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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民主知识分子们大都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渺茫，亟须在新的“异域”中探寻“自我”。于是，国外便有一些友好的(有的起初也并非那么友好的)汉学家开始涉足解放区文学这块既“害怕”又“渴望”的“异域”。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这个领域里，仍然是日本和俄苏汉学界走在前列。半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说中国解放区文学主要作家的主要作品都被译介过去，并进行认真的研究，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知名的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家，诸如日本的小野忍、冈崎俊夫、鹿地亘、北冈正子、釜屋修和俄国(苏联)的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彼特罗夫、切尔卡斯基等；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即便在国内也属少见，甚或弗如。 当代国外汉学实践证明，中国解放区文学早就作为一种三新(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郭沫若语；新生活，新人物，新思维——索罗金语)的异质文化引起了国外汉学家们的关注，在同西方文化的碰撞、较量、对话中，逐渐找到了“知音”，取得了“共识”，沟通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感情。 一 最早关注中国解放区文学的是苏联。1932年4月，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了俄文版《萧三诗集》(A·罗姆译)，从此开始了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同年7月，美国记者哈·伊罗生(H. Isaacs)在上海主编的《中国论坛》译载了丁玲的短篇小说《某夜》(乔治·肯尼迪译)。但这是对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译介，直到1938年美国《新创作》第5期译载丁玲的短篇小说《入伍》始，美国才算真正拉开了译介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序幕。同样，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作品，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水》——1935年10月，《日本评论》10卷10号刊载了中西均一翻译的《水——问题小说》；作为中国解放区作家丁玲的作品，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是《松子》(奥野信大郎译)，刊于1937年10月出版的《山田文学》12卷10号，由此日本学者开始了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⑧ 西欧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也是从译介丁玲开始的。西欧对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译介也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1933年，法文《上海日报》“今日中国文学专栏”译载了丁玲的《水》(徐仲年译)，作为解放区文学作家丁玲的作品，最早译介的是英国。1936年，英国伦敦乔治·G·哈拉普公司出版了《活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埃德加·斯诺编)，其中收录了丁玲的《水》、《夜会》、《消息》。东欧对中国解放区作家作品的译介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1949年，保加利亚索菲亚工会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0年，匈牙利布达佩斯西克拉出版社和雷依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同年，波兰也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华沙书籍与知识出版社)和《李家庄的变迁》(塔·热罗姆斯基译)，捷克作家出版社也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另外，亚洲的越南、朝鲜、印度等国以及南美的巴西等国也都在上世纪50年代初翻译出版了《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 纵观国外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的轨迹，我们发现其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日本、苏联、东欧译介的高峰期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从3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共出版(发表)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译品174种，而仅这时期(1949—1959)的10年间就出版了107种译品，占日译解放区文学作品总量的62％；苏联从3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共出版(发表)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译品175种，而仅50年代的10年间就出版(发表)了137种译品，占俄译解放区文学作品总量的78％。而东欧则更明显，在东欧出版(发表)的丁玲与赵树理的20多种译品中，只有两种是60年代出版的，其余均是50年代的产物。所以，笔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是日本、俄苏、东欧译介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家作品的最佳期和高峰期。 美国虽然译介作为左联作家丁玲的作品起步较早，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到了50年代却有些彳亍不前，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有了些活气和起色，或者亦可称之为“高峰期”罢。美国在50年代10年间只出版了丁玲的《生活与创作》(美国《中国文学》1954年第3期)一种译品，而到了80年代，仅1980年至1981年两年间就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E·巴罗译)、《我在霞村的时候》(加·比乔格译)、《在医院中》(加·比乔格译)和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K·毛、K·杨译)等六、七种译品。 西欧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虽然大多始于50年代初期，如这一时期法国出版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法国《欧罗巴》，1950)、《小二黑结婚》(亨利·卡孙译)和艾青的《我的父亲》(李治华译)等，德国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柏林)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两种版本、《李家庄的变迁》三种版本等，但是真正的高峰期尚未到来。只有到了70—80年代，欧洲对中国现代文学(含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呈现出了一种繁盛的态势。无论从译介范围的拓展还是从研究对象的开掘方面，都显示了一种兴盛的势头。这一兴盛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就是1980年6月欧美百余名汉学家云集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香港(地区)等国、地区的汉学家百余人。会议还特邀我国著名解放区老作家、诗人、评论家刘白羽、艾青、孔罗逊、马烽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共讨论了7个专题，其中直接涉及解放区文学的专题就有4个：“延安的大作家”、“向丁玲致敬”、“文学里的抗战、革命与民族主义”、“诗人们：向艾青致敬”。这次研讨会，将欧洲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自此，丁玲、艾青、赵树理、周立波等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又成为欧洲(尤其是法、德、捷)出版界的热门课题，接连出版了艾青的《艾青诗集》(法，1979)，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德，1980)、《大姐：丁玲选集》(法，1980)和赵树理、孙犁、王汶石、周立波、刘白羽等“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宝贵贡献的知名作家”的作品(法文版《奴隶的心》，1980)⑨。 从总体来看，日本和俄国(苏联)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走在了世界汉学界的前列。他们起步早，队伍大，实力强，成果丰，为中国解放区文学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3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半个世纪内日译丁玲作品50余种(次)，其中仅《我在霞村的时候》就出版了8次，8种版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了5次，4种版本。日译赵树理作品46种(次)，其中仅《李家庄的变迁》就出版了5次，5种版本；日译其他解放区作家、文艺家作品、著作近80种(次)，基本涵盖了萧军、欧阳山、周立波、周而复、马烽、孔厥、徐光耀、刘白羽、孙犁、严文井等著名作家和萧三、艾青、何其芳、田间、贺敬之、李季、阮章竞、鲁藜等著名诗人以及周扬、胡风等著名文艺理论家们的代表作品和著述。值得提及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以《文艺讲话》或《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命名的日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出版了七、八种版本。与此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茅盾、郭沫若等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创作方法——延安文艺讲话发表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此可见日本汉学家们对中国新文艺及其发展方向是何等关注，何等重视！ 众所周知，当年苏联学者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更是情有独钟。“从1933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萧三诗集》始，到1989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艾青《太阳的话》止，半个多世纪间，经苏联汉学界和出版界的努力，可以说，中国解放区文学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诸如《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地雷阵》、《高干大》、《白求恩大夫》、《红旗呼啦啦飘》、《原动力》、《火光在前》、《谁是最可爱的人》、《三千里江山》、《战斗里成长》、《保卫延安》、《红日》等都已全部译成俄文，从而增强了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⑩ 美国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虽然涉及的面较窄(主要是对丁玲的译介和研究)，但从总体来看却是呈上升趋势，甚或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尤其在丁玲研究方面，下节将叙)。从30年代初以来，美国出版丁玲译品20余种。七、八十年代以来他们又在扩大译介范围，如1972年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巴恩斯顿译)，1980年又出版了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K·毛、K·杨译)。美国汉学界机构庞大、实力雄厚，尤其美籍华人汉学家众多，笔者深信，未来的美国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将会更加繁盛。 欧洲的解放区文学译介与研究重点集中于丁玲、赵树理、艾青作品的译介与研究。自从1980年6月“国际研讨会”之后，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的译介与研究范围也在拓展，在深化，笔者认为，赋有优良汉学传统的欧洲，很快将会找到“自我”，复兴昔日汉学之辉煌。 回顾国外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的这段历史，不禁欣慰异常！笔者依据手头有限的资料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半个世纪以来，国外总体翻译出版(发表)解放区文学作品有450余种(次)。然而，笔者自觉孤陋寡闻，恐怕未见到的资料还很多，如果做一个保守的“估计”的话，我想得接近或超过500种(次)罢。这不是一个枯燥的数字，它是表达国外汉学家们“心声”的一种动听的“音符”；它是国外汉学家们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架起的一座文化大桥。 二 国外中国解放区文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与译介同步进行的，也是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也是始于对萧三和丁玲的关注。但是，最初有关萧三和丁玲的文字，大都是新闻报道或“访问记”或作家作品“简介”，尚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层面。大约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国外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才真正进入了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阶段。这期间出现了一批诸如《发展中的中国文学》([俄]艾德林)、《论中国文学》([俄]费德林)、《战后的中国“人民文学”》([日]冈崎俊夫)、《中共地区的作家和作品》([日]岛田政雄)等从宏观上观照解放区文学的颇有分量的论文和著述；稍后(5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诸如《艾青评传》([俄]彼特罗夫)、《丁玲入门》([日]尾坂德司)、《赵树理的新文学》([日]竹内好)、《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美]西里尔·贝契)等从微观上研究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力作(著)。国外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半个世纪来，国外解放区文学研究成绩，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日本共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约374篇(部)，苏联共发表(出版)约154篇(部)，美国共发表(出版)约87篇(部)，欧洲共发表(出版)约65篇(部)，四块总计约680篇(部)。这是一个可喜的数字，国外汉学家们的勤劳令人敬佩！ 本来，文学艺术就“是人类社会意识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内在形式’。”(11) 所以，解放区文学就是解放区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而国外汉学家，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汉学家们，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观乃至文学观和审美观都与研究对象的存有差异，甚至是迥异。他们能够接受这种与已“迥异”的“意识形态”吗？事实证明，国外汉学家们以其远见卓识，以其真诚与友好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羁绊，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给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判。 美国汉学家梅仪慈在批评西方个别评论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断定，政治信仰必然降低文学质量”，“政治上信仰共产主义，对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的才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2) 时严肃指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术语，本身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了”。她指出分析作品时应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中性名词来使用，排除它的政治的，也许是轻蔑的涵义。如果不把意识形态作为评价标准，它就会成为一种客观考察和阐述所叙述的内容，并发现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有用“理性工具”。(13) 她认为“意识形态和表现手法都是可变的，它们之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固定的、绝对公式化的关系”。(14) 这就为正确评价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夯实了自己的理论基石。 利用这一“理性工具”，国外汉学家们对解放区文学首先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理性分析。日本学者们惯于将解放区文学置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坐标系中来观照，因而给予了高度评价。高仓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终于解放，产生了新中国的文学。他说：“新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将在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15) 美国学者梅仪慈将中国传统小说同“共产党小说”作比照后也充分肯定了新中国的文学。她说从某种观点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中国文学是用工农兵的理想代替士大夫的理想，是用来表现毛泽东革命思想的作用的。正如传统的历史常常被作为一面从中可以学到治国之方的镜子一样，“国内外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丁玲的小说了解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16) 将小说比作“镜子”，这一评价当然是够高的了。 俄国学者善于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将中国解放区文学置于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新文学的大系统中对其进行总体考察和宏观把握。他们认为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家发扬光大了鲁迅战斗的优良传统，深刻理解和把握民族文学遗产和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在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充满现代内容的“新型的人民文学”。B·索罗金将其概括为：“新生活，新人物，新思维——这是解放区文学的特征。”(17) 日本学者也将解放区文学称为“人民文学”，并认为这种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人民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三个转折期，(18) 小野忍说，“由于这种人民文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迎来了第三个转折期。”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三个转折期”，日本学者认为，就在于它较之以往的文学具有两大空前的特点：一是革命性，二是通俗性(大众化、人民性)。他们认为如果不了解八路军，那么就不能了解中国的抗战文学。(19) 小野忍指出，解放区作家创作了以大众为对象的通俗文学，描写了抗战的史实、解放区的农村建设，“它不是‘黑暗的暴露’而是‘光明的赞歌’，成功地赢得了读者。”(20) 三 对一种文学的总体审视和宏观把握必须以对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为基石，所以国外汉学家们特别重视对作家作品甚至细节情节的微观研究。他们的研究重点自然瞄准了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丁玲、赵树理、艾青、周立波。 丁玲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个性，漫长而极其坎坷的写作生涯和人生经历，成为国外研究者的“众矢之的”。据不完全统计，半个世纪来世界上约有200多家杂志社和出版社刊载和出版了丁玲文学的研究论文和专著345篇(部)。其中有三部力著：《丁玲入门》([日]尾坂德司)、《丁玲的小说》([美]梅仪慈)和《丁玲的轨迹》([日]中岛碧)。这些论文和专著研究范围很广，几乎涉猎到丁玲文学的每一个领域，深入到作为“共产党文学圈内”的“主要核心作家”丁玲思想的许多空间。虽然涉及面广，但研究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于《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水》、《三八节有感》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美国著名学者加·约·布乔治在其博士论文《丁玲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1927—1942)》(1977)中指出，丁玲的文学创作是独特的，它们不是作家个人生活的描述，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作为一件件艺术珍品来欣赏。可以说，她的文学作品是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和演变的范例。”(21) 美国权威的学术著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在“丁玲”条目中写道：“丁玲作为一个20世纪最有力量、最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22) 日本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中岛碧的《丁玲论》是一篇颇有独特见地，非常有分量的专论。他认为丁玲的作品风格发生了几次变化，由“自我表白型”小说变为“长篇客观型”小说，前者代表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后者代表作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论述“自我表白型”小说时，他指出：在对于青年男女的性爱的描写上“丁玲比她先辈或同辈中的任何一位作家(不论男女)都出色。甚至可以说，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即现代——引者)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23) 俄国对丁玲文学的高度评价更是不言而喻的，1952年苏联授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1951年度)，苏联学者H·费德林指出，这一长篇的史诗性内容，固然与它题材的宏巨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丁玲既不简单化也不夸大地反映了包含着全部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生活真实。也许作家的才能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多方面。”(24) 总之，美国学者梅仪慈结论道：“我所要强调的是，我们把《桑干河上》看成是一部独特的小说，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才有意义；在同一类型小说中，它是一部高度完美的作品。”(25) 赵树理的作品，以其“主题新颖”，“叙述方式也很新颖”的特点备受日本汉学家的青睐。日本学者认为，赵树理文学是新型的“人民文学”，它是以延安为中心的“北方文学”的代表，开拓出中国新文学的“第三个转折期”。小野忍指出，赵树理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主题的明确化，描写的单纯化”。他说：“赵树理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存在着，无与伦比。一句话，那是以托尔斯泰的‘艺术论’‘明晰、单纯、简洁’的主张为标准的作品形式。”(26) 小野忍指出，赵树理迄今为止，每部作品都是在前人未曾踏过的处女地上动土，开拓出了崭新的作品世界。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又开创了一个先例。他说：“这部作品表明：它已完成了新的赵树理文学，进一步说是完成了新的中国文学。”(27) 小野忍认为，文学贵在创新，赵树理文学除了主题新颖外，叙述方式也很新颖。这是他继承、发展了中国说唱文学传统的独特表现形式。或许可以说，创造了这种表现形式，正是这位作家的最大业绩。(28) 小野忍是赵树理研究权威学者之一，他的论点基本能代表和概括了日本汉学界的观点。 美国著名汉学家西里尔·贝契对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都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1943年5月“在中国西北部共区”发表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是文艺与政治两方面，具有现代历史意义的大事。”(29) 他说这虽“不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但它却用质朴的描述，成为一篇令人满意的坦率的小说，作者显示出他是一位表现细腻的小说家。”(30) 他认为赵树理作品的语言“有力而又流畅，朴实而又精确，直接继承了优秀的古代通俗小说的语言。因此这语言不仅仅是美的，同时因为民族情感的原因，也适应了时代的特征。”(31) 西里尔·贝契也很欣赏《李有才板话》，他称李有才是“道德寓言”中的一个普通形象，还有“凶恶的老地主”、“毫无经验的干部”、“他们都是普通的人物，但又绝不是上百个土改故事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类型。他们是有个性的，被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32) 所以，贝契说，赵树理小说的写作风格类似那种精心推敲出来的简单性。文字的省约和精练使人想到鲁迅。(33) 应该说，这一论点还是很平实、很贴切、很有见地的。 关于赵树理的语言，捷克学派大师雅·普实克也有过精彩的论述：赵树理在人民的说书人那里，不仅学到了叙述的结构技巧，而且学到了有表现力的、丰富的语言，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民语言，用来优美地描绘环境，并真实地使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口语化，但同时力戒用粗话和方言。赵树理清楚地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谈话的“群众性”、“真实性”不是模仿真实的谈话，而是相反，要对现实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作家所创造的谈话会引起人们对真实情况的回忆，但绝不是真实情况的模仿。所以普实克说：“赵树理的言语是典范的、纯洁的、朴素的，而决不用生造的言语来影响读者。”(34) 俄国读者、舆论界和批评界对“充满幽默的”、“具有极大艺术魅力的”、“真正体现了艺术天赋的”(费德林语)赵树理的中短篇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从1949年《远东》第2期译介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后，苏联《文学报》、《新时代》、《文化与生活》、《列宁格勒真理报》、《西伯利亚火花》、《远东》等报刊杂志就接二连三地推出了评论赵树理及其作品的文章。他们被这位中国的新晋作家的艺术之笔所“震动”。他们感到“一个新的大作家已来到中国文坛”。(35) 文学评论家И·利谢维奇指出：“近三十年来在描写中国农村生活方面还没有哪一个作家能超过他(赵树理)。”(36) 因文章篇什较多，论点纷繁，限于篇幅，只能摘取权威之说述之。资深学者H·费德林在其《中国文学》(1956)中设有《赵树理》专章(第14章)，还为《赵树理选集》俄译本(1958)撰写了长篇序文，对赵树理有较深研究。他从艺术的源泉、艺术的本质价值、审美价值、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诸方面，对赵树理进行全方位研究，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赵树理的作品渗透着人民的深刻智慧与伟大质朴，真正体现了艺术的天赋，充满幽默，风格独特，“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37) 赵树理“从人民的立场出发观察生活和人，用人民的慧眼观察人物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赵树理的作品始终反映现实中的变革、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与革命相关的新生事物，这就注定了“赵树理的文学艺术创作具有深刻的人民性”。(38) H·费德林指出赵树理通常使用的创作方法是：“以卓越的艺术技巧，通过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物及其观点的直接冲突，通过现实生活环境，生动地描绘出了日常生活环境及其典型特征”，(39) 巧妙地掌握了塑造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的艺术。(40) 他所塑造的形象和性格的力量与价值，其现实主义的实质与人民性，“就在于其形象的典型性，在于作家创作的个人的独特风格。”(41) H·费德林的研究在俄国汉学界影响很大，所以，俄国学者普遍认为“赵树理创作了其艺术性与思想性得到了和谐结合的作品”。(42) 关于艾青的诗，国外最早的评论是日本，1948年11月，日本《世界文学研究》第2期发表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家岛田政雄的论文《艾青的诗》，对艾青进行了首次评价。此后，1953年，法国《欧罗巴》文学月刊发扬罗曼·罗兰的传统推出了中国新文学专号“向沐浴在曙光之中的中国表示敬意！”其中评介了艾青的诗。接着，1954年苏联出版了世界上(包括中国)第一本研究艾青的学术专著《艾青评传》(B·彼特罗夫著)。“文革”后，随着丁玲、艾青的复出，国际汉学界出现了“丁、艾”热。1980年6月在巴黎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特邀艾青出席了会议，受到了世界汉学家们的敬重，会议研讨的第七个专题就是《诗人们：向艾青致敬！》。国外汉学家们认为“艾青抒情诗的主旋律是歌颂全人类”，“明确的全人类方向是其抒情诗富于生命的根源”。(43) 所以国外汉学界认为艾青是世界级的中国诗人，他们执著地在探索着艾青在世界的定位。“在20世纪世界诗坛上应把中国诗人——艾青放在与谁并列的位置？”俄国汉学家Л·切尔卡斯基说：“今天在评论艾青五十多年的创作道路时，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忆了半个多世纪来艾青“与祖国人民同患难共胜利”，以自己的诗歌，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激发人民的“民族感情”，“鼓舞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作道路后指出：艾青的这些功德“都是世界著名诗人如纳兹·希克梅特和帕勃洛·聂鲁达所共有的。他们创作的所有诗歌作品，和艾青的作品一样，都唤起了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良知和人格、勇敢和英雄主义、善良和希望”。(44) 无独有偶，美国学人罗伯特·C·弗兰德，也将中国诗人艾青列入世界伟大诗人聂鲁达与希克梅特的行列。他说这“三位诗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诗代表了亿万人的心愿”，在这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这一时代的伟大诗人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诗都表达了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心声；第二，伟大诗人的作品“诗句单纯、明了、诚实”，从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第三，伟大诗人的诗都来自人民，敌我分明，“始终吹响前进的号角”；第四，伟大诗人都有坚定信念，明辨是非，懂得斗争规律和未来的进步，“他们总是号召人们走向更加美好的将来”。(45) 法国著名汉学家苏珊纳·贝尔纳为《艾青诗选》法文本撰写的序言，就是一篇研究艾青的精湛的学术论文。贝尔纳认为艾青“是一位视觉异常灵敏的诗人”，善于把生活中的画面更加统一与和谐地安排和组织起来。艾青“深沉的思考与饱满的诗情，赋予他的作品以史诗般的深度。在他的鸿篇巨构中，形象纷至沓来，像大河漫滚着金沙。”(46) 贝尔纳指出，艾青的诗虽是自由体，不勉强押韵，但内中具有一种“马雅可夫斯基深为赞赏的所谓‘内在节奏’”，语调流利自然。“这种诉诸于人们听觉的奇妙的技巧，赋予他的诗歌以特有的音乐感和独特的音色。”但这种效果绝非他“有意的追求”和“得益于美学的探索”，而是全凭他“内心的声音”。这种“内心的声音”构成了艾青诗歌的独特风格。致使读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听就知道这是艾青的声音，是他那‘内心的声音’。”所以，贝尔纳说：“如果艾青是最宜于对外介绍的诗人，那是因为，这跟他内心的声音，跟他诗歌的真实和朴实有关。”(47) 与此同时，周立波以长、短篇小说的“行家里手”而深得俄国学者的厚爱。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俄国读者和学者普遍认为《暴风骤雨》是一部优秀作品。该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周立波运用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展现了中国(农村)的革命运动。”(48) Л·艾德林指出，周立波善于运用中国传统小说的“链条”式“结构原则”结构布局作品，“其结构如同一根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每一章(回)都作为这根总链条中的单环来描写、刻画人物，其人物的命运都与这根总链条中不断发展的中心主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49) 同时周立波还善于运用充满了“个性化与形象化”的“生动而鲜活的语言”描写人、物、景。周立波“喜欢在自然景色中描写人，善于发现人物身上贴近自然景色的特征”。“这些感人至深的美丽的风景描写犹如彩色风景画作品，在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50) 对于周立波的自然描写，日本学者也很佩服。60年代初，日本东京劲草书房出版了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名著鉴赏与批评》一书，其中收录了《暴风骤雨》译者之一安岛彬先生撰写的研究论文《暴风骤雨》，称《暴风骤雨》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并称为最杰出的作品”。他说该作品“通篇充溢着明快、喜悦的感情，贯穿着丰富的情节与优美的自然描写，因而产生了明快而强有力的节奏。”他指出作品结构简洁，运用了许多生动的农民语言，既有简洁美也有粗犷美。“而在这一切的内蕴底层持续流淌着的是作者对人生洋溢着的热情”。(51) 美国学者对周立波也很欣赏，约翰·伯宁豪森、特德·赫特斯在《中国革命文学·引言》中称“1949后一个最优秀的作家也许是农民出身的周立波”。说他的短篇小说《客人》“成功地使生动活泼的语言、幽默感和令人可信的人物(如王妈、大喜)与这时的思想要求(即道德观)连结成一体。也可以说是中国解放后的革命文学的第四个阶段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52) 对于周立波作品的语言，法国学者也很赞赏。林曼叔等认为，“周立波的语言虽有点不像赵树理那样纯净似的，但你可从他作品里发现那诗意洋溢的语言，令你兴奋而读下去。”(53) 林等指出，周立波的创作“乃根植在欧化的文学里”，同时“又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钻研，从中吸取传统的表现技巧，把它们的优点和西洋文学的长处糅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加以发展，加以创造”，“从而逐渐形成一种趋于圆熟，更为凝练而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有某些外国古典文学之细致而去其繁冗，有某些中国古典文学之简练而避其粗疏，结合两者之所长而发挥了新的创造。这就是形成周立波特有艺术风格的主要因素。”(54) 这是多么精辟多么到位的文学评论！ 另外，俄国对于刘白羽、魏巍、贺敬之、马烽、田间，日本对于萧军、周而复、孙犁、李季等著名解放区作家和诗人也都有许多深刻而精湛的评论，但是，限于篇幅，只能割爱。 国外研究著述卷帙浩繁，一篇薄文，难能“概”全，只能从其“冰山一角”，管窥一“斑”。 四 中国解放区文学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产物。它是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一种“战争文学”——一种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文学”，一种压迫与反压迫的“战争文学”。作家具体感受的世界观决定着自己的创作思维方式，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代表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常常根据对照原则来创作自己的作品。这种文学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卢那察尔斯基语)。像这样的一种文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汉学家们，硬是冲破“意识形态”的桎梏，对其执著地进行译介和研究，而且还能给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同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这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我想，这除了表明这些汉学家们的正直、友好之外，恐怕还有其“内发欲求”的一面罢。或许，正是因为反映了不同“意识形态”的解放区文学本身，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一种“异域”，才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探“奇”求“异”，可以说是西方人的一种天性。伟大诗人歌德曾经指出，一个人可以通过异国文化把原本自我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自我，而旧的自我则应当死亡，这样将有助于西方人重新做人。(55) 所以，德国著名汉学家W·顾彬说：“东方对欧洲的‘自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异’的存在，人们将无法认识自我，西方只有在面对东方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自我。”(56) 尤其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民主知识分子们大都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渺茫，亟须在“异域”中找到“自我”。但是，偌大的地球，到何方去探寻“自我”最“理想”呢？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先生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他指出，西方大多数作家都是在他们感到自己所处的文化前途未卜的时候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57) 我想，这也许就是西方学者译介和研究解放区文学的一种“内发欲求”的动因吧！ 那么，东方的日本呢，当时作为“敌对国”的日本的学者们又是为什么也“不遗余力”地译介和研究解放区文学呢？我国著名日本学专家严绍等在论及中国“人民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时指出：日本积极译介和研究中国“人民文学”，“归根结底是日本的社会需要和日本文学发展的需要，是他们希图重新认识中国与中日关系的愿望。”(58) 这就是说，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也是一种“内发欲求”，实际上也是要在异质文化中去探寻真正的“自我”。这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一种“文化反省”的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学者是竹内好和小野忍。他们认为促使日本“反省”的最好教材就是中国解放区文学作品。竹内好说：“假如想了解抵抗运动的全部，就必须同时阅读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是合适的。”(59)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曾“三次被征召”的日本学者西野辰吉更有切身体会地说：“我——阿Q的日本儿子——在这场战争中，也三次被征召。不知是什么机缘，我三次都是在内地部队服役，终于没参加实战。但是，一读中国文学，我仍旧如反射一般，不能不想到包括我在内的日本全体民众，不能不想到全体日本民众与中国民众被置于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上。”(60) 可见日本学者译介与研究解放区文学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通过文学来“反省导致本国战败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反省自己的中国观、亚洲观”，(61) 从而确立新的“自我”。 国外解放区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实践证明：即使不同意识形态的异质文化间也是完全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的。因为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空间，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还有许多共同、共通之处。如共同的生理结构，共同的生老病死，共通的七情六欲以及共通的对自然与人文态势的感知，这些才是人类能够相互“读懂”，相互“理解”并产生“互识”、“互证”、“互补”的根本所在。 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第一，我们应为当前世界方兴未艾的“汉学热”感到无比自豪，提高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树立新的自我意识；第二，还应“居安思危”，注意做好自己的事情：搞好国家建设，做好自己的文学，写出真正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国度的作品，不辜负全世界人民、国外汉学家对中国、中国文学的殷切期望。 注释： ①[美]薛爱华《汉学的内涵与现状》，转引自周发祥《比较文学与国际汉学的学科同异性》，《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 ②[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法]戴仁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参见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富克斯的同名著作《明天的强国》(1979年)，转引自《美国中国学手册》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中心编，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德因汉学家W·顾彬说：“西方对异国的反映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害怕(Furcht)，一种是渴望(Schnsucht)。”——参见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⑥美国汉学家戈德曼就曾写过《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1967)，美国汉学家西里尔·贝契也写过《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 ⑦俄国汉学家B·索罗金曾说：“新生活，新人物，新思维——这是解放区文学的特征。”——参阅拙译/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俄文版序跋集》第30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⑧参见拙文《祝福与反省——日本学者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概观》，《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 ⑨参见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223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⑩宋绍香《新生活，新人物，新思维——苏联学者中国解放区文学译介、研究概观》，《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第15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俄]波斯彼洛夫著，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文学原理》第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5年版。 (12)(13)(14)[美]梅仪慈《一个幸存的作家》，载孙瑞珍、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第514、529、53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日]商仓穰《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人民文学》1951年9、10月合并号。 (16)[美]梅仪慈《〈太阳照在桑于河上〉》，同(12)第325页。 (17)[俄]B·索罗金《〈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俄译本序言》，同⑦。 (18)日本学者认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新文学经历了三个关键性的转折期：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转折期；以郭沫若为旗手的抗战文学(南方大学)是第二个转折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人民文学(北方文学或解放区文学)是第三个转折期。参见拙文《赵树理文学在日本》，《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1期。 (19)[日]河盛好藏、丰岛与志雄、竹内好《书评·中国的现代文学》，《世界》1952年4月号。 (20)[日]小野忍《中国文学与我·中国现代文学运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抗战前后的长篇小说》，东京，1979年。 (21)[美]加里·约翰·布乔治《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同(12)第101页。 (22)《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丁玲》(李辉译)，同(12)第394页。 (23)[日]中岛碧《丁玲论》，同(12)第170页。 (24)[俄]H·费德林《中国文学》俄文版，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25)[美]梅代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12)第302页。 (26)[日]小野忍《赵树理小论》，载武鹰、宋绍香编译《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4辑第18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7)[日]小野忍《新的人民文学的方向——赵树理及其作品简论》，同(26)第193页。 (28)同(26)第190页。 (29)(30)(31)(32)(33)[美]西里尔·贝契《共产党中国的小说家——赵树理》，载黄修已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531—532、533、534、537、53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4)[捷]雅·瞢实克《写在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后面》，载黄修已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525页。 (35)[俄]B·克里弗佐夫《论赵树理及其中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李家庄的变迁〉俄译本序言》，同⑦第110页。 (36)[俄]И·利谢维奇《论赵树理及其创作——〈李有才板话〉俄译本序言》，同⑦第100页。 (37)[俄]H·费德林《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选集〉俄译本(1958)序言》，同⑦第127页。 (38)(39)(40)(41)同⑦，分别在第145、133、139、144页。 (42)[俄]B·索罗金、Л·艾德林《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民文学》，出处同⑦第309页。 (43)[俄]IO·A·索罗金《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抒情诗选》俄译本序，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1年版。 (44)[俄]Л·切尔卡斯基《〈太阳的话〉俄译本序言》，同⑦第299页。 (45)[美]罗伯特·C·弗兰德《从沉默中走出来——评现代诗人艾青》，载海涛、金汉编《艾青专集》第37—3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6)[法]苏珊娜·贝尔纳《〈艾青诗选〉法文本序》，出处同(45)第96页。 (47)引文，同(46)第97页。 (48)(49)(50)Л·艾德林《周立波及其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民主国家的作家》(俄文版)，莫斯科艺术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51)[日]安岛彬《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暴风骤雨〉》，《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4辑第203页。 (52)[美]约翰·伯宁豪森、特德·赫特斯《〈中国革命文学〉引言》，《国外中国文学研究论丛》第1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53)(54)[法]林曼叔等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六章第三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版。 (55)(56)转引自[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第5、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7)[美]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第1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8)严绍、哓平著《中国文学在日本》第404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 (59)(61)转引自釜屋修《赵树理研究与小野忍》，《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1辑第188、186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60)[日]西野辰吉《(Books)竹内好译编〈鲁迅作品集〉小野忍译〈赵树理“登记”〉》，《近代文学》，1953年版。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6-2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327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