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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留学生的活动分割为三块的话，可以认为他们在本土、域外和重返本土三个方面都做出过贡献。叶隽的新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所涉及到的可以说是上述三块中的最后一部分：“重返本土”。叶隽在书中引用了章清的一段话，很说明问题：“这批边缘人知识分子如何化解由于同时介入两种文化的塑造产生的紧张，进而参与本土文化的创造，以及本土文化对他们的接纳态度，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演进极富特色的一幕。” 在重返本土之后，这些留学生大都为这一时期的文化重建做出过重大成就。叶隽在书中选取了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马君武的教育史意义、宗白华的文化史意义、陈铨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冯至的文学史意义，他所探究的目的在于寻求“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寻路的意识”，这在思想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这里想借题谈谈留德学人在域外（德国）留学时，他们的学术成就被所在国学界接受的情况。 2005年12月2日，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Volker Stanzel）博士在“首届德语区汉学史国际研讨会”上的祝词中，对德国汉学界以往对中国学者参与的排斥做出了如下的解释：“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界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缺少的是没有机会按美国人好几代以来所做的那样，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汉学界能取得长足进步而欧洲的汉学研究相比之下只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的缘故。”史丹泽博士在法兰克福大学求学时，汉学曾是他的副专业，因此他对德国汉学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德国乃至欧洲的汉学界真的是“没有机会”还是从主观上不愿意“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进而在体制上予以设障，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 1876年李鸿章派遣过7名中国武官赴德学习军事技术，这被看作是近代中国人留学德国的开始。这之后尽管大多数的赴德留学生都是从事自然科学与工程等的学习，但也有一部分致力于人文学科研究的。在后者之中，留学德国的中国学者实际上在德国汉学方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很遗憾这些成就并没有被当时的德国学界所接受。 拿几位中国学者当时在德国所作的博士论文来讲，大部分没能得到出版。即使能得到出版的也没有被德国学者真正予以严肃对待。在没能发表的论文中，最著名的是林语堂的例子。1921年林语堂从美国辗转法国来到德国之后，先是在大学城耶拿（Jena）攻读文学，不久之后就去了“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重镇”的莱比锡大学，他当时想用Siebold以及Passy新的语音学方法重新梳理、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因此他选择了跟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教授撰写《论古汉语之语音学》（Zur altchinesischen Lautlehre）的博士论文。1923年4月林氏完成了这篇论文。由于这本博士论文没能出版，今天即使是在莱比锡大学的图书馆中也已经找不到了。他的导师孔好古在鉴定中认为，基于林语堂在论文中使用德语的错误以及各种疏漏，只能给林氏的论文以2分的成绩。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林氏的论文本来只需要认真地从头到尾修改一遍，便可能成为一部成熟的著作而得以发表。实际上，孔好古鉴定中的言外之意是，他不太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完成这样的研究。后来，林语堂在美国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的英文作品被译介到德国，但没人知道这位美国华裔作家是在德国莱比锡拿的汉学博士学位。 其他在德国已经出版论文的中国留学生中，有陆诒（Lou Y）在波恩大学的施密特（Erich Schmitt）教授门下所作的《温飞卿及其文学圈子》，尽管这可能是西方语言中第一篇研究温庭筠（约812-866）的专著，但由于出版于二战爆发前夕的1938年，并未真的引起学界的关注。王光祈的《论中国古典歌剧》（1934）、商承祚的《中国的萨满教——中国的“巫”史研究》、熊伟的《论无以言表》（1938）、乔冠华的《庄子哲学的阐述》（1938）、Wang Chengru的《鲁迅——其生平与著作》（1939）等尽管得以出版，但却没有真正产生影响，也没有相关的书评发表。 以上所举例子中的留德学人后来的情况如何呢？陆诒于1938年8月在从香港飞汉口时，他所乘坐的客机被日本战斗机击落，他在此次空难中身亡。王光祈于1936年贫困潦倒死于波恩，当时仅有44岁。商承祚和熊伟回国后分别在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乔冠华成为了新中国的外交部长。Wang Chengru的情况不详，大抵也没能留在德国大学里任教。这些在德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人们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但却没有被当时的德国汉学界所认真对待。另外也受诸如战争和大学体制等其它客观因素的限制，他们最终都没能留在德国。这当然不是一句“没有机会”可以概括的。 如果说以往是“没有机会”的话，那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眼下在德国的汉学系真正得到固定的教授位子的中国人依然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当然目前德国汉学系并非只对中国人或其它国家人设障，在20世纪50、60年代左右建立的规模较小的汉学系，很多有被关并的可能。玛堡（Marburg）和基尔（Kiel）的汉学系已经被关掉了，而海德堡、慕尼黑、汉堡等大的汉学系目前也存在着经费紧张、人员匮乏的危机。基于德国大学中汉学教授位子奇缺的原因，很多做过教授论文的优秀的德国汉学家也已经离开了德国，也有一些甚至离开了学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机会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跟法国相比德国的汉学机构较为分散，其教学和研究的宗旨都不很明确。德国汉学界仿佛依然固守着各自为战的古老“传统”，每位汉学家只顾着自己的“一摊儿”，再加上资金不足、统筹规划难等情况，因此也很少有跟中国学者间的真正的大的合作项目。当然就没有办法像“没有文化的美国人”一样，“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了。因此至今在德国依然没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译本。在很多学科上依然有重大的缺陷，因为没有基本的文献翻译。而这样的工作在通常的情况下应当跟中国学者共同来承担的，因为在中文文本的理解和阅读方面，中国学者无疑占有较大的优势。 二战以后在德国各大学中的中国教授仅有4人：1971-199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的郭恒钰（Kuo Heng-yü）；1972-2000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张聪东（Chang Tsung-Tung）；1967-1980年在汉堡大学的刘茂才（Liu Mao-Tsai）以及1984-1991年在特里尔大学的乔伟（Chiao Wei）。而这一时期在德国各大学汉学系共有102个教授职位，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德国汉学系教授中仅占不到4%。当然，今天的情况跟二战以前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德国接受教育，他们的论文在德国乃至欧洲其它国家出版，这些著作甚至在德国汉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我以为，如果德国汉学界要想改变现状、“从中国移民的知识中获益”的话，那就必须从州政府的角度加大中国学者在汉学系的比重，形成与中国学者的互动，使曾经享誉过世界的德国汉学真正尽快从作茧自缚中走出来。 原载：——由《另一种西学》想到的……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78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