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谈者： 李城外，作家、学者。中共咸宁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主任。编著有“向阳湖文化丛书”等。 王耀平，作家、旅行家。少年时随父母下放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外经部“五七干校”。著有小说《罗山条约》。 庞旸，作家、编审。少年时随父母下放宁夏平罗县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著有《邓拓和他的家人》《叶圣陶和他的家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童年的干校》（合著）等。 一、为什么要研究“五七干校”？ 庞旸：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文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人们常说：“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只有深入研究这一历史现象，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此类悲剧重演。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革研究被视为禁区。这种情况在近年有所改变。 文革这个巨无霸般的超大运动，包含着无数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运动，其中最成系统、规模最大的要数三个子运动：红卫兵运动、知青运动和“五七干校”。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文革早期，因其盲从性和暴力性，鲜为后人尤其是当事人所提起和描述；知青运动从文革前就开始了，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大，反映知青运动的书籍、文章和文学作品也很多，并由此产生了“知青文学”“知青作家”；“五七干校”基本上只涉及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时间较“知青运动”为短，大多数人的干校经历不超过五年。按说这个群体是知识层次比较高的，但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反映干校生活的文字却相当稀少。据学者陈辽统计，到20世纪末为止，写干校生活的只有《云梦断忆》（陈白尘）、《向阳日记》（张光年）、《干校六记》（杨绛）、《炼人学校》（苑青，即杨静远）、《洗礼》（韦君宜）、《忆向阳》（臧克家）、《向阳湖文化名人采风》（李城外）、《向阳情结——文化名人在咸宁》（李城外编）等不到十部作品；至于将干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现象去研究，就更谈不上了。 在这方面，咸宁的文化学者李城外做了“破冰”的工作。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独具慧眼地看到了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价值，开始遍访当年去过干校的作家、艺术家、文化官员和学者——当代中国的一批文化精英——记录下他们对那段特殊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他坚持了20多年，终成气候。皇皇7卷的“向阳湖文化丛书”被誉为“纸上的干校博物馆”，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也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之而来的的是“五七干校”研究学科的建立。湖北省成立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湖北省委党校以及社科院等都有学者开展与“五七干校”历史相关的研究。可以说“五七干校”研究成为了我国文革研究的一个突破口。20世纪已过去15年，该是对上世纪中后叶那段历史拿出不致愧对后人的研究成果来的时候了。 李城外：中国的“五七干校”研究，是文革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一环；它还是一项值得填补的“空白”。全国“五七干校”的历史从1968年5月到1979年2月，长达11年之久，占了共和国历史的六分之一强。当年，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均创办了“五七干校”。仅中央部委一级的干校就有106所，其中以湖北、湖南、江西最多。全国各省的“五七干校”共有1497所,知名的有黑龙江庆安柳河干校、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干校、宁夏石嘴山（平罗）国务院直属口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而原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是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干校之一。2013年5月，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榜上有名，成为最年轻的“国保”。它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更是中国人的一段集体记忆。 “向阳湖”是一笔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个文化富矿。首先，向阳湖干校存在了6年，即从1969年春到1974年底,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咸宁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人以名传，地以人传，向阳湖——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由于这批文化人的到来，令人刮目相看。其次，向阳湖展示了特殊年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成果。例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在下放期间补充了大量资料，他在干校还写了91封书信，写作了《双溪大雪》《喜新晴》等诗作；郭小川创作了《楠竹歌》《花纹歌》《欢乐歌》（“江南林区三唱”）等优秀诗篇，后来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这些作品都是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的重要作品；又如，张光年的《向阳日记》、杨静远的《炼人学校》，还有一大批文化人写的回忆文章，都留下了特殊年代的记录。第三，向阳湖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下放向阳湖的文化人在逆境中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回城后埋头苦干，成果迭出。文化人在下放干校期间，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对党、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深情关注和深入思考，对当地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和同情，对美好大自然的亲近，无不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境界。 二、如何对“五七干校”进行历史定位? 庞旸：在“五七干校”研究领域，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近年来，全国一些地方将干校遗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开发。最早这么做的是宁夏石嘴山，接着，湖北咸宁、沙洋、丹江口，黑龙江柳河，河南息县、潢川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干校博物馆或展览室。应当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博物馆和展览室确实起到了挽救历史文化的积极作用，对干校遗址的保护，史料和“五七”文物的收集、整理、保管，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也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博物馆、展览室在对“五七干校”进行历史定位时，有许多模糊不清甚至出现偏差的地方。比如，有些地方把干校遗址定位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小镇”，把博物馆建得像个宫殿，一些雕塑、标语口号等展览布置也给人一种褒扬多于反思，美化多于还原的印象。我尤其担心的是，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来说，看了这样的展览，是否会对历史产生错觉，甚至向往那“阳光灿烂的日子”？ 李城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也间接地为我们研究“五七干校”定了调子。 我们应认真思考、客观分析“五七干校”的影响，从而对文革进行深刻剖析，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五七干校”的兴起，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打乱了政府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大批干部长期下放劳动，使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的工作陷入瘫痪。（庞旸插话：比如国务院系统，总理办公室下面的财办、农办、外办、文办、秘书厅等职能部门全部撤销，只留少数留守人员；又如1969年，国家工商局除了两名被造反派抓起来的局长副局长，其余干部全部下了干校——这种情况在全国是普遍的，可以说整个社会陷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2.阻碍了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业务骨干被列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被迫放弃专业、专长和专门工作，被送进农场集中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和体力劳动。这既破坏了社会专业化分工的规律，又扰乱了教育、科技、经济、法律等工作的正常发展，打乱了社会秩序。3、延缓了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步伐。“文化大革命”革文化人的命，文化部门作为要被砸烂的单位，文化、知识被看作是“洪水猛兽”，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文化人被关进“牛棚”，送进农场，打倒为“牛鬼蛇神”，文化失去了吸引力、牵引力和推动力，这不能不大大延缓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前进的脚步。4.践踏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五七干校”名义上是干部学校，实际上是进行劳动改造的地方。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没有丝毫隐私的生活，老弱病残和妇孺也不例外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频繁的思想批判……甚至许多单位把去“五七干校”作为排斥异己、惩治知识分子的手段，当成变相的劳教，许多干校成为迫害干部的场所。在干校，许多人身体受摧残，精神受戕害，人性被践踏，人格被侮辱。这种伤害给整个社会带来的道德损失是难以估计、难以消除的。 因此，对“五七干校”，批判的态度应该是主要的，不宜拔高、美化，否则就失去了历史真实，也不利于反思与总结历史教训。 三、文学视野和史学视野里的“五七干校” 王耀平：研究“五七干校”，离不开对有关“五七干校”的文学作品及出版物的研究。 与知青文学相比，“五七干校”题材的文学创作显得有些单薄。首先是数量不多，其次是有影响的作品不多。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五七干校”的影视文学作品。 “五七”干部中，很多都是专业文人，比如文联系统、文化部、社科院的学者、作家，新华社等媒体的记者编辑，各大学的教师等等。应当说“五七”干部的生活经历远比插队知青的经历要复杂，但是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而且影响不大，远不如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这其中应该有一些深刻的原因。 “五七干校”的历史，从1968年到1979年,最长的到1981年停办，时间跨度达到十多年，这样一个超过整个文革历史时期的“五七干校”，在文革史、文革文学创作、当代文学中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状况，显然与之不相匹配。 梳理一下迄今为止出版的“五七干校”文学，包括散文、诗歌、回忆录、日记、书信、论文及小说等，除了上面庞旸和李城外提到的，我所知道的还有如下作品：1974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五·七干校散文集》；1988年邹荻帆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1997年《顾准日记》（含信阳息县明港干校部分）；1998年贺黎、杨健主编《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9年赵丰编著的《红色牛棚——“五·七”干校纪实》；2000年阎纲等主编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2003年黄晓敏中篇小说《翠山》；2005年林阳、庞旸等人的回忆录《童年的干校》；2007年《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1969-1972）》；2007年7月唐筱菊等编《在五七干校的日子》；2009年9月聂海曙的诗集《贺兰山下》（创作于文革中）；2010年8月王耀平的长篇小说《罗山条约》……。（李城外补充：还有《柳河“五七”干校纪事》（作家出版社）、《我与五七干校》（人民出版社）、《在“五七干校”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金岗山麓的追忆》（武汉出版社）、《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荆乡遗梦》（中国文史出版社)、《记忆——沙洋“五七”干校》（长江出版社)、《难忘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岁月》(中国文史出版社),以及我的《追忆文化大革命——咸宁五七干校的文化人》（日本朋友书店)等等）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杨绛写于1981年的《干校六记》。这部作品文字不多，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其文学、史学、思想成就都是很高的，同时开启了“五七干校”回忆录写作的先河。 学术价值最大的是李城外编著的7卷本“向阳湖文化丛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反映“五七干校”历史的丛书，它系统地将“五七干校”的一个缩影——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全景、全方位地展示给读者。这为研究各个“五七干校”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2005年林阳、庞旸等人的回忆录《童年的干校》，是第二代“五七”子弟开始回顾、反思“五七干校”历史的开端。 下面着重谈谈关于“五七干校”的小说创作： 韦君宜的中篇小说《洗礼》（1982年发表于《当代》），讲的是省计委主任王辉凡与妻子刘丽文经历大跃进、文革、“五七干校”所发生的曲折故事。这是第一部反映“五七干校”题材的小说。该小说获1980—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邹荻帆的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是第一部关于“五七干校”的长篇小说。邹荻帆曾经下放信阳罗山和息县的学部（社科院）“五七干校”，小说就是以这个干校为背景，主要人物也是学部的知识分子。从科研单位到信阳“五七干校”、从北京到农村，对事件的描写、人物的刻画、思想深处的剖析，无不彰显现实主义的光芒。小说叙事平和、幽默诙谐，遗憾的是这部小说流传不广，知道的人不多。 《La montagne deJade（翠山）》，法文版中篇小说，作者黄晓敏。作品第一次将“五七干校”用文学的方式介绍到西方，具有特殊的意义。黄晓敏1955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1971年随母亲到河南罗山全总“五七干校”，就学于罗山五中。1981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旅法双语作家，文学翻译家，现为法国尼斯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 小说的大致内容是：1969年10月，一群半大孩子一起离开北京，来到父母所在的干校，H省翠山县。在公社中学安排的集体宿舍中，一排大炕睡十几个孩子，父母们则在三十多里之外的“五七干校”劳动。小说讲孩子们的生活、劳动、学习，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所看到的阶级斗争……作者以孩子的眼光和笔触再现了那个时代。 还有本人2010年8月出版的纪实体的长篇小说《罗山条约》。小说采用口述历史、多人回忆的写作方式，意图全方位表现“五七干校”、“五七”战士、“五七”小战士的生活故事。 这四部小说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对苦难中美好人性的歌颂。 庞旸：刚才王耀平从文学视角介绍了有关出版物，同时，这些出版物也具有很强的史学意义。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五七干校”的史学研究从开始到现在，主要是由党史研究机构来做的。全国首家“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都是咸宁市委党校搞起来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有两处提及“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说明这段历史是中共党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页。但与此同时，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五七干校”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文革史等历史研究中，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页。近年来，从事这项研究的机构和人也逐渐由党校辐射到普通高校的历史学科、学者当中。例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黄南平副教授，2009年指导他的学生张震写了《文革时期“五七干校”若干问题研究——以北京市西城区五七干校为例》的硕士论文，认为：“五七干校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斗、批、改’阶段，它的产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与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紧密相关，也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发展过程演进的逻辑结果，深深地烙下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执政党最高领袖的思想和当时各种历史合力的印迹。”这就属于政治思想史、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了。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史和知识分子研究，“五七干校”的研究同样重要。共和国前17年，中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他们隶属于“干部”这个范畴。因此像向阳湖和鲤鱼洲这样的干校，实际上其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周有光、叶籁士、倪海曙等专家所在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隶属于国务院直属口，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些知识分子、文化人在干校写下的东西，如《顾准日记》，如周有光在干校偷搞的《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等，都极为珍贵，藉此可以一窥特殊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学术贡献。研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经历，可以反思文化专制主义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损失，呼唤和迎接一个坚持民主与法治的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