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曹聚仁在香港寓所书房 著名作家、报人曹聚仁，一生爱书成痴。 他的妻子邓珂云回忆说：“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的钱，去购买书籍。” 曹聚仁有个怪癖，不爱借书看，只要认为必要，就不惜重金购买。一部《两汉书》，足足花掉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书，不敢抱回家。当时的心境，犹如戒烟与戒赌，毒瘾复发时不能自控。以后的数月中，他告诫自己，要远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害人精”，但一到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又恋恋不舍，自毁其言了。 曹聚仁看书喜欢反复看，不到心领神会决不罢休。他说：“真正引起我兴趣、百读不厌的，倒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后后，一本正经地总共读了100多遍。我看《红楼梦》，不如俞平伯那么多，只读了70多遍。《水浒传》呢，我只是看了20多遍。《三国演义》，我只看了二三遍。” 有一回，他在书店买了本《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家里，从黄昏看到黎明，如痴如醉，看完了书才蒙头大睡。曹聚仁说：“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才可抓住我的心。”旅行时，曹聚仁总爱带上杜甫或陆游的诗，《老子》或《庄子》，加上一本《史记》，或《聊斋志异》，犹如别人抽香烟，一刻都书不离身。 他如此爱书，很快书多为患。家里塞满了书，可谓“汗牛充栋”。书橱满了，就在墙上装上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他涉猎极广，历史、文学书外，天文、地理、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等等，几乎无所不买。 “一·二八”，日军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让他心痛得要死。“八·一三”抗战爆发，他把许多珍本装了30多麻袋，运回老家珍藏，结果还是被焚毁一空。两次书劫后，发誓再也不买书。但积习难改，书又在信誓旦旦的誓言中溜了回来。从旅居江西赣南，到抗战胜利后，住在上海的5年间，又积了不少的书。曹聚仁晚年，在香港住在阳台上临时搭建的石屋里。20余年积存的图书，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 一位文学青年登门拜访，见他屋里屋外，“书似青山常乱叠”，试着想借一本台湾刊物。曹聚仁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示意他看贴在书房内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青年人看后，不敢再提借书之事。 曹聚仁去世前几个月，为了筹措昂贵的医疗费，无奈转让心爱的藏书，不啻是“卖儿卖女”，其心痛可想而知。他在信中说：“弟的书，分三部分，转让我兄。在医院每月，要二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持我五百港元，拜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