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灿然书屋。 金灿然，国务院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58年开始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和齐燕铭等前辈一起，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开创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古籍出版社寥寥无几，其中，除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老字号”外，继之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文学古籍刊行社、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的古籍编辑人员较少，专业水平不高，古籍人才存在较大缺口。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8年，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金灿然任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 1959年3月，古籍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在齐燕铭、金灿然的积极倡导下，会议提出了培养古籍整理出版后备人才的方案，其中重要一条就是通过高教部委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定向培养学生，毕业后输送到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在高等院校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史无前例。负责具体落实的金灿然迎难而上，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他多次与主管部门和北京大学的相关人员沟通，商谈具体事宜。 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1959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这个专业学制五年，在必修课基础上，还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古籍校勘、版本目录等课程。这是新中国系统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的开端。 古典文献专业第一任教研室主任由魏建功先生担任，此后周祖谟、阴法鲁等先生先后继任。 古典文献专业成立伊始，金灿然专门给首届学生作了一次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学术报告，魏建功向学生介绍金灿然时说：“在古籍整理出版战线上，灿然同志是总司令，我们古典文献专业师生都是总司令领导下的小兵。” 此外，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小组成员吴晗等也亲自到北京大学为该专业的学生授课。为了提高在职编辑的专业水平，金灿然为中华书局制定制度，青年编辑可以通过考试择优到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深造；古典文献专业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专题讲座”时，金灿然也专门安排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前去旁听。 1964年，古典文献专业首届学员完成学业，其中有11人分配至中华书局：冯惠民、马蓉、梁运华、刘尚荣、包遵信、魏连科、张忱石、沈锡麟、楼志伟、黄葵、孟庆锡等；1965年，第二届毕业生于世明、杨辉君、吴树平、罗毅、黄筠、杨锦海等11人分配至中华书局；1966年，第三届毕业生王秀梅、许逸民、杨牧之、姚景安、崔文印、熊国祯等12人分配至中华书局。至此，古典文献专业共为中华书局输送毕业生30余人。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继北京大学之后，全国开设古典文献专业本科教育的高等院校达六所，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用人之道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用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这两句诗来概括金灿然的用人之道，再恰当不过了。 金灿然有一句名言：“人弃我取，乘时进用。”这句话的产生，是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全国大约有55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许多是知识分子，一些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熟悉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亦在其中。 金灿然则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成为“弃儿”的“右派分子”身上，打算网罗他们于麾下。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举措要冒很大风险。而在当时一般人看来，谁也不敢与“右”字沾边，躲之唯恐不及，哪还敢“进用”？ 而金灿然却全然不顾忌这些。他认为，任用贤才是事业的需要，有这一条理由就够了，其他的就没必要多想。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华书局先后调进了几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或被错定为“内控对象”的专家学者。此外，还聘用了一些失去公职的临时工参加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这些人每位都才华横溢—— 宋云彬，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8月调到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组。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负责“二十四史”的整理、编辑工作。先后承担了《史记》的标点、编辑出版及历次重印等全面加工工作，起草了《史记》的出版说明和点校说明；承担了《后汉书》的点校工作，参与了《晋书》和齐梁陈三书的责编工作。此外，还译注了《项羽》《刘邦》等。 杨伯峻，1957年在北京大学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调入中华书局，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等。其中《论语译注》一书因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社会影响很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被日本的大学用做教材。《论语译注》由中华书局出版时，杨伯峻仍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在《文革也没割断我与孔子、孟子的缘分》一文中提到此事时写道：“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中华书局编辑）审查并任责编。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金灿然同志也因此受了批评。” 傅璇琮，1955年毕业留北京大学任助教，在政治运动中遭受到错误批判，被调至中华书局接受改造，傅璇琮因此走上了古籍整理出版与学术研究并行的道路，1962年他撰著的《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在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他还策划、组织了大量古籍整理专著的出版，后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是学者型编辑的典范。 褚斌杰，1954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游国恩先生的助教，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调入中华书局，先后担任哲学、文学编辑室编辑，编辑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哲学、文学著作。1962年，褚斌杰撰著的《白居易》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王仲闻，王国维次子，精熟唐宋文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被强制退职，1959年调入中华书局文学组担任“临时”编辑。参与了《全唐诗》《全宋文》《元诗选》的编辑出版工作，校勘整理有《南唐二主词校订》（人民出版社，1957年）、《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等，参与《全宋词》的校订工作，校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仅编辑《全宋词》一书，编校加工记录就达上千条，近十万字。 马非百，1957年因言获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9月与傅振伦一起，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在古代史组担任编辑工作。 傅振伦，历史学家、文物博物馆学专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9月调到中华书局，在古代史组担任编辑工作。 中华书局的职工在1957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政治运动中也没能幸免，6月，卢文迪、章锡琛、陆高谊、丁晓先、方承谟、石础、李勉、李鋆培、王文靖、王子卿、熊尤金、侯岱麟、房志迅、吴佩林、卫水山、黄仁清等16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对这些“土生土长”的老“右”们，金灿然仍一如既往，一视同仁，照用不误。 至此，金灿然担任总经理期间，在中华书局任职的“右派分子”多达40余人，有的人说这里是“右派”的黑窝，金灿然对此议论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因为他看重的是人才。这些“右派分子”中，不乏版本目录、古文字、古天文历算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他们学养深厚、精心敬业，为古籍整理出版队伍充添了丰厚的实力。 编辑丛书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拟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邀金灿然和李侃到其办公室，一起商谈具体相关事宜。最后，确定由吴晗担任主编，金灿然与尹达、白寿彝、任继愈、何兹全、汪篯、周一良、邵循正、季镇淮、侯仁之、翁独健、戴逸等专家组成编委会，同时指定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的同志担任助编工作，印刷出版由中华书局承担。 金灿然非常重视小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中华书局专门成立了中国历史丛书编辑室，他还专门与吴晗以及当时主管历史丛书编辑室的副总编辑巩绍英一起研究丛书的编写计划，将选题分成史前文化、历史人物传记、历次农民起义、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作家和作品等专题，把丛书规划的选题扩大到三百种。 金灿然高度重视这套小丛书的书稿质量，把关极其严格。他要求编辑人员务必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避免失误。他要求编辑人员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做到，每部书稿他都认真仔细地审查把关。 1962年，其中一部历史小丛书的书稿已完成编辑加工，准备签字付印。金灿然在三审时发现书稿中有几处提到的同一地名地理概念不一致，他亲自核对史书，指出书稿正文中的叙述和地图画法不相一致，要求责任编辑修改稿子，重画地图，并说：“不要因为是普及读物就马马虎虎，要给青少年准确的历史、地理知识；否则，如果不准确，会以讹传讹，贻害读者。”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于1959年开始出版：《秦始皇》《曹操》《李冰和都江堰》《司马迁》《康有为》《文天祥》《戚继光》《洪秀全》《李自成》《于谦》《李时珍》《郑成功》《林则徐》《史可法》《文成公主》《苏武》《秋瑾》《韦拔群》《张煌言》《黄巢起义》《海瑞的故事》等相继与读者见面。 至1962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一百种，中华书局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庆祝大会，叶圣陶、邓拓、吴晗等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大型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有着不可抹灭的历史意义。金灿然为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贡献，也将与小丛书的价值一起得到永存。 1963年，金灿然因工作过度劳累患上了脑软化病做了手术。他在身心俱痛的情况下，依然念念不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坚持上班。1965年，他脑病复发。 1968年4月18日，之前的那些“是非”果然“惹火烧身”，“造反派”们抄了金灿然的家，并扣发工资，每月仅发生活费18元，直至他1972年病逝。 为纪念金灿然同志，中华书局的读者服务部2004年更名为“灿然书屋”，四个大字由启功先生题写，该书屋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销售中华书局的全品种图书以及全国22家古籍出版社的七八千个品种的图书。 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