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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美]孟德卫著,江文君、姚霏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23.00元 尊重中国,赞扬中国文化,这种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应由感情所支配,也不会被美好的主观愿望所改变。问题是当时中国有他们说的那样强大和伟大吗?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著《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简要介绍了16至19世纪三百年间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史。与传统观念相反,该书认为,在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很久,中西方就开始了“伟大的”相遇。其所以被称为“伟大”,首先在于“这是两个同样伟大的文化之间的相遇”。 作者认为,并不是任何文化都可以宣称自己伟大。“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其次,早期中西方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和平等的。不仅如此,“1500—1800年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后来的两个世纪(1800—2000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在向中国施加影响。” 中国和西方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系统,在此前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独立、平行地发展。而到了16世纪,这两个世界上的巨人“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交流”。为什么他们会在此时相遇?两者如何相遇,谁采取主动?相遇的结果是什么?等等,这都是极其有趣,也有意义的问题。 尽管早期的交流是双向和平等的,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还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都是西方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中国则基本上是消极和被动的。中国人的对外消极态度出于“中国中心主义”,即民族优越感。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为世界的中心,将其它国家视为低一等的,并期望他们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19世纪。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缺乏向外发展的愿望:统治者闭关锁国,安享长期形成的东亚地区霸主地位;人民遵循几千年的传统方式生活、劳作,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也不想有所知。 西方人的主动源于对外扩张,包括对外开辟市场发展贸易和传教、殖民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在16世纪开始主动要与中国“相遇”。西方社会从上到下,包括王公贵族、教会、市民、学者等等,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动者。例如,德意志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希望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财富,便资助一些汉学家的研究,其中有如何发明一种快捷识读中文的方法。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遣首批耶稣会士来华,这被认为是中欧(中法)关系史上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罗马教皇、法王、英王(先后两位)等君主都曾亲切接见并宴请来访的中国人。 该书中说:“把中国文化推广到欧洲的最初动力源自基督教传教士。”实际上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中国的最初动力也是源自基督教传教士。因为教会追求的是“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世界最远的角落”。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基督教的教义,说服一些人信教,同时也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是传教士中最负盛名,也是贡献很大的一位。为了取得欧洲舆论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并希望获取王室和商业机构在财政上的巨额资助,传教士们极力向西方宣传中国的优点,赞美中华文化的伟大。他们翻译儒家经典,写作拉丁文的中国史著作,开办中国学院以培养中国神父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商人对中西交往的作用也至关重要。17世纪初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渠道被打开。中国的商品,如精美的瓷器、手工艺品、茶叶等大量涌入欧洲。中国的建筑园林等艺术也极大影响了欧洲,这些引发了欧洲的“中国风”和“中国热”。法国汉学家亨利·科尔迪埃教授写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以及中国学者许明龙先生近期出版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月版)等著作对此有极好的描述。 此外,一些欧洲学者,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都对中国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伏尔泰称:“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作者意图恐怕并非是单纯讲述中西文化交流史,而是明显带有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为的是纠正以往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作者认为,对中国的偏见主要来自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在那个时期,中国的确是一个落后、虚弱的国家,“直到其遭遇帝国主义的实质性侵吞”。如果越过这一段历史,就可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在1500—1800年代,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美国则仍是一片美丽的荒原。”作者极力赞赏中国的强盛和文明的伟大,认为15到16世纪的明朝“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那时“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辉煌成就”。 为反对“西方中心论”而提倡“东方中心论”,这在当今西方学界几乎形成了一股潮流。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罗伯特·马克斯的《现代世界的起源》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多以现代化为主题表明,西方率先现代化纯属偶然,强大的中国很可能发展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与此不同的是,《相遇》一书,极力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发现中华文明的伟大。作者表示,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找到更多西方对中国的尊重,那就是本书的主题和主旨”。 尊重中国,赞扬中国文化,这种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应由感情所支配,也不会被美好的主观愿望所改变。问题是当时中国有他们说的那样强大和伟大吗?事实上明代的腐败和虚弱是人尽皆知的,宦官专权、朋党纷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朝代历史,矿监在民间大肆劫掠、藩王广占民田、厂卫特务无孔不入的监视使得人人自危,等等。这些都有悖于所谓“明朝根基稳固”,“政治安定、社会繁荣”以及经济发达、人口健康之类的美好描述。即便我们暂且承认那种强大的假象,但是这种传统农业社会的“强大”与后来崛起的现代化欧美国家的强大是否有着同样的意义?能否相提并论?这都是值得商榷的。 纠正以往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不应当影响人们对史实的基本判断。作者为强调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而重视中西早期(即1800年以前)文化交流史,轻视甚至贬低之后的历史。但不难看出中西早期的文化交流范围十分有限,双方的交流并未对各自的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些携带着基督教教义和西方文化的传教士在中国受到的排拒远大于欢迎。同样的,欧洲对中国的赞颂,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幻灭。”书中最重要的一项立论,即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实际是难以成立的。路易十四用中国精美的餐具进餐以及欧洲贵族喜好中国的瓷器、建造中式园林等等,这些表面的现象究竟对欧洲社会有什么实质性影响?作者也承认,“中国风”热潮的肤浅性导致了它的短命。 与此书观点相反的是,19世纪之后“西方文明向中国施加影响”的意义,远远大于此前这次“伟大相遇”。早期到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而后期奔赴海外的中国人数不胜数。从清政府派出的对外考察团到商人、劳工以及留学生等等,中国人头一次主动地要向西方学习,由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全面现代化。这种相遇虽不能用“伟大”来形容,但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至关重要的。“西方文明向中国施加影响”并非坏事,不能因为这有可能损害中国的“辉煌”形象而贬低它的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