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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曾经发表周炳辉《琐忆祖父周越然》，文中有《沉重的1957》一节，说“1957年，是颇不平凡的一年。从料峭的早春二月，到风云突变的夏天，从‘百花齐放’，到扩大化的‘反右’，在知识分子的上空，不是和煦的阳光，而是惊恐的风暴。这一年，已经年逾古稀的祖父，忽而做了两件看来异乎寻常的事情”。“第一件事发生在春天。祖父不与任何人商量，也不委托任何人，就独自办完了这件事。直到四五月间，他才告诉我捐书一事。他是那么爱书，几乎视书如命，那为什么忽然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且立即付之行动，一无犹豫？我们无从理解，也无从猜测。但有一个现象是：这是在郑振铎近期来访之后发生的……那次，郑先生来访，祖父十分高兴，他们在西厢的书斋里交谈，谈得很久。然而在郑先生辞别之后，祖父就有点异常，他在客堂里走来走去，刚走进书斋一转，忽又回卧室，不读书，不看报，呆坐在书桌边。隔了好多天，他又进书斋忙着翻书，把书堆在一角。他不把书拿到卧室里去读，而且好像很焦躁的样子，谁也猜不透他究竟为了什么。等到他办完捐书这件事之后，家人才隐约地感到祖父近来情绪的波动、不安，似与他的‘历史问题’有关。为了卸下这个包袱，他作出了捐书的决定，而且捐出了他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元明刻本一百三十三册，这是通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给国家的。” 周先生文中虽然说这件异常的事他“无从猜测”，但读者谁也看明白了，是郑振铎给周越然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周在“惊恐”“焦躁”之下，极其痛苦地被迫“捐”出了视如生命的“后期藏书中最有价值的精品”！这样说来，这绝不是一件佳话，而是用了不正当手段的掠夺。即使不是攘入私囊，也是丑闻一桩。 然而，在1957年前后主动向郑先生（因为他是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提出，或者在郑先生鼓励下自愿向国家捐献珍籍和文物的藏家多矣，我掰掰手指头就能举出一大串名字，如张元济、周叔弢、张伯驹、潘世兹、丁惠康、朱启钤、刘肃曾、熊述匋、赵世暹、傅忠谟、翁之熹、甘汶、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荣德生、吴瀛、吴祖光、徐悲鸿、廖静文、朱偰、刘少山、周作民、徐伯郊、张珩、李庆城、朱剑心、潘景郑、吴文良、朱桂莘、张子厚等等。我曾看过很多有关他们捐献事迹的原始记载、当时的报道及后人的回忆等等，甚至还访问过其中的若干人士，从来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有如此不体面、不愉快的事情。 但周先生说是亲眼所见，言之凿凿，又令人不能不信。而且，这一说法估计很快就会被某些专门搜罗这类材料的学者所引用。幸好，1957年郑先生留有完整无缺的详尽的日记。经查核，那年从1月1日至4月16日，郑先生没有离开过北京；4月17日，他率领全国政协视察团离京赴西北视察，至5月16日回到北京；此后，9月3日他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保加利亚访问，紧接着他一个人又连续赴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两国讲学，直至12月2日回到北京。也就是说，不仅在1957年的“春天”，甚至在“沉重的1957”整整一年中，郑先生根本就没有来过上海。那么，他怎么到沪上周越然“西厢的书斋里交谈，谈得很久”呢？ 因此，周炳辉先生的上述说法是不可信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