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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俄国诗歌 中国 russian poetry china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由于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相距遥远，加之清政府闭关锁国，19世纪的俄罗斯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东方文化知之甚少。在19世纪俄国诗歌和社会思潮中，中国成了“落后”、“停滞”的象征。 Although China has a civilization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the Russian knew little about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eastern culture in 19th century,because China is far away from the European part of Russia and Qing Dynasty closed the country to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So China became the symbol of backwardness and stagnancy in Russian poetry and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of 19th century. 中图分类号：I3/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02)02-0051-05 中国是一个具有奇异的古老文化、精辟的哲学思想和独特的语言文字的国度。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并非一朝一日形成的。这一过程长达几个世纪，并且一直受到俄国发展的两条可走的道路，即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走东方式的道路这一全局问题的影响。这一问题依然是当今俄罗斯面对的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因为距离遥远、历史悠久、文化古老、语言难学，对于欧洲和俄罗斯民众意识来说，中国至今依然是个猜不透的谜。俄罗斯人口语中的一些习语，诸如“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中国文字)”、“китайские иероглиФы(中国方块字)”、“китайскиецеремонии(中国式的繁文缛节)”“воздвигать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ену(造中国长城)”等等与“复杂”、“不可思议”、“故意隐晦”的代用语，以及“далеко，как до Китая(Пекина)(就像离中国那样远)”之类的比喻地理和文化相隔遥远的形象说法，就是明证。这种距离上的遥远和文化上的深奥莫测，正是造成中国形象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不太常见的原因，尽管俄国抒情诗对东方异国情调怀有莫大的兴趣，尽管俄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东方题材也相当详尽。 东西方问题和地处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俄罗斯的地位问题，自古就是俄罗斯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并且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以前，僧侣从菲洛费依谈第三罗马帝国起。这一传统包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俄罗斯的发展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道路。对于俄罗斯来说，认识西方和东方，就意味着认识自己。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里，不加批判地吸收西方文明，把这一问题推向了次要地位。片面的、人为的决定成了历史的虚妄。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走哪条路的问题是斯拉夫派考虑的首要问题。东西方的对立，不仅成了政治问题，而且成了全球哲学问题。其现实意义在近几个世纪才逐渐显露出来。 东方概念本身远非西方概念那样单一。西方，在俄罗斯思想界看来，就像一个整体，例如，欧洲文化让人觉得像是整个文化的标准，偏离了这个标准就会被认为偏离了理智。(罗特曼，第9页)而东方却包含了不同种类的现象，如，“半野蛮的高加索山民”、“童话般的印度”、“传奇式的中央帝国”和“残暴的蒙古部族”、佛教和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故乡。 中国，即中央帝国的形象在俄罗斯的形成，始于蒙古鞑靼人的入侵，而更为详尽的资料出现于17世纪。从这时起，中国在俄国对外政策和商贸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进入18世纪，对于俄罗斯和欧洲文化来说，中国开始逐渐成为与东西方社会模式，即欧洲发展道路和东方发展道路对冲的全球性问题相关的象征。关于中国的信息，多来自俄罗斯商人、俄罗斯使馆人员，来自1715年俄罗斯在北京设立的传教士团的成员，也来自从西方译入的并不准确的资料。“中式”时尚便是从法国传入俄国的。18世纪，在奥拉宁包姆建造了“中式宫殿”，在皇村建成了“中国戏院”，贵族大量收藏由商队从中国运来的中国瓷器和其他商品。当时，俄国文学界所流行的中国形象就是“离奇”的象征，被人们接受的只是中国古老文化中可供赏玩的东西。中国是个玩具的王国，是“怪诞娱乐和滑稽艺术”的王国，是“无忧无虑的低等人种”之国。(А.伊科尼科夫，《皇村的中国戏院和“中国习性”》) 由于17世纪对中国纯实用主义的描述一般缺乏独到的见解，又由于17、18世纪之交俄罗斯和欧洲的开明专制理论开始发展，中国形象因而未能成为俄罗斯文化的象征。进入18世纪时，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对欧洲(或西方)的认识已经定型，似乎它是沿着经济和社会进步与自由的道路持续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文明欧洲。欧洲道路被认为是唯一正确和自然的道路。这个世界的对立面就是东方。形形色色的启蒙者对东方和中国尽管评价不一，但他们的态度全都是实用主义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作者对中国的兴趣并非出于自然，而是把中国当成欧洲统治者的借鉴(正面的或反面的)。欧洲的“亲华派”和“恶华派”之间的争吵，便成了18世纪欧洲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现象。 于是，1757年，参政院委托驻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实习生伊尔拉里昂·拉斯索欣和阿历克谢·列昂季耶夫翻译素以执政者睿智和博学而闻名的清王朝的历史，后陆续出版了16卷之多。遵照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又翻译了大清刑律。女皇将其视为巩固帝制和贵族特权的至宝而赞赏有嘉。与此同时，某些资料也已被用来影射俄国的制度。如，参与拟写叶卡捷琳娜圣旨的著名学者翻译了《中国哲人对皇帝的进谏》，发表于1770年参政院《雄峰》杂志，其目的显然是为女皇提供一面真正开明君主的镜子。另一篇发表于同年的译文，便是雍正传位遗诏。这其实是暗示叶卡捷琳娜应将皇位禅让予当年已满16岁的儿子巴维尔。 总的来说，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社会就形成一种定见：中国是一个停滞的、了无发展的社会。“中国习性”、“中国方式”等术语便成了“停滞”、“无效管理”、“贪赃受贿”，甚至“自满”和“自夸”的同义语。这些成见的根据与其说是出自有关中国的报道，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及其在与欧洲列强冲突中遭受的失败所作的西方式的理解。尽管如此，19世纪的俄罗斯对真正的中国的兴趣却大大提高了。俄罗斯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接触日益频繁，关于中国的信息广泛传播，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对于俄国来说，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俄国第一位中国问题职业研究者伊阿京夫神父。俄国汉学家Н.Я.比丘林在19世纪中叶写道：“他们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的文字，写的可信而又详细；然而，尽管有机会从各个角度观察中国，可他们过于关注传道，很少有时间去观察整个国家。他们只介绍了中国的某些方面，而且并不像新闻和猎奇所要求的那样清晰和完整。有人想表现基督教比异教更神圣，于是故意介绍中国的阴暗面，有时甚至言过其实。有人极力想从中国神话里找到与东方毫无关系的古圣经故事的等同物。他们中间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古板迂腐的民族，把思想家孔子看成预告救世主降世的先知。”(《古中国哲学》，第74-75页)“救世主们”金口一开，中国忽而被说成是一个特别的、传统的和文化独一无二的国度，那儿的社会规律和道德准则与欧洲完全不同，忽而被说成是原始的纯洁中保留着西方已丧失的真正的道德准则的国度。这就导致了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将西方的文化和哲学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相对照而贬抑后者，另一种观点便将中国文化的某些成分(其中包括儒学)当成仿效的榜样。两种观点的共性就在于将中国文化发展的绝对化。 1807年，Н.Я.比丘林被委任为俄国传教士团团长，在中国逗留到1820年。比丘林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绍。他的文章和对他文章的评论刊登在许多报刊上。与他接触过并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中国的资料的有许多著名的文化和社会活动家：А.С.普希金、И.А.克雷洛夫、В.Г.别林斯基、А.И.赫尔岑、И.А.冈察罗夫、П.А.维亚季姆斯基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普希金在不定期刊物《1832年北国之花》上发表了他得到的部分资料。在这本刊物上，登载了比丘林的特写《贝加尔》，并专文介绍了这位以介绍中国和蒙古的著述和译作而引起“欧洲文明”注意的学者。在这期刊物上还登载了早先已在欧洲流传的中国小说《好俅传》的片段译文。所选片段中，作者抨击了官吏滥用权势和逍遥法外的社会问题。这不免使人得出结论，编者不单是想为读者介绍“对中国风俗令人好奇的描述”，而是想唤起读者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联想。当年许多出版物，包括普希金主编的《文学报》，都刊登过比丘林的译作和对他著作的评论。 Д.И.别尔京的文章写道，普希金还从其他渠道获得有关东方和中国的资料和信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接触过十多位到过远东的旅游家。可能第一位就是伊万·利普郎季中校。博学的语言家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东方国家的书籍资料。“很可能，因为大量使用了这些资料，普希金才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写下了未完的诗节‘孔夫子啊，中国的圣贤……’”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相当浓厚。1730年，他曾向政府请求允许他随使团访问中国。他在1930年1月7日致宾庚多尔夫的信中写道：“余切望赴法兰西或意大利一游，若不能见允，祈准随使团出访中国。”(普希金，Ⅷ.第160页)尼古拉一世借口使团成员已定，驳回了诗人的请求。因此，俄罗斯诗歌留下了一块遗缺——普希金的中国观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莫大的憾事。尽管如此，中国却还有三次出现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 在抒情诗《致娜塔丽娅》中，少年普希金以调侃的笔调提及了中国，上下文简洁概述了不同民族的性格： 我不是金銮殿的主人， 不是黑奴或土耳其人。 彬彬有礼的中国人， 傲慢无礼的美国人， 都不符合我的身分。 这里，普希金在“中国人”之前使用了修饰语“彬彬有礼的”，足见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并由叔父引进诗歌殿堂的普希金对东方文化和东方文明不像当时俄国社会思潮那样抱有偏见和傲慢。 1830年，普希金在一首抒情诗中表达了出走他乡的强烈愿望，为的是忘却不幸的爱情和那“高傲的姑娘”。说起出走的去处，诗人又提到了中国： 走，我早备好行装；朋友，你欲去往何方， 无论你去往何方，我将时刻伴你身旁。 我将昂首离去，走遍海角天涯： 是去那遥远的中国长城脚下， 还是…… 在这首诗里，“中国”之前加了中性的修饰语“遥远的”，不带任何附加信息，只表示一般的、毫无新意的关于中国的想象：那就是“天涯海角”。 1831年，波兰爆发起义，欧洲报刊，尤其是法国报刊，掀起一股诽谤俄国的声浪。普希金写下了《致对俄罗斯的诽谤者》一诗。在这首反击欧洲威胁的诗歌里，普希金也没忘记提及中国，指出俄罗斯幅员辽阔，在东方与中国接壤。这时提及中国的上下文已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难道我们要同欧洲重闹纠纷? 难道我们俄罗斯人不想取胜? 难道我们人少好欺?难道从彼尔姆到塔夫里达， 从寒冷的芬兰湾到炎热的科尔西达， 从震颤不已的克里姆林， 到纹丝不动的中国长城， 不会挺起钢针般的鬃毛， 奋起反击那外来的欺侮? 这里，普希金使用了修饰语“纹丝不动”，显然带有一定的含义，因为诗人十分清楚别林斯基和恰阿达耶夫等人当时对待中国的态度。 В.Г.别林斯基在自己的评论中不止一次地提及Н.Я.比丘林，高度赞扬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也高度评价他们作品的艺术成就。但作为社会活动家，别林斯基则站在了欧洲政府的立场上，尖锐批评了比丘林的政治观点，因为比丘林看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某些长处。别林斯基坚决地附和“恶华派”阵营，认为中国越来越成为停滞、衰弱、官僚肆虐、豺狼当道的社会。在对比丘林的《非宗教和精神方面的中国》一书的评论中，他写下了如下的结语：“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这就是认识它内部的一些奇怪和费解现象的钥匙。这里没有任何充满国家和人民发展思想的东西，一切都系于顽固不化的习俗。”(奥克斯曼，第539页) 别林斯基不赞成比丘林著作的精神实质，即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人道的国家，它有着不亚于欧洲国家的法制这一主调。熟悉欧洲启蒙者著作的别林斯基，建议读者不要到伊阿京夫神父的书中去寻找有关中国的资料，而到1841至1843年以德明为笔名、以《中国纪行》为题发表的那些小块文章中去寻找。因为这些文章对中国的描述更具批判性。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谁已无从查考，但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是俄国人，在中国生活了六年，懂得汉语。别林斯基认为，比丘林美化了中国，对中国的实情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轻描淡写，以维护他所深深爱着的中国人。 在别林斯基的评论中，有趣的不仅是对中国的批评，而且还有使用“中国的”、“中国式的”一类修饰语的特点。他笔下的这些修饰语成了“落后”、“非欧洲”的代用语。“他为《阅读丛书》所写的批评文章空洞无物，总是充塞着枯燥无味的文章摘引……而对伊阿京夫神父的著述的批评却是个例外：批评文章活泼有力、才思敏捷，不过也不乏悖论。……《阅读丛书》是本奇怪的杂志：对中国用欧洲的方式加以批评，对欧洲的艺术却又按中国方式加以评论。” А.С.格里巴耶多夫在自己的喜剧《聪明误》中有一段台词，提到当时中国的闭关锁国、不愿了解外国的民族特点： 啊，既然我们生来什么都要向人学， 不妨学一点点中国人的绝顶聪明， 对外国人的事也来个一问三不知。 台词上下文的意思是，俄国人不要什么都向西方学，如果俄国人生来就样样都要向外国人学的话，那也不妨学“一点点儿”中国人那种绝顶聪明的对外国人的一无所知。诗人的话里其实也包含了对东方人的讽刺。喜剧中一句挖苦中国人的“戏言”，却招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他在对《聪明误》的评论中写道：“它(喜剧)完美的艺术性被作者头脑中还未完全成熟的思想的不确定性破坏了：他公正地奋起反对盲目模仿外国的一切的同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号召学习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无知。”格里巴耶多夫只是说哪怕学那么“一点儿”，以中和一下俄国当时一切模仿西方的做法。从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往往将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同腐败的清王朝统治混为一谈，这对俄国思想否定东方文化而全盘接受欧洲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А.И.赫尔岑对俄国和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非常熟悉。他不专门研究中国，但他却用中国作为证明自己思想的论据。他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陷入了“中国”式的停滞。 19世纪俄国著名的哲学家、西欧主义者В.Я.恰阿达耶夫形成了对待中国的西欧式的态度。他不仅全盘接受中国文明是落后的、停滞的这样一种观点，而且还加以发展，并试图把这种现象解释为缺少了基督精神：“从对印度和中国的观察中可汲取一些重要的教益……请注意，中国自古就有三大工具：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可是它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人做过环球旅行吗?他们发现过新大陆吗?他们的文学有比我们掌握印刷术之前的文学丰富吗?……” 他解释了异教文明毁灭的原因：“原因是，一旦物质利益得到满足，人类就会不再进步，不倒退就是好事!……只有基督社会才会因为精神利益而变得生气勃勃。” 恰阿达耶夫强调精神状态和气候地理上的差异，把俄国未来的命运与“停滞”、“衰落”的东方完全隔离了开来。“我国的某些地区与东方国家接壤，但我国的中心不在那里，我们的生活不在那里，那里也不会有俄罗斯的生活，除非有朝一日星球暴乱，改变地球轴心，或者发生新的生态革命，又不再向极地冰层抛散生物。”(恰阿达耶夫，155页) 在这种欧洲文明的影响下，著名作家А.К.托尔斯泰(注意，不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Л.托尔斯泰——笔者注)写了一首讽刺诗《坐在伞盖下……》，辛辣地讽刺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讽刺诗大意是：坐在伞盖下的当朝第一大官奉旨询问满朝文武，为什么中国至今毫无条理。满朝文武回答，中国还年轻，才刚五千岁，并用黄茶、粗茶(暗指中国官员只知吃喝)发誓，一定多为朝廷办事。这第一大官听了火冒三丈，命令当场责罚满朝文武。讽刺诗作者还给这第一大官起了三个字的中国名字。据说这名字就是该诗讽刺意义的词义中心。遗憾的是，这三个字是用俄语字母拼写的，加上俄国人常常念不准汉字，笔者不好贸然译出，有待进一步研究。 В.Я.泊龙斯基在赞美莎士比亚世界历史意义的诗歌中也不忘嘲讽一下中国。诗人是把中国作为莎士比亚英明影响所及的最后一个国家提到的。 哪天人人会说中国话， 你所唤入世界的人士， 我们带着欧洲跟着你， 到东方中国去玩一回。 本文开头提到俄国人把“中国文字”看成是“复杂”和“不可思议”的代用语，因此这里的讽刺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19世纪俄国“恶华派”把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地加以批评和抵制，显然是欠公正的。对东方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加以辛辣的嘲讽，这不能不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作怪，把“中国”和“中国文字”这两个词也用作“落后”和“不可思议”代用语，显然是自诩文明的西欧主义者不够文明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19世纪末以前的俄国哲学和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与“停滞”、“守旧”、“专制”和“官僚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形象在19世纪的诗歌中象征着远离俄罗斯和欧洲的、自我封闭的一种文化，是塑造落后、停滞不前的社会的模型。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汉学队伍不断扩大，对中国的这种在许多方面都很浅陋局限、残缺不全的认识才开始逐渐改变。“中国文字”、“中国式的繁文缛节”等等用语已在俄语口语中扎下了根这一事实，说明19世纪“恶华派”造成的影响还留有很深的痕迹。因此，向俄罗斯人民广泛宣传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就成了我们俄汉语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Белинский В．Г．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T.I-ⅩⅡ.-М.-Л.，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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