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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已经过去了，回想这一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很多感触。钟书兄比我大两岁，他的学识文章则比我高明得多，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去世前，虽同在北京，但我从未到医院看望过他；去世后也没有写过什么悼念文字。最近有朋友知道我在国外读书时就认识他，解放后也曾见过好几次，因此要我写篇文章纪念他。现在随便想到哪里就写几句。 我最早认识钟书兄是在1936或1937年。我是1934年去英国读书的。当时因为喜爱希腊罗马文学，就决定去牛津大学。当时在牛津大学读学士学位，可以先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一年半，再学一门选科，如哲学、历史、东西方语言文学等，一共是四年，得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后，考上一二三四等，还要在每年的英国泰晤士报上公布。此外就是普通班，不必考和读希腊拉丁文，学期是三年，毕业成绩也不登报。我当时选的是四年课程。1934年秋，我到了英国伦敦，先找一位老师，教我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样补习了五个月。次年春天，就去考过入学考试。考上了，因当时学院里没有亚非学生名额，又在伦敦等了一年多才进了大学。所以我到牛津是在1936年。钟书兄在国内已经读完大学，他作为庚款留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只要写一篇论文，便可得到文学士（B.Litt.）学位，一般通过研究论文是两年左右，也有用了三四年的。钟书兄因为底子好，大概只用了一年左右，就通过论文毕业了。所以他在英国牛津时间不太长，大概只有两年左右。离英后，他又去法国巴黎，得了什么学位，我就不清楚了。他回国大概是在1938或1939年左右，比我早一些。 当时在牛津大学的中国人并不多，最初只有十来个人。其中也有不读学位，只住在那里，利用当地较好的图书设备和较廉的房租的，如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教授，我在英国的最好朋友，他就是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集抄写敦煌资料的。他有时去伦敦，有时住在牛津。他同钱钟书兄也是一见如故，作了很好的朋友。钟书兄到牛津是同他夫人杨绛同来的，季康嫂（杨绛）我当时也认识，初次见面大概是在他们两位家里。钟书当时同牛津的中国朋友很少来往。大家都觉得他比较孤僻，见面也没有多少话说。记得向觉明兄曾对我说过钟书兄对他们都不感兴趣，他说过除了向觉明兄外，只有“小杨”还可以谈谈。“小杨”就是指的我。当时中国人里有三个姓杨的。我年龄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杨”。我听了这话，当然也很高兴。 记得只有一次，向觉明兄拉钟书兄同一些中国同学见了面。在座谈中，钟书兄好像没有什么话，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谈一位法国女作家的书札集如何机智有趣，这位女作家是17世纪的瑟维叶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时代同一位侯爵结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与人决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间曾给亲戚朋友写了不少信，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千七百来封。信的内容大都是写当时法国宫廷中的琐事，从其中可以看到不少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风俗人情。我没有读过这部书，但记得当时钟书兄只顾得同我大谈瑟维叶夫人，而置大家不顾，回想当时情况很可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常去巴黎游玩。巴黎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歌舞剧院，叫作“红磨坊”（Monlin Ruge）。在那时常听到台上唱的一个流行歌曲，头一句唱词就是Tous va tréi bien,madaml la manquise（一切都会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听到这个唱词，就想起钟书兄在牛津那次高谈阔论，大谈瑟维叶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实钟书兄是个书呆子，整天沉醉于书堆里，置一切于不顾。当时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书来唬人，实际是他从来不善应酬，除了谈书本以外也无话可说。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误认为他爱摆架子，看不起别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个很真诚直率，很关心别人的知识分子。从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一生常常被人背后批评指责的原因。 我们离开英国后，就好多年没有见过面。我在重庆、贵阳和成都教过几年英语课，后来就到重庆北碚，在国立编译馆翻译《资治通鉴》。听说他回国后，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因同某些教授同事关系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后来又去到上海。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编译馆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这时，他从上海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当时好像是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主编了一本图书馆内部的英文学刊，刊名是希腊文，意思是《爱好读书》，大概同现在的《读书》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约稿时我正对中西交通史有兴趣，写过一些汉魏到唐宋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和后来的东罗马友好关系的读书笔记。又曾应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贺昌群教授之约，在学校历史系当过一年教授，教东罗马史，后因学生罢课请愿，反对内战，只教了几堂课，没教完一年而终止。由于上述原因我就给他寄过两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关于古代中国与东罗马交往关系的。这两篇英文稿子他的学刊也都登载了，他还寄来过那两期学刊。不知道这个学刊到底出版过几期，也许两三期后也就停止了。我们后来见面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好像也未提到解放前他在上海主编过一本英文学刊。总之，解放前他回国后的生活经历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不少不愉快的事。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围城》，虽是讽刺小说，并不都是真事，更不是自传，但是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经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在那个时期的遭遇。 解放后，听说由于朋友的推荐，他被调来北京主持翻译英文毛选的工作。我当时还在南京，正热心处理民主党派和政协事务。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统战部通知我，说中央也想调我去北京，参加翻译毛选的工作。我当时婉言拒绝了，说我只懂得翻译文学作品，翻译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我同南京统战部同事的关系很不错，我又刚买了一所小房子，预备在南京定居，北方老亲戚太多，也怕找麻烦，这样我就失去了一个同钟书兄共事的机会。1952年底我还是被调到北京，参加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见到过钟书兄，也不清楚他当时的情况。后来听说他在完成了翻译英文毛选工作后，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又听说他很怕开会或被人访问。我自己情况也不太好，心情也不很愉快，因此也没去看他。记得只是在他搬到三里河南沙沟宿舍后，去过一次，但也未久留。还记得有一次《中国文学》英文版忽然要我翻译司空图的《诗品》，我译完了，说对于译文没有把握，他们就决定送去请钟书兄审定一下。他看了送来的译稿，只提了一点小意见，我也没有去见他一面。1989年我曾写过两句打油诗，是“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听人说起，忽然高起兴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我的句子，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的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信笑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在他没有生病住院之前，记得也还见面过一两次，时间都很短，而且有许多别的人在一起，没有多谈话，只记得当时他就感觉每年怕过冬天，有点气喘病什么的，每到天冷就要犯病。当时对这话没有多在意，不料他终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他虽然最后一二十年间被大家吹捧得红得发紫，而且引起许多年轻人羡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许多不公平的评论，好像他学问太大，是个怪物。最近他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一个好读书作学问的知识分子，一生正直淡泊，与世无争，像他给自己起的别号“默存”那样，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从来不说假话，也很关心别人，死后还要给人作为话柄，实在是很不公平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