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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作者威尔·赫顿(Will Hutton)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墙上的文字》(The Writing on the Wall),又引发了一些有关西方该如何理解中国的有趣话题。 赫顿的书相当糟糕。它读起来就像一个社会学学生想要在经济学的领域中一试身手,而且是用一种没有必要的复杂态度来写作,读上去他大概是极力想让非专业人士明白,他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书中的部分章节根本让人无法理解。 令人遗憾的是,赫顿在伦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他的书得到了《金融时报》的作者马丁·沃尔夫的评论,文章中带着相当夸张的名词术语。其中使用了诸如“一位无可比拟的优秀作家,深谙经济学知识”这样的话。但是这不过是英国媒体之间一种事先安排好的互相吹捧而已。他们评论了其他人的图书,那些人再把赞赏的话语回送给那些评论者。 赫顿的主要观点就是中国需要“西方启蒙价值”(enlightenment values)的引导,或者说是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理念来化解由于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问题。事实上,阅读此书的最大收获根本不在于我们能对中国有所了解,而是对于美国与伊拉克,英国与西方研究机构的重要史实可以有所认识。 书中大量关于中国的论述都来源于18个月以来作者所读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资料。结果此书的立场就像是一个钟摆,在别人的观点之间左右摇摆不知所云。 斯蒂芬·格林、乔·斯塔威尔、弗雷泽·豪伊、詹姆斯·金奇与其他很多作家在做此类相关研究时都碰到了类似的麻烦,但他们在这方面比赫顿走得更远。 简而言之,赫顿是一个典型的学究派。他认为除非中国采取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否则就会面临失败的命运。这就是本文标题的意义之所在。 来看看他对腐败问题的态度。他觉得这是中国即将失败的一个重要先兆。然而,一位相当重要的中国分析家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季刊》的编辑,阿瑟·克罗博最近指出,中国的腐败问题并不一定预示着这个国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赫顿还使用了一个名词,“零和腐败”(zero sum corruption),以此描述那种贪婪无度、掠夺成性的腐败行为,并且把中国的腐败与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提并论。这个观点在暗示富裕强势的人群将会榨干整个国家的财富。 但是那和中国的情况不太一致,中国不断滋生的腐败事件看似非常顽强,但也同时反映出了这个国家不断提升的国力。就像与美国的情况相似,腐败现象的出现同时伴随着美国经济在全球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速度。 赫顿既不会说汉语,在写作此书的18个月之前也没有亲自触及过有关中国的课题,所以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变化步伐有多么的迅速。 我最近采访了一位上海的企业家,这个人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他正处于一种强烈的痛苦之中,承受着未曾经受过的压力,实际上当他发现包括父母与祖父母在内的那一代人并没有这种经历时,感到了有些惶惶不安。 “我们成长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期,那时中国的经济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我们与父母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我们自私而且实际,我们喜欢花钱,我们贷款,我们有着时尚的触觉,我们不喜欢其他人干涉自己的隐私,并且我们还要拥有高度的竞争力。” 在这个相似的精神背景后面隐藏的主要因素,其实仍然与西方的影响关系不大。 出现这些现象大多是由于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自大自私的一代年轻人,父母给予了他们所用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教育与培训。 当走过上海的火车站时,我观察到了一个很胖的12岁儿童(在父母与祖父母的溺爱下体重严重超标),他的父母与奶奶正陪伴在他身旁。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他正在向一位保安抱怨列车晚点。那个孩子的讨厌之举当时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但事实上他表现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若无其事,确信他与他的家人完全可以安全回家。简直令人过目难忘。 关于中国存在的大量经济问题,我在上海遇到的一位穿着得体的意大利基金经理似乎持有一种合适的观点,他说:“假如一个国家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巨大的存款储蓄金,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积累,紧随其后发生的可能就会是更大的麻烦。” 中国向我呈现的资本主义与赫顿笔下的描写有很大差异。展现在我眼前的资本主义就像一头强壮的猛兽,可以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且至今依旧非常成功。 中国人没有适合的财产权,以及与之对应的法律保障或者民主制度。 但他们拥有了一个机会越来越多的平台,为了使自己富裕起来能够公平地参加竞争。 对于赫顿这样的左翼人士来说,他相信人性的完美,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一个完美的体制能够提供给国家里的每个人以适合的位置,那么以上的情况对于赫顿来说无疑变成了诅咒。 我在中国的经历感受远不止是像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里描绘的情节那样:大多数人只“想照理好自家的花园”,过一种不被政府管制和任由其他人破坏的美好平静的生活。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