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会林（左）向大家展示曹禺给北国剧社的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  1956年，黄会林（左）与绍武的结婚照。 201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的会客厅高朋满座，贤者云集，安乐哲、顾彬、罗多弼、杜伯妮、陈杨国生、齐鸣秋、曹卫东、秦伯益、丘进、曾庆瑞、黄式宪、贾磊磊、高峰、郎昆、于丹、俞虹、苏浩等诸多蜚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如约而至，汇聚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举办的第六届年会现场。 这个被昵称为“请进来”的国际论坛，自2010年开弓上马以来，六年从未中断。而向这些学术“大拿”们广发“英雄帖”的东道主，正是如今已82岁高龄的黄会林。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仅仅发展自己，而应该思考并努力应对全人类的困境，寻求人类未来更好的可能性。” 开幕式当天，鹤发童颜的黄会林以一袭中国传统服饰亮相，登台致辞。八十载荏苒时光，赋予她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度，和穿越耄耋岁月而来的韵致。 演讲结束后，黄会林优雅地步下讲台，毫无疲态。台下掌声如海沸。 这位老人的志业，并非“千里逢迎，高朋满座”那么简单。就在不久之前，由她发起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火遍全国。 到了这个年岁，何必还如此拼命？黄会林笑着说，“活着干，死了算”——这大半生，她心心念念的，到底还是“身外之物”——从振兴戏剧到传播电影，再到为中国文化立言，从来初心未改。 回首往事，黄会林很少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从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对于一直行健不息的她而言，影视是坚据的城堡，戏剧是从影的摆渡，文学是卅年的故交，底色更有一抹沙场的鲜红。由武及文，经文入戏，借戏从影，照影化人。这一生，宛如从天而降的江河，以款款涓流，汇成万钧之势，又从风急浪高，归入天宽地阔。 战地黄花 1934年正月。寒冬。 一个名叫“慧麟”的女孩出生在天津，名字里就透出一股子隽秀儒雅的门庭气息。 黄氏祖籍，在“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江西吉安，一门出过不少栋梁之材。慧麟的高祖父是清末河南巡抚黄赞汤，祖母孙氏系晚清四朝元老、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之孙女。 慧麟降生之际，偌大的中国正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民生凋敝。 慧麟的童年在颠沛中度过的：6岁时，因父母离异，她随母亲移居上海；10岁之际，因祖母的严命，重返天津父亲家；11岁那年抗战胜利，她被父亲带到北平念书；北平解放前夕，又同全家一起搬回上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安定在首都北京。 “我童年时在北京、天津、上海之间不断迁徙。本是读书长知识的时候，却因此而基本功打得很不扎实。” 回忆起自己的童蒙时期，黄会林所遗憾的，还是读书太少。而相较于“幼蒙庭训”的不足，沦陷区任人鱼肉的记忆则更为深刻。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满城肃杀。随母去沪上居住的小慧麟，常见荷枪实弹的日军和遍地关卡。严冬，她随大人出门，因两手拢在袖套里，过关卡时竟被强令上缴袖套并反复搜查。 “那时过得太辛苦，总觉得苦日子没有尽头。”回到天津后，慧麟更多体察到的是家庭生活的凉薄。由于继母当家，她和哥哥饱受虐待，甚至一度离家出走，这也让她早早地萌生了“自立”的念头。“我常想要快些长大。只要长大了，就可以离开这个家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谁能料到，自立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 1950年，万象更新。慧麟随家迁回北京，插班进入北师大附属中学学习。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保家卫国”口号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当时的她正在念初三，所在的班级报名之踊跃，竟无一缺席。最后，共有4人被批准参军，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戴眼镜的小丫头”——由于名字笔画太多，不易书写，她被指导员改名为“会林”。 之后，黄会林便随同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拔入朝。 谈起那次关键的人生选择，黄会林总是用“幸运”来形容。于她而言，从军的经历无异于生命的崭新开端。她记得，在鸭绿江大桥附近的一处农家，部队临时驻扎。房东朝鲜大爷大娘，惊异于这些明眸皓齿的女兵竟然也前来相助，激动得泪水盈盈。老大爷亲笔题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相赠，一如北方寒冬回春的暖意。 在朝期间，行军主要在夜间进行，一些战士甚至会边打瞌睡边走路，情况异常艰苦。“夜里行军一抹黑，前排的人有时会带着后排乱跳，好玩极了。天寒地冻，女孩子洗头发都得敲开河面的冰，洗完后头发冻成了冰棍，用小树枝一根根敲打掉，头发便干了。” 然而，战争的残酷总是猝然来袭，死亡如秃鹫一般在上空盘旋。几乎每天，她都目睹着身边的战友血肉横飞，自己常在战斗结束后收殓掩埋烈士遗体。好几次，炸弹在距离不到十米处爆炸，土石迸溅，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严酷的考验来自于清川江大桥保卫战。为了摧毁这条主干线，美军派出大批量B-29轰炸机群，不间断地空袭，所过之处，唯余焦土。志愿军总部下令黄会林所在的高炮512团死守此桥，在团政治处的黄会林，和战友们一起肩负起送弹药的任务。 “120斤重的弹药箱，二话不说扛起来就走。”谈起当年的战事，黄会林话语间英气不减。她记得半路上枪林弹雨，一边是弹片飞溅，一边是战机扫射。头上的钢盔不断发出弹片弹射擦碰的声响，如同死神的“奏乐”。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上百人战死沙场。战后部队进行总结评功，本团评出100名“人民功臣”，其中1名女战士，就是黄会林。 “就是死在这儿，也是为祖国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 九死一生之中，黄会林终究得到了命运的眷顾，而她的许多战友却埋骨他乡。从那时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攫住了她——作为幸存者，她的生命并非仅属于自己，而是承载着无数忠魂的意志。她开始觉得，余下的半生必须以全部生命力量去报恩，以“后死者”之身实现战友们那些未竟的遗志。 杏坛春晓 1953年，板门店谈判落幕，朝鲜战争结束。 回国后的黄会林，虽然背负着岁月的沉重，却并未由此消沉。一个潜伏已久的念头在她的内心逐渐苏醒：要读书！ “一想到能够再次读书，我高兴极了。”相较于调入文工团或从事文职工作，求知若渴的黄会林选择了继续深造。擅长文科的她，顺利考上北师大工农速成中学。 黄会林还清晰地记得，刚来到位于北京宝钞胡同的工农速中的场景。那时正值课间休息，班主任招一招手，一个憨厚的小伙子跑了过来，帮她把行李扛到了宿舍。 “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人会陪伴我度过之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谈及与丈夫绍武的初见，黄会林仍会显露出少女般的羞怯。 在工农速中，黄会林和绍武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两个，但也是成绩最好的“状元”和“榜眼”。两人相互扶助，日久生情，又在毕业之际，双双上榜，被保送北师大中文系就读。 20世纪50年代的北师大可谓大师云集，文气浩荡。名家之风也让黄会林如饮甘泉醴酪，如蒙醍醐灌顶。 “刘盼遂先生学问很好，讲课旁征博引，令人如沐春风。但他吃穿简朴，常常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登台，袜子也满是补丁。启功先生讲唐诗宋词，他的格律底子很好，又有幽默感，吟诵诗词激情四射，常常博得满堂彩。” 回忆求学生涯，黄会林犹感此生难忘。她天资聪颖，各科皆优，唯有一门不尽如人意，即是俞敏教授的现代汉语课。不服输的她于是倍加努力攻坚克难，这位语言学大师也开始注意到了那个貌似稚嫩的小姑娘。 一次答疑时间，俞敏先生将黄会林单独叫去办公室，把她的提问本翻出来，指着问：“这是你写的字？” 黄会林点点头。 “游击习气！”老师不客气地评点道。 曾征战沙场的黄会林自然明白，所谓“游击习气”来自何处。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幼时也描过红模，临过大家，然而生活的动荡却没有给她成型的机会。她或许有些许委屈，但面对先生的批评，还是下定决心要认真练习写字。 “其实写字并不难，就是排列组合四个字，也就是间架结构的问题。”三十年后，当黄会林就书法问题请教启功先生之时，他如是说。那时的黄会林虽已执教多年，却一直向往把字写得好一些。看她如此认真，启功将自己所书的《千字文》作为摹本送给了这位“小友”——这是后话。 20世纪50年代末，黄会林毕业后听从组织安排提前留校任教。昨日初识门庭，今日始为人师，讲台上下，却非一夕可成。她勤学好问，孜孜不倦，力图尽快从助教成长为可以登台授课的讲师。然而时代风云难测，政治运动的浪潮猛烈敲打着校园的围墙。“文革”开始，全国停课，刚获允授课的她陷入无课可教的境地。 “那时候，造反派组织了一个牛鬼蛇神改造班，我在班上是辈分最小的，班里大多是一些老先生，像黄药眠、启功、钟敬文、俞敏等先生都是‘同学’。”据黄会林回忆，改造的方式主要是体力劳动，譬如种菜、盖房子等等，这些她都干过。 只是未曾想到，几年的播种、锄草，朝夕相处，黄会林竟由此和当年仰慕的恩师成为“难友”，建立起匪浅的忘年情谊。 对黄会林而言，俞敏先生是她长年的“一字师”。1995年，黄会林夫妇应邀以万字长文哀悼驾鹤仙逝的大师夏衍，起笔时纠结于首句“哲人长逝，唯余德馨”的分量欠重。立即登门请教，经俞师指点，将“唯余”改为“千载”，顿时得到了提升。启功先生则始终是一位温情的长者，他曾自带干粮，领着绍武和会林在故宫里整整考察了一天。不仅如此，因文学或创作之故，像唐弢、夏衍、曹禺等名家巨匠，与会林夫妇结缘的大家亦不在少数。 “文革”结束后，恢复教职的黄会林很少走动。但每年春节，她必定前去给钟敬文、启功、俞敏三位师长拜年。 “他们去世一位，我就少拜一位，现在他们都走了，我再也不外出拜年了。”话语间，落日的余晖洒在她的银发上，窗外的木铎路愈发萧瑟空寂。 北国风云 在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刀锋》中，有一位叫作“拉里·达雷尔”的飞行员，他参加过一战，却因目睹战争的残酷和战友的死亡，而变成了一个“晃膀子”的沉思者。和拉里相比，黄会林有一处与其颇为相似——亲历过刀锋最残酷锋利的一面，并知晓救赎之路的艰难。 然而不同的是，黄会林更类似传统的儒者。她并不费心思考彼岸世界的图景，而是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纵身现实的洪流。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有协助爱人绍武创作电影剧本《梅岭星火》和多幕话剧《故都春晓》等经历，黄会林虽仍在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重点却转向了戏剧。 “记得当时听黄老师的戏剧史课，至今印象犹深，那时整个课堂都洋溢在激情的海洋里。”如今身为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的田卉群，如是描绘当年受教的心驰神往。 身为教师，黄会林最大的创举是别出心裁的教学“革命”。在她的课堂上，学生可免去论文，以剧本作为期末答卷。她和老伴绍武一起带领学生们搞创作，重实践，自导自演原创剧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潮遍地的校园里刮起了一股清新的戏剧之风。 所有这些，都成为后来北国剧社出世的先驱。 “我至今还会想起1986年的那个冬天，那些青春激荡和诗意浪漫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所得到的教诲和启蒙，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曾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82级的北国剧社元老周妍，这样表达了她对老社长的感恩之情。 卅年前的1月，正是被誉为高校戏剧的“第一举旗手”——北国剧社成立的日子，而其创建人及首任社长，便是黄会林，艺术指导则由绍武担当。 时间回到1985年年末。那时，由黄会林课堂作业改编的第一批学生自创小戏降生不久，甫一登台，就引起了剧协的注意。 “当时正赶上中国首次承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北京是两个主阵地之一。剧协的人看过我们演剧，觉得很有潜力，就邀我们参演一个片段。”后来黄会林将邀约转告学生，哪知学生有冲劲，更有野心。 “要演就演全本！”青年人的热血上涌。经过一番交涉，学生的“请愿”得到了应允。 然而，参演国际戏剧节却不能只凭一腔热血，规划、管理、人力、资金方面的压力接踵而至。为了便于统筹协调，成立一家戏剧社团方是上策。那么，问题来了——新剧社叫什么？ “‘中国自有戏剧，当自南国始’，这个‘南国’也就是1927年由田汉先生创办的南国社。”为了“仰慕田汉老，追踪南国社”，黄会林和大家商量，将新剧社命名为“北国”——那时的她绝不会想到，这两个字会成为划过时代上空的耀眼星辰。 1986年1月10日。天寒地坼。 那晚，黄会林和绍武领着学生，制作出简单的请柬，再用白布铺上课桌，就在旧主楼8层并不宽敞的会议厅，召开了北国剧社的成立大会。 让黄会林深感意外的是，当天晚上来人之多，超乎她的想象。顶着猎猎北风前来的，有吴雪、刘厚生、吴祖光、徐晓钟、丁扬中、李汉飞、苏民、兰光等业界赫赫有名的“大拿”。著名艺术家黄宗江迟到了，一进门便说：“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剧协在这儿开主席团会吗？” 笑声响彻会场，暖意如雪融。 成立大会上，黄会林言简意赅地宣布：一，白手起家；二，演戏不要耽误学业。 正值考试周，所有社员“领命”后，随即散去，各自投入紧张的学业之中。考毕搁笔，新春将至，散落的漫天星火齐齐聚拢，要在校内掀起燎原之势。面对全校开始放寒假，北国剧社宣布：学校吹熄灯号，我们起床！ 黄会林夫妇心疼这些离家不归的孩子，却更珍视他们内心的理想坚守。寒冬腊月，她亲手为小演员们下厨、送食，老伴绍武则用工资添置了年节的果蔬礼物，权作压岁。舞台上下，老两口如一家之长，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长。除夕之夜，爆竹声声，汗水却濡湿了排练场。 3个月以后，北国剧社在总政排演场初试啼声。 “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你们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曹禺在观看之后，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听闻此语，不少演员哭了，绷了太久的黄会林和绍武，也禁不住湿了眼眶。 随后，北国剧社以黑马之姿杀入戏剧节，在中国话剧殿堂——首都剧场连演五场，一炮打响。演出之夜，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文化部部长的王蒙都亲临现场观戏。曹禺也来了，带着许多外国友朋，来见证莎士比亚的“东方面孔”。不出几日，国内各大媒体以及欧洲时报、美国中报、香港晶报等对此的报道已铺天盖地。 北国四月，已换了人间。 正是从那时起，北国剧社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话剧百年史上首个载入史册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 十年弹指，黄会林没有停歇，她和绍武亲率北国剧社“东征西讨”，陆续排演了诸多大家名剧，并自创《教育世家》等佳作，让北国之名愈加响亮。曹禺当年曾亲为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赠予北国诸君。如今故人不在，韶华渐逝，燃烧在黄会林内心的那股青春之焰却从未止息。 这把火，点燃了三十年相承的北国剧魂，也点亮了她自己的一生。 大影希声 田卉群说，黄会林是那种永远不会故步自封和自我设限的人，即使在悬崖边上，她都会往前再探一步。学生于丹也惊讶，一个甲子过去，黄会林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而谈到自己的老领导，现任北师大艺传学院院长的周星提到八个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确，在黄会林的字典里，似乎从未有一刻出现过“疲惫”和“休止”这样的字眼。 在校园戏剧领域的深耕，让黄会林在业界名声大噪，这种光环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她退休前夕。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就此偃旗息鼓、功成身退之时，她却“乘长风破万里浪”，重新开拓出一片流光溢彩的新大陆。 1992年，黄会林临危受命，带领着尹鸿、周星、李志田、绍武等五位教师，和她正在培养的六位硕士生一起，从名满文坛的北师大中文系走出，入主位于辅仁大学后院的艺术系。 这一决定当时让许多人不解：图个什么？ 原来，当时北师大的艺术学科可谓“一穷二白”，不仅已五年未曾招生，硬件设施更是“一无所有”。系所在地，是辅仁校区一个长年失修、四处漏水的化学药品仓库。而办公室里，最现代化的工具竟是一部旧电话机。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次“出走”是校领导下的死命令，而黄会林的本意原只是要立起一个影视学科。“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会跟组织讨价还价，既然指派了，我就来，既然来了，我就好好干。《中庸》讲‘素位而行’，还是那句老话，既来之，则安之。” 重振艺术系的过程，无异于平地起高楼；创建影视学科，更是要从无到有定章制典。为了突出自家特色，黄会林和同事们把培养“头脑型”人才作为目标，以此区别于输出“工匠”“艺匠”的专业技术院校。此外，对传统文化的强调，也成为黄氏一门的“金字招牌”。 此后几年，影视学科的进展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这也印证了黄会林的精准嗅觉：第一年，影视学科成立；第二年，开始招收硕士生；第三年，开始招收本科生；第四年，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不仅如此，黄会林更拒绝“躲进小楼成一统”，把艺术学做成“故纸堆学”。在她的倡导下，新学科以敢想敢做著称，开实践风气之先。 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就诞生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大学生电影节的想法，来自于几个年轻教师的日常闲聊。当得知他们的设想之后，我也倍感振奋，当即鼓励并安排大家着手去做。可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为了给这个新生儿筹集资金，黄会林以年届耳顺之身，四处奔波游说，却遭到一路的不解和奚落，几度濒临绝望。最终，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辗转联系到一家愿提供赞助的台企。 23年前，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成功上马。 有了第一届，自然要有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黄会林内心的韧劲得以激发，她远不止是想“玩玩票”，而是要持之以恒地打造出一个品牌。然而，年轻的电影节永远是饥一顿饱一顿，数度面临钱荒，最严重的时候几乎要倒贴筹办，连部分核心成员也萌生退意。 关键时刻，数十年前浴血朝鲜战场的坚定意志迸发而出，这股子绝不认输的劲儿，不仅帮黄会林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 “老太太告诉我们，钱多大办，钱少小办，没钱也要办！” 如今身为北师大纪录片中心主任的张同道教授，那时担任电影节的组委会秘书长。回忆起当年草创的艰辛，他记忆犹新：“那时没钱是常有的事，但黄先生有决心，即使‘强行起飞’，也不能停。” 为了省钱，运送拷贝蹬三轮，办公地点打游击，标志条幅靠手工，都是家常便饭，黄会林自己也跑场地，吃盒饭，身先士卒。正是这股“敢啃硬骨头”的军旅作风，让年幼的电影节挺过了经年风雨，得以在今天蔚然成荫，成为浮华名利场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没有喧嚣的炒作，没有华丽的时装，没有资本的涌动，唯有一颗为电影作嫁衣裳的本真之心。 黄会林眼中的大学生电影节，一如她那张饱经风霜打磨却天真不改的容颜。 景行行止 岁至八十，黄会林还是没能歇下来。 在艺术学科担任系主任、院长、博导的日子里，她沉下心来，开始在“新长征”路上探索。从影视美学的民族化，到影视受众研究，进而深入到未成年受众，再复归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宏大课题。她越战越勇，决不愿荒废有生之年的一分一秒。 “80”后的黄会林，时常让“80”后的青年人倍感赧颜。 现如今，“黄会林”三个字名满学界。她是“第三极”文化的创始人，执掌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的巨细事宜，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则持续为许多大型国际活动输血。她桃李满园，各大学府、媒体、文化机构及政务部门，皆不乏黄门子弟，其中可称名者甚众。 荣誉等身，名望若此，她本可以金玉满堂，乐享鸿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黄会林，却和以往一样：简单，朴素，低调示人。 数十年过去，黄会林和老伴绍武依然居住在师大校园一幢老旧的公寓楼里。家里空间不大，却堆满数十年的旧物。念旧之人，唯求安心——此心安处是吾乡。离休后的绍武喜好在家读书，埋头辛勤投入文学创作。唯黄会林依旧每日奔忙，风尘仆仆，老伴则给她挡风洗尘、保驾护航。 这是生活中的黄会林。匆忙却从容，质朴而优雅。 “黄老师是一位优雅的女人，她总能很好地平衡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学如为人。”在于丹眼中，黄会林即便简单也不随意，永远是干净漂亮，一丝不苟。而学生辈中广为流传的，还有她不凡的厨艺——“黄氏酒焖肉”的绝佳火候，依稀饱含着她对生活的考究。 举手投足间，当年那个出身名门的“女公子”若隐若现。 唐刘禹锡《陋室铭》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如是八字，用来形容心怀天下奔走不息的黄会林和她那方不大的“斗室”，正是恰如其分。她一生好墨宝，家中各处都能看见当年的老友和师长留下的手迹。她的书房中，有一张唐弢先生当年题写相赠的诗文，上书—— “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购得清河书一卷，古人与我语衷曲。” （鲁博林，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