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年夏,我有机会出席东京的学术会议,在东洋文库的地下书库里,我发现了“莫理循文库”,其收藏品非常丰富,令我惊异、感叹。“莫理循文库”的收藏品是日本人从莫理循手中购买的。我心中暗想,从甲午战争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时间,莫理循先是作为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接着在1912年起担任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在中国生活了20年,对中国社会政治上层以及远东国际关系极为了解,他的藏书为什么不能留在中国呢?现在看了《北京的莫理循》中译本,方才知道莫理循在中国的日子里,利用《泰晤士报》的工资和中国政治顾问的丰厚酬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自己的居处,建立了个人的图书馆。离开中国前,他本希望把他的图书馆卖给中国政府或者个人,似乎无人应承。他觉得这批图书资料不应该离开亚洲,便以35000英镑卖给了日本。日本人后来把“莫理循文库”扩充为东洋文库。如此区区小事,也是当时国力的反映。 还在20年前,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来华,曾介绍了他搜集莫理循自1895-1920年间与他的上司、同事、亲信、友人的往来函件并编辑《莫理循书信集》的经过。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陈霞飞女士组织北京若干资深翻译工作者把这厚厚两大本《莫理循书信集》译成了中文,1986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副题为:《〈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这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情,它提供人们了解那个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情况和围绕中国问题引起的列强之间的种种斗争。《莫理循书信集》的原编者澳大利亚的骆惠敏教授曾经指出,这本书信集的上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历程”,下半部分则体现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的故事,莫理循是当时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人物,尽管莫理循本人对这个虚幻性的职务很厌倦,多次想辞职。 莫理循身后留下了大量书信、日记和备忘录,这些文件大多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是认识那个动乱时代的中国的重要史料。照骆惠敏教授的说法,已经编辑出版的莫理循书信缺乏莫理循日记所具有的优点——对情况的熟悉和自然的流露。莫理循日记经过整理,一直存放在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里,至今未能出版。幸好有一位澳大利亚著名记者、作家西里尔·珀尔在日记解禁后第一个读到了它,并以这些日记为基本资料,撰写了《北京的莫理循》的著作。这本书在1967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看来,莫理循在北京的经历,给了西方的读者很大的兴趣。虽然著者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北京的莫理循》一书更多的带有新闻记者的笔法,可读性强,也许这是它吸引读者的地方。但是它依据的主要资料是莫理循的日记,记载了莫理循在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的活动,通过它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莫理循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及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活动和见解,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不同态度,确有可以为近代史研究者参考。翻译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尤其与此前翻译的《莫理循书信集》对照起来读,对于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研究这个时期列强对华态度,乃至研究莫理循本人,都是很好的素材。 近代中国,被动地融入了世界体系,与西方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来华的西洋和东洋人士,包括清末民初政府聘请的各种顾问、工程师、学校教员、政府官员,乃至出访外国的代表团团长,许多人都曾经留下了各种文字记录,包括各种历史图片。这些资料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有一些还藏于私人之手。我建议正在努力寻访这些文字记载的学者,多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也建议有眼光的出版者,多出版这样的译著。把它们介绍给中国学者,对于学术界是莫大的恩惠。 《走向共和》与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 林冠珍 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59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有个陌生而重要人物“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他成为李鸿章与张之洞争夺的媒体记者;他揭露了户部尚书翁同拨款60万银两给不法奸商购南洋木材建颐和园,而拒绝拨款给李鸿章为北洋水师购炮弹;他对北洋水师的报道加大了日本睦仁天皇强兵侵华的决心;他对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内幕的评说轰传北京城……辜鸿铭说:“他的一篇报道等于10个给朝廷的奏折。” 但电视文艺作品不能等同与历史。清末民初,确实有一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活跃在中国舞台上。 与电视剧不同的是,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著名的泰晤士报记者正确的中文译名是“莫理循”而不是电视剧字幕上的“莫理逊”。“莫理循”这几个汉字是他1894年亲自选定作为中国护照用的中文名字,以后一直沿用,中国政府对他的称谓也以这三个字为准。而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他只是一个喜欢探险、热衷旅游的医学院的大学生,而不是泰晤士报记者。电视剧中关于他1897年以前在中国的活动是虚构的。 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清末民初他在中国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其中功过是非还有待学者们研究。 ——《北京的莫理循》(澳)西里尔·珀尔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光明日报 2003年5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