万册。可见这类著作在俄罗斯受欢迎的程度。孔子儒家著作之外,老子的《道德经》当今也很受欢迎，其原因就是面对当前动荡纷扰的社会现实,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重新唤起了俄罗斯人对提倡无为而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老庄哲学的兴趣。近几年，研究老子哲学思想和翻译《道德经》的著作就有五、六部之多，如俄罗斯神智学协会“环”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A•A•马斯洛夫的翻译与研究专著《道德经的世界》，莫斯科“艾克斯莫-波列斯”出版社和哈里克夫“弗里奥”出版社2000年联合出版的“世界思想宝库”系列丛书之一《道———世界的和谐》，圣•彼得堡大学学系东方哲学与文化学教研室主任E•A•陶尔奇诺夫教授的《道家》和《道家与道德经》等 。1999年,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公司出版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研究员И•Ф•波波娃的新著《唐初治国之要术与思想》。书中讨论了唐代贞观之治的成就、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思想,唐代统治者处理与人民关系的方法,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等问题,很明显是要为俄罗斯的“中兴”打气和提供历史借鉴。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研究员И•Г•巴拉诺夫撰写的《中国人的信仰与习惯》(莫斯科“蚂蚁”出版社1999年),市场销路也很好。 3、中国神话和古典小说研究处于海外领先地位，苏俄学者尤其重视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产生和演进中的作用。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神话研究是国外最早的，俄罗斯学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从小说开始的，这在前面已作论述。需要强调的是，一批苏俄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如李福清、戈雷金娜、米列娜等都非常重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民间文学在古典小说产生和演进中的作用的探讨，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研究它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的影响。李福清从五十年代起开始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编译和研究工作。1961年发表《万里长城的传说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见《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1969年发表《中国古代神话与小说的发展》，论述了中国古代神话与小说发展的渊源关系。他在平话、诗话研究上，则着重探讨民间读物与中国长篇小说的源流关系和演变过程。他在1969年发表的《<武王伐纣平话>——中国民间读物的标本》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 “平话”就是西方和俄罗斯称为“民间读物”的中国变体。 在《中国历史长篇小说与民间文学传统（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莫斯科1970年版）一文中，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三国志平话》之间演变关系作了细心的寻绎。李福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特别重视民间文学中的口头文学和说唱艺术，他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保存在口承和说唱艺术如戏曲当中；二是努力探索中国民间文学发生发展中某些带规律的东西，找出所谓“中国特色”，例如，他通过对孟姜女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研究，发现中国民间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些通常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情节，常常通过多种不同形式与体裁表现出来。这些民间口头作品有极强的生命力，而在若干世纪的流传过程中，作品的核心部分（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这种传统性和稳定性是中国民间文学区别于其它民族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李福清为了尽多的占有资料，还专门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各家图书馆进行详细搜寻，结果从中发现了一百五十余种中国俗文学作品，包括弹词、鼓词、子弟书、大鼓书、牌子曲等。我国著名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充分肯定李福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许多民间文学上有意味的问题，有的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看了作者的论述，很佩服他的眼光和学力”，并认为李福清的研究，做到了“论证态度严肃与公允相结合”。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家里夫金的《中国历史小说和民间创作传统》认为中国历史小说与民间口头创作如评话之类关系密切。作者指出：民间评话中人物描绘中广泛运用的是“分述法”，即按人体部位依次分别予以描写，这种静态性的描绘方式给后来的历史小说中人物塑造以很深的影响 。另外，他在《金瓶梅》俄译本所写的长达近五万字的“前言”中，也详细地考论了《金瓶梅》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密切关联，认为他是在宝卷、评话等口头文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学。 还有戈雷金娜则从魏晋六朝小说和唐传奇出发，来探讨中国民间文学在古典小说产生和演进中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前面已作介绍，不再赘述。 在民间文学研究理论上，苏联学者也有不同于欧美学者的特色。欧美学者主要采用新批评和神话原型理论，但苏联汉学家米列娜研究金元诸宫调时却采用社会历史的传统方式。她认为民间文学的生产方式与精英作家的创作方式迥然不同 ，民间文学在题材和主题方面是非常传统和保守的。民间艺人与其说是创造者，不如说是改编者，他们很少去创作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故事，而宁肯采用一个业已存在且广为流传的故事，在故事原有基础上加油添醋，形成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变体。米列娜认为，民间文学的这种属性，就决定了研究者不能像“新批评”那样把诸宫调视为一种完善独立、超越时空的艺术结构，而孜孜于其内在成分的分析。作者以《刘知远诸宫调》为例，通过对故事的若干文本进行文献学分析和比较，揭示其主题的传统性和稳定性，以及不同改编者所附加的可变性因素，并解释这些因素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奚如谷教授也是诸宫调的研究者，他是汉学家柯润璞的高足，其博士论文《通俗剧与叙事文学：金代戏剧面面观》中有三分之二是讲述诸宫调的。与米列娜相比，奚氏采取的完全是类型研究和神话原型的理论模式 。 4、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上存在多次反复和论争，总的趋势是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封闭走向开放。 传统的俄罗斯汉学研究由于俄罗斯民族本身有着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与文学批评传统,加之受苏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偏重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注重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注重研究作家与人民群众、与民间文学的联系等。从现代俄国汉学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起,老一代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往往在背景材料上下很大功夫。从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特点,直到他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他与同时代人的相互影响,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等等,论述面铺得很广。当年阿列克谢耶夫论司空图是如此,后来的切尔卡斯基论曹植的诗、李谢维奇论古代中国的诗歌与民歌,以及艾德林论陶渊明也是这样。这种宏观的研究视野,使得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一般具有比较宏大的气魄。但与此相联系的缺点则是 “本文”的研究显得薄弱，研究手段也比较单一。 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是苏联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大变革时期，在政治思想和经济制度产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比较文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等所谓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开始在苏联流行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比较文学而言，俄罗斯本来有着比较文学的学术传统，被称为比较文学之父的A•维谢洛夫斯基就是位俄国学者。被称为”阿翰林的著名汉学家M•阿列克谢耶夫以及B•日尔蒙斯基等也从未中断过对比较文学理论和东西方文学比较的研究实践。但从二十年代年代起，苏联官方学者提出“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制度的文学是无法比较的”，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现代资产阶级的“比较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有的批评家甚至拒绝沿用“比较文艺学”这个术语，提出用“文学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来代替它。其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方法同比较主义之间有原则的区别。正是从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苏联学者长期忽视比较文学研究。亚历山大•维谢诺夫斯基（1838——1906）是俄罗斯比较文学的创始人。十月革命后，他的理论遗产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在四十年代末，他的著作被当作唯心主义实证论受到批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苏联学术界提出要编写多卷本的苏联文学史、多民族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这必然要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作出评估和比较，思想界的活跃和文学批评的现实需要使得苏联学术界对比较文学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和影响”学术讨论会是个转折的标志，会上苏联学者对以往的观点进行反思，对维谢诺夫斯基作出了重新评价，恢复了他的声誉，后来苏联学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维谢诺夫斯基的专著，肯定了他的学术功绩，称他是俄国的“杰出学者”、“科学巨人”。会上也肯定了M•阿列克谢耶夫的东西方古代文学比较的研究方向。十年后，在1971年召开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会上，一些理论家进一步对二、三十年代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四十年代末对“世界文学”的斗争等进行反思和清算，如尤•列文在会上就发表了《对外国作家创作的接受》一文。文中肯定文学影响的存在和展开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并公开批判四十年代在反对“崇拜西方”的旗帜下，否定了开展比较研究的积极意义。 从此，“文学比较研究”在苏联已正式取代“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和影响”作为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并开始广泛研究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展的相当活跃，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其比较范围，既有从东西方文学比较，也有东方各国如朝鲜与中国文学、日本与中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西方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比较，如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文学•论文选》、《中国文学•论文选》》、《罗马人贺拉修西贺中国人陆机论诗的技巧》、《法国人布瓦洛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论诗的技巧》，康拉德《东方与西方》（1966）、《康拉德论文选•中国学》（1977）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学发展关系的重要论著。莫斯科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合编的多卷本《东方文学史》，将中国文学与东方其它民族文学进行大量的比较，它作为大学教材在六、七十年代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著还有《中世纪东方与西方的文学类型与相互关系》、《十七世纪世界文学发展问题》，《亚非文学中的小说起源》等。 从具体内容来说，过去主要是神话和民间文学，现在扩大到元人杂剧与西方戏曲，陶渊明与西方田园诗人，李白与拜伦等。如前苏联学者戈雷金娜曾对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韩国金习时的《金鳌新话》、日本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和越南阮屿的《传奇漫录》进行比较，发现远东各国以及越南的短篇小说，皆是在业已成熟了的中国传奇体裁的基础上形成的；传奇题材成为该地区各国文学共有的体裁。然而，瞿佑的各国追随者也都努力使借来的题材民族化 。S.Zenin在其论文《谣：从古代到十七世纪》中还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同类题材作一比较，从而得出别人未能得出的结论。作者在考察伪造“（童）谣”时，不仅利用中国史籍，也利用朝鲜古典文献中关于童谣的资料，还比较了越南的史籍《越史略》和日本的古代资料《日本纪》。作者通过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利用童谣作为政治武器是中国文化（主要是儒文化）的特色，也是深受儒文化影响国家分共同特点 。李福清是在类型研究和比较研究方面运用的比较成功的一位，不但有这方面的实践，有《从神话到长篇小说•中国文学人物形貌的演化》、《三国演义——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中国历史长篇小说与民间文学传统（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与书面材料）》等专著，而且还有理论建树，有专论《中世纪文学的类型研究与相互关系》、《文学类型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文学区域性的内部规律与相互关系的探讨》等。 比较文学的理论探讨也更加深入，诸如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类型方法在文艺学中的运用，世界文学发展一致性的原则内涵以及这一原则与另一个基本规律——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规律等。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版了相当一批有分量的比较文学论著，如普鲁茨科夫《文艺作品的历史比较分析》（1974），戈尔斯基《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与现代生活》（1975），集体论文集《文学的比较研究》（1976），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1979），赫拉普钦科《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1982），阿M•列克谢耶夫《比较文艺学》（1983）连在过去一直拒绝使用“比较文学”术语的涅乌帕科耶娃也开始改向，著有《世界文学史——系统和比较分析问题》（1976），D•马尔可夫《社会科学中比较历史和综合研究》（1983），集体论文集《俄国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1983）、《文学联系和文学过程》（1986）等。但是，比较文学方面的论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如何看待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学科性质等问题上，苏联学者的认识并未统一，七十年代以后仍争论不断。相当一部分苏联学者虽然对西方比较文学有所肯定，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比较文艺学的领袖们表现了不同寻常的灵活性”，但对包括雷马克、韦勒克在内的西方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仍主要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是“把对形式主义的研究提到首位”，“企图把比较文学研究引向结构主义轨道” 。另外，他们也仍不接受比较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认为它只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区别在于：“具体文学史的对象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及其内在的继承关系，比较文艺学则首先对两个或几个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确定其相似和独特的规律性”。 同比较文学的一样，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新观念和新的研究手段也有着类似的曲折历程和相关争论。以接受美学而言，早在“十月革命”前后，鲁巴金在其著作中就开始强调读者接受的重要性，指出“同一本书或同一句话，有多少读者，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内容”。到了苏联时期的二十年代，文艺理论家别列茨基在其著名论文《文学史科学的当前任务之一：读者历史的研究》，就提出建立读者接受史研究这一学科。但这些呼声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对形式主义的批判以及四十年代末对“世界文学”的斗争中被淹没了。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又在整个文学思潮活跃的大背景下从新提起，到了六十年代在苏联形成被称为究的理论体系，这一学派的领袖人物是米•赫拉普钦科和巴赫金。撰有《文学作品的时间和生命力》，《千秋万代的生命——文学作品的内在属性和功能》、《文学的创造性能量》、《文学的诗学问题》（1975）等一系列阐述接受美学理论的论著。但也同比较文学一样，对这一理论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论。首先，这两位理论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方式就不尽相同，叙述角度也不一样。至于这个“文学历史功能”学派与“文学历史起源”学派在“继承”、“移植”和“异相存在”等接受理论上则存在更多的本质的分歧，争论仍在继续。 包括比较文学、接受美学和结构诗学在内的文学研究中的新观念和新方法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取得如此进展，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苏联二、三十年代僵化的理论模式和政治控制束缚了学者们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使学术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滞后，从而使十九世纪以来本来处于领先地位汉学研究落后于世界整体水平。五十年代后期思想控制放松带来学术思想的活跃，加上域外的新思潮和新手段大量涌进，主客观条件均臻于成熟，从而使长期受到压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空前爆发，呈现一种极为活跃的状态。其次，这些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并非是单纯的引进和凭空的想象，五十年代后期的俄罗斯学者也并非是被动的受众或是在废墟上建立空中花园的，而是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吸收，是与前辈的学术主张跨时空的对接，再加以改造和发展。二十年代以前的A•维谢洛夫斯基和M•阿列克谢耶夫对比较文学的理论架构和研究实践；结构诗学对二十年代之前曾煊赫一时后来却销声匿迹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继承和改造，苏联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洛特曼，早年曾师事著名的形式主义大师艾亨鲍姆、日尔蒙斯基和普洛普，这是他后来在结构诗学取得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接受美学，早在别林斯基时代，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读者对文学现象认识的流动性和可变性，他发现在阅读过程中有着两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即杰出文学现象内涵的不可穷尽性和历史环境的不断变更性，从而决定了审美内涵的不断变化。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文艺学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哈尔科夫学者小组，运用当时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和科学分析方法来考察文艺创作和接收，从而直接成为后来接受美学的先导。正因为有着前驱者大量的学术积累，后来者的内外条件均成熟时才能突然爆发，在如此短的时间创造出如此丰硕的成果，这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对待历史和如何向国外学习时值得认真思考的。 5、注意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研究，这虽与沙皇的沙文主义和文化侵略不无关系，但也就此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我国少数族文史资料，也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史研究，在清朝前期和中期，主要是对满族和蒙古族的研究，清朝后期后，则是对蒙古族和藏族的研究，这当然与沙皇的扩张主义和文化侵略有关，俄国汉学的拓荒者和代表人物列•罗索欣和阿•列昂节夫都为沙皇政府翻译过《八旗通志》，罗索欣还著有《中国康熙皇帝征服大鞑旦游牧民族史》。俄罗斯汉学的开创者比丘林则著有《蒙古札记》、《西藏纪事》、《准葛尔志》、《中亚各民族史料汇编》等研究蒙、藏族的论著，并按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指令编辑了《蒙俄词典》，扎哈罗夫亦编纂了《满俄大辞典》。但是，就像东正教传道团成员中产生的变化一样，出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热爱，这批学者的研究目的也逐渐由为沙皇政府提供文化侵略资料转变为学术研究，因此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我国少数族文史资料，也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成为苏俄汉学研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亮点。 约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在额尔齐斯（现属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阿布拉因希特佛寺发现了一些藏文手抄本，这一发现引起俄罗斯学术界乃至其他欧洲学者的兴趣，俄罗斯学术界自此开始对中国西藏及毗邻地区的研究，俄罗斯西藏学由此肇始。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开始编纂经西藏文人加工改造的民间故事《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并与欧洲民间故事加以比较和诠释，这是欧洲学者的西藏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发轫之作。1943年日本学者吉原公平将此译成日本在东京出版，日本的西藏民间文学亦由此发端。沙俄时代的西藏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故事《格萨尔》、《甘珠尔》以及民间传说“香格里拉”研究上。 关于藏族史诗《格萨尔》，俄籍的德裔学者施密特（1779－1847）于1839年在圣•彼得堡就刊布了蒙文《格萨尔》，并用德文进行翻译，开国外研究西藏民间文学的先河。1935年，苏联学者柯津（1879－1956）分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英文版《仁慈的格萨尔汗的传说》，内有《格萨尔传》的译文和注释，前有绪言。在序言中认为该传说源于蒙古的民间口头传说，但却错误的将格萨尔与成吉思汗混为一谈，因而受到许多学者诟病。关于西藏民间故事《甘珠尔》，继施密特之后，另一位德裔的俄国学者席夫内尔（1817－1879）在俄罗斯科学院对此有较多的研究， 关于藏族民间传说“香格里拉”：俄国学者德尔智（1853－1938）于1873年曾到拉萨入哲蚌寺习经，他的一生与十三世达赖与沙皇的关系密切。1912年，他在圣彼得堡出版一部用蒙文写的《旧青册》（据说亦有藏文本），书中将西藏民间流传的圣地香格里拉说成在俄国，沙皇就是其中的佛法大王，以此来迷惑西藏的佛教徒。1930年，苏联学者罗列赫（1874－1949）在纽约出版英文版《香格里拉》，第一次系统的分析了这一传说的起源和流布情况，对德尔智的香格里拉俄国说进行纠谬，在国际藏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联时期的西藏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编写西藏文学史，收集西藏历史文献资料和编写西藏文学教程，这些课题主要有苏联科学院院士由沃斯里柯夫主持。沃氏于1932年撰成《西藏文学目录学》，后又与合作继续研究恩嘎帮宗都亚的《西藏历史和西藏文学史年表》，1962年沃氏的《西藏历史文学》出版。沃斯里柯夫之后，H•雅罗斯拉夫采娃曾注释五世达赖喇嘛的《西藏王臣史》，但没有完成。西藏文学作品选读的编辑工作则是由沃斯里柯夫等编选了一本《西藏文学和诗歌选》（1936）。1936年，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还计划由谢尔巴茨柯伊、沃斯特利科夫、雅罗斯拉夫采娃、切尔诺夫、巴拉狄因等完成一部《西藏文艺著作和诗歌选集》，但二次大战旋即爆发，谢尔巴茨柯伊死于德军轰炸，沃斯特利科夫病死，巴拉狄因则被枪毙，这项计划并未能实现。 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苏联的西藏学者们主要从事西藏写本和刻本的分析、著录及编目工作。其间虽然也进行一些研究，但较之苏联二、三十年代的规模和水准相去甚远。二战以后苏联的西藏学长久没有恢复，1945年至1968年期间由于缺少研究人员，只有K•K•车列米索夫进行西藏文献的典藏和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也因1950年车氏的调离而中断，文献也完全被封闭。直到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的B•C•沃罗毕耶夫－杰夏托夫斯基来到东方研究所工作后，手稿中东方文献分类编目工作才得以继续。其间也有一些关于西藏文学的论文面世，如萨维茨基论文《西藏的世俗抒情诗，仓央嘉措的作品》，其中探讨了八至十世纪吐蕃的民间口头创作与仓央嘉措情歌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吐蕃诗歌多用六言体，而西藏民歌亦多用每首六言四行“谐”的形式，二者在形式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1977年，他又在周刊发表《仓央嘉措的抒情诗与西藏民歌》，再次探讨仓央嘉措情歌与西藏民歌之间的关系。《萨迦格言》是西藏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言多为处世格言，皆有益于身心，故为人们所乐道，类似汉民族的《增广贤文》。布里亚特社会科学院的藏学家鲍尔索霍耶娃通过于印度文学的比较，认为这种训诲文学源于印度，在元代时传入西藏，由于执政的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意希坚参而成为一种藏文的书面文学形式，被广泛采用。 八十年代后，苏联政局动荡直至解体，俄罗斯藏学研究走向衰落。 综观苏俄250多年的西藏学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由兴盛到衰落的历史，也是一部由文化侵略到学术研究的转变史。苏俄西藏学的最大成就，是汇集了较之西方各国更为丰富的藏文文献，其中有许多是极为珍贵的绝本，苏俄政权虽几经更迭，但对这些珍本一直秘而不宣。无论从国家政治、地域军事还是行政管理、宗教文化，我们都有必要高度关注这批文献以及俄罗斯学者对此的加工整理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