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1943—）。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东亚史教授，国际著名汉学家。曾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汉学系主任，现为欧洲汉学学会理事，《明清研究》杂志创办人及主编。意大利汉学学会、欧洲汉学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尤其是明清史研究。共出版学术专著近60部，发表各类学术文章12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孔子与儒家学派》《中国思想通史》等。 一、汉学道路 史华罗曾就读于意大利北部的古典式高等中学，后进入罗马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此期间，他一直在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1966年获罗马大学博士学位，1974年，他开始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担任研究员助教，随后成为研究员。东方大学是意大利在东方学研究方面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他由研究中国和朝鲜社会史开始，写了数篇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文章，随后兴趣进而扩展到明清时代中国的文化史，以及同一时期的道德表现、民俗和心理状态。 意大利是西方汉学研究开展较早的国家之一，但在二战之后濒临崩溃，学习汉语，成为一个汉学家，这在1960前后的意大利，是一个近乎荒诞的玩笑。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汉学教授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是汉学教授？”答案是：“一个只有两个学生的教授。其中一个继承他的教授职位，另一个可怜人，他自杀了”。而史华罗恰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的汉学学习和研究生涯。他曾向《光明日报》记者谈及他学习汉语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原因：一是从前读书时，常从老师那里零星地听到中国的文化、历史，后来又接触到中国画，种种富有美感的线条和色彩吸引了我。其二，我最初对俄罗斯文学很有兴趣，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时，常能找到共鸣。相比之下，阅读中国文学则是一种崭新的体验，我便反问自己：这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对我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与之前阅读西方的宗教、文学或哲学的感觉不同，“请容许我打个比方：德国哲学家尼采将希腊文化精神区分为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如果说西方文化观念于我像是酒神精神，那么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对我来说如同日神精神的感召。我一直很好奇，中国文化如何能沿着这种与众不同的轨迹前进，并且维持了这么长的历史，所以想从基础的学问开始，更多地了解中国”。（陈晓晨《寻找中国文学的“魔力”——访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光明日报》2013-08-12）。此时的史华罗一方面遵从父母的意愿，在罗马大学法律系学习，“但是我在学习法律专业的同时还在学习中文，这个爱好越来越强烈。因为我满脑子都是中国，后来我就干脆选择了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研究汉学，一直到今天”。（金煜《史华罗：转型中国迎接文艺复兴》《新京报》2009-11-26）。1974年，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聘请他担任研究员助教，随后成为研究员。也是他汉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这年，史华罗三十一岁。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是全意大利在东方学研究方面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在那里，史华罗从研究中国和朝鲜社会史开始，写了数篇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文章，随后兴趣进而扩展到明清时代中国的文化史，以及同一时期的道德表现、民俗和心理状态。1974年，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研究所委派他出访北京、汉城、台北、东京、新加坡和香港。这一年，史华罗第一次来中国，去了北京、西安、上海、苏州、广州。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陈晓晨《寻找中国文学的“魔力”——访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光明日报》2013-08-12）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史华罗频繁地参加世界各地的汉学会议：1973年，巴黎东方学专家大会；1979年在奥蒂塞伊；1984年在蒂宾根，1988年在魏玛，1990年在莱顿，1992年在巴黎，1996年在巴塞罗那参加历届全欧中国研究协会大会；1979年在汉城参加第一届朝鲜研究国际会议；1981年在施洛斯的莱森伯格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状况：观念与现实”研讨会；1985年参加筑波举行的理学研讨会；1986年4月在那不勒斯出席“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进展中的工作”国际讨论会；1990年10月在佛罗伦萨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关于苏州的讲座；1991年4月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孙逸仙专题讨论会”；1993年3月18日由威尼斯大学主办的“中国思想史”讨论会；1993年4月7日出席比萨大学现代史系主办的“司法档案：原始资料和疑难个案”研讨会，并发表论文《道义上的责任》；1993年12月11—18日参加香港大屿银矿湾举行的“中国环境史讨论会”，并发表论文《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小说中的自然观》；1994年11月在威尼斯出席威尼塔学术界举办的“关于理学中‘恶’这一概念的讨论会；1995年2月出席罗马图书馆协会的儒学研讨会；1996年10月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布鲁克教授纪念庆祝会；出席1996年11月在香港，1997年、1998年、1999年2月在巴黎伊那柯举办的汉学讨论会；2013年8月出席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参加这些汉学会议和发表论文，无疑扩大了史华罗的学术视野，也加深了他汉学研究的情趣，提高了他的汉学水平。从2000年开始，史华罗负责主持大型国际研究项目“中国明清文学与非文学资料中情感词语的文本分析”。 除了进行汉学教学和研究外，史华罗还在1992年创办了汉学杂志《明清研究》并担任其主编。第一期以意大利语的形式出版，但在学界影响不大，于是从第二期开始至今改为英语。出于资金等原因，仅限于高校交流之用，对外不作公开发行。研究对象是14、15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关注的不仅是单一的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各方面的问题，包括物质、意识等，同时，也涉及中国和东亚邻国的交流和关系等。2007年起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和罗马大学的共同资助下运行，和中国、日本等国高校也有一些合作项目。 史华罗热爱传统汉学，也热爱改革开放的中国，他认为转型期的中国，堪比文艺复兴。2013年8月，他又一次来到北京，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现在重回中国，再去这些地方，又是另一种面貌了。我一直在思考，我何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背后隐藏的，应该是中国对于外部世界态度的变化，这种态度的变化更是一种倾听的，理解外部意见的能力，它体现了中国社会最为开放的侧面。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理想理念——求同存异，在争议中求得和谐，即欢迎外来的人士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一种非常智慧的态度，一种对于儒家思想的新解”。他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与时俱进的愿望，这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人类是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惰性的，因此，不断地变革并不容易。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具有不断改变过去，不断适应现状的态度和能力。我想，这也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秘诀之一”。 为此，史华罗把在意大利复兴汉学当做自己的毕生使命。他认为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意大利惟一的中文教授德礼贤只有两个学生，白佐良和兰乔蒂，师徒戮力与共，志在复兴意大利汉学。现在更有理由继承汉学前辈的遗志，在意大利复兴汉学。他认为这是“出于对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渴望……并非仅仅出于好奇或是一种奢侈的异国主义，而是真实的文化需求”（同上）他对意大利的汉学教学和研究现状和自己采取的举措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他告诉记者：今天的汉学研究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这一专业产生兴趣，并逐渐走上了汉学研究的道路。在我开始学习汉学的时代，大概只有7、8名同学，而现在，仅仅我的学生就已经有300人。汉学领域的专业划分也更为细化，仅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各大学里和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有许多，涉及到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这些都体现了汉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全球化浪潮也蔓延到语言学习中，相比从前，信息传递更便捷，有很多直观的学习方法，使不少学生以为只要会讲汉语就能理解中国，这是一个误区。我常常会举一个例子来告诉我的学生们，如果给你们一本很好的词典，里面有诸如宗教、自由等词的发音和翻译，你们就能理解汉语语境下的宗教和自由的内涵吗？我想，很多词毕竟有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我们的学生仅仅从表面的学习中是无法理解汉语的本义和在历史语境下的不同衍义的。必须让学生明白，他们不仅是学习一种语言那么简单，而是在理解一个遥远的国度，因此必须扎实地从基础知识学起”。（金煜《史华罗：转型中国迎接文艺复兴》《新京报》2009-11-26） 二、汉学成果 意大利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威尼斯大学教授兰乔蒂（L.Lanciotti）认为：意大利汉学最有代表性的领域是中国历史、中国宗教和哲学，而史华罗在这两个领域都成就卓著。而这两个方面的成果，主要是通过中国明清史的研究而获得的。这方面的代表论著有《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华帝国晚期苏州的城市社会》、《中华帝国晚期的情感表达——明清时期激情观念衍变的连续性》、《明清中国的人类良知和责任》等，以及他所负责主持大型国际研究项目“中国明清文学与非文学资料中情感词语的文本分析”。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明清史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和宗教的切入点，史华罗说“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尚未被西方影响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化成熟期。这个时期正好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之前，是非常丰富、甚至很现代的时期，比如当时的苏州，相当现代化，经济高度发展，当然我不能说比现在的上海更现代，但当时江南的政治力量很弱，没法控制人的意识形态，民间有着很多的商业自由”；“到了清代，传统儒家又开始全面控制社会，明末清初产生的自由萌芽又被扼杀了。当然在明末，个人主义更加强盛，在那个时候，伦理这个东西更多是内心存在，而非外界强加的，这是很有趣的时期。还有很多东西，比如情感价值的表达，都很不一样，我觉得中国应该重新发现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他认为明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期，而且又在西方文化侵入之前，因此能纯粹又完整地代表中国封建文化的整体特征，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深入内心的伦理道德；研究清代则可以了解传统儒家思想如何扼杀明末清初产生的自由萌芽。他认为学者们对这两个时期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应该重新发现这个阶段”。史华罗认为这种发掘和研究更有着现实意义。他告诉记者：他曾经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中国明代的苏州，发现当时的苏州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工艺水平都不比文艺复兴的代表佛罗伦萨低。但现在，明代苏州的一切都成了历史的记忆，“从某些角度说，过去的记忆没法抹去。但是，这种记忆基本上还是少数人的特权，大部分的民众都已经丢失了这段记忆。我没法说这种影响有多大，但我知道，只要人们能够反省过去的教训和成就，就同样可以重新挖掘历史，重拾可贵的东西。过去的记忆是一种遗产，只影响那些想知道它的人。我现在正在做的研究计划，就是去重新挖掘明清的丰富性，向中国人展示，你们有一个巨大的财富遗产，在几个世纪前曾经有着一个相当活跃、自由的社会形态”。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丢失了，比如“文革”就抹去了很多过去的记忆，重新勾画了一个现实，但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过去的方式并非是保守的，重拾过去的记忆有时候也是一种进步。如果要重新学习，过去会是很好的样板”。（陈晓晨《寻找中国文学的“魔力”——访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光明日报》2013-08-12）。 围绕明清史研究，其方法取向则有两个：一个是从“情感”变化研究入手，探究更为深层的核心“文化”意识，并力求论证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意识的变化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观的研究，他发现对情绪和感情的评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即使是在正统思想统治下的清朝，还是有许多文人关注“情感”这一要素。他承认：在研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他明清言情世情小说时，当触及中华帝国晚期文化中的道德责任感和原罪的概念时，自己的确为“已发之情”和“未发之情”所感动。他认为当代中国人应该为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生活表达方式感到自豪，他们的再发现在改进其历史遗产观的同时，也会对他们今天的生活有所裨益。这是他研究的主要课题。在他的专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中，作者运用了两类研究方法，一是中西比较研究，二是多学科交叉研究。他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中西方不同时期对“情感”观念的看法和态度的差异与类同；他对西方“情感”的内涵的界定和激情在情感中地位等的介绍，尤令读者耳目一新。对明清文学中的“情感”词汇如此密集、深入地研究，这在西方汉学家中还是第一人。由于“情感”研究已经无法局限在纯文学领域，因而作者从词义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角度探讨了“情感”的分类、生理基础、社会意识及其在文化建构中的地位。严格地说来，这部著作的学科归属已远远超出文学史和辞典学领域，而是借助于文学资料调查、词义学分析，探讨文化核心之一“情感”在明清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社会意义。这方面的论著有《部分明清文学作品中表示“勾引”的词汇》、《传统中国里“罪”的概念》、《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妒”》、《传统中国的激情》、《中华帝国晚期的情感表达——明清时期激情观念衍变的连续性》等。1993年12月11—18日在香港大屿银矿湾举行的中国环境史讨论会上，作者发表的论文《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明清小说中的自然观》；1993年4月7日在比萨大学现代史系主办的“司法档案：原始资料和疑难个案”研讨会上发表论文《道义上的责任》也都是从社会道德这个角度探讨中国人的传统情感特征。 史华罗说自己研究汉学的经历和演变过程是：“通过对‘情’的关注，我逐渐将研究重点从社会领域转到了人文领域，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更加关注中国人的思维，从‘情感’变化研究入手，进而研究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核心‘文化’意识，由小见大，以情鉴史，通过情感表达的变化来观察社会价值系统的历史演变进程”（同上）。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史华罗的兴趣从历史、社会史向思想史、文化史过渡，继而将目光聚焦于明清时代的文化核心－民俗、道德和情感，以欣赏而非批判的立场看待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构架。在1993年发表的《中华帝国晚期苏州的城市社会》中，作者探讨了这个城市依靠什么优势雄踞江南？又如何在丝织业危机之后顺利地完成向棉纺业的转化？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势必有相应的文化贡献；顾炎武作为明清之交富庶之地的知识分子代表，率先进入了史华罗的视野，成为他的第一个集中研究对象。在1988年发表的《顾炎武思想中的“华”与“夷”》中，史华罗以好奇而关切的目光打量这个处在大转折时刻的古典文人，探讨顾炎武如何忠于两个朝廷，如何容忍自己民族的文化被另一个民族改写。这一思路也影响着史华罗的另一个同步研究——朝鲜社会史研究。在这个被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度里，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固然与中国有所差异，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方式，却与顾炎武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1990年发表的《朝鲜16世纪的理学大辩论及其对伦理和社会的影响》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史华罗汉学研究的另一个取向则是对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资料和非文学性资料（历史的和哲学的）作文本分析。其研究范围亦是划定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两个朝代，特别是15世纪至18世纪。为何要从中国文化中文学资料入手，作者说：“研究苏州与江苏时，我接触了顾炎武、李贽及其他思想家的一些想法，由此注意到不仅只有史学资料才有助于理解时代氛围，很多种其他的资料，比如哲学、文学作品，也可能提供不同的观点。小说是作者的想象力创造的产物，但他们的创造与其他资料一样具有历史性，因为他们描述了时代的经历和环境，折射了作者以及他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精神状态。”作者在对明清小说作文本分析时，往往得出与我们不同的结论：当我们以中国式的含蓄矜持诠释祖先的情感方式时，史华罗却抛出了自己的洞见，他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情感表达——明清时期激情观念衍变的连续性》一文中指出：在明清小说中，所“展现的激情通常是充满着强度和力量，人物也不像儒家的圣人君子所应有的那样自我克制”，他认为“压抑说”只是一个仓促的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情感方式更倾向于“驯化”和“协调”，并进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近乎批评的使命：“当代中国人应该为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生活表达方式感到自豪，他们的再发现在改进其历史遗产观的同时，也会对他们今天的生活有所裨益。”在《明清中国的梦》中，通过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等明清小说的文本分析，史华罗从最初关注历史现实转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论文中，他将蒲松龄《聊斋志异》所描写的人物分为三种：平常人，被欲望俘虏而堕落的人，以及被痴心激励而成功的智者。他认为蒲松龄笔下的人物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种种潜意识。《聊斋志异》中时常写到梦，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欲望的通道，在这条通道中，醉鬼、狐仙等不同人物的不同形象体现了当时人们在儒学传统表象下的潜意识，非常值得深入分析。史华罗负责主持大规模的国际研究项目《中国明清文学与非文学资料中情感词语的文本分析》以及其专著《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都是在做这类文本分析。 史华罗的汉学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明清史，还是两个研究取向：从“情感”变化研究入手，探究更为深层的核心“文化”意识；对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资料和非文学性资料作文本分析。皆出自一个出发点，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研究人的天性，这方面并没有东西方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的差别。他不止一次向采访者坦诚：“我的兴趣在于人的天性”，“兴趣”是史华罗学术生涯的关键词。他认为，必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才能做到最好，才能勇敢克服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他的明清史研究是从研究苏州开始的，同样是出于“喜爱”和兴趣，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我喜欢明清时期的苏州社会，它是大都市社会的代表，充满各种各样精致优雅的文化和与众不同的生活理念，从泰州学派到公安派，从东林书院到传教士社区，很多种不同的社会阶层，从商人到工匠，从贵族到宦官，以及来自中华帝国各处的移民。”（金煜《史华罗：转型中国迎接文艺复兴》《新京报》2009-11-26）他在《明清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词语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史华罗引用了劳埃德（G.E.R.Lloyd）的观点：“重新建立某个时代情感生活的目标确是极具魅力，但同时也很艰难。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历史学者无权对此视而不见”。他认为研究历史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对事件和现象进行复述，也可以对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提出质疑。我的兴趣在于人的天性，以及人为了理解自身的内在和外在的真实而创造出的种种象征和概念。在众多的方法中，较为明确的一种就是深入某种文化的精神结构。如何进入这些结构？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审慎地观察，二是尝试重构情感和心理状态在当时社会中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而后者意味着理解某一群体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无意识的趋势。情感不仅仅是自发和盲目的个体反应，更直接折射了社会环境和一种文明的精妙工具，以及人们应对改变与现实的方式，因此，这种研究对于理解过去以及现在的理想演变和经济趋势而言，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最近十年来，史华罗的汉学研究从社会学转入了心理学，研究明清时期人的精神力问题以及种种隐藏着精神力元素的对象，从而探求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和思想通过什么途径被表达出来。当然，我们可以说，人毕竟是人，有很多共同点，但事实上，身处不同文化环境下，即便有相同的遭遇，应对也会有全然不同的时刻，因而观念、感受也会全然不同。事实上，我们学着如何去爱与恨，学着如何去感受，我们都是生成的，而非天生如此。不同的文化使一些神话保持神话的面貌，而我对这些基本的、原初的面貌很有兴趣。 三、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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