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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一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李朝(公元1392-1910年)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的称呼①,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两种书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②。 《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著名学者杨联陞教授说:“《老》、《朴》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从史学看,有许多难得的关于元、明两代风俗事物的记载。从语学看,有很多珍贵的元末明初的口语史料。”③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只是所说时代需稍加修正(见下文)。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两书的价值④,相比之下,史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于两书反映的时代还可以作一些讨论。 朝鲜李朝世宗五年(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⑤。这是官方文献中关于两书的首次记载。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说《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学”的教材,要“通事”背诵⑥。十六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其中说:“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⑦。可见二书在李朝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些记载也说明《老》、《朴》成书应在世宗五年(1423年)以前。 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向国王启奏道:“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成宗当即下令:“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⑧这条记载说明:(一)《老》、《朴》二书的语言是“元朝时语,”两者成书应在元代。(二)十五世纪下半期便已开始对两书从语言角度进行修改。正是在十五世纪,李朝创制了“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谚解”(用谚文翻译汉文书籍)事业便发展了起来。到了十六世纪,崔世珍编写了《朴通事谚解》和《老朴辑览》,后一篇是“汇二者要语而注解者”⑨,也就是《老》、《朴》两书的重要词汇注释。崔氏的《朴通事谚解》后佚。李朝肃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司译院正边暹、朴世华等根据《老朴辑览》重作《朴通事谚解》,此书序文说,“而以《辑览》及《单字解》附其后”⑩。又有《老乞大谚解》,成书情况不详。这两种《谚解》常见的是汉城《奎章阁丛书》本。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但此本《朴通事谚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览》(上、下)和《单字解》,而不是《辑览》。这是因为原来《老朴辑览》中与《朴通事》有关部分,已作为注文收入《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剩下有关《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览》。序文所说以《辑览》附其后是不够准确的。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朴》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加工整理。现在《朴通事谚解》和《单字解》中,提到“新旧原本”(《奎章阁丛书》本第53页),“旧本”、“今本”(第44页),“两书旧本”、“新本”(第404页),便反映了两书变化的痕迹。 关于两书的写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11)说法比较灵活。杨联陞先生认为,两书产生于“元、明时代”或“元末明初,”已见前述。朱德熙先生则“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12)。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朱先生已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例证,我在这里想再作一些补充。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台上四个将军(第310页),引证《辍耕录》“大汉”条,注意的显然是镇殿将军。但“大汉将军”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而大明殿则非元代莫属。它是元代宫城中的正殿。明代宫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极殿。又如,《朴通事谚解》卷中记买卖人口,文书开头写的是:“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第156页)。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称,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时改北京。又如,书中多用达达、回回、汉儿人等称呼,这正是元代的特色。 下面还可以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 “说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盘缠”(13)。 这段对话从字面上来看很难理解。“京都”“驾”起,前往何处?为什么要在“八月初头”?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但只要我们了解元代的两都制度,这段话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开平(“京都”很可能是后来改的),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在大都与上都之间,有四条交通路线,来回约二千里左右(14)。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上都是元朝的夏都。皇帝一行,动在万人以上,随行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骚扰极大。有的皇帝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损坏农作物。如元英宗时,“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15)这就是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的原因。皇帝一行到上都,许多商人也随之而往,这段对话实际上是两个大都商人的口气。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午门外”“两个舍人操马”。其中之一“白绒毡袜上,拴着一付鸦青段子满刺娇护膝。”注文中说:“《质问》云:‘以莲花、荷叶、耦、鸳鸯、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绒绣,或用彩色画于段帛上,谓之满刺娇。’今按,新、旧原本皆作‘池’,今详文义作‘刺’是。‘池’与‘刺’音相近而讹。”(第52-53页)注文作者显然从刺绣来理解,以为应作“满刺娇”,其实不然。元代中期诗人柯九思曾在宫中任职,他的《宫词一十五首》是脍炙人口之作,其中一首云:“观莲太液汎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柯氏自注云:“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16)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时代略晚于柯九思的诗人张昱有《宫中词》,其一是:“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著御大明朝。”(17)其意与柯九思诗相同。由以上二诗可知“满池娇”是一种宫廷中服装图案的名称,描写的是池塘中的花、鸟景色,因而得名。宫廷中所好必然影响到宫廷之外,首先是上层贵族、官僚。《朴通事谚解》记述的“操马”“舍人”,无疑是贵族官僚子弟,他们最容易效法宫廷的生活方式。因此,正确的是“池”不是“刺”,《朴通事》的“原本”是对的,《谚解》本改“池”为“刺”是错的。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有人得到“开诏”的差使,旁人问:“往哪个地面里去?”回答道:“往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等处开去。”(第29-30页)这是几个相互毗邻的地区,位于大都的东北方向,元设大宁、辽阳、开元、沈阳诸路,属辽阳行省;设永平路,直属中书省。永平路治卢龙(今河北卢龙),明改永平府。大宁路治大宁(今内蒙宁城境内),明初一度改大宁府,后废。辽阳路治辽阳(今辽宁辽阳),明初废,改设辽东都司。开元路治在今吉林农安,明初废。沈阳路治今辽宁沈阳,明废,改设沈阳中卫。元代辽阳行省管辖的地区在明代有很大的变化,将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并提,只能是元代的事情。 《朴通事谚解》卷上还有一段文字记“西湖景”(第122-128页)。其中说:“西湖是从玉泉里流下来,深浅长短不可量。湖心中有圣旨里盖来的两座琉璃阁,远望高接云霄,近看时远侵碧汉。”“两阁中间有三叉石桥,栏干都是白玉石,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珑龙床,西壁厢有太子坐的地石床,东壁也有石床,前面放一个玉石玲珑卓儿。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内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两壁钟楼、金堂、禅堂、斋堂、碑殿。诸般殿舍且不索说,笔舌难穷”。这里提到的“玉泉”,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而位于玉泉山脚的西湖,就是今天昆明湖的前身,只是范围有较大的变化。西湖北岸上的大寺叫做大承天护圣寺,建成于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年),由于它位于西湖之畔,民间便称之为西湖寺,这个名称后来亦见之于官方文献。大承天护圣寺有“二阁在水中坻,东曰园通,有观音大士像;西曰寿仁,上所御也”(18)。这二阁就是《朴通事》中所说湖心中的两座琉璃阁,富丽堂皇,为两湖增添了景色。元顺帝至正年间,“承天护圣寺火,有旨更作,(李稷)乃上言:‘水旱频仍,公私俱乏,不宜妄举大役’。议遂寝。”(19)显然,这次火灾使护圣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明代,承天护圣寺改称功德寺,有关文献中,再没有提到湖心双阁。有的记载说:“功德寺旧名护圣,前有古台三,相传元主游乐更衣处,或曰:此看花钓鱼台也。”(20)这三处古台无疑就是双阁和双阁中间石桥的遗迹,两阁应毁于元末火灾之中。《朴通事》中所描写的,是大承天护圣寺落成后、火灾发生前的西湖景致。 从以上所述来看,《朴通事》所载,以元朝史实和典章制度为其内容,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从满池娇出现和大承天护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断定此书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顺三年。朱德熙先生根据书中所记高丽僧人步虚的事迹(详见第三部分),认为“当作于至正六年(1346年)以后、元亡(1368年)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也是言之成理的。总之,我们可以断定《朴通事》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老乞大》一书,重点是记载商业活动,此书开头,记述高丽商人来中国,途中有人对他们说:“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并举出两个拦路打劫的例子(第47-48页)。同书又记,商人们在一处投宿时,客店主人说:“如今官司好生严谨,省会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则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第88-90页)“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驱口)。政府保护使长(奴隶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 《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的语法、词汇,也富有时代特色。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两书都用口语写成,虽然后来经过修改,但仍保存了许多元代的口语资料。当然,明代初期的口语,与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杨联陞先生所说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话史料。杨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从略。二是蒙古语法的影响。杨先生指出,两书中常见“根底”、“上头”等字样,“这都像是受了蒙古语法的影响”。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些都是蒙古语语法在硬译文体中的表现。所谓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在元代相当流行(21)。原来仅限于公牍,后来影响到其他文体和口语。以“根底”来说,它是硬译文体中的常用词,蒙语后置介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意思。“上头”是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杨先生提到的另两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有”的用法。《老乞大》中有一段对话: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 “是汉儿人有。” “多少年纪?” “三十五岁了。”(第11页) 这段话,如从汉语角度理解,很可能断为“是汉儿人。”“有多少年纪?”《老乞大集览》上对此加以说明:“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在句末出现“有”是元代蒙古语硬译文体的特有现象,《元典章》所载公牍中有很多这样的语型。它有时用来表示动词的时态(现在时),有时则用来作系词(等于“是”)。在《老》、《朴》二书中,这种句型原来一定很多,后来大多被删去,只有个别被保存了下来(22)。与此相应,还有“有来”一词,在硬译文体中也是常见的,则用来表示过去词。《朴通事》中便有这样的例子:“你哪里有来?”(第319页)意思应是:“你到哪里去了?”除“有”和“有来”以外,还有“么道”。《单字解》中说:“么,……俗用为语助词,……元语‘么道’,……今不用。”应是原书有“么道”字样,修改时删去。“么道”也是元代硬译文体中常用词,通常放在引语或某种内容的表述之后,意思等于“云云”。从语法、词汇的特点,也可证明二书应是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作品。 正如前面已说过那样,二书在流行过程中曾有过修改,现存二种《谚解》已非原貌。两书的修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地名的改动。朱德熙先生已指出,现存《朴通事谚解》中的北京城门名称,《老乞大谚解》中的北京,都应是后来改动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如《朴通事谚解》中的“南京应天府”,《老乞大谚解》中的“济南府”、“苏州”、“南京”,都是明代的名称。(2)货币名称的改动。两书中多处提到货币,一般均用“银子”(白银)和“钱”。《朴通事谚解》卷上载,典当物品“共有二百两银子。”注文中说:“今观所典之物,只得七十两,而云二百两银者,盖旧本云有二百锭钞,今本改钞为银,仍存钞之旧数而不改也。”(第44页)元代通行纸币,称为钞,一锭钞为五十两。明初一度亦通行宝钞,但很快便改以白银为主,另以铜钱作辅币。旧本作“钞”,正反映了元代的制度。现本改作白银,则是表示明代的制度。但现本个别地方,仍以钞计数,如卷中一处记竞走,得第一名的,“上位(皇帝——引者)赏了一百锭钞,两表里段子。”(第243页)这正是旧本删改未尽的结果。(3)蒙语硬译文体的改动。这在上面已说过。这些修改目的在于使李朝汉语教学适应中国社会的变化。但从前面所举各种例子所说明的时代特色可以看出,两书的内容基本保持了其本来面目,这是可以确定的。 总起来说,《老》、《朴》两书著成于十四世纪中期,其内容主要反映元代末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在其流传过程中,某些内容作过修改。只要我们了解两书的著成和流传情况,注意对其内容加以鉴别,那么,它们对于元朝历史以及元与高丽关系史的研究,仍是极其可贵的史料。下面,我们便以两书提供的部分情况,对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作一些探讨。 二 长期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有陆、海二道。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高丽与辽、金的交往,主要通过陆路;与宋朝(北宋、南宋)的联系,则只有通过海道。元朝兴起、统一全国以后,和高丽的联系,既有陆路,又有海道。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是很频繁的。《朴通事谚解》卷中记,有人问高丽来的赵舍:“几时来了?”赵舍回答:“昨日恰来到。”又问:“你船路上来那,旱路里来?”答:“我只船上来了。”(第162页)“船路”就是海道,“旱路”就是陆道,可见元代陆、海二道都是通行的。 关于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加以论述(23)。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海港,在宋代主要是庆元(今浙江宁波)和泉州(今福建泉州);到了元代,在庆元、泉州之外,又加上太仓(今江苏太仓)和直沽(今天津)。庆元、泉州、太仓这几个港口都在长江以南,直沽则在北方。元代国内海运事业空前发展,主要是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供应首都大都。北方的海运港口便是直沽,南方运来的粮食由此上岸,再由直沽运往大都。直沽港与高丽也有来往,这在《老》、《朴》两书中有所记载。《老乞大谚解》卷上记,高丽商人“从年时正月里,将马和布子,到京都卖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绵绢,到直沽里上船过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终,货物都卖了”(第26-27页)。高唐在今山东境内,以产丝绸出名。王京是高丽的都城,即今开城。由直沽出海,应是沿海岸线北行,绕过辽东半岛,再沿海岸线南下,到达朝鲜半岛中部的王京。《朴通事谚解》卷中有一段记载,赵舍回答旁人说自己“船上来了”,已见前引。旁人接着又问:“听的今年水贼广,是那不是?”赵舍回答说:“我来时节,五、六个贼船,围着一个西京来的载黄豆的船,又高丽地面里来载千余筒布子的大船,冲将去了。后头听的那贼们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夺了,把那船上来的打杀了”(第163-164页)。西京即今平壤。据史籍记载,高丽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年)“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来,言:‘海贼三十余艘,着青黄衣,袭海杀掠人物。’”(24)可证《朴》书所载,并非虚构,确有事实为据。而由海道前往高丽的“大都商人”只可能由直沽出海。此外,高丽与山东半岛亦有海道交往(见下文),但难以断定是半岛上的哪一个海港。 《老》、《朴》两书都记述高丽商人到大都的陆路旅程,虽然简单,但都有据。《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的旅程为线索展开的,高丽商人由王京(开城)动身,“过的义州”,就到中国地面。路上曾在夏店用饭,接着便来到顺城门(明代的宣武门,此书中仍用元名)客店住下。夏店是个小地方,元朝曾在当地建立驿站,距大都一百里(25),因而是由东北进入大都的必经之地。又《朴通事》卷中记,丁姓高丽商人赶马前来,“到迁民镇口子里抽分了几个马,到三河县抽分了几个马,……到通州卖了多一半儿,到城里都卖了”(第164页)。元代有按一定比例收取实物或货币的税收办法,称为“抽分”。“城里”指大都城内。辽置迁民县,金废县立镇,元因之,就是现在的山海关。这是从东北进入大都的重要通道之一。元文宗即位之初,发生两都之战,大都、上都各立朝廷。辽东行省平章秃满迭儿支持上都,发兵进攻大都,“犯迁民镇,斩关以入”(26)。便足以说明它的重要地位。三河县(今属河北)在元代是通州的属县,夏店站即在三河境内(27)。《老》、《朴》两书中提到的夏店、迁民镇、三河县几个地方,都位于高丽与大都的交通线上。 从《老》、《朴》两书来看,高丽商人运来中国的货物多种多样,而以马匹最为重要。《老乞大》是以高丽商人前来中国贸易为主题的,这些高丽商人赶马前来,书中列举了二十余种马的名称(第143-144页),以及卖马过程中讨价还价、成交以后订立契约和纳税的情况。《朴通事谚解》卷中有关卖马的记述,已在上面引用过。高丽产马是很有名的,元贞二年(1296年),高丽世子,后来的忠宣王王璋到大都,曾分别向元成宗、太后和晋王甘麻刺各献白马八十一匹(28),便是一例。有的蒙古贵族还直接向高丽索取马匹(29)。明朝初年,朱元璋说:“高丽自古出名马。”(30)他多次要高丽贡马,一度规定每年千匹,此外还发纺织品(缎子、棉布)和买高丽马匹。一直到成祖朱棣时,仍然如此。高丽政府答复明廷时曾说:“马有两种,曰胡马者,从北方来者也。曰乡马者,国中之所出也。国马如驴,无从而得良马。胡马居百之一、二,亦中国之所知也。”(31)所谓胡马,即是蒙古马。元朝曾在高丽的耽罗(今济州岛)建立牧场,孳养马匹,胡马即由此而来。乡马则是高丽本国出产的马匹。后来高丽政府又解释说:“本国所产马匹,躯干矮小,其稍大者稀少。然战倭服远,负重耐苦,小邦之人,实以赖之。”(32)可见高丽马亦有其优点。高丽商人入元卖马,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历来研究高丽与元贸易者亦未注意此事。《老》、《朴》所记,证以高丽王子献马和明朝初年对高丽马匹的需求,应该是事实。在元与高丽的陆路贸易中,马匹显然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商品。 从《老》、《朴》两书来看,高丽向元朝出口的货物,除了马匹之外,便是毛施布和新罗参。《老乞大谚解》记,高丽商人一行贩卖马匹,“这马上驼着的些少毛施布,一就待卖去。”(第14页)商人们到达顺城门客店后,就到城里寻找“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第129页)《朴通事谚解》卷上记,高丽来人带有“十个白毛施布,五个黄毛施布”(第95-96页)。注文中说:“毛施布,即本国人呼苧麻布之称。汉人皆呼曰苧麻布,亦曰麻布,曰木丝布,或书作汉丝布。又曰漂白布,又曰白布。今言毛施布,即没丝布之讹也。而汉人因丽人之称,见丽布则直称此名而呼之。记书者因其相称而遂以为名也。”可知毛施布即用苧麻织成的布,“毛丝”二字是音译,也可写作“木丝”、“没丝”。苧布是高丽享有盛名的手工制品。南宋时由庆元(今浙江宁波)进口的高丽物品中就有毛丝布(33)。在元代,高丽麻布(毛施布)大量输入中国,受到朝野的普遍欢迎。高丽国王常以“细苧布”作为礼物,赠给元朝皇帝、贵族和官员。高丽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贞元年,1295年)四月,“又遣中郎将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万四千匹市楮币”(34)。益都是路,不是府,此处有误。元代益都路治所益都县,即今山东益都,管辖山东半岛西部的广大地区。可知山东半岛亦应有与高丽往来的港口,但不知其具体地点。当时高丽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故出售麻布来换取元朝的货币纸钞,以供婚礼之用。由此亦可看出麻布是高丽向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元代杂剧中也提到“洗白复生高丽氁丝布”,可见其在民间是很流行的(35)。因此,《老》、《朴》两书中关于毛施布的记载是反映了元代实际情况的,人参是高丽的特产,历来被中国人视为滋补佳品。宋、元二代,由海道输往中国南方的高丽商品中,人参都在“细色”(贵重货物)之列(36)。《老乞大谚解》卷中载,高丽商人一行所带货物,除马匹、毛施布之外,便是人参。(37)。 高丽的文具都很精巧。北宋时出使高丽的使臣徐兢报告说,高丽的名产有松烟墨、黄毫笔、纸等(38)。宋代的文人学士对于高丽的各种文具都很赞赏,特别是高丽纸。元代,纸仍在高丽王室向元朝皇帝进献的礼物之列,如元宗三年(元中统三年,1262年)高丽献物两次,一次有黄、白纸各一百张,另一次有纸五百四十张。次年献物中有表纸五百张,奏纸一千张(39)。元朝政府屡次向高丽索取纸张,如高丽忠宣王元年(1309年)“元遣使来求佛经纸”(40)。忠肃王八年(1321年)“前益城君洪沦奉勅来求藏经纸”(41)。可见高丽纸当时在中国仍是很受欢迎的。《朴通事谚解》卷下记,“高丽来的秀才”韩先生将“高丽笔、墨和二十张大纸”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中国文人(第383页)。可以想见,高丽文具特别是纸肯定在向中国出售的货物之列。 另一方面,中国出产的一些物品,亦为高丽上下所欢迎。《老乞大谚解》记述,高丽商人在马匹、毛施布、人参脱手以后,便购买“回去的货物,”种类繁多(第248-254页)。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针、木梳、盆儿、各种刀子、剪子、锥子、秤、等子、各类珠儿、荷包、帽儿、象棋和化妆用品(面粉、胭脂)等。一类是纺织品,有粗木绵、织锦缎子、素缎子、花样缎子等。还有一类是书籍(参见第三部分)。 在上述各类物品中,纺织品最为重要。高丽本土出产的纺织品,历来以麻布为主,丝织品主要从中国输入。无论贵族或平民,都争相服用中国的丝织品。忠让王三年(1391年),有人上书说:“我朝只用土宜细苧麻布,而能多历年所,上下饶足。今也无贵无贱,争贸异土之物,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饰之婢。愿自今士庶工商贱隶,一禁纱罗绫缎之服,金银珠玉之饰,以弛奢风,以严贵贱。”(42)同年五月,又有人上疏说:“今无赖之徒,皆利远方之物货,不事本业。……愿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纱罗缎子,敦尚俭素,以绝商贩。”(43)这时在中国元朝已亡,明朝建立,在朝鲜半岛高丽亦已处于灭亡的前夕,社会奢靡成风。但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决非一朝一夕突然发生。可以认为,高丽王朝末期,贵贱上下穿着中国丝织品成为风尚,这些丝织品部分来自元朝政府(后来是明朝政府)的赠与,但更多则应是商人贩来。因此,《老乞大谚解》中所记商人购买缎子,正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朴通事谚解》中亦有两处买缎子的记述。卷上一段记购买缎子时双方讨价还价。货主说:“舍人敢不识好物么?道地的好胸背。”买方说:“你谩不的我。我又不是生达达、回回。生达达、回回如今也都会了,你怎么谩的我高丽人。”(第131页)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丝织品买卖是很熟悉的,富有经验的,因而在讨价还价中充满了自信。 棉花的普遍种植和棉织业在中国的兴起,都是元代的事。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在江、淮以南各地设置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44)。大德三年(1299年),在大都的国家仓库“每年收受各处行省木绵布匹不下五十余万。”(45)民间织造进入流通过程的木绵布匹一定为数更多。棉花种籽在十四世纪六十年代由夕益渐传入高丽,后经郑天益试种成功,并且制作了纺织棉花的工具,棉布生产才开始在高丽发展起来,这已是元朝灭亡以后的事了(46)。可以说,有元一代,高丽还不能生产棉布。因而,商人将这种新兴的纺织品由中国贩运到高丽,必然是受到欢迎并有利可图的。《老乞大谚解》记载商人购买的物品中,便有“粗木绵一百匹”。事实上,一直到明初,朱元璋还支出大量棉布来和买高丽马匹。 《老乞大谚解》所记高丽商人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有“秤三十连,等子十连,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秤竿、秤锤、毫星、秤钩子都有”。秤是检测物品轻重的衡器,等子是用来检测珍细物品(如金、银)轻重的小型衡器。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度量衡制度混乱,忽必烈以藩王身分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谋士刘秉忠建议;“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47)忽必烈登基称帝后,采取了统一度量衡器具的措施。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高丽国王致书元中书省说:“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子一槃、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48)可知高丽已采用元朝的衡器。因此,《老乞大谚解》记述商人购买来的秤和等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元朝政府规定,度量衡器由政府统一制造,“行铺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须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49)。这就是《老乞大谚解》中购买衡器时强调“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原因所在。只有官做的,才是合法的、标准的。采用相同的衡器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交流,这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宋、金秤制有十五斤秤(以十五斤为一秤)和十六斤秤(以十六斤为一秤)两种,“秤”因此又成为重量的一种计算单位。元代秤法如何,史无明文,说法不一(50)。但从上引《高丽史》记载来看,元代官方确定的标准显然是十六斤秤。高丽史料有很多可补我国宋辽金元历史文献之不足,此亦一例。 三 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比起前代来,有很大的发展。韩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最近出版的张东翼教授《高丽后期外交史研究》一书,对此有很好的论述(51)。在《老》、《朴》两书中,元与高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反映,可以和其他文献记载相印证。这里想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高丽僧侣在中国的求法讲经活动,一是中国书籍的输往高丽。 在古代,僧侣对于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过重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周知的。在唐与新罗、百济,以及宋、辽、金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侣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元与高丽之间,佛教僧侣仍然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朴通事谚解》的一些记载,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朴通事谚解》卷上的一则记事说:“南城永宁寺里听说佛法去来。一个见性得道的高丽和尚,法名唤步虚,到江南地面石屋法名的和尚根底,拜他为师傅,得转衣钵。回来到这永宁寺里,皇帝圣旨里开场说法里。”“说几个日头?”“说三日三宿,从今日起后日罢散,诸国人民一切善男善女,不知其数,发大慈悲,都往那里听佛法去。”(第133-135页)按,高丽和尚步虚和中国和尚石屋均实有其人,朱德熙先生曾引用《朴通事谚解》的有关注文和佛教史乘《吴都法乘·石屋和尚塔铭》加以论证。该塔铭记临济宗僧人石屋清珙生平,其中述及弟子“高丽人”愚太古师事石屋的情况。愚太古即步虚。关于步虚的详细记载,是高丽著名文学家李穑所作《明高丽太古寺园证国师碑》,见《海东金石苑》卷八。此外在郑麟趾的《高丽史》中亦有提及。据碑文记载,“国师讳普愚,号大古,俗姓洪氏。……至正丙戌(六年,1346年),师年四十六,游燕都。……至湖州霞雾山,见石屋珙禅师,具陈所得,且献《大古庵歌》,石屋深器之。……遂以袈裟表信曰:‘老僧今日展脚住矣’。屋临济十八代孙也。……回至燕都,道誉腾播,天子闻之,请开堂于永宁寺,赐金襕袈裟、沉香拂子,皇后、皇太子降香币,王公士女奔走礼拜。”此后回到高丽,备受国王尊奉。《高丽史》记载说:“普虚号太古,历诸方入江南,自言传衣钵于石屋和尚。”(52)又说:“普愚即普虚。”(53)《朴通事谚解》中的步虚,与普虚(普愚)实系一人。高丽恭愍王封普愚为王师,与他“行师弟礼”,其声势显赫一时。步虚说法的永宁寺,位于大都南城。南城是金中都旧址,元代新建的大都城称为北城。永宁寺的具体位置“在殊胜寺北东”,而殊胜寺则“在光泰门近南”(54)。南城光泰门靠近后来的宣武门,永宁寺应在宣武门附近。 《朴通事谚解》卷下记,“这十月十五日,是佛解夏之日,庆寿寺里为诸亡灵做盂兰盆斋,我也是随喜去来。那坛主是高丽师傅,青旋旋园顶,白净净颜面,聪明智慧过人,唱念声音出众,经律论皆通,真是一个有德行的和尚。说《目莲尊者救母经》,僧尼道俗善男信女不知其数,人人尽盘双足,个个擎拳合掌,侧耳听声。”(第274-277页)庆寿寺是元代大都著名的佛寺之一,禅宗临济宗的中心。它位于皇城的西南,在今北京西长安街。十三世纪中叶,庆寿寺住持海云和尚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有元一代,庆寿寺始终受到元朝政府的特殊照顾,其规模与地位“为京师〔佛寺〕之冠”(55)。从上述步虚说法一事看来,《朴》书所载高丽僧人在庆寿寺讲经也应是实事,可惜的是书中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以庆寿寺的地位,高丽僧人能在其中讲经,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优遇。 《朴通事谚解》中有两则高丽僧人的记载决非偶然。元代高丽僧人来中国并在大都活动的为数甚多。著名的如式无外上人,与元朝的文人学士有广泛的交游,张翥、黄潘、陈旅、王沂、宋褧、吴师道、许有壬、尹廷高等都为他写下了诗篇。又如桧岩心禅师,“北游燕赵,南抵湖湘,历参尊宿,为千岩无明长老所印,翰林欧阳承旨作偈以美之”(56)。按,释元长,字无明,号千岩,萧山(今浙江萧山)人。他住持义乌伏龙山圣寿寺,名重一时,“王公大臣向师之道如仰日月,名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宠嘉之”。“内而齐鲁燕赵秦陇间蜀,外而日本、三韩、八番、罗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胪拜,咨决心学,留者恒数百人”(57)。三韩是朝鲜半岛古国名,此处指高丽。从桧岩心的经历,可证确有高丽僧人求法于无明门下。“翰林欧阳承旨”即元末文章大家欧阳玄。又如,高丽僧人元湛及其弟子崇安等,在高丽妇女任夫人资助下,在大都“南城之又南”,建造了一座兴福寺,“仍约世以高丽衲子主盟熏席”(58)。兴福寺成了一所高丽僧人的寺院。又如,“高丽国比丘”丽月,在朝拜五台山途中,曾暂住大都郊区房山县。他募集财物补刻了部分石经经板,为保存这一著名古迹作出了贡献。“补写经板”的是“高丽国天台宗沙门达牧”(59)。由此数例,可以看出入元高丽僧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而且一般多曾在大都居留过。《朴通事谚解》所记,不过其中杰出者的一、二表现而已。 唐、宋时期,中国古籍不断流入朝鲜半岛。元代,中国书籍仍是高丽朝鲜喜受之物。高丽官方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中国的书籍。忠肃王元年(元延祐元年,1314年)六月,命官员们考阅新购书籍。“初,成均提举司遣博士柳衍、学谕俞迪于江南购书籍,未达而船败,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沦以太子府参军在南京,遗衍宝钞一百五十锭,使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60)。这次购书经历了风波之险。元朝末年,割据浙东的方国珍曾多次派人渡海与高丽政府联系,其中恭愍王十三年(1364年)六月一次,所赠物品中有《玉海》、《通志》等书(61)。除了官方渠道之外,还有民间的渠道。《老乞大谚解》记载高丽商人购买中国书籍,便是中国书流入高丽的民间渠道之一种。 从《老乞大谚解》的记载来看,购买的“文书”中有“一部《四书》,都是晦庵集注。又买一部《毛诗》,《尚书》,《周易》,《礼记》,五子书,《韩文》,《柳文》,《东坡诗》,《诗学大成押韵》,《君臣故事》,《资治通鉴》,《翰院新书》,《标题小学》,《贞观政要》,《三国志评话》”。以上书籍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儒家著作,有《四书》、《毛诗》、《标题小学》、五子书等。一类是《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君臣故事》亦应属于此类(62)。一类是名家文集,有《韩文》、《柳文》、《东坡诗》,即韩愈、柳宗元和苏轼的诗文集。一类是备查考用的类书,有《翰院新书》(应即《翰苑新书》,收录各种书启表笺文字)(63)。《诗学大成押韵》似亦应属于此类,此书待考。还有一类是文学作品,有《三国志评话》。 以上各类书籍中,有两类最值得注意。 一是儒家著作。南宋时朱熹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称为《四书》,为之作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学习儒家学说的入门书。所谓“晦庵集注”《四书》,即指此。《标题小学》是朱熹编撰的一本供儿童用的儒学启蒙著作。五子书的五子,应指宋代五位理学家,即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和朱熹。五子书就是他们五人的作品。 众所周知,理学兴起于宋代,名家辈出,而以朱熹影响最大。元朝尊崇理学。元代中期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的基本科目经问(蒙古、色目人)、明经经疑(汉人、南人)都在《四书》内出题,“用朱氏章句集注”(64)。这样一来,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士子必读的课本。这种情况对高丽也产生了影响。十四世纪初,程朱理学开始传入高丽,“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白]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65)。自此理学逐渐在高丽传播开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传入高丽。名学者权溥“尝以朱子《四书集注》建白刊行,东方性理之学自溥倡”(66)。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书至东方者,唯朱子《集注》耳。”但到元末,其他理学著作如胡炳文的《四书通》也已传入高丽(67)。商人们从中国贩回理学著作,正是适应于高丽文化界对理学的兴趣。 另一是文学作品,即《三国志评话》。“评话”又作“平话”。从现有资料来看,“平话大概是元人称讲史的一种习语”。“‘平话’主要是以长篇历史故事为内容的,但由于‘平话’一词在元代广泛应用,逐渐地也用到其他内容的话本上”(68)。《老乞大谚解》所记《三国志评话》,显然是讲史的一种话本,它应该就是流传至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本。值得注意的是,《朴通事谚解》卷下有一段买书的对话: “我两个部前买书去来。” “买什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第292-293页)。 《赵太祖飞龙记》描写的应是宋太祖赵匡胤发迹称帝的故事,亦应属于讲史一类,但《唐三藏西游记》则是神怪故事,可见“评话”(“平话”)的概念已不以讲史为限了。《赵太祖飞龙记》已失传。《唐三藏西游记》亦已失传。但《朴通事谚解》在上述一段对话以后,紧接着讲述“唐三藏、孙行者到车迟国和伯眼大仙斗圣”的故事梗概,和今本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邪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内容相似。这一段记述的注文中还讲述了《唐三藏西游记》的其他一些内容。同书同卷另有一段记述僧人为铸佛像前往江南沿门请求布施,旁人以唐三藏师傅“西天取经”遭受磨难终成正果来加以鼓励,注文中亦提到《唐三藏西游记》的某些情节。从这些注文可知《唐三藏西游记》确曾在朝鲜半岛流传过。唐僧取经故事出现很早,在民间长期流传。宋代产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出现了孙行者的形象,显示了取经故事的轮廊。《朴通事谚解》正文和注文中所载《唐三藏西游记》的内容,表明取经故事在元代已基本定型。明代中期,吴承恩正是在《唐三藏西游记》和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两者基础之上,加工、改造、再创作,写成了不朽名著《西游记》(69)。《朴通事谚解》中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取经故事的演变和《西游记》的成书,提供了极其可贵的线索。 总之,《老》、《朴》两书关于“评话”的记述,反映出高丽人民对中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爱好,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这是元与高丽文化交流中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说明,探索历史上两国的文化交流,无疑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 注释: ①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译者》:“译者之称,见《礼记》,……今北方谓之通事。” ②参看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等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67页。 ③《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词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九本上。 ④太田辰夫:《〈老乞大〉的语言》,《汉语史通考》,第168-181页。 ⑤《李朝世宗实录》五年六月。 ⑥《李朝世宗实录》八年八月。 ⑦转引自小仓正平《朝鲜语学史》,第507页。 ⑧《李朝成宗实录》十一年十月。 ⑨⑩李聃命:《〈朴通事谚解〉序》。 (11)《汉语史通考》,第168页。 (12)《“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书后》,《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13)《朴通事谚解》卷上,第99-100页。 (14)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5)《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16)《草堂雅集》卷一。 (17)《张光弼诗集》卷二。 (18)虞集:《大承天护圣寺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19)《元史》卷一八五《李稷传》。 (20)《日下旧闻考》卷一○○《郊坰》引《南壕集》。 (21)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元史论丛》第一辑。 (22)类似的一个例子是:“《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有。”参看本文第三部分。 (23)《元朝与高丽的海上交通》,载《震檀学报》(韩国)第七一、七二合并号。 (24)《高丽史》卷三六《忠惠王》。 (25)《析津志辑佚》“天下站名”。 (26)《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27)《日下旧闻考》卷一一一《京畿·三河县》。 (28)《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一》。 (29)《高丽史》卷三○《忠烈王三》。 (30)《高丽史》卷一三六《辛禑四》。 (31)《高丽史》卷一三七《辛禑五》。 (32)《高丽史》卷四六《恭让王二》。 (33)《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 (34)《高丽史》卷七九《食货志二·科敛》。 (35)《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元曲选》第865页。 (36)《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土产·市舶物货》。 (37)据中国文献记载,朝鲜半岛出产的人参有百济参、高丽参、新罗参等名目,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卷一二“人参”条。这显然是根据不同产地而命名的。元代宫廷饮料中有“人参汤”,即用新罗参制成,见《饮膳正要》卷二。 (38)《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三《土产》。 (39)《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一》。 (40)《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一》。 (41)《高丽史》卷三五《忠肃王二》。 (42)《高丽史》卷八五《刑法志二》。 (43)《高丽史》卷四六《恭让王二》。 (44)《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 (45)《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关防起纳匹帛》。 (46)《高丽史》卷一一一《文益渐传》。 (47)《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48)《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一》。 (49)《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斛斗秤尺牙人》。 (50)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33页。 (51)韩国汉城—潮阁1994年版。 (52)《高丽史》卷三八《巷愍王一》。 (53)《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二》。 (54)《析津志辑佚》“寺观”门。 (55)《(洪武)顺天府志》卷七《寺》。 (56)李齐贤:《书桧岩心禅师道号堂名后》,《益斋集》卷五。李齐贤是十四世纪高丽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中国生活多年。 (57)宋濂:《佛慧园明广照无边普利大禅师塔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二。 (58)李齐贤:《大都南城兴福寺碣》,《益斋集》卷五。 (59)贾志道:《重修华严堂经本记》,见《日下旧闻考》卷一三一《京畿·房山县二》。首都博物馆编《元大都》刊有此碑照片。 (60)《高丽史》卷三四《忠肃王一》。 (61)《高丽史》卷四○《恭愍王三》。 (62)顺帝时,翰林学士兼谕德李好文“集历代帝王故事,总百有六篇,……以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见《元史》卷一八六《李好文传》。《君臣故事》应是类似的作品。 (63)此书编者佚名,已收入《四库全书》。 (64)《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65)《高丽史》卷一○六《白文节传附白正颐》。 (66)《高丽史》卷一○七《权传附权溥》。 (67)《高丽史》卷一一七《郑梦周传》。 (68)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167页。 (69)日本学者太田辰夫首先指出《朴通事谚解》中有关取经故事记载的价值,我国学术界对此亦有所论述。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ZWGX/09/28/2006/18234.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