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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一词的使用与现代中国两个不同的“民族”概念 中国最早开始使用“民族’一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它是由日语转译过来的。换句话说,“民族”一词是伴随着各国列强的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状态的境况下诞生的一个较新的概念。中国近代史的“民族”有着它自己的定义,此“民族”词语在政治领域内作为重要的概念确立下来,本身就是对20世纪中国特点的叙述。在现代中国,获得“某某民族”的地位,就意味着他们在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国家中扮演一定的政治角色,民族代表有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政府还赋予他们“区域自治权”。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一词一经形成,就蕴涵着爱国主义的意义。本来与市民社会和启蒙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nation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变成了“民族”概念,中国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状况都与西欧的近代化历程完全不同,nation的内涵在中国也发生了变化。“民族”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西欧语系中的“国民”(nation)、“市民”(citizen)承负着国家主权的人,具体而言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华民族”。此时的“民族”可以置换为“公民”或“人民”。住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如果没有脱离中国国籍的话,也可以称为中华民族。二是指少数民族,比如说到“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学”、“民族团结”、“民族法”、“民族干部”等字样时,就是少数民族之意。 二、“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变迁及日本、欧美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时,对这些概念应用上存在的问题 在阅读、寻找各种文献资料期间,笔者发现汉人认识的“中国”、“中华之地”范围随着时代变化的同时,自我意识的范围也在发生着改变。有中国之父之称的孙文的“中国”观、“民族”观前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初他革命目的是驱逐“满”,依靠“汉人”恢复汉之土地,即对中国本部(十八省)的主权的恢复。他在革命前,以恢复汉族——中华民族的权利为目标的同时,几乎没有提及旧藩部之民的处境待遇问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际,他认为的“中国”范围扩大到了包括“汉、满、蒙、回、藏之土地”,民族论成为“五族共和论”,接着是“同化论”、“单一民族论”,晚年时的“弱小民族自决、自治论”。那么“民族”、“中国”、“中国人”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又是如何认识的呢?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后不久,便有了采用苏联联邦制的初步计划。此时中国共产党所认为的十八省的中国本部就是“汉”无产阶级民族,即中华民族之地。在1937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之时,中国共产党认为的“中国”与国民党主张的一致化,就是认为“中国”包括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土地”,“中国人”、“中华民族”不仅包括汉无产阶级,而且包括中华民国主权范围内的、除了“民族的背叛者”之外的、居住在“五族之地”内的全体人民。中国共产党所指的“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范围、“中国”观、“中华民族”观及对分离主义的严密警戒都与国民党认识的“中国”有着极其的相似性。国民党强调的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homogeneous nation)”,“中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unitary nation-state)”;中国共产党则认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nationality)构成的民族(nation)”,“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unitary multi-nationality state)”。 除掉文革时期约10年的时间,在至今约50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学会一贯强调国民党的单一民族论是大汉族主义,是不妥当的,并且一再证明“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中国历史的多元性”、“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中华民族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等主题,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论”是正确的而且是最好的。在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发表的有关“民族”的论文就有1000篇以上,这些论文发表的领域广泛,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到学会杂志、大学学报,但是在证明上述主题的正确性方面,无论哪一个论文的论点几乎都是一样的。1989年中国民族学会泰斗、世界文化人类学的学者费孝通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其主题就是“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构造”,即“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的渊源、文化虽然是多样的,但却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的这一定义,是所有论述者所采用的观点。 但是,回顾日本、欧美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就会发现“中国人”、“中华民族”或者“中国、中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样的词语,在无意识之间,与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族”以及相应的“汉族民族主义(nationalism)”被一视同仁了。在过去的日本、欧美研究中,言及“中华民族”和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及“中华民族”是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这一概念的研究者几乎没有。所以,在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学者与在现实中实行政治行为者以及原住民之间,对中国、中华的内涵认识上,无论是范围也罢、印象也罢,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三、欧美的相关研究 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欧美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 首先是1976年Dreyer出版的《中国的4000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与国民的统一、融合》[1]一书中,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1922—1975年的“民族政策”就是“少数民族”融合于中国的过程和方法、策略。虽说在有关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方面,这是较为早期的研究成果,但也不失为一本缜密、细致的研究书籍。并且作者还认为,正是因为少数民族是少数,所以就要服从多数,但不是采用强硬的政策进行压制,而是尊重他们的意思,同时少数也要探寻与多数共存的方法,这才是大家所希冀的国民的统一、融合。 这部著作在当时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却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正确性,它给予了以后的研究者以启示和影响,在欧美的研究领域,一直是被加以引用的著作,对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外国学者来说,它已经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了。笔者至今也难以忘怀1991年初读此书时所受到的冲击。由于著者在执笔之时,公开的资料有限,所以,难免在著书时受到影响。如对194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详尽论述就显得较为单薄,而且,将中文的“民族问题”英译为national minorities,触及到的仅仅是中国政府通过“民族识别”的“少数民族”,而没有触及ethnicity的问题,这一问题是70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界提出的。但应该说这些并不影响此著作的价值所在。 其次要言及的一部重要著作是Conner于1984年刊出的大著《马克思列宁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2]。这本书就有关为什么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都具有强烈的nationalism(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书的第四章“少数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建设”中,作者运用了当时最好的英文资料,想解释、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否是适合“中华民族”的党。他认为由于日本的侵略,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所以说,民族意识的形成,外敌的存在也是一个必要条件。Conner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中国nationalism(民族主义)化的研究,既非常缜密、细致,又富于启示性,至今还没有超越此书的著作出现。但是,第一,作者不是中国历史专家,而是政治学专家,又不懂汉语,所用资料有限;第二,从书的标题就可以知道,他没有描述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外的国民党党员的中国人的“中国观”。所以,在此书中,很难发现存在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民族观”的连续性。 20世纪80年代末,Heberer的《中国与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化?》[3]一书出版。这部书由于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的手法,从而具有浓烈的“功能主义”(institutioanalism)的色彩。就有关中国现存的“民族问题”,作者认为现在的西藏、新疆等“民族问题”的成因是权力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的。但欠缺对“民族问题”的历史性考察,分析也流于表面。 Dikotter的《近代中国种族论述》[4]一书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观很好的参考书。这部著作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的导入和应用之类的观点入手,成功地描述了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观”的变化。欧美的中国研究者,因此书的出版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此书的作者认为,清末到民国期间的“民族”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也发生着变化。 此书惟一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仅仅着眼于清末、民国的思想家和为政者的“民族”思想,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思想的影响,最后他们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融合到“民族”思想之中的,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念的变迁与国际关系变化的关系此类的研究略显薄弱,这或许与Dikotter不是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专家有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美籍印度人Duara最近出版了《由nation(民族)救济历史》[5]一书,意义深远。在将nation(民族)相对化的基础上,作者意欲重新认识与nation框架相符合的“被创造的历史”。特别是他将同是“多民族国家”的印度与中国近代史进行了比较,其方法论十分崭新,富于启示。 Gladney的《中国穆斯林——人民共和国的ethnic nationalism》[6]在研究“回民”的中华民族观方面,取得了优秀的业绩。他是第一位被允许长期滞留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的欧美研究者,他在进行了缜密的field work(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苏菲派回民居住的宁夏农村以及散居在北京牛街和福建等中国各地的“回族”的identity(认同感),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应该是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业绩。他丝毫没有言及到“回族”特别是宗教指导者阿訇以及包括“回民”在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国民的统一与融合的推动作用,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为政者、权力者的积极合作的历史、政治情况。对于无视“少数民族”在国民统一、融合方面的积极合作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主要研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Harrell Maekerras[7]的身上,这也是文化人类学者的共通点。可以明确地讲,欧美的研究者认为代表汉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民统一、融合的指导权,少数民族被指导,少数民族只有服从,而建立在这种无意识的观点之上的理论框架也就成了欧美学术界的主流。 上述先行者的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是共通的。第一,没有触及清末、民国时期的“民族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第二,虽然对个别的少数民族进行了研究,但未详述他们与近现代中国有着怎样的政治关系。笔者完全赞同Dreyer的国民统一、融合论,就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实现“应有的范围、应有的状态”前,必须坚持统一、融合国民的观点。以国家的统一为宗旨是自清末君主立宪派、革命派时期开始,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也一贯坚守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国民统一、融合论及中华民族论决不是突然之间创造出来的,而是从这里产生的,我们不应该忽视此观点。 四、日本的相关研究 日本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有关“中华民族”本质问题的提出开始的,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虽然进行“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比较多,但研究内容大多集中在家族关系、冠婚葬祭、社会组织、宗族、神话、民间故事、传说、习俗、音乐、舞蹈、服饰等民俗学方面,这样的研究占据了主流。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前,因为进行field(田野调查)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很困难,所谓的“少数民族”研究其实只停留于对中国出版的著书的解释上或者是单纯的“翻译”很多。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民俗、传说、民间故事、历史进行了唯物论的重新诠释,“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观点以及为了维护统一国家体制的中国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论,被很多研究者毫无保留地继承过来了。 另外,20世纪70年代,由于丝绸之路的走热,从而推动了介绍新疆“少数民族”的热潮。因为日本人认为中国西南的“照叶林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这种观点的盛行推动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电视、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的大量介绍。这些留给人的印象其实是对中国的“异国风格”的少数民族的一种“东方主义”的美化与夸张。而中国对“少数民族”的“东方主义”的强调,主要是因为其担负着向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和平并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的统一、融合[8](94)。日本研究“少数民族”的大多数人运用民俗学方法,可以说是紧随中国政府的理论之后。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学的这种风潮并不一直是日本的主流。在中日战争以前和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基础研究有了显著发展。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处于他们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性,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作为日本想支配中国大陆的方针、策略和“民族工作”必要性的这一现实问题而成为研究对象。特别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战后在日本进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国边境史基础工作的许多人,却不了解战前和战争期间,由于“国策”的需要,而协同日本进行过对中国大陆的“蒙、回调查”的经验者。由于这些经验者的调查,日本的伊斯兰研究在中日战争后半期的不足10年的时间内,从几乎为零的阶段发展到某种水平,奠定了现在的相关研究的基础。 有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国家内少数民族的政治立场的研究滞后。原因是:(1)大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公文,在80年代以前,由于是属于内部资料而造成的资料欠缺。(2)5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中期之间,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忽视。(3)属于日本研究者所独有的问题。由于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之所在采取的暖昧态度,所以日本战前在中国大陆的“民族工作”责任之所在无人问津,从而导致相关的资料被烧等。 自1979年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为数不多的真正研究“少数民族”政治状况的加加美光行和毛里和子的业绩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加加美长年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究集大成之作《不知结果的祈求》1992年出版。书中他论述到“民族主义不仅仅是某一民族集团想要具有自己的国家权力的感情,而是指他们自己想要依靠国家权力拒绝被压制、被支配的感情”[9]。他将这一共感的视线投向了少数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nationalism。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方面。 毛里和子研究是自70年代末开始的,她论证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被剥夺的过程。她认为香港回归以后,少数民族地区历来的统一、融合的严厉政策应该转向缓和的统一、融合的政策[10]。毛里自1996年春承担了文部省重点领域的研究113“现代中国的构造变动”之课题,在这个课题中,她提出解决民族问题、台湾、香港问题之难题的关键在于要重视“中国人指的是什么”这一认同感的问题。在她的研究成果《周边的中国》一书中,她认为政治的认同感“我们的意识”的形成对中国来说很必要[11](307)。 五、对日本、欧美研究中国民族问题方法的批判 欧美、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共通的方面有许多,但就有关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所持的立脚点的多样性问题几乎都没有涉及。如果只把新疆维吾尔族、西藏的藏族、内蒙的蒙古人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问题进行研究的话,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或许算是民族“另类”政策吧!但是,如果将一贯没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满、回、彝、苗以及壮族等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少数民族”也作为“少数民族”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就不能算是“另类”,而是将“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变成了可能的政策,此政策以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教育发展,保护其语言、宗教、文化为宗旨,从而达到保护少数民族、振兴其文化及经济为目的,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政策了。这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当然一员。如果对这些持有“中华民族”概念的不同立脚点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及中国共产党对此是怎样认识的问题不了解的话,就无法研究“少数民族政策”的全貌。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治立场研究的先行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把少数民族纳入政治范畴,明示他们自己对nationalism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搭建他们的理论框架。这种nationalism观与Gellner1983年的定义“nationalism是想根本上使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一致的政治原理及其感情”[12]的观点是相同的。Gellner对nationalism的解释,基本上是沿着20世纪60年代亚非民族解放斗争高涨中确立的,1966年国际人权公约的第一条“自由地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地追求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人民自决权”这样一个思路产生的。如果把这个nationalism的解释套用于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身上的话,他们当然也具有“自决权”。少数民族应该具有独立国家和高度自治的政治权利。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扩大的亚非民族解放斗争,作为这种观点象征的越南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恶”的“善”,是“胜利”的nationalism,这是这个时代的视点。过激的ethno-nationalist认为世界上的数千个语言集团的每一个“民族”也都应该对抗压迫“民族”,具有独立的“国家”,而上述视点恐怕一不小心,就会带来为过激的ethno-nationalist开宗明义的结果。如果站在这一视点上的话,那地球上将来就可能要有数以千计的“国民国家”了。那么,具备了怎样的条件,才能形成有自决权和国家的“民族”呢?对二战以后的政治学、文化人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所下的nation定义进行过缜密调查的政治学者Norbu指出,nation(民族)定义除了一般的诸如“语言”、“人种”、“历史”、“领土”、“经济”、“心理”、“神话”、“文化”、“宗教”等条件外,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条件被提出,呈现出众说纷纭的情况[13](49)。 笔者认为如果从一开始就谨慎地对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虽然是中国nationalism的胜利,也就是说研究者应该重新认识这种nationalism既能排除“他者”同时又能包括“自者”的本质上的同一性,这是比较恰当的研究方法。 六、用ethnicity论、ethnicity论的复合identity观点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情况 首先在这里有必要就ethnicity论进行若干的说明。由于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的增加、信息传递手段的发达,人类社会的环境和状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某些人归属于某一人类集团的这种identity(认同感)也就产生了变化。这就是ethnicity论[14]。也就是说,由于人的意识是可变的、有弹性的,自己是什么,又归属于什么是受人的意识决定的。ethnicity是因主观基准而形成的,所以,自己的ethnicity与自己的国家、nation并不是必然一致的。如果把这个ethnicity论应用于国家理论的话,国民的形成和国家的建设如以下的定义。有意识把曾是“他者”的ethnic集团包含于“自者”的一部分来对抗新的“他者”(或敌人),由此而形成的nation(民族)意识(national identity)或者是为政者想要促成的奋斗过程就是国民的统一、融合(national integration)或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国民形成和国家建设成功的条件是拥有超凡魅力的指导者及为政者举起福利主义、平等主义、重视周边文化的政策,而且还必须具备抗御外界的压力和社会的危机之条件”[15](150)。但是因为可变的、具有弹性的identity(认同感)是由各种ethnic集团形成的,未必是永久的、固定的结构。20世纪后半期国际社会的显著的分离主义和新国民国家建设的倾向中,既便“nation”成立了,其中的ethnicity也还存在着变动倾向的情况。这种ethnicity论与认为nation是有着“语言”、“宗教”、“文化”、“领土”、“经济”、“人种”、“血缘”、“神话”等客观共同性的牢固人类集团的这样历来的固定的观点完全不同。ethnic集团与nation一致只是某种政治状况下产生的偶发性结果。 那么,中国对ethnicity论开始运用于国际学术界的状况有怎样的反应呢?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民族学会在各种的统计年鉴中将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英译从原来的“national minorities”或“minority nationalities”改译为“ethnic minorities”。“民族学”的英译从“study of nationalities”改译为“study of ethnology”。译语改变后,中国的民族学会也开始注目于欧美的ethnicity研究的动向和业绩。在中国的研究者中,出现了在不超越政府认定的“民族”框架范围的情况下,运用ethnicity论进行探讨国内“少数民族”的ethnic界限的可变性及其弹性的倾向。 1990年人口调查与1982年的人口调查相比,“少数民族”人口有了飞跃性的增加,这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比如,满族的人口从前一次的约430万增加到了982万,其他的少数民族,如土家族、苗族、蒙古族人口各增加了101%、47%、41%,与占总人口90%的汉族的11%的增加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6](41)。少数民族的人口增加,是与特殊的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入学录取分数线的优惠即就职的优惠相关联的。由于这些优惠的政策,使少数民族身份变得有利了,于是许多“汉族”改入“少数民族”之列,是造成了少数民族人口急聚增加的原因之一[17]。自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到1990年的10年间,先后加入政府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行列的数百万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ethnicity。这就易于理解在现代中国,划分ethnic集团与ethnic集团的ethnic界线是可变的、具有弹性的观点。复合identity是ethnicity论的又一个重要的要素。其观点是一个人会有几个identity(认同感),但是随着环境、状况的变化,它是以各种复合化、重曾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来说,美国的犹太人是很容易使人明白的实例。许多犹太人作为美国社会的权势集团,在经济等问题上有着强有力的发言权;一部分犹太人作为院外集团活动者,左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他们具有“美国市民”、“犹太人”、“以色列的支持者”等复合的identity,这些identity随着国际关系、经济状况等条件的变化,其强弱不一。 运用ethnicity论试图重新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先驱者是平野健一郎[18]。他论述到在中华民国时期,“汉”ethnicity具有可变性是因为中华民族包含了“满”ethnicity。但是他没有深究为什么“汉”将曾是对立面的“满”包容进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汉”的理论和“满”的理论的相互关系;没有论及在抗日战争这样的“中华民族”防卫战争中,“满”在中华民族的identity感召下,参加了抗日战争的情况,“满”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是比较特异的存在。选择这样的ethnic集团来论述中国国民统一、融合的全貌显得十分勉强。 抗日战争中的回、蒙两个集团的ethnicity、复合的identity与在抗日战争中和战后的国家建设以及他们与汉人共同进行“中华民族”的民族防卫战和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这一视点来看,笔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赢得了好几个ethnic集团的合作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对后来掌握中央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难得的范例。所以,1949年以后,抗日战争中的民族政策、区域自治论也就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 Anthony Smith将nationalism分为两个类型。一个类型是曾经在政治上与国家不相关的旧殖民地的人们,通过挣脱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以实现从宗主国那里夺取政治权力为目标的运动。几乎所有的亚非殖民地的解放运动都是如此。另一个类型是多个ethnic集团基于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考虑的nationalism。殖民地领域内的多个ethnic集团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之际,因有着“兄弟姐妹同胞”关系的联系,一起对抗帝国主义,但在获得胜利之后,新生的国家里,诸ethnic集团之间由于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又引起新的纷争的类型。黎巴嫩、斯里兰卡等在从殖民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被建设为复合民族国家中,是非常显著的事例[19]。 笔者认为Smith所说的“兄弟姐妹同胞”类的nationalism的观点,在历来的中国nationalism的研究中被漏掉了。笔者认为汉人以外的一部分ethnic集团与汉人虽说在阶级利益、ethnicity方面有分歧,却共同凝集成了构筑平等的“兄弟姐妹同胞”关系的中国nationalism的基础。笔者认为中华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回和蒙两个ethnic集团自律地凝集为“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汲取当时其中的经验,是坚持现在各ethnic集团凝聚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中国nationalism和国民统一、融合以及统一中华的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抗日战争中,正因为有了“少数民族”向“中华民族”的凝集,才将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了中国,而且有了他们的合作,革命才获得了成功,由此才有了现在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所以,在探讨今天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等问题时,对1945年以前的国民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民族观”、“民族政策”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因为笔者认为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所考虑的“应有的”国民的统一、融合类型的理论才完全形成。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华理论认为中国领域内的所有的人民有着对中华的“爱”,由此而凝集为中华民族,他们共同参加国家建设或者应该参加国家建设,这对他们来说是惟一的幸福之路。如果不分析“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个为政者都坚信这种观点,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才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就找不到今日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和研究的线索。 【参考文献】 [1]Dreyer,June.China''s Forty Million-Minof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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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11/20/2006/18823.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