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李冬木先生，是读了他的译作《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之后。他也研究鲁迅，最近发表的《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文（《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考证了鲁迅小说中“吃人”意象源自于日本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以及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中相关论述，结论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从主题到形式都诞生于借鉴与模仿”。这显然忽视了《狂人日记》写作的首要触发因素，即鲁迅本人所陈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几年前，李冬木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用同样方法，将鲁迅杂文《阿金》中女主人原型追溯至史密斯《支那人气质》，这部引起鲁迅重视的传教士著作，内中关于“支那异人馆”厨子一节描写，成了阿金形象塑造的“模板”（《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
    李冬木先生的方法，颇类于日本学者。日本鲁迅研究中较常见的一种，是以实证或考据方式，从鲁迅作品中寻绎某种“原型”、事实或受影响的痕迹。如北冈正子，通过作品词句、段落及意象比照，断定散文诗《希望》包括末尾“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内许多描写，其“材源”皆出自裴多菲作品（《鲁迅与裴多菲——〈希望〉材源考》，见《日本学者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而藤井省三先生《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书，所收篇章，泰半在于探寻原型出处，发掘影响踪迹。如《伤逝》中涓生多次说“哪里去呢”，有显克微支长篇小说《你往哪里去》“浓郁的影子”，证据之一是此长篇日译本初名《伤痕》；《故乡》模仿契诃夫短篇小说《省会》，后者写一外出多年的知识分子返乡情景，藤井后来在另一部专著中再次写道“鲁迅是模仿契诃夫的《省会》创作了《故乡》”（《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此外，他还在《复仇的文学》一文中，将《野草》与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的作品对比，罗列出二者相似之处。如《复仇》中“鲜红的热血”源自如是闲《真实如此伪装》“当鲜红的血将雪白的皮肤染成淡红色”，其他如《立论》、《失去的好地狱》等一批作品，“含有很多与如是闲特有的警句相似的东西”（《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四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证《孔乙己》系《毛利先生》的“模仿和创造”，而芥川短篇描写的也是一私立中学落魄的英语教师（见《上海鲁迅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这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歧路。
    在具体创作上，鲁迅从不讳言受过外国文学影响，他说自己写小说所仰仗的，就是以前看过的百十来篇外国作品。在一般意义上，鲁迅也严格区分了“采用”和“模仿”：反对“模仿”，因为“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主张有条件地采用和吸收，“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论“旧形式的采用”》）。
    而李冬木、藤井诸先生们，首先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鲁迅只有经过“模仿”阶段，才能达到创造；其次，凭着词句、意象、场景等偶然相似或“暗合”，便在两个文本之间建立起了直接关联。事实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如《阿金》与《支那人气质》、《故乡》与《省会》之间，存在哪怕是丝毫的关系。当然，考索影响，钩沉史实，有助于对文本的全面认识，此亦研究之一途，但也仅限于具有真实证据的作品，如《药》末尾安德烈耶夫式的“阴冷”之类。倘若不加界定，任意比附，那鲁迅的多数作品都会找出“模板”。何止于鲁迅，任何作家的作品中都可找得出。
    即便是有着明显影响的作品，如《药》末尾阴冷氛围——铜丝般根根直立的野草，铁铸般站着的乌鸦，与安德烈耶夫有何干系？因为在影响、事实、原型与最后完成的作品中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想象力空间或地带，经过熔化、形塑，完全变成了鲁迅的风格。硬要从作为复杂艺术系统的文本中，剥离出那一点点外在影响因素，无异于从吸引了营养的身体里面，要还原出牛羊肉来。所以此法不可取，亦不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