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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之图”酝酿于伟大心灵

http://www.newdu.com 2017-11-24 国学网 傅宁军 参加讨论

    
    《愚公移山》草稿
    
        一九四〇年五月,徐悲鸿在大吉岭小住。
        在南亚次大陆,大吉岭是难得的避暑胜地。印度的夏季炎热而漫长,英国殖民当局官员和其他有钱人,总是连家带口,离开蒸笼似的城市,到这里远望群山,享受凉爽的空气。因此,大吉岭虽然偏远,别墅与客栈却不少。
        而徐悲鸿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到这个边远小镇,绝不满足于泡一杯咖啡或一壶茶,坐在客栈前观看喜马拉雅山的风景。尽管有强烈头痛的高山反应,也知道一路崎岖不平、危险丛生,他仍要登上喜马拉雅山,画出喜马拉雅山。
        一个阳光充沛的早晨,徐悲鸿和他的友人骑上骏马,奔向雄伟壮阔的世界屋脊,那是他久已向往的神圣高地。他们深入靠近喜马拉雅山的高原地区,迎着寒气逼人的阵阵冷风,盘旋在悬崖峭壁之间的蜿蜒山路,连绵起伏的峰峦、皑皑无尽的白雪和飘散在前后的云朵,还有时不时马背颠簸的惊险,给他以壮阔而瑰丽的感受。
        在喜马拉雅山的奇峰之下,一片巨大的山林豁然闪现,色泽竟然如夕阳般的通红。徐悲鸿惊叹,海拔如此之高,却有这般奇树,周围没有任何杂生树木,连杂草也没见到,似乎正是平常植物难得生存的自然环境,创造了一种低海拔罕有的美丽。他吟诗曰:
        花上九霄花愈浓,
        四周山尽白云封。
        向来惯识悠悠态,
        味其滋嘘造化功。
        徐悲鸿沐浴着阳光,站在神奇的雪峰之前,雄奇的世界第一峰金光灿烂,让他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也感到艰苦攀登后的喜悦。
        徐悲鸿说,登喜马拉雅山是“平生第一快事“。
        对于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叩动着徐悲鸿的心弦。当他把灵魂交给喜马拉雅山的时候,他感受到大山传达给人的坚强性格。他所看到的喜马拉雅山奔腾起伏,直指天穹,他知道喜马拉雅山脉就在国境上,在祖国的那一端也有它傲岸的身姿。
        于是,这个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小镇,出现了一个勤奋的写生者。徐悲鸿带着纸和笔,不停地四处采风,用速写记录着高山峡谷与风土人情,他在积累着创作素材。而他不是桃花源中人,天天收听广播,了解国内的最近战况,随之或喜或忧。他在一幅《群马图》上题写:“悲鸿时客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鄂北大胜,豪气勃发。”
        穿越山峰的茫茫云海,或许来自一个游子的故乡吧。
        而喜马拉雅山,不正象征着压不垮的民族之魂吗?
        徐悲鸿激动着,忘我地工作着。他运笔挥毫,作了《喜马拉雅山之晨雾》、《喜马拉雅山之林》等国画,他还为喜马拉雅山画了“油画肖像”。一位著名的油画家说,徐悲鸿喜欢用刀作画,他不是用软尖的画刀,而是用相当硬的刮刀。《喜马拉雅山》这幅风景油画的很大部分是用刮刀画的,树枝也是用刮刀压出来的,树叶也是刮刀粘出来的。
        以刀作笔,与其说作画,不如说是宣泄。
        在风光旖旎的世界屋脊,徐悲鸿的思绪仍牵挂着战火中的祖国。一九四○年五月十二日,徐悲鸿给友人王少陵函:
        印度七月起即入雨季,炎暑少刹,故弟至六月底即下山,而行止迄今未定。以工作论,印度最好,但国内催归殊急,弟拟由南洋再举行一两次展览方归国。中条山大歼灭战小鬼将死十万,最后胜利已极近,国外之人闻之均心慰也。弟之通信处暂定在港中华书局,吾侪一函往来必逾两月,故由港转可不损失时间。
        一九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回到圣地尼克坦的徐悲鸿,来到泰戈尔府邸,向泰戈尔辞行,他准备返回新加坡。大病初愈的泰戈尔靠在躺椅上,他穿着徐悲鸿熟悉的黑色宽袖大袍,白发披肩,白须垂胸,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泰戈尔语气舒缓,与徐悲鸿谈天说地,徐悲鸿感受着诗翁对人生的洞察与感悟,想到的比喻就是喜马拉雅山。
        山一样伟岸的泰戈尔,一生淡泊名利,为追求理想宁可遭人非议。当泰戈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贺喜信函和电报以及溢美之词,像一波又一波潮水似的涌来。有一个由五百位社会名流组成的代表团,专程赶来向诗圣表示敬意,泰戈尔耳朵灌满了好话,他却直率地说:“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无法接受你们如此的厚爱,就像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不需要帮助,最痛苦的时候不需要安慰一样,现在我也不需要你们的祝贺和致敬!”
        如同喜马拉雅山不为风雨所动,信念坚定的泰戈尔也不为盛名所累。徐悲鸿佩服泰戈尔依然深居简出,把喧嚣和虚伪挡在他的故乡之外。
        泰戈尔对徐悲鸿说:“请你在临行前帮着挑选我的画吧。”泰戈尔将在他的大量画作中精选一批,以便印制泰戈尔画集。徐悲鸿愉快地答应了。他知道,绘画如同作诗,是泰戈尔激情宣泄的另一种方式。泰戈尔伏案绘画时,徐悲鸿在旁边画过速写,泰戈尔似乎忘却尘世间的一切,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一气呵成,画风不俗而奇绝。
        次日,徐悲鸿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约定,在泰戈尔客厅中开始工作。当他面对着堆成山似的泰戈尔画作,感受到了一位世纪文化巨匠的博大。泰戈尔钟情于大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奇花异卉,都曾进入他的诗,也进入他的画,并且打上了印度民族的强烈烙印。徐悲鸿与其是在选画,不如说是在领悟泰戈尔的心灵。
        泰戈尔秘书告诉他,泰戈尔二十多岁学画,到当时耄耋之年,大自然的一切都在他的诗与画中,已存画作两千多幅,题材之丰富、内涵之深邃、风格之多样、数量之可观,不逊于专业画家。徐悲鸿从早到晚,用了两天时间,选出了泰戈尔画的精品三百幅,最佳之作七十幅,经泰戈尔过目同意,交给印度国际大学出版。
        泰戈尔很满意徐悲鸿的眼力。他拉着徐悲鸿的手,像对待一个即将出远门的亲人,诉说他对中国友人的思念,对中国遭受战争苦难的同情。徐悲鸿对这位老人也依依不舍,他在泰戈尔的精神中领略了许多,对于人类的关爱,对于文化的信念,对于社会的责任。超然物外的泰戈尔,在中国被侵略时不再超脱,大声说出自己的愤怒。
        泰戈尔听徐悲鸿讲述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深受感动。这位宣扬“大爱与和平”的文学泰斗,原先对日本心存好感,他访问过中国一次,去日本则已多次,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他表示痛心与失望,撰文谴责日本“它那穷兵黩武的咆哮,它那杀人如麻的残狠的纵情,它那对教育中心的摧毁,它那对人类文明道德条规的毫无血性的背道而驰。”印度国际大学发起捐助中国难民,泰戈尔带头捐款五百卢比,表达他的鲜明爱憎。
        徐悲鸿从泰戈尔身上,看到了人类的良心。日本诗人野口写信给泰戈尔,说日本侵华“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纠正中国的错误观念”。泰戈尔把他的回信登在报纸上,他说:“如果你能说服中国人相信,你们的军队轰炸他们的城市,使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变成无家可归的乞丐……如果你能说服这些受难者相信,他们是享受你们的恩待而且最终能挽救他们的民族,那你就没有必要来说服我们相信贵国的高尚愿望了。”
        此时泰戈尔七十九岁了。徐悲鸿当年离开法国巴黎时,与恩师达仰先生告别,那份伤感使他久久不能释怀。说是再见,其实就是永诀。徐悲鸿与泰戈尔的分手,何尝没有同样的伤感。他把泰戈尔的友好感情珍藏在内心,带着泰戈尔送给他的诗集离去,而泰戈尔清新隽永的诗意伴着他远行:“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
        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泰戈尔逝世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告别泰戈尔才八个月的徐悲鸿怀着巨大的悲痛,立即写就了《泰戈尔翁之绘画》和《诔泰戈尔先生》两篇纪念文章,送到《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两家报馆,分别登载于九月八日两报的泰戈尔追悼特刊。当天下午17时30分,徐悲鸿赶到新加坡电台,对着麦克风宣读自己的广播稿:
        上个月的七号,亚洲落下一颗巨星,就是印度最大诗人泰戈尔仙逝。我游印度是由泰戈尔先生的盛意邀请,并在泰戈尔先生所创立的国际大学住了八个月。当然我所见到的,不过是些皮毛,但皮如虎之皮,毛如孔雀之毛,也就够美丽了。他老人家“九·一八”之前对中国日本一样,这十几年来,激动了他的正义感,堂堂正正出面申斥侵略者,指为祸首,直至其临终前所发表的意见,仍是如此同情中国坚强抗战,以爱好和平。泰戈尔先生如此激昂鼓舞我们为自由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光明而战!
        徐悲鸿十分珍惜与泰戈尔的友谊。回国后,他把与泰戈尔相聚的合影照片,一直挂在家中的书房。他把泰戈尔看成一个伟大哲人,一个终身挚友。
        在喜马拉雅山麓的那片土地上,徐悲鸿独自舔舐感情的伤口,顽强地站立起来。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把个人悲欢放在身后,苦苦构思一篇宏大的时代长卷。
        当徐悲鸿身处印度和平乡的时候,就怀念着并不和平的祖国。他在送印度友人的《奔马图》上题写:“孑然一身,良朋渺远,故园灰烬,祖国苦战,时兴感慨耳。”
        此时,国内的战局进入最为惨烈的阶段。为了打通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几十万中国军民用最为简陋的工具、最为坚韧的毅力、最为顽强的拼搏,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血汗横飞,凿通了一条生命线路——滇缅公路。
        这悲壮的情景,代表一个民族在绝境中的生存状态,萦绕在徐悲鸿的脑海中,时时让他夜不能寐。他为一种悲壮、执著、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所着迷。
        冥冥之中,徐悲鸿感觉到,这正是他多少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精神,这是一种照亮他灵魂的精神,一种足以鼓励千百万中华儿女的精神,就像他在巴黎卢浮宫里所见到的宏大战争历史画卷,能与一个伟大民族的壮举相衬的画卷。
        给他鼓舞的是德拉克洛瓦,法兰西民族的骄傲。
        《一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女神引导人民》,这是一句波澜壮阔的诗,也是德拉克洛瓦给自己的巨作起的名。这位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在艺术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用油画记述法国革命的牺牲精神,写出这样一部现实斗争的宏伟报告。
        徐悲鸿曾在巴黎卢浮宫,与这幅历史画卷久久对视。
        他看到巴黎的街垒弥漫着硝烟,在鲜血与生命的衬托之下,共和国三色旗在风中狂舞。一位美丽女性迎着枪弹,高高举着旗帜,引导着起义者去冲锋陷阵。人们说,这位面对着邪恶无所畏惧的自由女神,就象征着参加正义之战的法国。
        法国人因德拉克洛瓦而自豪,把他看成记录时代的人民画家。
        徐悲鸿要画史诗,激励中国人奋起抵御侵略的史诗,画中国的《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自由女神引导人民》,画一幅属于东方的伟大史诗。
        这就是后来《愚公移山》这幅历史巨作的创作起因。
        伟大创作酝酿于伟大心灵。徐悲鸿为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他在西方绘画的海洋中沉浮,在中国传统的沉淀里寻找,无数张画的打磨,似乎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远离故土与亲友,徐悲鸿是孤独的,而这孤独是艺术巅峰生长的沃土。
        他似乎读懂了德拉克洛瓦的名言:“人最大的不幸之一,是永远不能被人彻底理解和领会。每当我想到这点时,总觉得这正是生活中无法医治的创伤,这种创伤注定我的心灵要遭受到无法摆脱的孤独。”在孤独中他进入了状态。
        白胡子愚公与他的强壮子孙,从洪荒远古奔来徐悲鸿笔下。他们赤裸着血肉身躯,也赤裸着坚定的信念,背负着青天挖山不止,因为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愚公移山》轮廓在画家大脑中逐渐地清晰。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日,徐悲鸿写信给舒新城,与友人分享他的创作激情:
        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长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尊处当为弟此作印一专册也。
        对别人不吝赞扬,而对自己画作一向低调的徐悲鸿,少有的用了“伟大之图“的说法,这是一个画家的自信,在艺术臻于成熟时的自信。
        了解了这些的我们,重新审视这幅我们早已熟悉的画面,我们发现,原来它所潜藏的内涵是那样的厚重而广阔无垠。我们感到了一个画家的灵魂搏动、心脏的跳跃、血脉的贲张,感到了画家在创作时的那股燃烧到了极点的情感火焰。
        徐悲鸿对于别人不吝赞扬,对自己却少有自诩。油画《愚公移山》却是一个例外,他给友人写信就悄悄说过“伟大之图“的评语,这是一个真实预言。后来《愚公移山》在重庆展出轰动一时,而今早已是中国绘画史的经典之作。
        (本文摘自《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傅宁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二版,定价:53.00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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