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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任继愈:大师小事

http://www.newdu.com 2017-11-24 国学网 newdu 参加讨论

    
    
    任继愈在中华大藏经编辑室办公室。资料图片
    一个人在去世以后,人们最怀念他的究竟是什么?是他创立的不朽功业?是他留下的丰厚遗产?还是他伟岸高尚的人格?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诞辰100周年。回忆起与老馆长朝夕相处的日子,同事们谈论最多的不是他的学术成就,不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他给国图建了多少楼、收了多少书,而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平凡无奇的小事。正是这些平淡如水的小事至今萦绕在同事们的心中,让他们每次一想起老馆长就情不自禁地浮现微笑。
    爱古籍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写作。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整理了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经典,编订完成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他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他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他难道不想自己写点东西?来找他要求重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社也很多,但他都不同意。这究竟是为什么?”曾经担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当时心中就有这样的疑问。谜底很快就揭开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国图出版社新招的几位博士生业务水平出众很适合编辑岗位,但因编辑是为人作嫁衣,不如自己做研究有名有利,最终纷纷出走。“留不住人”成了郭又陵心中的痛。他向任继愈汇报了相关情况,任继愈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你们要对年轻的编辑把情况讲清楚,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发展得很快,但是文化建设的高潮还远远没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给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做好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文献整理的准备。”
    郭又陵恍然大悟。“你看他编了多少书,《中华大藏经》《中华大藏经续编》《中华大典》《二十四史》《清史稿》《敦煌遗书》《宗教史丛书》《佛教大辞典》《中国文化史知识100部》……他编了这么多书,就是在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和典籍,编起来留给后人,方便他们研究。”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他曾经跟我说,我今年92岁了,我估计自己还能活5年,够我把这两部书写出来。结果任老2009年就过世了。”郭又陵摇头叹息。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以他的贡献和地位,拿一个出版政府奖是很容易的,但他绝不参评。不但不参与评奖,他甚至拒收《中华大典》的编辑稿费。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郭又陵说。
    爱读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不达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大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只要是方便读者的事,他什么都愿意去做。”曾任国图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说。
    国图新馆玻璃门的质量很好,透明度很高,常有读者没注意撞到鼻子。任继愈就要求行政部门在所有玻璃门上都贴上彩色贴纸,提醒读者注意安全。“这些全是小事,但他一个馆长就能注意到这么细的事情,确实难得。”黄润华说。
    不爱钱
    在国家图书馆的同事们口中流传着好多任继愈“不爱钱”的故事。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我给老先生送去了,拒收。他说我有衣服,要置装费干什么?我说这是规定,他就不要。但是现金领出来了怎么办?再送回去吗?在账上怎么办?财务那儿也不收,手续很麻烦。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这是他秘书出的主意,说任先生有一笔支出。因为他当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知名度很高,认识他、不认识他的人老给他写信,大部分是不认识的,让他帮忙查书,然后影印。影印是要花钱的,正好用这笔置装费在秘书科专门建一个账,一笔一笔从这里走。”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任继愈说,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根本不是学生掏的,“一个清贫的边疆省份的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哪能掏出来一万五啊,这是任先生自己掏的钱。我把钱给任先生退回去,任先生不收,我也不能收。没多久我突然收到一份捐款证书,是‘母亲水窖’发给我的,写的捐赠人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都免费题字,分文不取。而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就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就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平原县的图书馆,任先生是真正的淡泊名利,两袖清风。”郭又陵说。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说:“在任老的身上集中了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所共有的那种特点:深沉厚重的爱国精神、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任老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国图人要永远继承和发扬的。”(本报记者张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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