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秋：古诗论情》 郁白著叶潇全志刚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悲秋：古诗论情》 简介: 在钱钟书先生的鼓励下，郁白凝眸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主题，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批评，从《诗》、《骚》源头到唐诗的顶峰作了深入研究。作者发现，秋歌强烈激越的自我认同清响，与儒家的中庸平和格格不入。通过对中国文人自我认同脉搏扣击声的凝神倾听，作者对中国古代本体论阐发了独特的见解。这部专著是法国汉学家的中国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在郁白先生采撷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文论精华而精心酿制的这一陈年心曲中，中国读者可以从中品到浓烈的西方风味：有龙萨、拉马丁、雨果、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继十余个世纪之后与中国古代诗人们的遥相唱和；有诸多汉学家、西方文论家对中国文化的深逢透视；有郁白先生基于西方文化底座的独特视野。 在古代中国，人们称词为诗余，曲曰词余，对联、灯谜、小说类为雕虫小技，这些称谓无疑反映了诗歌在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未熟读古诗，就谈不上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古诗的重要性不仅为国人共识，也是国际汉学界的聚焦所在。戴密微先生曾经指出：“如重汉学，当选汉诗研究”，并确言“汉诗为中国文化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巴黎《敦煌学》第五辑，《戴密微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转引自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第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唐诗译介的繁荣，海外汉诗研究盛况空前，也更为系统、深入（《牧女与蚕娘》，第362366页）。而在21世纪的破晓，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了郁白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新作《悲秋》（Tristes Automnes，于2001年在法国出版）。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郁白（Nicolas Chapuis）先生，是法国著名汉学家。郁白始终醉心于中国文化，并与遥远的中国结下了割不断的情缘。自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毕业以后，郁白先生曾先后担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外交官的生涯不仅使郁白切身接触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也使他得以同中国文化界的精英相与往还。为了向西方读者推广中国文化，郁白先生先后在法国翻译出版了钱钟书、杨绛等中国友人的著作以及多部中国文学名著。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主题学研究的学术专著《悲秋》在中国翻译出版，更令现任法兰西驻蒙古共和国大使但心系中国文化的郁白先生足慰平生。 《悲秋》一书是郁白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仰止之情的真率流露，也是他于中国古典诗歌领域不凡造诣的具体体现。通过对秋天形象的诗学分析，他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批评，对中国古代本体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在中国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郁白凝眸于“悲秋”这一主题从诗、骚源头到唐诗绝顶的具体演绎。他发现，打一开始，秋歌强烈激越的自我认同清响，就与儒家士绅们中庸平和的不厌教诲格格不入，因此遭到社会势力的强行压制。感受到悲秋辞赋于纸背丝丝透出的郁郁不平之气，郁白不禁喟然兴叹：“两部文集（《诗经》与《楚辞》）中的秋歌，完美地描绘了在能够社会化与无法社会化之间存在着的张力。《诗经》与《楚辞》对该问题的不同处理，从一开始就构成了中国思维中最为独特的悖论之一：只有在放逐中，才能找到自我认同。”（《悲秋·序》） 作为由法兰西深厚人道主义传统所哺育的当代学者，郁白先生的《悲秋》自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文献梳理工作，其中更渗透出那份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确切说来，是和钱钟书先生的频繁交往，促使我进行这项研究的。自1986年到1992年期间，在一系列关于中国思想危机问题的私人会谈过程中，钱先生鼓励我，步他著作中评论之后尘，要‘刮掉’理论的表面，以寻回‘人’的本质。以百科全书式无所不包、中西并重的坚实文化底蕴为依据，钱先生使我相信了中国本来可以也依然可以作出其他的文化选择、社会选择，而非这种称为‘儒教’的选择。”（《悲秋·序》） 因此，在《悲秋》一文中，与梳理“悲秋”主题之年代脉络同时展开的，是郁白先生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对中国文人自我认同脉搏扣击声的凝神倾听。遭到儒家反对、为社会所否定的“他者”藏匿于何处？郁白展开了对中国古代本体论问题的具体探讨。 郁白指出，自春秋到盛唐，秋歌的诗学评论呈现出自道德论向情感论、继而向唯情论转化的人道主义趋势。秋歌，作为强烈表达自我认同的个人主义诗篇，与儒教纲纪伦常的集体主义教诲从《诗》《骚》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相互冲突。后人往往被夹在想表达自我认同和不愿离经叛道之间。杜甫的《秋兴赋》与王维的“制毒龙”正是该问题悠长的回声：“这种紧张局面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这项研究工作，它如果不是一场内心的战争，又能是什么呢？人的激情处于儒家克己社会规章的阴影之下，喷薄欲出；而人的自我认同，也被政治戒律（王维还以佛门戒律将其强化）与受抑激情的压力所活生生地车裂。”（《悲秋》第七章，第一节） 本书的价值在于研究的独特视角，以及深刻、系统的细致分析。这部专著，是法国汉学家之中国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对法语国家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诗歌、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命运，《悲秋》一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在郁白先生采撷中国诗歌、中国文论精华而精心酿制成的这一陈年心曲中，中国读者却品到了浓烈的西方风味：有龙萨、拉马丁、雨果、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人诗作继十余个世纪之后与中国古代诗人们遥相唱和；有诸多汉学家、西方文论家对中国问题的深邃透视；有郁白先生基于西方文化底座的独特视野：“这些诗篇（中国秋歌）表达了生存之无能为力。在很大程度上，这可谓十九世纪充满浪漫激情的法国诗人们之鼻祖。实际上，他们彼此类似，借用维克多·雨果年轻时代著名诗集的标题而言，那是光与影在此交融共存。”（《悲秋》第六章，最后一节） 郁白（Nicolas Chapuis，1957一），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郁白曾先后担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外交官生涯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使他得以与中国文化界精英相与往还。郁白在法国翻译并出版了钱钟书、杨绛等人的著作及多部中国文学名著。其专著《悲秋》（Trstes Automnes），于2001年1月在法国出版。 作者自述： 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被称为文化名人，我不是什么文化名人，因为是第一次到复旦大学来讲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因为早就知道复旦大学的大学生是很厉害的。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原谅我的汉语水平没有你们的高，我宁愿用法语演讲，可是也许你们当中的有些人还没学法语，那是很遗憾的，希望你们尽快地学，下次再来我就可以用法语讲。今天的讲演题目是我在法国刚刚出版的一本研究中国古诗的书，名字叫《悲秋》。通过我讲演的内容，你们慢慢就会了解到我为什么会起这个“悲秋”的名字。我的出发点是互不理解。当一个中国人被问到与外国人的关系时，他通常会说有种不被理解的感受，更有甚者，有人还认为，作为外国人，这本身就阻碍了达到某种目的的理解，异国人类又怎样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呢？即使最具开放思想的中国人也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你们要保持精细的思想。外国人带来的不仅是有具体问题的解释方案，随之而来的还有起主宰作用的研究框架和思维方式。这些框架和形式是以对极度文化的先期理解为基础的，对其全盘接受无疑将中国等同于西方。而从另一方面讲，西方人脑中的中国和中国思想就如同充满异域情调的一成不变的画卷，难以表达的汉语也为此建立了障碍。 中国人除受传奇文化影响之外，不可被归入一体化全球化。诸如此类的想法不胜枚举，一位有名的法国汉学家最近在法国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上说中国文化不想暴露根本。所以文化归根结底属于古希腊，不属于中国。这样的荒唐说法是比较多的。在我而言，那是很重要的出发点。人类思想不可分，只有各级历史文化才可以分。这就是说，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的思想是不能分的，也是不可分的，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一样的脑子，这一点不容置疑，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在充满了各自文化圣殿的不同大陆间，即使各自寻求知识思想间的对话和交流，也显得勉为其难。我们应该结束这种交流并寻找对话的可能性和对话方式，关键是要摒弃偏见，自然也不能采取单边的解决方法。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是要延续他志，谁续我？无论他或我是不是中国人，在他们表达疑问时总是给予回答以及吸取经验教训就是我的出发点。中国诗歌最根本的三招之一是杜甫的诗歌，他最著名的诗歌就是《登高》，这是一首律诗。我的书名就取自这样的诗句：“万里悲秋常作客”，当然你们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都背诵了这首诗，也许你们觉得这首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是在《唐诗三百首》里，没有解释。这首诗的疑点，在我所写的最后四行里，奇怪的是“未”这一件事情用了四个无限的词语来表达，“无边”、“不尽”、“万里”、“百年”。中国诗歌中还没有像这样一首诗用四个无限的词。这个无限的观念在里面有一些描写，如“萧萧”“滚滚”等字眼。可是最后一句也最奇怪，即“百年多病独登台”，我不知道你们中国人怎么样，我们外国人读这首诗时不知道是谁“多病”。难道是“百年”多病？杜甫常说这个时代多病，或许因为他自己比较老，概念不明确，但这些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独”字，因为有“无边”、“不尽”、“万里”、“百年”这样无限的词语，最后有这个“独”字，那么在这个无限的空间里，谁存在？我，我做什么？登台，这个台在哪里？哪里有山？没山。是独自的我在登高，是为了逃避嘈杂的世界。不过诗人明确写到独自登高的我是体弱多病的，无论是处于病态的时代或是病态的身体，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多病却有力量登高，那就是人的状况。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16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