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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朝结束至今将近一百年间，清政府的文书档案一直吸引着不同人们的关注，从书商、古物收藏家、博物馆员、到社会评论者、政治人物与艺文界人士；甚至是造纸业者，对这些前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文件，也有他们自己感兴趣的原因。当然让造纸业者感兴趣的原因，与我们齐聚在这场会议的原因全然不同。然而我不禁好奇，即使是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可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到这里？或者这样说，让我们齐聚此地的是否就是相同的清代档案？因为尽管我们一样都对清朝有兴趣，我们毕竟与这些档案各自有各自的关连。我并不仅是说我们只看到与自己相关的档案，而这些相关的部分彼此不同—虽然这也是事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是依循着各自特定的路径走入世界各机构所收藏的清代文书档案中，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又随着各自特定的路径走了回来。如果我们接受清朝档案，一如各种其他的档案一样，不仅只是文书实体的总和（或者这些文书集体的存贮之处），而更是一个存在我们心中探询过去的处所，是一个记忆形塑且被重新形塑的地方，那么很明显地，我们各自建构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档案。这也意味着，没有两份档案会是相同的。 这样的说法听来也许古怪，然而我认为，从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书写历史的这点来说，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是可以确定的。从体认到历史文书那种令人不安的、同时是窗又是幕的双重性质当￢中，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油然升起。那杂声、那低吟、那张力本身方是最真实的档案，而我们的历史便是从这种张力当中诞生。如同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文书本身是被动的，无法为自己发声。 我之所以从这里开始我的论点，是因为我认为建立起「清代档案具有多样性与生命力」的概念很重要。档案并不是无生命的过往残骸，可以轻易地任由我们切割、分类与拣选。档案是活的，它与时而迁、没有界线且变化多端。当我们阅览本次会议的论文，或者俯瞰整个千变万化又充满冲突的史学论着时，上述这点表现的更为显着。而这些着作全部，或者说很大一部分，都以清朝的档案文书做为基础。我之所以强?#123;档案的生命力与多样性，这些我们投注其中、或者说我们本身即为其中一部份的特质，是因为这些特质便是新的历史写作不断更生的背后因素。或者有人会进一步延伸此论点，认为每个新历史的出现都需要新的档案。在这篇论文中，我或许会反过来说，主张每个新档案都需要一个新历史。而在这篇文章中我所说的新档案，即建立在清朝的满文档案之上。 在本文中，我将描绘这个新档案的样貌，或者是我所看到的样貌，它的发展过程，以及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我将为大家回顾从这些新档案中酝生的新历史，而在结论处，我打算简短的讨论此新历史就我们理解清代史或一般而言的中国史来说，其所具有的重要意涵。 满文档案 在上千万件十七到二十世纪清政府运作期间保存下来的档案当中，约有两百万件，即约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全部或部分以满文书写。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史料，如奏摺、谕旨、纪录、碑铭、史稿、人事记录、帐目等等。几乎每个清政府的主要部门都有满文公文书；随着不同部门、不同时期，有些部门的文书几乎全部以满文书写。 （1） 这些史料的存在长久以来众所皆知。清政府部分的官方事务是以满文处理的这个事实当然不是什么秘密。即使没有人知道究竟确切的使用程度，而且很少人能读懂，但是大家都知道满文文书曾被使用。满文是清朝两种官方语言之一，特殊的满文字母在当时的中国随处可见，包括在铜钱这种最常使用的货币上，都镶有满文字母。至少在整个十八世纪，清廷以满汉两种语言颁布主要政书，且公开地强?#123;维持满文能力的重要性。高级官员都被要求要学习满文，且熟知清廷运作的人都知道，许多被政府单位聘用的人，他们的唯一工作，便是将不同官僚部门间往来的文书从满文翻译成汉文，或从汉文翻译成满文。为了满足这些人员的需求，北京出版商出版了可观数量的辞典、手册与文法书，让任何人到琉璃厂都可阅览选购。虽然十九世纪的中国文人认为满文的使用逐渐衰退，但此世纪下半叶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仍然觉得懂得满文有助于与清朝官员间的交涉沟通。 于是当清朝统治结束之后，这些旧王朝的满文文书开始在之前不曾出现过的地方出现时，没有人会觉得奇怪。相反的，这些资料从1910年代开始公开流传，且持续流传到1920与30年代，都显得如此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创造这些文书的政治秩序已不复存在，这些文书对国家乃至任何人已不再有用。特别是它们以难以辨识的异族文字写成，而当这个异族政府的失政，是导致当下国势陵夷的主因之时，还有谁会对这些文书有兴趣？大家自然是想摆脱这些无用的前朝遗物。再者，由于民国时期强大的民族意识使得人们不再学满文，于是这些被弃于街市的满文资料有很大一部份最后都为外国人所买去。（2） 除了少数例外，在这个时期只有一些日本与欧洲学者对收集与研究这些满文书籍档案有一些兴趣。多亏他们，从在清廷的耶稣会教士开始的满文研究传统得以继续。这些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学者，尽管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满文造诣甚佳，但对于满族入关之后的历史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因而如同得了失忆症一般，对满文曾在十七世纪中叶后仍持续使用的记忆可说都被抹去。 这样的环境让二十世纪初的清史学者对花费功夫学习满文兴趣缺缺。跟此时期大量编纂出版的清朝汉文文书档案比起来，满文资料可以说少到几乎不存在。极少数可以取得的满文资料，也通常是作为汉文档案的副本出现，而这更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成见，即认为除了1644年之前的早期史料之外，所有的满文资料都同时存在着相对应的汉文版本。而另一种普遍的成见更加强了「学习满文没有必要」的这种想法。即认为当满洲入关之后，随之与汉人同化，并且丧失了与汉人相分别的区隔意识。依据这个看法，既然满洲人的思想与统治方式本质上都跟汉人一样，那么从这些满文资料，便不可能找到史家在汉文资料中找不到的讯息与观点，而既然汉文大家都懂得，且使用起来如此方便，那又何必花费心力去学习满文？即使对懂得满文的学者来说，这些想法也都被认为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因此，从任何一面来看，在这个时期，若开始想要了解清朝、或写些有关清朝的事，阅读满文的能力都不被当作是必备的条件。 （3） 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这种态度慢慢开始转变。有趣的是，这个转变几乎同时在台湾、中国大陆与日本发生。在台湾，陈捷先与庄吉发首先注意到满文在研究满清入关后之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在发掘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清朝档案并开始将之出版（通常与影本一起出版）的时候，发现并非所有满文档案都有汉文版本，而懂得满文对史家来说并非全然无用。1977年故宫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摺》第八、第九辑，对改变这个看法有很大贡献。虽然这批档案不是第一批问世的顺治之后的满文档案（第一批出版的顺治朝之后的满文档案是1971年两百余件的年羹尧满文奏摺），（4） 但不是年羹尧奏摺，也不是东洋文库1972年出版的雍正镶红旗档，（5）而是这一批档案，第一次引起史学界广泛的注意。不仅庄吉发以其中最有趣的一些档案，转抄翻译为《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6） 而收录在《宫中档康熙朝奏摺》第八、九辑中康熙征讨噶尔丹时的满文信件影本，也影响了日本史家冈田英弘，让其在1979年出版经典着作《康熙皇帝的信札》。（7） 从阅读这些成果，以及从陈捷先的《满文清实录研究》、（8） 《满文清本纪研究》 中，（9）学者们开始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满文材料对研究满清入关之后的历史也相当有用。 约在同时，在中国大陆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招募了一小群年轻、而经过特别训练的专家学者，着手整理一史馆的满文收藏；这些收藏中，有些部分可说两三百年来都没有人接触过。在1980年代早期，当第一历史档案馆开始向学术界开放其部分馆藏后，满文档案的重要性在中国也逐渐被体认。这很大部分要归功于1981年创刊之新期刊《历史档案》上刊载的满文史料翻译，以及其他如开始于1978年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特别的出版品。在整个80年代，无论在台湾、中国大陆或日本，关于满文作为清史研究之学术语言的重要性，开始有越来越多证明出现。 如上所述，台湾与中国大陆学界逐渐体认到满文材料重要性的共同因素，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回归档案」的趋势，而这个趋势很快地转变了各地学者研究清史的方式。我也希望可以说，前述由此「回归档案」趋势导引出来的、重新体认满文重要性的新概念，造成的重大转变，可让许多这个领域的学生开始学习满文，以期可以运用在他们的研究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在日本几个重要学术中心的研究生要学习一年以上的满文之外，无论在台湾或中国大陆，都未曾根本地评估过将学习满文?#123;入博士班训练一部份的必要性。尽管在两地都有些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包括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王锺翰的一些学生）决定学习满文，然而对满文的态度大体上与之前相同：除非你计画要研究十七世纪前半期左右的清史，你不用担心满文的问题；而尽管有与你主题相关的重要材料以满文写成，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你用汉译版本就可以了。翻译在满文档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另一个课题，稍后我将再回头讨论。 在美国，如同在中国一样，对满文的态度也改变的很慢。在1970年代，普遍的看法仍是认为，除了研究相当早期的清史以外，没有必要学习满文。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期，关于满文重要性的讯息开始为学界所知。以其研究军机处的作品闻名的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是将此讯息传达到美国学界的重要人物。在她大部分于故宫博物院进行的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了满文档案绝非仅是汉文档案的副本，而这部分要归功于她与庄吉发持续的交换意见。在1985年刊出的一篇文章当中，她直接陈述这个论点： 「 关于清朝满文档案广为接受的认识是：以研究历史课题来说，清史学者几乎没有必要去学习满文、或者使用满文史料。……然而与现今的看法相反……许多清朝中叶甚至晚期的满文档案，从未被翻译成汉文。未来的清史学者应该会清楚地发现学习满文相当值得。 」（10） 这个新讯息证实了Joseph Fletcher（与白彬菊保持联系）几年前才说的：「从现在开始，一个清史学者如果要做第一流的档案工作，必须要学习满文，并且经常比较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满汉史料。」 (11) 白彬菊的文章发表美中关系已正常化之际，这让研究生接受档案之「震撼教育」的这件事不仅只是可能，而更是必要且可行。资深学者甚至更有机会从这新开发的研究契机中获益。因为即使已出版的满文档案相对来说数量甚微，这些档案现在都可在台湾、北京与渖阳的几个主要收藏处轻易览阅。但是，如同在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情况一样，在美国研究清史的学生并没有掀起学习满文的风潮，因此他们也无法利用收藏在这些地方的满文档案。似乎是大家都在观望，想看看懂得满文是否真得可以改变他们对清朝的观点，让他们的清史研究有所不同。 新清史的逻辑 从发现满文档案不仅只是汉文副本，而本身即构成了研究清史的独立材料的这点，很多明显而重要的问题引伸了出来：这些档案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们说了什么汉文档案没说的事？甚或，既然满文是如此与汉文不同，即使在表面上相对应的文件中，它们要如何述说相同的事？有何隐微之异无法在汉文中发现？如果我们开始阅读他们以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件、从至今沈默无声的满洲那一面提问，我们对清朝的观点会如何改变？这就如同我们忽然捕捉到来自过去的新频率、发现过去的另一种声音，而这个来自过去的新声音可以直接对各种关于满洲与清朝的新问题提出回应。这些问题，便是构成了现今所谓「新清史」的基础。然而，这些新的问题是什么？从何而来？而「新清史」的意义又在哪里？ 简单的说，我认为新清史的主要特点是，大家都认真地重估大清政统下的一些要素，而特别是着重这个政治秩序是与「清朝是一个中国的王朝，但同时亦是由满洲人所建立、所统治」的事实相关连。新清史不赞成将清朝仅视为是又一个中国王朝，或者认为清朝与明朝相仿，仅是在表面上有一些改变。然而新清史的这种看法已挑战了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带有民族主义意味之历史着作的一些基本准则，一些多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史着作所遵循的准则。新清史于此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讨论了满洲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同时也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相关。而其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在人数如此稀少的情况下，满洲人如何对如此复杂的政体维持这么久的统治？第二，清朝为满洲人而非汉人统治这点，对中国、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历史叙述来说有什么差异之处？这些基本问题都不是新的，甚至可说对每个清史学家来说都已是经典问题，但对「满洲人是谁」的重新体认，正显示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刻已到来。这些正是引导出「新清史」的基本课题。 也许有些人会不同意上述对「新清史」性质的描述，而认为这样的定义太过狭窄。确实，这个相对而言较新颖的词汇仍保留某种程度的开放性（我似乎在五年前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汇，而两三年前开始在正式出版品上看到它）。然而上面所说的是今日我想要讨论的定义。 关于新清史的思想起源，我想指出两个主要潮流，两者都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其一来自许多年轻学者对改变研究中国之基本方法的渴切。在中国研究的领域中，有些学者一方面觉得传统汉学家太过沈溺在语言文字的无穷考据之中，但另方面又对多半出于「区域研究」模式学者的「西方中心」偏见感到不满。最有名的例子是柯保安（Paul Cohen）于1984年所提出的批评。他提倡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以跳脱将中国的改变都视为是回应西方的观点。(12) 第二股潮流是来自一群年轻学者，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补正中国史这个在历史研究中理论性相对而言较贫乏的领域很有用处。例如，即使像傅科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中国仍只能是一个用来代表所有西方以外之古怪炫奇的符号，这有什么的因素、有什么样的意义？(13) 又如，我们如何来看待美国汉学建制中根深蒂固的「静态文化主义的心态」（static culturalist mentality）？(14) 另外一群学者也开始质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国史家将其文化偏见带入研究当中，而一些深植于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不需要被拿来重新检验？这个质疑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边缘群体—包括女性与非汉诸族—的学者们当中特别强烈。(15) 对他们来说，「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已经不够了。如同欧美学者欲建立一个跳脱东方主义的研究法，「新清史」的研究也寻求跳脱「大汉族中心主义」的侷限，发现非汉他者（non-Han other）的观点，并将之整合进对整体国家与社会日益增加的了解当中。此研究同时也尝试将满族统治放入一个比较性的视界，将对大清帝国的研究与其他帝国的研究并置—不只是中国其他王朝，而更是世界其他地方—以建立一个比较史学的基础，比较的帝国不仅包含亚洲的其他地区与近东，同时也包含欧洲。 这些思想潮流的冲击让新清史学者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都体会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即需要将中国研究与对历史的研究、以及对全体人类经验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与方法论上，都更有机地、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上个世代，这些潮流已对传统上为中国史家、或一般而言的中国专家掌握的研究议题与方法，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乐于见到这样的变化，更别说不是所有人都跟随着这个变化。尽管如此，我们这个领域已经在许多不同方面上都已转变了。新的研究成果在不同主题纷纷出现：女性史；医疗、健康与身体；仪式与宗教；出版与书籍史；人口统计；经济行为等。慢慢的，学术词汇不断变化、而学术讨论更为全面。如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在世界史这个成长中的新领域里，把中国晚期帝国史?#123;入考量。世界史本身就是一个学术与政治趋向之下的产品，质疑偏向西方、认为西方就代表世界文明史的知识体系。当全美的大学生其所修习的基础历史课程不是「西方文明史」而是「世界史」，而当全美都有教员要教授这个课程时，中国或一般所说的东亚史忽然变得重要起来，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清朝是世界史与中国史的交会当中最明显不过的地方之一，然而归功于大量新颖的、具有批判性的学术研究，让如何呈现清朝史成为一份如此精彩有趣、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新清史可以是说这种震动之下的重要产物。如同前面所说的，其具有的独特任务是挑战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叙述、以其他的范式（如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去探索过去，以及从边缘的观点审视历史发展。或许可以说新清史的哲学—如果有的话—多少如同苏东坡的着名诗句〈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一个去中心的计画，其已鼓动了更宽广的学术讨论，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等，这些近年来我们共同所注意的题材。而如「想像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geo-bodies）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与新清史的关怀相关。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ethnicity)与「异己」(alterity)的新概念，将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这个理论倾向，让新清史对中国这个「国家」而言，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从中开启了「什么是『中国』？」、「成为『中国人』是什么意思？」等问题。但也就是藉着提出这些问题，新清史因而可以超越陈旧的汉化解释，更深入满洲统治中的重要问题。 然而，新清史并不仅是上述认识论的转向，而同时也是一种语言学的转向。换句话说，是上述的转移学术趋向的两股思想潮流，以及满文作为一种学术语言的重新发现，共同导引出新清史的研究。我想多数人都会同意，新清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色是使用汉语之外的语言写成的资料，不仅是包括满语，也包含了蒙语、藏语、维吾尔语、韩语、日语、彝语，甚至是俄语、法语或英语。然而目前为止满文史料仍最为重要，因此在这里我的评论也只针对满文部分。我所要提出来的有两个面向。其一是满文档案，一如多数的原始材料，会揭露经过出版过程的材料中所掩盖的部分，即那些与国家立场对立、或者在国家体制之外的行动者的声音，或者至少是与国家之间关系暧昧模糊的人的声音。相较于已出版之官方资料偏向指向性(prescriptive)，从国家事务的实际执行中产生的文书档案则通常是描述性（descriptive）的。这并不意谓这文书档案透明而没有隐瞒，而至少是这些档案透露更多官方叙述的表面之下较原始未修饰的材料，而因此可以让我们提出更宽广的问题。 另一个面向是，满文档案通常，虽然并非总是，启示汉文材料中所隐藏的事情。让我们回到满文档案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事实：它是以满文写成。这代表什么含意呢？首先，这意味着档案是由一种不同的字体写成，是以满文字母（或者音节，依不同观点而定），而非以汉字为基础。这种字体自然地让清朝与千年来强大的亚洲内陆帝国谱系（包括蒙古与回纥）连结在一起。其次，其意味着这些档案大部分以不同于中国的政治词汇建立起来，其使用的词汇或语句未必可在中文中找到确切的对应，而更不用说是英文了。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表现出自己独特经验与独特感性的语言。这并不是说满文比起汉文是更好的语言，或者说是更价值中立的语言。然而它就是一种不一样的语言。如同我稍早提到的，在这不同之中有深远的意义。如果可以与满语?#123;和，便如同我们之前所听到的音乐一直是独奏，而我们现在开始听到第二个声音，而从这二重唱中可以产生出新的和弦、不和谐音与切分音；这就等于是发现了一种新的音乐。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在这个面向中更深入的一点是，因为这些档案是以满文写成的，如果要使用它，我们就得学习以满文去读它。 这最后一点，说来奇怪，或许是最难去接受的一点。为什么呢？首先，这是要求人们去做一些事情，去学习他们所还未具备的技能。如同《庄子》中所说的「虚往实归」，必须要将自己瓶子中的水倒一些出来，才可能装新的进去。然而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简单。学习满文不只是读更多书、吸收更多理论或检阅更多资料；而是习得新文法、发展新字汇，并且对一种新的文字培养出感觉来。学习满文并不是特别困难，而不如说是要有时间。时间也是个因素，当我们体认到学习满文代表我们有机会（或者说有义务—全看你怎么看待它）去实际阅读满文资料，这也会花上时间。不只是我们阅读满文的速度比中文慢，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句子间踯躅徘徊，重新思考已经知道的东西。即使只是将我们熟悉的事物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当我们阅读满文的时候，这就如同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些东西，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它。我们的认知改变，且变得更为深入。这些当然是我们学习阅读满文的重点所在。 从新清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为什么只用满文档案的中文翻译会不得要领。使用翻译过的满文档案并不等于使用满文档案，除非这些翻译出自你自己。这不只是因为翻译可能出错，更是因为没有一种翻译可以传达自己亲身阅读档案所得到的那种感觉。举例而言，如果西方的中国史学家，只使用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资料，而不直接阅读中文史料，有谁会把他当一回事？也因为这样，我们很难不对一直强?#123;出版中文翻译的满文史料有种矛盾复杂的感觉。这种翻译的趋势反映了可理解的想走捷径的期望，而同时也让很多人可以取得这些档案所包含的基本资讯。然而这些材料是翻译过了的事实，已经让他们失去了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他们的特异感。然而就是这种存在于熟悉事物中的陌生唐突之感，方是新清史研究所要发掘与证明的。如果这些翻译与满文原件的影本或抄本一起出版，还比较可以接受，然而大家很少这样做。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些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所有该学满文的人觉得学习满文没有必要。如果有人认为档案不过是一些事实无生命的累积的话，那么翻译对他们而言没什么不对。然而以我自己来说，我忍不住会想像一种很讽刺的后果：满文文书的翻译，依他们翻译成汉文的数量而定，一步步摧毁了满文档案的生命力。而这实在很可怕。 如果满文档案有未来￢的话，应该是新清史要为其担保。同样地，如果我们希望要创造一个完整的清史图像的话，满文档案亦不可或缺。无论如何，应该进行的下一步当是，致力于提出新颖而重要的问题，引导出原创而吸引人的历史，以此说服下一代的史家，新清史有其收获，而阅读满文档案更可得到其独特的收获。 清史研究的新视野 对我们了解清朝来说，之前我提到有两个基本的核心问题：第一，满洲人如何以那么少的人口达到这样的成就？第二，清朝异族统治的事实对现代中国有何影响？无论有没有意识这样做，新清史研究在这几年来已经展现了一种新观点，即将清朝从纯粹为一个时代顺序的时段名称，转变成一种描述性的词汇，代表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政治模式、政治统治。现在我要简单地概述这个观点，尽管它不是只有一种面貌，我试着归?#123;出大致的特点。此处我从我们对满洲的新看法说起，这也是此新观点开始的地方。 简单的说，之前普遍的看法是，在满洲人定居中国的这段漫长时间中，他们迅速而无保留地被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所同化，直到与汉人之间不再有显着的区隔。满语使用的衰退、满洲尚武精神的消失，以及许多旗人对汉人文化的热衷，包括学术、礼仪与艺术等诸多方面，都被视为是满洲人走向汉化的证据。当清朝结束之后，这同化的进程自然地形成「满洲人已与其他所有的人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印证了一句老话：中国总是可以吸?#123;征服他的外来者。然而近来修正的看法现另一种图像。虽然这看法也承认同化这个趋势（我比较倾向使用「文化」[acculturation]一词），新清史认为满洲人从未失去他们在清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想法，而以汉人的角度来说，汉人也未曾认为满洲人与他们自己完全相同。虽然学者们对于满洲族群认同的性质、以及如何了解这种认同之时代变迁等意见未必全然相同，但大家的共识是，以某些方式，区分满汉之间的界线在整个清朝甚至之后，始终都存在着。(16) 满汉分殊的看法在其他方面具有吸引力的理由是，它可以解释何以反满言论在十九与二十世纪都还能如此有力，并且也解释了何以满族至今仍被归为少数民族。 这个对满清入关后历史的修正观点挑战了满洲人之所以统治中国两百六十七年，是因为他们根本上变成了中国人的说法。(17) 跟这个论点不同，我主张满洲人之所以可以成功主政，是因为他们没有变成中国人。 这是指，满洲人正确的认识到，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一方面运用中国政治传统，一方面又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 (18) 总体而言，这样的策略决定了他们身为统治者的种种举措。如何达到这样的平衡在此我们无法详述（八旗制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至少我们应该注意到满洲人很仔细的阅读自己的历史，对其他异族王朝的历史，如辽、金、元等等，也都知之甚详。 这些对满洲人的新看法，同样也挑战了关于辛亥革命与民国诞生的一些广为接受的解释。例如Edward Rhoads主张，虽然同样参与新政的满族政治人物与汉族政治人物部分利益重叠，但在政治算计上维持满洲的利益仍是满洲政治人物重要的考量。(19) 然而，从重新探索满文档案得来的、对清朝国家与皇帝制度举出的诸多重要问题，对清史或总体的中国史而言，或许意义更为重大。例如在整个清朝，除了要是统治者与官员之外，满洲人同时也要是个「满洲人」，由此我们便可预期满洲统治对清朝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运作，会有不见于明朝的独特影响。这样的角度出自许多讨论清朝中叶的作品，而「满洲因素」在这些作品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显着。(20) 再者，如果清朝皇帝有意识的采用之前征服王朝的统治模式的话，我们便应该可在清朝的皇权与帝国建构中找到这些起源的痕迹。从这个假设出发，新的研究便发现在清朝的皇权建构中，有不同于明朝的成分，其建构之皇权可说是引介自中国与亚洲内陆两个不同政治秩序的混合体。此观点对许多议题的研究甚有助益，例如清廷中显着的藏传佛教成分、清朝的多语现象、从非一般正式管道处理官方事务的偏好、对西北边疆地区的重视与经营，以及其他各种议题。(21) 从这个方向看，新清史已经推动了许多有待探索的重要课题。如果我们往回看，整体性地研究与比较清朝与其他征服王朝（如辽、金、元），将会转变我们对欧亚大陆东半部长久以来王朝统治模式的观点。更进一步的说，新清史的观点亦将改变我们对「中国」与「中国人」的基本概念，而影响我们对唐朝到清朝的历史定位。我们也可想像得到，新的观点也将触动我们更进一步去探索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间古老的互动关系，而引领到跨区域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向前看，新清史也将与现代作连结。例如，新清史学者已经开始提出「清朝是否是殖民帝国」的问题， (22) 他们也将清朝对边陲地区的政策与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鄂图曼帝国以及其他现代早期国家做比较，而提出我们是否可以称清朝为「现代早期」(early modern)，如果可以的话，又是在怎样的意义之下？ (23) 清朝的世界观为何？是否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形成这个世界观？我们是否可在地图、在绘画、在建筑、在外交政策中看到其世界观？ (24) 在这之中有何意涵？这样看待清朝的方式如何影响我们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识，尤其现代中国是从大清帝国中脱胎而出？从这样的转移过程中有怎样的冲突与紧张关系？ 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份？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 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这样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有助于让我们更敏锐地注意到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更不用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是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实体。即使在人口与地理上清朝与现代中国明显重叠，两者间也非密合无缝，而事实上有许多参差冲突之处。从1910、1920到1930年代如顾颉刚等知识份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们长期面对如何从大清帝国中创造一个新民族国家的难题。 (25) 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我们或许可说这个工作至今能未完成。因此，既然在很多方面清朝都比我们一般说的中国、或者比起宋朝或明朝时候的中国，包含的要多出许多，我们有理由在称呼清朝「中国」之前先犹豫一下。虽然，我承认我同时也会担心把这条「清朝」与「中国」之间的界线画的太过明显。毕竟我们称法国为「法国」，无论它是个王国、帝国，或者是共和国，这种称呼并不一定代表它们之间必然对称相等。此外，满洲人有时也称呼自己的帝国为「中国」，即使是称呼边疆地带。我在汉文与满文档案中都找到这样的例子—这里又再次证明满文档案的价值。 结论 在做结论之前，我想先说明本文所提出的观察并不包含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例如在日本，便有一群成长中的学术群体与本文所提到的新清史有很类似的关注。 (26) 他们的学术渊源与欧美学者大不相同，值得另文专论。提及这点的同时，我也要说这篇有其限度的文章并不是要主张满文档案是新清史研究的禁脔，也不是说唯有美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潜在价值。相反的，比起部分在1930年代就开始研讨这个问题的日本清史学者，我们只能是后进之辈。在台湾与中国大陆，有小部分的学者持续的对此相关议题提出作品，(27) 只是对我来说我很难去评估这些地方年轻一辈学者对满文档案的看法有多强烈。只有在清代边疆史这个领域可看出他们对满文档案的重视，其中有时可以看到较不受侷限的见解。 (28) 在美国或者也可说在欧洲，当代的学者重新评估了满文史料在研究清史上的重要性。学者专家们过去一度曾经忽视这些材料，然而近来即使不是全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体认到（或者正开始体认到），在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中，满文档案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满文档案被重新定位的同时，在西方中国史家必定要遭遇的、研究中国之方法论与理论架构上，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使得之前受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地浮出台面。正是这两股不同的潮流同时交会，引导出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清史的兴起。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是空前的—如同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灌输这样的概念：如果没有不断的修正，历史就什么都不是，而所有写的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先前历史的修正—我们必须等待，看看哪些从新清史所提出来的论点可以通过时间的考验。对此，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是，有一天我们这里所说的新清史将会过时，而将会有新的新清史取而代之。 1. 对这些资料更完整的回顾请参见拙着：“The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Late Imperial China 22.1 (June 2001), pp. 1-70. 2. 对这个主题参考：Mark C. Elliott and James Bosson, “Highlights of the Manchu-Mongolian Collection,” in Patrick Hanan, ed., 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Cambridg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2003), p. 80. 3.「即使是清朝初期，几乎所有的满文资料不是由汉文翻译而来，便是已翻译成汉文。对研究清朝中晚期的历史学者来说，满文史料或许有用，但非必要。」Joseph F. Fletcher, “Manchu Sources,” in Donald Leslie et al., ed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 (Canberra: ANU Press, 1973), p. 145. 4.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年羹尧奏摺专辑》三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1）。 5. 神田信夫等编，《镶红旗˙雍正朝》（东京：东洋文库，1972）。 6. 庄吉发译注，《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 7. 冈田英弘，『康熙帝の手纸』（东京：中公新书，1979）。 8. 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 9. 陈捷先，《满文清本纪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1）。 10. Beatrice S. Bartlett, “Books of Revelatio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rchival Record Books for Research on Ch’ing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6.2 (December 1985), p. 33. 11. Joseph F. Fletcher, “Review of Walter Simon and Howard G.H. 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A Union Catalogu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1.2 (December 1981), p. 653. 12.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 如Haun Saussy的讨论：Haun Saussy,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146 ff. 14. Judith Farquhar and James Hevia,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1.2 (1993), pp. 486-525. 15. 例如高彦颐(Dorothy Ko)在其书前言中批评妇女史中的五四叙述。见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以及米华健在其书前言中呼吁一个「以清朝为中心」的清史。James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 主要可参考三本着作： Pamela Crossley（柯娇燕）, Orphan Warrio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A Translucent Mirro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nd my own The Manchu W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为此观点辩护最力者见：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February 1998), pp. 123-55. 18. Elliott, The Manchu Way, p. 3. 19. Edward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amela Crossley 在其着作A Translucent Mirror的结论之处也探究了清朝满族认同与民国政治意识型态之间的关连。 20. Beatrice S.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hilip Kuhn, Soulsteal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mes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ierre-Henri Durand, Lettrés et pouvoirs (Paris: EHESS, 1992); Norman Kutcher,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nathan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Viking, 2001). 21. As seen in the following work: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mes A. Millward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amela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and “The Rulerships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5 (December 1992), pp. 1468-83.; Michael Chang, “A Court on Horseback: Constructing Manchu Ethno-Dynastic Rule in China, 1751-1784,”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1. 22. 参考Nicola Di Cosmo, “Qi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Inner Asi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0.2 (June 1998), pp. 287-309. 23. 参考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与他的其他文章。 24. James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onathan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Lydia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so useful is the review essay by Joanna Waley-Cohen, “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pp. 193-206. 25. 王汎森的研究指出这一点。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 这群学者包括：冈田英弘、片冈一忠、中见立夫、石桥崇雄、楠木贤道、柳泽明、石滨裕美子、冈洋树与杉山清彦。对近来此一趋势的回顾见Kishimoto Mio 岸本美绪, “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Acta Asiatica 88 (2005), pp. 87-109. 27. 其中刘小萌、定宜庄、杨贞、杜家济、赖惠敏等人的作品或许是最值得一提的。 28. 值得一提的学者有马大正、程崇德、华立。 来源：『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２４卷２期 转自：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