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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德《东方学》三联书店出版社 什么叫后殖民思潮?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社会进入现代化。欧洲高速工业化、现代化的时期,也正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期。我们把这段时期称为殖民时期。这个时期的欧洲,除了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也迅速发展。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年被殖民的国家纷纷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于是,殖民时代结束,后殖民时代开始。显而易见,西方工业革命以后,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形成的物质上的压倒优势,使得殖民活动得以实行。那么,西方近现代人文科学是否渗入了殖民主义因素?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西方的向外扩张殖民有着怎样的一种相互呼应关系?今天欧美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来检讨自身的学术传承?第三世界的知识界,应该怎样面对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事实?怎样从西方支配性的殖民话语中走出来?这些都是后殖民所关心的问题。 后殖民批评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爱德华·萨伊德教授。萨伊德出生于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埃及和美国完成了他的教育。萨伊德在大学本科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专业都是英语文学。在他当了终身教授以后,与1978年写出了一本叫《东方主义》的书,这本书成为后殖民批评的经典性著作。萨伊德精通法语,当代法国思想家福柯、德里达关于知识与权势、真实与话语、表达与扭曲等范畴的论述成了《东方主义》一书方法论的基础。福柯认为,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主体需要客体,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任何知识都参杂了想象成分。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有要求更多的知识。知识是主体借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就是霸权。萨伊德把福柯以上较为抽象的论说具体化了。在《东方主义》一书的论析中,西方是主体,东方是客体。西方关于东方的学问,是西方这个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西方对东方的描述,不管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扭曲了其描述的对象。东方世界经常被野蛮化了,被丑化了,被弱化了,被女性化了,被异国情调化了。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一概欠缺理性,道德沦丧,幼稚不堪,荒诞无稽。相反,欧美人则是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完美,成熟可靠的正常人。这种程式化了的东方形象,是西方自己创造出来的。种种的扭曲,早已使东方的形象偏离了真实。西方只是适应了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才制造出了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萨伊德把西方人对东方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把西方对东方在学术和文艺著作中的刻意扭曲、把西方在东方的殖民活动三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东方主义”。萨伊德认为殖民主义的因素不仅渗透到西方有关东方的学问中,也渗透到西方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中,因为东方学只是西方大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只是人类学、历史学分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萨伊德以近四百页的篇幅,对上述西方的“东方主义”作了一番总清算。他的批评面很宽,文学领域从古希腊到当代英美,学术领域则主要是检查法国和英美近两百年来的“东方学”。他举出的一些例证的确可以引人思考。比如旦丁的《神曲》中,默罕默德被放到了一共有九层地狱的第八层;又如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专制主义关系的论述,萨伊德也认为是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东方主义》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即萨伊德所说的东方,广义上包括了欧洲以外的所有非基督教地区,狭义上却特指欧美人心目中的中东和近东,西方对“远东”地区的塑造和认知他几乎没有涉及。这样,便留下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我所作的,就是接着萨伊德往下讲。 在西方的整个东方学中,“汉学”研究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能一揽子套入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的模式,因为汉学研究又涉及到中国形象问题。欧美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在早期的多数情况下是正面的,而且往往是被过分理想化了。《马可·波罗游记》里有许多对中国物质文明夸张的渲染。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后写回去的报告,也是正面的描述居多,当然这是出于传教的需要。传教士宁肯相信,中国人正是圣经中记载的巴比伦塔建成以后迁徙到远方的民族中的一支,是上帝走失的子民。传教士的使命,只是在精神上把他们引回来。 中文这种复杂的方块字是魔鬼造出来的,目的是阻止福音的传播。中国的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因为中国人在远古的时候曾经侍奉过上帝。中国人具备了被重新基督教化的各种条件。所以,在中国传教的事业应该受到梵蒂冈的有力支持。 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出较高级的文明,是因为中国人坚持了宋明理学中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中国人在没有基督教的情况下,组织起来一个和谐的社会,可以反证欧洲过于强大的基督教会势力对社会的阻碍作用。 但是,伴随着晚清国势积弱,随着中国逐步沦落为西方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就朝着负面变化。到了上个世纪的中晚期,原来对中国的好感完全被一种反感所取代。 以上说的还只是中国的形象,还不是汉学。西方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的建立,是为了认识和了解中国,有其明显的功利目的。非常不幸,西方汉学兴起的年代,正好与西方向东方殖民的时期重叠在一起。汉堡大学设立的第一个汉学教授教席就放在“殖民学院”内。19世纪中后期的汉学家,顺应了欧洲向远东扩展的兴趣,中国被以描绘成一个沉睡的怪物:中国文化是封闭型的文化,无自我革新能力;中国人全是一个面孔,毫无个性可言;中国人唯利是图,不诚实,而且诡计多端。哪怕根本不是专家,也敢就中国问题作出信口开河式的论断。 在黑格尔的历史构架里,中国处于世界历史的局外,它只是在讨论世界历史的开端时才有意义。中国是“神权专制政体”,在中国只有至高无上的皇帝享有自由,其他人不可能有自由意识,所以历史永久停滞,不可能发展。 二战以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变得既陌生又恐怖。受朝鲜战争刺激,义和团时期曾经风行欧洲的“黄祸”说又开始流传,而且据说这一次的“黄祸”,是从一个“红色魔鬼”手中释放出来的。 二战以后,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为了了解和对付自己的敌人,美国政府斥巨资在各大学组建中国研究学科,各大基金会对中国项目也挥金如土。美国新一代的汉学家,许多人与军方、外交界、情报界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人就是在军方举办的训练课程中第一次接触到汉语。二战以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国研究曾经长期蒙上了浓厚的冷战阴影,政治冲击学术的情况常常出现。比如费正清教授,我们大多数读者对他的印象可能是他曾经同情过中国的革命,麦卡锡时代受过整肃。许多人或许不清楚,他早在1946年便正式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1949年以后他对台湾问题大感兴趣,写下过不少策论性质的文章,论证“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区别,为美国在冷战的国际战略势态中所需要的一中一台政策作理论上的准备工作。由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在讨论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坚持“冲击--反应”模式,认为没有外来冲击,中国历史不能发展。这实际上是一种变了形的西方中心历史观,与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模式没有什么两样。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本小说史的观点在80年代的中国常常被引证,很流行。夏志清在那本小说史成书的前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曾供职于美国蒙特利海军语言学院,领取军方的薪俸。那本小说史的观点在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取舍和评价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捧张爱玲、沈从文等反共的或者中立的作家,贬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考虑到夏志清写书的大背景和小气候,我们对其著作的倾向性也就很容易理解。 萨伊德1994年还有一本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他认为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条主线,就是为帝国主义张目。萨伊德的观点很激进,但是他的确提出一些新的东西。萨伊德的著作使我们在面对西方的学术时,多了一个参考的角度。比如以往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希特勒时代的学术怎样与权势合流,斯大林时代的知识界怎样与权势呼应,或者近代以来中国特定时期的文化人怎样自然地或者被迫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等等。我们心目中常常有一个预设,即正宗的西方学术是独立的、中立的、纯粹的、与政治无关的。萨伊德的著作至少给了我自己一个警醒,使我意识到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对于西方的学问,尤其是西方关于中国的学问,我们宁肯谨慎一些,多加一份戒心。我们不仅应该先弄清楚西方人对于中国到底说了些什么,更应该考虑到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有关中国的学问产生的背景,即西方的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为什么要那样说。我自己曾经追溯过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化过程,发现不管褒也好,贬也好,迄今为止,西方学术所塑造的仍然是一个失真的中国形象。而特定扭曲后的中国形象正是当时西方的社会所需要的。我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国家拟定的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西方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西方民间流行的所谓中国形象,三者之间,呈互动关系,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动关系比较隐晦,不那么容易被人察觉罢了。 如果可以肯定说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中充斥着殖民话语,那么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殖民话语对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我们按照西方人的要求和暗示去从事种种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论证。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殖民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列专章讨论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抵抗话语”,凸显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文化上对西方强权的抵抗。与非洲、南美甚至印度等地区相比,中国学术文化中的抵抗话语还显得很薄弱。我们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抵抗话语几乎没有介绍,缺少应有的兴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时期,如何保证和坚持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如何加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获胜,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摘自《了望》1995年第27期 转自: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5/28/content_5151389.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