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国外的赵树理研究，开始于1949年，渐次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国别为界的，以苏联、日本、美国为代表的三个板块。本文首先从纵向上考察了国外关于赵树理研究的概况，并以日本、美国和苏联为重点对象，分析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差异而形成的评介特点。其次，就赵树理文学的“现代型”和“现实主义”两个方面，评析了国外赵树理研究的价值独特性。 关键词 国外赵树理研究 价值形象 一 国外对于赵树理的研究，发生时间可以上溯到1949年。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里，总体上看，虽然研究成果难说很多，尤其是深入研究的长篇著述更属少见。但是，深入探析这些研究成果，我们深切感到，它们与同期中国大陆有关赵树理的研究构成了鲜明对比——不仅在数量上，而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视角，以及关于赵树理价值独特性等方面呈现出重大差异。一方面，在纵向的时间延展中，全球语境流变的状况是复杂而惊人的。语境流变所形成的全球尤其是西方文艺观念，在对赵树理的研究中留下了鲜明的印痕，渐次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国别”为界线的平行研究板块；而另一方面，各自构成系统的“板块”研究，不仅呈现着不同文化身份与知识谱系的研究主体对赵树理创作价值的“发现”，而且这些“发现”又以其超系统的影响性与中国（包括港台）的赵树理研究一起，日益凸显着这位不同寻常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和特性，以及在跨文化语境中他的存在对世界各国文学发展所能提供的许多极有启发性的解答方式。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国外赵树理研究状况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不过，当时的关注只限于对作品译介或简略的反响报道。真正把“赵树理研究在国外”作为一个学术对象加以研究，却是从“新时期”的80年代开始的①。80年代初，有关赵树理的资料类编中增列了“国外部分”，同时，总体上对“国外赵树理研究”概况的描述开始出现。在这方面，贾植芳有着开拓之功。他认为“赵树理同志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是全世界性的”，“赵树理同志是个有国际影响和国际声誉的现代作家”。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关于赵树理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以及60—70年代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在百科全书、文学史著述中对赵树理的评价。此后，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关此类的成果日渐增多②。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学术关注却逐渐淡出。研究界除了对日本的赵树理研究状况有所介绍之外，对此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几为空白。正是因为我国不能及时地消化这些信息，导致国内外对话机制难以形成，影响了赵树理研究的整体深入和价值开掘③。对国外赵树理研究成果的梳理，仅仅着眼于一般性介绍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深入对比中发现国外赵树理研究在思想方式和方法论等层面上的独特性，是一项亟待展开的课题。 二 由于赵树理成名的“过程性”（应当说直到《李家庄的变迁》出版后，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才真正确立起来）和太行解放区相当落后的传播条件限制，直到40年代末期，他才真正进入国外研究者的视野。从赵树理作品向国外译介的过程看，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是一个高潮期。在此阶段，日本和苏联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的赵树理文学介绍始于40年代末，到了50年代，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赵树理研究进入其高潮期”④。50—70年代，日本的赵树理研究便进入到“介绍”与“研究”并行的状态，并且取得了许多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苏联对赵树理的介绍与研究，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具体作品的评价和作品的翻译上。到了1952年前后，赵树理1949年以前的创作基本上都介绍到了苏联⑤。安德列·谢列兹涅夫讲道：“东欧国家中，苏联是最早翻译赵树理小说的国家。我国翻译的赵树理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在苏联评价赵树理作品的文章中，多半是分析这部长篇小说的”。“50年代在苏联出版的赵树理小说特别多，那时候在苏联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农村题材引起了苏联人的关注。由于苏联读者了解了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在苏联引起了很大反响。从1951年到1959年，在我国出版了不少赵树理的小说，如《登记》、《李有才板话》、《地板》、《孟祥英翻身》等等。赵树理在苏联被誉为‘是真正的人民的作家’”⑥。以《李家庄的变迁》为主，以其他作品为辅的对赵树理的评介方式，显示着苏联对赵树理创作价值的独特判断。相比于日本，苏联恰好是研究在前，介绍在后，具有多向选择的意味。其他东欧国家中，赵树理及其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切实的研究，表现为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对赵树理长达三十年的关注和探讨。此外，美国也是较早注意到赵树理的国家。美国新闻记者杰克·贝尔登1949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以抒情的方式描述了赵树理和他的作品，因为作者与赵树理本人有过接触与交流，加上他的职业特点，此书对赵树理的描述不仅具有素描意味，也以张扬的“西方自我”的观点，对赵树理作品提出了看法。到了1955年，在学者西里尔·贝契的专论《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一文中，赵树理的价值得以严谨的评述。 这既是国外赵树理研究的初期景观，也是赵树理研究在国外的惟一一次高潮。 综观国外有关赵树理的初期“评介”，有这样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赵树理被赋予“传奇化”、“神秘化”色彩。中共政权的崛起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好奇。对赵树理的关注应看成是对新中国政权关注的一个方面。第一个记述赵树理的外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道：“‘其貌不扬’的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其实他是闻名于全中国的。”他认为，《李有才板话》“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宣传，是目的崇高的宣传。赵树理讲述了一个村子如何与压迫民主作斗争的故事，就等于告诉别的村子，它们也能够打垮压迫者而赢得民主。赵树理还向人民指出，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杰克·贝尔登还想通过对赵树理作品的解读，澄清在西方很流行的看法：“如果认为八路军或共产党一夜之间就能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欧美那样的民主政府，也是一种主观臆想”。贝尔登在详细介绍赵树理的身世时，试图寻找“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的原因。他认为，“赵树理投奔八路，却由于他不见容于中国封建旧社会”⑦。 （二）把赵树理的创作指认为可以了解和把握中共“政治”的形象记录。“今天，在我国，赵树理是引人注目的，这似乎与他是由中共提拔起来的这一点大有关系，对共产党的关心，在今天的日本是非常强烈的。人们希望了解中共所做的事情，希望了解中共的文学，这种兴趣就转向了赵树理。而且，仅仅在这一点上，赵树理对这个要求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回答。因为，赵树理不仅拥有文学爱好者，而且拥有广泛的读者阶层”，“从论文、统计数字中体会不到的具体知识，从赵树理的小说中开始体会到了”⑧。对于战败的日本来讲，“赵树理热”更有其“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即“希望从中国新文学里找到自己国家走向光明未来的途径。在这样的气氛中，赵树理文学很受欢迎”⑨。这种杂夹着好奇的探秘心理与欧美并无二致——只不过，处于战后凋敝的日本，对新中国的想象更多了一层“热切”与“期待”。这种“期待”与战后世界短时间的和平民主思潮泛化有关。作为最早译介赵树理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赵树理作品中显然发现了与苏联革命相一致的具体的历史内容，发现了赵树理作品能够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种种“伪科学的捏造”的事实性存在。认为他的作品击破了以往西方关于中国的“邪恶”想象——诸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保守的”、“对任何一件新事物有着本能的反感”和夸张的“中国的惰性”论等等。“他让我们看到了最近十五年（1934－1949）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展的一幅真实图画。他的意义不仅是在暴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惊人的建设力量，而且这里面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力量的成长”，“每一个读者能够从作者这本书中看到和感觉到今日中国的真实情形”⑩。这种解读，显然侧重于赵树理小说的本质化叙事方面，作者对主体、革命意义以及本质生活等方面的分外侧重，显露着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价值理性。 （三）“各取所需”的特点。欧美、日本、苏联（东欧）三大板块的赵树理译介，与他们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中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以杰克·贝尔登的描述来看，他们关心的是赵树理作品中所描写的“民主”属性——有意识地辨别着“民主”在中共领导的区域里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的差异性问题，并围绕这一点阐释了赵树理作品不同于一般性新闻报道的独特价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从赵树理作品中看出了“民主”的艰难。比如贝尔登认为，“人民”的“民主”，在赵树理的描写中是“自我斗争”的一部分，他的作品还写出了由于执政者操纵“民主”而可能产生的恶果的警示。日本的译介则侧重于挖掘赵树理作品所能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干什么”和“怎么干”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在最初的译介过程里，赵树理作品的“朴素”表达，更多地被日本学术界或读者作为“客观”的依据，因而更看重它们的“真实性”的价值。这显然与他们想为日本战后寻找“民主”前途的共同焦虑有关。不过，随着对赵树理研究的学术化，其本身的诸多“问题性”反倒使赵树理成了反思日本民族文学的适当的由头。苏联学者对《李家庄的变迁》的格外垂青，(11)，恐怕与这部作品的“史诗”性质有关。作品写出了“新”、“旧”更替的必然性，而这正是苏联当时奉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化叙事所要求应该达到的境界，符合社会主义新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建构的要求。 80年代，伴随着中国大陆文化与学术事业的全面复苏，国外赵树理研究进入了学术化的理性时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比如日本学者秋野修二对赵树理早期小说《有个人》的分析（《关于他的笑和爱情——从赵树理的初期作品〈有个人〉说起》），釜屋修对伊藤永之介和赵树理——“两个农民作家”的比较（《两个农民作家——伊藤永之介和赵树理》），加藤三由纪关于《三里湾》的重新评价，尤其是美国学者马若芬对赵树理在新中国建立后小说创作中主体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紧张关系的探讨等，都不乏精辟之处。 三 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意识到的，一味地从“功利性”角度来关注赵树理，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性”，“活力”也很难持续(12)。随着50年代世界冷战阶段的开始和这一态势的持续强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已不自觉地把赵树理研究向“学术化”推进。他们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一）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就世界范畴的赵树理研究而言，日本是重要的一个板块——不仅研究的人数众多、译介广泛，而且持续时间最长，思考的问题也最为系统、深刻。如果说对于日本普通民众而言，阅读赵树理是他们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途径的话，那么，青年对赵树理及中国文学的热衷却有着这一“群体”的独有特征。竹内好正是从“青年问题”与赵树理文学之间的关系认识到“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价值的（这个问题，我国迄今为止未做过研究）。他说：“我所接触的学生们，由于不满现状，总是想追求某种带根本性的东西”，“他们是在寻求与中国文学的相同之点，他们感到存在着共同的问题，也感到有了解决问题的线索”，“这一共同点是：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竹内好认为，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日本青年中普遍存在着“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这使他们已陷入深刻的困境。“在以表面的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人生，是不能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因此，他们想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精辟地指出，“如果仅仅想把文学当成‘政治教科书’的话，那么新中国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若要满足内心的要求的话，对象就很有限了。我认为，赵树理恐怕是惟一的一个人了。在这里，赵树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质既不同于其他所谓的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现代文学的遗产”。而这正是竹内好所提出的重要观点：赵树理文学“新颖性”的两个重要的比较范畴，即赵树理作品解决了“人物和背景的统一问题”。《李家庄的变迁》中，主人公铁锁所抵达的“自我解放的境界”，正是处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中，从而把“个人事件”同“社会事件”对立起来的陷入孤独绝望的人们——尤其是日本青年所渴望的。在竹内好看来这也就是最“根本的东西”，即“现代性困境”。值得我们分外重视的是，竹内好之所以认为赵树理文学能够解决这一“现代困境”，是因为赵树理的创作成功实现了对“现代文学”（“五四”文学）和一般的“人民文学”（延安文学）的双重超越。他同时强调自己反对把“人民文学”和“现代文学”二者或“机械地对立”或“机械地结合”的观点。他分析说：“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能够成为这一种“媒介”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的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两种可能性”。竹内好所理解的“茅盾的文学”，似乎指的是那种把人物处理为社会政治符号的作品——不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结合对《李家庄的变迁》的具体分析，竹内好说：“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其典型性的同时也与背景溶为一体了”，“现代文学”恰恰不是这样，而是“通常典型是从环境中选择出来的，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的”。也就是：首先典型的选择是有条件的——即它的代表性。其次“充实”的过程即典型化过程，是“主观”塑造和想象的结果。再次“典型”的完成是一种主观意识附加后的替代。所以这样的“创造”，“就是从整体中将个体选择出来，按照作者的意图加以塑造的这样一种具有单方面倾向的行为”。因而“现代文学本身绝不可能具有‘还原’的可能性”。我以为，竹内好这里的“还原”是指那些“具有单方面倾向的行为”无法在真实的生活中找到经验性的对应存在。无疑，这种“典型”是超越于现实的“理想”人物。“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性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可以“还原”，即有这种“还原”的极大可能性。 竹内好在分析“赵树理文学”与“人民文学”之间的差异性时，依然着眼于“典型”的“整体中的个人自由问题”。他说：“如果要概括人民文学的特征，那就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典型“不是完成的个体，而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类型”，是一种“不重视人的文学”。如果“现代文学”的“典型”是主观地追求“个体”超越于“整体”，那么“人民文学”的“典型”则是把“个体选择出来服务于整体。”赵树理文学的不同之处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面目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虽然，作者对这一论点的申述并没有紧密结合《李家庄的变迁》文本的具体分析而展开，但我们可以意识到，竹内好对《李家庄的变迁》主人公铁锁与革命关系实施分析的逻辑架构——铁锁的苦难是与阎锡山的邪恶统治联在一起的，他的反抗并不是“革命者”小常直接引导的结果，而正像贝尔登所指出的那样，赵树理笔下的铁锁之所以抛弃阎锡山政权而投奔八路军，是因为“自己不见容于这个社会”（一般认为，铁锁的经历有赵树理自己的影子），即反抗成为保存生命的惟一方式。民众走向革命的“规律性”与铁锁的别无选择是自然相遇的结果，“共性”与环境的“革命性”体现为“同一”的必然——这是相当深刻的分析。实际上，竹内好在这里提出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的“正统性”的问题。(13) 竹内好批评了“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中对“固定坐标”的预设。这里所谓的“固定坐标”也就是左翼文学一再强调的作家“世界观”问题。“现代文学”的启蒙指向，造成了作者与读者的不平等状况，二者的“隔离”使“现代文学”陷入自造的“不自由的桎梏”里。而且，“现代文学”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竹内好分析了赵树理能够达到“新颖性”的条件。他说，“赵树理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与读者隔离的条件，因此，使他能够不断地加深对现代文学的怀疑。他有意识地试图从现代文学中超脱出来”。他进一步分析说，赵树理的“超脱”成功，“就是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14）。读者与作者，在“中世纪文学”中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他显然认为，解放区文学所具有的“作者与读者”的“这种未分化的状态是有意识地造成的”，“所以，他（赵树理）就能以此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现代文学”。竹内好接着分析，正是由于人们忽视了赵树理文学对“中世纪文学未分化”状态作为媒介的使用状况，因而才会出现对《李家庄的变迁》“传统”与“现代”属性上的认知差异——有人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或者相比于有着“固定坐标”的“现代小说”，断言“作品是不成熟的”等等。竹内好认为“这些看法就是这种错误认识造成的结果”，“从不怀疑现代文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上看，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混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框子”。 在赵树理对“现代文学”成功地实现了超越这一现象里，竹内好的评价甚至不无溢美之嫌： 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的确是作家艺术成功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的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可以举出大量的证据来说明他是自觉地从现代文学中摆脱出来的。仅就《李家庄的变迁》的结构来看，也可以一目了然了。这部作品无论从手法还是文体来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世纪小说的形式（如《水浒传》），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这差别只能看作是作者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因为《李家庄的变迁》在结构上一次也没有出现过重复的现象。无论是《水浒传》还是其他小说，都是以结构的重复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在所谓的人民文学的作品中，这种小说体的作品很多。但是，只有《李家庄的变迁》没有结构上的重复。（15） 无疑，竹内好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相当重要的问题。 这一研究成果的深刻性在于，竹内好对赵树理文学“新颖性”的确认，是在与欧美文学的“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和“人民文学”的“类型化”以及中国“中世纪文学”的“平面重复”等多个范畴的比较中获得的，鲜明地提出了赵树理文学的“超现代性”和对“现代文学”、“人民文学”的双重超越——这些“问题”至今在我国的文学研究界尚未得到解答。 （二）“现实主义”问题。 有关赵树理作品的“现实主义”或者赵树理与延安文学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似乎已在过去人们那种把赵树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在一起时就已经解决了——至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陆是这样认识的。其实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关注赵树理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时，并没有简单地把它置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或“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予以比附，而是把它置于与“现代文学”、“人民文学”（革命文学）的对等位置上，看到了赵树理对二者的超越。这为鉴别赵树理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范畴，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 日本学者竹内实讲道：如果鲁迅的作品可以叫做“主观现实主义的话”，那么“赵树理的作品不就是客观现实主义了吗”。他在联系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分析赵树理文学这一特征时说：“客观现实主义描写人物时，不直接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根据描绘人物身体的行动来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只是行动，对话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想这个客观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那些人物的描绘方法即是客观现实主义的，凭借行动和对话展开情节”，“为了追求情节展开的有趣，为了追求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人物的命运的有趣程度，首先必须十分用心地设计好开始的场面”，“如果不是先说明戏剧的背景、布景，就不能明显地衬托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赵树理的说唱故事就使用了这种客观现实主义”。对赵树理小说作品往往一开头先介绍人物性格、职业、家庭关系等做法，竹內实认为，这恰恰体现了赵树理文学“客观现实主义”的特征：即“开场的说明”，看似完全规定了人物的行动，而实际上在情节发展中并没有导致“性格固定化”。“某个固定的性格、人品不过是为了展开对话和行动。在这里产生出来的意外性，就是情节的意外性，而不是人性的意外性。”作者在分析了赵树理文学与中国传统说唱艺术的关系后指出，不仅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理解属于同系列的人民文学的其他作品的一把钥匙”，而且它就是“人民文学的一个原型”。赵树理的创造体现为“使用了相当的现代小说手法，设置适当的伏线，充分推敲了构思”等。《李家庄的变迁》“可以说，正是一个现代小说手法与民族形式的手法相结合的顶点”（16）。小野忍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是围绕“朴素”这一审美范畴来看取赵树理文学的“现实主义”美学品性的。“在作品的形式方面，赵树理至今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独特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它让我们看到的好像是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明细、单纯、简洁’主张的样本式的作品形式。某些短篇具有和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相近似的风趣”。“由于简洁，没有多余的笔墨。语法极为正确，这是一字一句雕琢而成的作品，是与鲁迅、毛泽东的文章一起，多次被引用为语法书例文的范文”。他还深刻地指出，在把“朴素”用作贬义时，并不能真正理解赵树理文学，“这样的看法是把过去的文学，特别是西欧近代文学绝对重视的文学观，作为惟一的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而来的”——在这里，小野忍和前述的竹内好体现了同样的深刻性：在以西欧文学及其西欧文学的中国翻版——“五四”文学为正统的价值视野里，学术界对赵树理文学独特性造成了长期的遮蔽！这就是中国大陆多年来在评价赵树理以及解放区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时一直奉行的“五四文学正统论”。他认为，即使把赵树理置于“喜闻乐见”这个层面上来说明他的“通俗性”，也同样无法否认赵树理文学的“划时代意义”。论者借用鲁迅当年批判苏汶的话申述道，“通俗文学”与“文学的伟大”并不矛盾，“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福楼拜）的”。小野忍认为，赵树理文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展示了摆脱西欧近代文学的方向”。赵树理是“第一个”在“鲁迅的预言完全实现”的征途上“树立起路标的人”。因此，“赵树理在文学上的功绩很像鲁迅的文学功绩”，“可以说都具有完成了文学变革的意义”（17）。小野忍的这种观点，在年轻的一代赵树理研究者加藤三由纪对《三里湾》价值分析中得到了更加清晰地阐明，她干脆把赵树理文学称之为“朴素的现实主义”。不过，我们从她的论述中可以体会到，这一“朴素”既是“底层视角”的产物，又是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呈现。她不同意过去《三里湾》讨论中对赵树理没有表现农村阶级斗争“激烈性”的指责。认为他“根据朴素的现实主义，而直觉地在作品中没作反映”。“他采取了更好地关怀帮助单干户从而扩大了合作社的正确态度”。赵树理“尽管对农民的进步一直抱有热切地希望，但并不故意去捏造易于说服或对什么事都似乎理解正确的农民形象。赵树理毕竟让我们感到，他和那些‘局外人的文学家’或取材肤浅的文学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具体描写上就体现为“他精心深入描绘了猛一看似乎与主线无关”的，“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即大量生活细节及其细节关系的描写。而这些描写中恰恰蕴含着足以让范登高、马多寿转变的巨大力量。因而在结构上，《三里湾》有意把“新旧掺和在一起”，从而写出“合作化运动”中的“新旧结合的统一体”(18)。在分析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艺术魅力时，日本学者深刻地指出：“作家的真情实感是感动广大群众的看不见的因素，理解不了这一点，就不能说真正看懂他的作品。”（19）赵树理文学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是国外学者普遍意识到的——比如英国学者约翰·伯耶指出：“从1958年7月发表《‘锻炼锻炼’》到1964年1月发表的《卖烟叶》，赵树理始终如一地反对超乐观主义的观点，即农民们渴望戏剧性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大跃进的观点”。“任凭政治气候风云变幻，赵树理的确始终保持了一个公正的立场，这是根据他的作品和演讲来断定的。他的创作总有一个政治目的，他认为写好的途径，在于从个人经历出发，而不是理论。”（20） 无论是“客观现实主义”还是“朴素现实主义”，他们对赵树理文学的“现实主义”特性的体认边界是鲜明的。显然，他们注意到赵树理文学的这种自觉追求与其“预设”读者的关系，注意到赵树理文学的“真实性”与时代意识形态所要求的本质化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民族艺术传统的多方面勾连等。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他们并未深入探究这一追求与作家本人自觉的艺术理性之间的种种深在的互相指涉性，即未能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到赵树理从“底层视角”出发而可能引发的悲剧以及甘愿承担悲剧后果的悲壮情怀。但他们毕竟看到了赵树理文学的“现实主义”特性与“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模式的巨大差异——这是我们应当继续探索的课题。 同样是关注赵树理文学“现实主义”特性的美国学者马若芬，则是从我们所习惯“意识形态”批评视角，看到了赵树理作品一些长期被忽略的或者在中国当代语境中难以发现的问题。比如她对《催粮差》、《刘二和与王继圣》两部作品的解析就显得相当深刻。她认为“这两篇小说被忽视的一个原因是”，作品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思想明白地显现出来”，“没有描写社会改变的波折，只是给乡村生活动态摄了一个‘快照’。这两个故事跟赵树理其他作品的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其中的人、事、活动，都是在短短24小时之内，这两个故事的主要人物的表现场合没有受到战争、革命和反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两个场面是报道过去人生插曲的自身完整的场面”。“这两篇作品既然不拥有艺术本体之外的目的——我认为它们代表了赵树理本人对旧农村社会的透彻看法”。“我从社会学分析出发的一个结论是，《催粮差》的主题是贪污满天下。《刘二和与王继圣》的主题是天真的夭折。这两者间的共同主题是，有权者滥用职权的行为和社会对这种滥用职权的默许”。《催粮差》主要描写司法警察崔九孩本该自己去“催粮”，可是他嫌“油水太少”不愿去，便临时雇了个煎饼店的伙计去替他催粮。这位“伙计”不了解催粮“内幕”，得罪了有钱人，末了还得崔亲自来赔不是。崔知道如何区别地对待富人与穷人。他到穷人家里，捆人就要带走。懂“行情”的邻居们，最后凑了五块大洋行贿了事。作者指出，正是“在这种社会默许的风气中，使崔九孩在滥用权力时仍同时有正直、无罪和不亏心的感觉。贪污腐化使个人在道德上毫无责任。个人不认为自己的非法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是因为人人如此的缘故”。《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刘二和则是“通过发现社会中并无正义，而失掉了他的天真单纯的观念”。两部作品里，滥用职权均受到了被侵害人的默许，他们已把这种行为视作惯例，“他们实际上是帮助催粮者延长贪污制度”。马若芬认为在这类作品中，赵树理表现了他惊人的现实主义“深度”——他揭示了“一个促使人民坚信滥权会绵延下去的气氛”。对1949年后赵树理作品的“现实主义追求”，马若芬谈道：“赵树理遭遇有别于他的理想，他终于了解主动指出问题，就等于自讨苦吃”。“农民受苦，那是他忍受不了的事。为此，他继续在写作上保持现实观点”。“他坚强的现实主义明显地反映着他对文艺功用性的基本概念：他把文艺视为政府的同伴，两者合作为社会服务，不把文艺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听命于“内在听众”（即被传达的利益主体）的要求，因而，“赵树理的现实主义不仅是一个表达政治观点的工具，而也是他艺术创作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主义”特性表现便是，“他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从故事的开头到结尾，其性格是一致的”。她分析说，即使像赵树理经常采用的“大团圆”的“喜剧样式”，也“没有影响他的艺术构造的健全性”。那么，赵树理如何平衡“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喜剧样式无冲突”之间的“悖论”式倾斜？她分析道，赵树理在人物的转变描写上，“从来不超出人性的现实境遇”。“从《小二黑结婚》到《卖烟叶》中那些角色的最主要和最显著的共同点是：他们处在人物性格一致的这个原则的范围之内。在行为与思想转变的表现上，这些为数众多的人物都受最古老也最原始的动机支配：即个体的切身利益。”为此，三仙姑的转变，缘于她已认识到自己的年老色衰；“能不够”的转变，则是想透了离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意味着生命的艰难与羞辱。“常有理”则是为了避免损失而缴械。上述三位中年女性，“她们的生存作风的转变，从政治意识形态，思想立场的角度来测验，无疑是中立的。这种意识形态中立化的变化，在赵树理的虚构境界中，是经常重演的现象”。“她们变化的过程与下场是另有来龙去脉的。即每个人物的觉悟都是性格的启发，起点和催化反映一系列社会与心理因素的影响。” “切身利益”在这里显然被马若芬当作表达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概念。“转变人物”或“中间人物”的“觉悟动机”，在当代同类型的很多作品中是与作品人物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而形成因果关系，由此表达中间人物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使文学的本质叙事合法化、真理化。但赵树理没有这样做。他总是把人物的“觉悟动机”与“追求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利益权衡中让人物做出自己的选择。“被迫”和“自愿”都应当看作是“利益动机”的直接后果，——这正是赵树理“现实主义”的巨大“真实性”和“客观性”（21）。 马若芬还看到了“切身利益”在正面人物描写上的广泛运用。她以《三里湾》的范灵芝为例说：“只在她家庭生活气氛和平，或她的婚姻可能性不受政治理想破坏的前提下，她才尽力争取政治目标的落实。”论者认为，在这一点上，她与马有翼在“革命性”方面“差到底了”。《表明态度》里王永福的“转变”，则是他“认清追求个人主义的打算是极其得不偿失的”。论者认为，“喜剧样式”的“转变”，意味着赵树理的表达隐藏着“批判性”。在《“锻炼锻炼”》这部作品中，赵树理对“小腿疼”的故事叙述，“是一种意味深长，充满许多含蓄意义的手法”。论者把它命名为“结构批评”的写作手段。所谓“结构批评”，我们从论者的分析中可以理解为，虽然作品带有喜剧调子，但干部与“小腿疼”的紧张一出现，喜剧性就不存在了。而当作者把“小腿疼”、“吃不饱”列入“讽刺”对象后，也使她们的“罪行显得轻微，同时使社会的罪过显得重大”。论者认为，赵树理以这样的喜剧的“样式转变”，促成了“极其尖锐写作方法”的形成，“是个批评现实社会内恶现象的生动妙笔”。即从“小腿疼”视角看来，“时代的现实社会并非无辜”。“赵树理所看到的社会罪恶是对妇女武断的看待和压抑的态度”。“赵树理这样操纵故事的结局显然的原因是，他不但对政府的一些政策有意见，也知道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是不智之举，因此只好采用巧妙的、间接地表达笔法。即用微妙的样式转变，来引起读者内心的波动，让读者自己动动脑筋来领会到内涵的批评”。因此，赵树理并没有在作品中展示她们的转变。“《‘锻炼锻炼’》的结构本质包含的意义是，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理由来做个断定：赵树理虽然渴望社会主义的圆满建设成功，可是极不同意强迫平民这一举动，非得他们志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22）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论者有意的把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叙事学批评结合了起来，相当深刻地揭示了赵树理“十七年”小说创作的极为独特的修辞行为。 正像鲁迅的伟大恰恰在于一代代人对他的不断阐释一样，赵树理在外国学者那里的“价值形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地反思。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说这一“价值形象”是被我们完全遮蔽了，但至少可以说明，对赵树理研究的价值指认有着多种可能性。那种要么肯定与否定，或者依照“五四文学正统论”的一元价值论来压抑赵树理文学的做法早该结束了。 ①复旦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赵树理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山西作协《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纪念文集》（1982年内部出版）等，都有意识地收录了国外赵树理研究的资料。 ②参见《赵树理在国外——贾植芳同志的发言》，载《赵树理学术讨论会纪念文集》，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1982年内部版，第22—26页，其他有关这方面的著述有：陈嘉冠《赵树理研究在日本》，载《晋阳学刊》1981年第3期；《一本明丽多彩的作家传记——评介日本釜屋修的〈赵树理评传〉》，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9期；（日）小野忍：《论赵树理》，一鸥译，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3期；（日）荻野修二：《谈赵树理作品札记》，高捷译，《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黄修己：《关于赵树理三篇外文的译文》，载《山西文学》1983年第9期；（日）岩峙富久男：《赵树理在日本》，华隆译，《文艺论稿》，吉林文联理论研究室编印（1983年）；（日）釜屋修：《日本的赵树理研究》，张谦译，载《沁水》1984年第1期；（日）小野忍：《赵树理评传》，黎乔译，载《外国问题研究》1984年（译文增刊）；（日）林千野：《赵树理作品在日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日）洲之内彻：《赵树理的世界》，石野译，载《延安文艺研究》1985年第2期；《赵树理作品在国外》，载《文科月刊》1986年第8期；董大中：《赵树理研究在国外》，载《山西文艺报》1986年9月16日；（日）加藤三由纪：《赵树理文学在日本》，载《热流》1986年第9期；（美）马若芬：《赵树理笔下的旧乡村人景——谈谈〈催粮差〉与〈刘二和与王继圣〉》，载《批评家》1987年第1期；（日）加藤三由纪：《关于〈三里湾〉的评价》，高捷译，载《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苏）《赵树理作品的新译本》，载《延安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守绍香：《赵树理文学在日本》，载《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日）荻野修二：《“文革”对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批判》，林治祖译，载《赵树理研究》1991年第3期；董大中：《十五年来赵树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③新时期以来，我们看到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研究主体缺乏对国外赵树理研究成果的了解，形成了简单重复的状况。 ④加藤三由纪：《赵树理研究在日本》，载《热流》1986年第9期。 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P﹒基姆：《巨大的变迁》，载《文学报》1949年10月26日第86期，此文重点评介了《李家庄的变迁》；M﹒切恰诺夫斯基：《中国作家的两本书》，载《文化与生活》1949年10月31日第30期，此文分析了《李家庄的变迁》和丁玲的作品；B﹒托克马科夫：《评描写新中国的两本书》，载《西伯利亚之火》1950年1期；西维特洛夫、乌克伦节夫：《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载《新时代》1949年第30期；K﹒布可夫斯基：《评〈李家庄的变迁〉》，载《星火》1950年3期；杜勃洛维娜：《新中国小说》，载《新时代》1950年第40期，此文评价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等四篇作品；克里夫佐夫：《〈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集前言》，《真理报》出版社1950年版；B﹒克里佛佐夫：《〈李家庄的变迁〉译者序并后记》，载《远东》1949年2期——以上情况可参阅申双鱼等编《赵树理资料索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62—263页。 ⑦参看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⑧（日）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特色》，王保详译，严绍校定，《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60—61页。 ⑨(12)（日）加藤三由纪：《赵树理研究在日本》，《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198—199页。 ⑩西维特洛夫、乌克伦节夫：《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金陵译，《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227页。 (11)据苏联学者安德列·谢列兹涅夫在《赵树理小说在苏联》一文介绍说，1949——1977年期间，苏联评介赵树理的文章中，有关《李家庄的变迁》的研究就达十余篇。此文见《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62—264页。 (13)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中国现代文学界有限的关注。 (14)中世纪，论者指中国的魏晋至明代这一历史时期。主要是指《水浒传》产生的前后时代。 (15)以上竹内好相关资料均见其文：《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晓浩译，严绍校定，《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68—79页。 (16)（日）竹内实：《关于赵树理型的小说》，董静如译，《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91—96页。 (17)（日）小野忍：《赵树理——20世纪作家评传之一》，董静如译，《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80—90页。 (18)（日）加藤三由纪：《关于〈三里湾〉的评价》，高捷译，载《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2期。 (19)驹田信二：《怎样看赵树理文学》，《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211页。 (20)（英）约翰·伯耶：《〈三里湾〉与〈花好月圆〉之比较》，宋安启译校，载《批评家》1986年1期。 (21)以上均参见马若芬《赵树理笔下的旧乡村人景——谈谈〈催粮差〉与〈刘二和与王继圣〉》，《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26—32页。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若芬显然有意地忽略了《刘二和与王继圣》这部作品的后半部分内容。作品的后半部分，既描写了刘二和等小字辈的扬眉吐气，也同时有意地揭示包括他们在内的农民阶级在“继续斗争”面前的短视与内在恐惧。笔者以为，这部小说分别在1947年和1957年两次发表，在赵树理是别有寄托的。 (22)（美）马若芬：《意在故事构成之中，赵树理的明描暗示》《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外国学者论赵树理》，第33—48页。 原载：《文艺研究》 2006年第11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909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