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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上旬，突然听到王富仁教授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令我十分震惊和悲痛。 富仁先生胸怀十分高远，为人极其正直，是我今生交往的最善良、诚恳、真挚的好友之一。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们都把李何林先生视为两人共同的好老师（李先生是王富仁当博士生时的导师，他称李先生为“一身铁骨铮铮”）。我们更是非常尊敬和热爱鲁迅，把鲁迅看作是我们自己终身的导师。1984年10月，我参加王富仁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答辩会，虽然提出过若干问题，同时却也真切感受了这篇学位论文的足够厚重度和巨大劳动量，深觉佩服。 在先辈王瑶先生去世之后，我和富仁两个当时的中年人，曾先后接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多届会长职务。但只有富仁才是真正称职的会长，富有创造性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不但在言论上肯定舜文化，而且从根本精神上研讨舜文化的现代转换，吸取儒法墨道诸家多方面的长处，以寻找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换的“钥匙”。在《舜与中国文化》一文中，王富仁先生说：“鲁迅的文化寻根，没有到禹而止，而是继续向历史的深处回溯，一直回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女娲。在小说《补天》里，鲁迅实际是把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来塑造的。”“女娲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就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我们看到，正是在‘人的生命’或‘有生命的人’这个根柢之上，鲁迅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在他的观念里，生命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为道德而存在的，而道德却应当是为生命而存在的。要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这就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基本内容。没有这样一个转换，所有其他的转换都不过是一种文化的新包装。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就是这种转换的本质意义所在。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灯下漫笔》和《春末闲谈》，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的《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和《祝福》，无不表现出对人、对人的生命的关切，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由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文化向以人、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的转换。所以要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离开鲁迅是谈不通的。” 论述得多么深刻，多么切中肯綮啊！ 2014年4月，王富仁教授、杨庆杰主任邀请我到汕头大学为中文系学生讲两次课。他们的热忱态度，实在令我非常感动。不仅杨主任亲自到揭阳机场来迎接，当晚还在系里设宴招待我们。而王富仁先生个人又在第三天晚上特意邀请我们到汕头市内去吃潮州菜，我个人无论怎样劝阻、辞谢都不被采纳，他还请了汕大五位老师作陪。这一切体现了王富仁先生待人的真挚与诚恳，令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更让我意外，并使我震撼的是，据高远东先生相告：富仁教授患的是肺癌，在北京做了治疗，因癌细胞已扩散，只得又做放疗，因而被折磨得相当痛苦。后接汕头大学彭小燕女士来函方知，富仁教授早在2013年5月下旬曾作了一个特别紧急的动脉血管支架手术，几乎是一个抢救式的手术。肺部的不好，是在2016年5月20日前后，因为咳嗽比平时厉害，并且低烧数日，遵心血管科的医生建议住院，并转呼吸科治疗。呼吸科的主治大夫怀疑是恶性肿瘤，告知了家属。他的两个孩子立即从北京赶到汕头，接他去北京确诊并治疗。——这一切都是我在汕大时毫无所知，至今愧悔不已的。 王富仁教授共撰写了著作二十多种（包括专著、论文集、散文集等），几乎全部是独力研究的结果，只有一种是他与别人合撰的。这些著作既有相当的知识宽广度，又有丰厚的理论纵深度，应该说在相关的专业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像《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雷雨〉导读》《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等，足可使作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一座重镇。 至于单篇论文如《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闻一多诗论》《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西方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化》《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触摸语言——徐志摩〈沙扬娜拉〉赏析》《推荐冯至〈山村的墓碣〉》《梁实秋〈雅舍〉赏析》等，都颇有审美上的独到见解。他所提出的“新国学”的学术理念，亦已在国际、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 王富仁教授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