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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的时候,想就哈佛写一本书。为此,采访过哈佛的教授、学生,在哈佛档案馆搜集过材料。甚至与王永江教授讨论过书的框架。时光飞逝,想做的事情只是断断续续写了几个人物的侧记。本想完毕后再说,可是待自己身边的师长、年轻同事、甚至学生溘然离去,才感到人生之无常。故居就在坎布里奇(Cambridge, Mass)的诗人 Robert Frost 诗云: I have a promise to keep/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于是有本文。 1.韩南(Patrick Hanan) 韩南是哈佛东亚系教授,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尤其是明清小说。因为他曾经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 所以常常要到中国大陆来面试候选人员。说实话, 当他面试我的时候, 我对他的学术背景一无所知。面试过程中, 我谈到自己的研究计划涉及赵元任 (赵元任曾在哈佛学习、工作)。不料, 韩南突然改用汉语说, 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就是哈佛东亚系的教授, 他当年就是随赵如兰学的汉语。听到他讲汉语, 我吃了一惊。到了哈佛, 方知韩南是西方汉学界鼎鼎有名的学者。从韩南的著作上看, 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既有小说, 又有戏剧,还有翻译。他特别欣赏作家李渔(1611—约1679)。 《肉蒲团》是李渔的小说。韩南英译本的书名是The Carnal Prayer Mat (New York : Ballantine Books,1990) 韩南缘何翻译此书? 商业动机? 堂堂哈佛教授, 虽然工资未必是全美最高的, 但养家糊口应该没有问题。猎奇? 钱锺书说韩南属于老派的学者。他也并非猎奇之人。韩南在哈佛教授《红楼梦》,大概他认为《肉蒲团》、《金瓶梅》、《红楼梦》 有某些内在的联系。 《肉蒲团》 的封面上说此书的译笔既有学究气味又性感(scholarly and sexual)。读罢此书, 确有同感。以后, 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贝克 (E. Baker) 当着韩南的面告诉我, 韩南把此书作为礼物送给友人, 颇令女性尴尬。此事传为笑话, 似乎也反映出韩南 “书生” 的一面。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友人, 本是自然和再恰当不过的事。书生气一重, 也就忘记了一些忌讳。译本问世之后, 有一部德文译本盗用了韩南英译本的书名, 颇令韩南不快。贝克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他问韩南此事后来怎么处理的, 韩南无奈地表示不了了之。 韩南1996年荣获南京大学荣誉教授。由于研究古典小说,他对江南情有独钟。或许是由于正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扬州梦》,他曾专程赴扬州考察。韩南1997年退休。由于哈佛已经取消了退休的年龄限制,退休成为个人自愿的事情。以韩南谦逊的性格而论, 他的退休是预料之中的事。 “六·四” 之后, 韩南到过大陆一所大学面试。该大学的接待官员问他, 这个时候还到中国来干吗? 该官员在谈话过程中不时看表, 韩南只得说, 你有事可以先走, 我自己就行。在哈佛, 听复旦大学陈志民君讲一故事。说香港一商人去北大参观, 校方暗示希望捐钱。港人未置可否。以后, 该港人捐款八百万给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首先享用该笔捐款的是中国军方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捐款及中国军方代表团在哈佛的活动,我读到过报道,确有其事。港人对陈志民解释说, 陪同我参观的北大一官员随便把烟头仍在地上, 我于是决定不捐款。姑妄听之。 韩南的弟子中有一位是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商伟。商伟原来研究古典诗歌。以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 留在哈佛, 随韩南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儒林外史》。我在哈佛的时候, 他已经是助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并且在这个位置上为北大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谈到当初他申请去哈佛, 商伟仍然耿耿于怀。他本来想直接去哈佛读博士学位, 而且哈佛燕京学社可以提供资助, 可是北大有关方面就是不同意。北大最后一位借助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是我的同学郑利民君。他1989年去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从1990年至今, 北大似乎再也没有利用过燕京学社的资助,送人去读博士。商伟在1997年已离开哈佛, 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2.杜维明 杜维明是哈佛东亚系教授, 继韩南之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最初见到杜维明,感到他是一个随和的人。他告诉我们, 在哈佛的一年当中, 尽可以去做想做的事情, 不会有任何人干涉。在哈佛一年之后,我才领会他这话的含义。 杜维明研究中国思想史, 尤其是宋明阶段, 博士论文作王阳明。近年来, 大陆出版了他的著作, 他的观点也广为人知。 对杜维明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他的中国情结。我们在离开哈佛之前, 杜维明安排出两天时间, 与我们每一位面谈。我是第一个和他谈话的。在谈话当中, 他承认,他有强烈的中国情结。因为我研究赵元任, 他还谈到:赵元任研究的是物理, 数学,语言学, 所以赵元任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cosmopolitan)。而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 我有很强的中国情结。 另一个是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杜维明在这个位置上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许多机会。比如,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龙大瑞博士, 原本在哈佛世界宗教中心作访问学者, 期限半年。临近期限的时候, 我跟他说,何不试试哈佛燕京学社。凭他的努力, 也靠杜维明作美, 学社给了他半年奖学金。又比如,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语言学会的年会, 地点是五星级Sheraton饭店, 每天住宿约一百美元。加上来回飞机票, 吃饭, 约需7-8百美金,也是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类似例子很多。 据了解, 我们这批哈佛燕京学人的研究条件是历届里最好的。我们到了以后, 每个办公室配备了一台台式电脑, 一台电动打字机, 一台喷墨打印机。办公室是六个人左右公用一间。以后, 学社又购置了一台复印机。我们可以免费复印一定数量的文献。可惜, 有的学人使用太狠, 一个月就复印了5000页, 复印机也因为超负荷工作, 经常出毛病, 学社的Susan Scott发出了“警告”。在哈佛东亚系、费正清中心的访问学者都是要自费复印的。有工作人员向杜维明提议,停止免费使用复印机, 杜维明说, 再等等。等到我走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免费复印一定数量的纸张。我想,杜维明太了解我们这批大陆学人了。好学, 拼命利用这次机会;穷困, 又想尽力省钱。我注意了一下, 我们这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日本、韩国的学人, 中国大陆和越南的学者生活最节俭, 住便宜的房子,月租金3-4百美元(我是例外, 从一开始就住月租金560美元的studio),吃便宜的食品, 去家院销售摊 (yard sale) 或者搬家销售摊 (moving sale) 去买东西。日本和韩国学者住的是月租一千美元左右的大单元房子,台湾和香港学者住的也比大陆学者好。哈佛燕京学社的韩国学者, 包括博士生,人人有汽车。我不知道, 我们大陆学者为什么这么穷。哈佛燕京学社接受并且资助的第一位博士生是燕京大学的齐思合。齐以后是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月薪大洋360块。他夫人不工作。这笔钱可以养活全家, 可以送他的六位千金上名牌大学, 还有富余。现在的大陆学者有几个可以靠一个人的月薪养活全家人的? 杜维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 且与大陆学人多有联系, 对大陆学者的甘苦自然了解。正所谓“知识分子要想富, 只有出国一条路”。 把杜维明和前任社长韩南比较, 韩南给人以静的感觉, “无为而治”。杜维明给人以动的感觉, “风风火火闯九州”。我没有褒贬的意思, 不过是想说他们风格不同。何况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杜维明上任以后, 雄心勃勃, 访问学者的项目不断扩大。他曾考虑以后吸收俄罗斯的访问学者。毕竟俄罗斯在东亚有大片领土和巨大的利益。 3. 傅高义 (Ezra Vogel) 靠近哈佛燕京学社有一座外表不显的小楼。楼的主人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讲座教授 (Henry Ford II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s)。1996年圣诞节前的一天, 我们接到邀请, 参加在傅高义家举办的一个社交晚会。费正清中心、哈佛燕京学社、韩国研究所等与东亚研究有关单位的几十位学人参加了聚会。印象中, 傅高义的家是一座三层的小楼, 房间很宽敞。几十人济济一堂, 并不觉得拥挤。 傅高义60开外, 身体硬朗。我时常在周末看见他和夫人穿着运动背心裤衩跑步, 那态度和做学问一样认真。初次见到傅高义, 他用汉语自我介绍,“我是傅高义, 欢迎光临”。 其间, 一位朋友笑着说, 傅高义担任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你跟他合个影吧。我说, “文革” 再一来, 照片就成了我的罪证了, 死路一条。说罢, 双方大笑。 我注意到, 在一张桌子上摆着一个镜框, 镜框里面是一张《时代》周刊的封面, 封面上的人物正是傅高义。能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可谓殊荣。以傅高义出任的职务论, 和达官显贵交往的机会不在少数,可他却选中这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 放在家中显著的位置, 足见这一殊荣在他心中的地位。在西雅图的时候, 我在一位银行家做客。他妻子告诉我, 丈夫的卧室里有一面“虚荣墙” (vanity wall), 轻易不示人。“虚荣墙” 上是这位银行家和几任美国总统的合影,表面照片主人事业有成。 傅高义本人从不主动向我们谈起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这一段经历。别人提及, 他也只是说“不好意思”, 一言以蔽之。离开华府后,傅高义回到哈佛, 重操旧业。哈佛教授去华府任职者不在少数,但并非人人皆可重回哈佛。比方说基辛格。他原本是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的教师, 以后管运亨通, 升至国务卿。卸任以后, 他想回到哈佛, 但被哈佛校长拒绝了。校长认为, 基辛格虽然学识渊博, 但是因当过了大人物, 很难把心再收回到教学上来, 哈佛要的是教授, 不是大人物。 这样一种精神也并非哈佛独有。一位美国总统想得到斯坦福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条件是你给我学位, 我把以我命名的总统图书馆设在你们学校。经过讨论, 学校拒绝了。学术殿堂的神圣, 学校的自由独立, 也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接触多了, 我发现傅高义不仅汉语流利, 而且能用日语交谈,好像也懂朝鲜语。临别哈佛的时候, 哈佛燕京学社按照传统, 在绿草如茵的花园里为我们组织了一次 “波士顿龙虾会”。傅高义也来了。原来,当初杜维明刚到哈佛读书的时候, 曾经寄宿在傅高义家。席间,同傅高义聊天, 才知道他起初研究中国是多么艰难。因为中美的敌对关系,除了斯诺 (Edgar Snow) 等几个美国人, 美国学者一律被拒之门外。 中国大陆肯定是进不去了。没办法, 傅高义只好曲线救国, 跑到香港, 采访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难民, 了解情况, 分析推测。中美关系和解以后, 傅高义得以亲赴大陆考察。在广东考察期间, 他几乎跑遍所有的市县。 哈佛研究中国有一批象傅高义这样的著名学者, 比如历史系的科比 (Kirby),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中心的古梅 (Merle Goldman)等。这批学者对中国大陆学者到底怎么看? 讲两件事吧。一次, 大陆和台湾两个高级学者前后脚在费正清中心作学术报告。大陆学者报告完毕, 美国人提问:你的报告代表的是中国政府, 你们单位, 还是你个人的观点? 言外之意, 你的报告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不过是传声筒。一个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 独立的言论,也就难以让人相信他会有独立的人格。于此相对照, 台湾学者的报告受到热烈的欢迎。 另外一次, 我请古梅教授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一个学术报告, 她讲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之后是讨论, 大陆学者与她发生激烈的冲突。她问我们:你们有什么制度措施保护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 她认为, 美国有制度可以保证这一点, 知识分子可以畅所欲言。的确, 历史的事实是:即便在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1908-1957)横行霸道的年代, 美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和学术的尊严所受到的威胁和打击,也远远不及中国知识分子在 1957-1976 期间所遭受的那样。 说到言论自由, 想到思想自由。与哈佛毗邻的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美国知识界闻名的大教授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他在语言学和意识形态两条战线作战, 声名显赫。我听过他的课。他讲课一连两个小时, 中间不休息, 他也不喝水。他讲话声音不高, 几乎始终保持一个平调。因名声显赫, 邀请不断。但他有一个原则, 不去独裁专制的国家。一位韩国人告诉我,乔姆斯基不去他认为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国家。把思想自由认为是一种罪过 (crime of thought), 这是乔姆斯基和许多学者绝对无法接受的。 4.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80年代, 大陆出版的《参考消息》报道说, 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在该校讲授中国“文革”史, 选修学生达800多人, 助教有几十人。 麦克法夸尔原本是英国贵族子弟。父亲去世后, 根据英国长子继承权的法律, 哥哥继承了遗产。于是他到美国创业, 终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尤其是“文革”史专家。 与哈佛“正宗地道”的美国教授不同, 麦克法夸尔只要一开口, 就暴露出是英国人。不仅是语音, 他的举止言谈都留有英国上流社会规范的痕迹。哈佛教授的着装有两类, 一种是西装革履,打领带。另一类比较随便, 比如穿牛仔裤, 夹克上衣。麦克法夸尔属于前一类。比他名声还要大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属于后一类, 上课穿一般的西裤, 浅色毛衣或衬衣, 不打领带。在哈佛工作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也是这一类。 “文革”发生在中国大陆, 但“文革”研究的中心却不在中国大陆,至少目前是这样。类似的情况还有, 敦煌在中国, 敦煌研究的中心不在中国;吐鲁番在中国, 吐鲁番研究的中心不在中国。敦煌文物曾大量流失海外, 但以此仍难以解释敦煌研究落后的状况。大概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国人对洋人采取了一些封锁的方法。有一位德国吐鲁番学家, 研究吐鲁番几十年,访问新疆时, 只获准在吐鲁番呆一个晚上,不禁潸然泪下。同样, 有许多文献不仅不对国外学者开放, 甚至不对国内学者开放, 藏而不用。 在资料封锁的情况下, 麦克法夸尔在美国何以能做中国“文革”的课题研究? 原来,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大量的“文革”期间的各种文字和音像材料。除了这些死材料, 麦克法夸尔还到中国大陆搜集信息。此外, 海外的中国研究机构、经历过“文革”的国人都可以提供研究的便利。费正清中心在编辑英文版《毛泽东全集》, 也反映出材料占有的程度。 学者对“文革”感兴趣, 可以理解。学生何以也对“文革”"感兴趣? 我与部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交谈过, 有的说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有的说出于好奇。60年代末70年代初, 包括美国、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学潮, 据说多少和中国的“文革”有关系。 大陆似乎没有大学开设“文革”课程。几百人的大课怎么上呢? 课安排在哈佛剧院, 也就是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在哈佛发表演讲的地方。剧场有上下两层, 环形结构。舞台正中挂着哈佛校训。麦克法夸尔讲课的时候, 习惯于在讲台上走来走去, 有时停下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除了大课, 学生分成10余人组成的讨论班。讨论班由学生助教负责, 助教多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我参加过两次讨论班的活动。学生见到中国当年的红卫兵, 问题不断, 气氛活跃。我赶紧首先声明, 我是“文革” 末期的红卫兵, 没参加过打砸抢。不过美国学生不管这个, 记得提问中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对“文革”是否负有责任, 是否感到忏悔? “文革”会不会再发生? 麦克法夸尔教授“文革”课也有惊人之举。为了让学生体验中国人那时的狂热, 麦克法夸尔让几百学生在课堂上一齐高呼 “毛主席万岁”。当那声音在剧院回荡的时候, 令人百感交集。麦克法夸尔心细, 事先作了一些准备工作, 担心犹太学生受不了, 因为这很容易让他们联想到二战时期万众高呼“希特勒” 的场面。的确, “四个伟大”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当中“伟大的领袖”的说法与纳粹德国当年的说法极为近似。 麦克法夸尔教学有方, 很受欢迎。最后一次课结束, 全场起立,热烈鼓掌。麦克法夸尔不愧是英国绅士, 不忘把坐在第一排的一群助教叫起来, 表示也应该感谢他们。而后在掌声中, 信步潇洒离去。 麦克法夸尔研究“文革”, 成就卓著。研究条件优越, 材料使用方便;生活条件舒适, 不必为生计苦恼忙碌;再就是没有束缚思想的框框, 用不着根据别人的意志来调和自己手中的笔。 1997年毕业典礼, 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 (Albright) 到哈佛演讲。毕业典礼请名人演讲是美国学校的传统。能请到国务卿, 一来是因为97年恰好是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演讲50周年。1947年, 马歇尔在哈佛的演讲中提出了旨在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二来麦克法夸尔的妻子和奥尔布莱特是同学和朋友。传说哈佛也通过这层关系去请奥尔布莱特。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公用活动室里挂着一幅对联, “文明新旧能相益,心里东西本自同”。这是陈宝琛(1848-1935) 84岁时为哈佛大学中文图书馆题写的对联。看来,同学的友情和面子, 东西方都要照顾的。 5.赵如兰 赵如兰,赵元任的大女儿,哈佛东亚系教授。赵元任在哈佛学习哲学。以后应邀回到清华园,与梁启超、钱玄同、陈寅恪并称清华园四大导师。近年来, 大陆兴起陈寅恪热。相比之下, 赵元任显得有点被人冷落。这似乎又可以理解。首先, 赵元任去了美国, 借用英国文人Thomas Hardy 一部小说的题目, 他是远离了嚣尘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其次, 赵元任的专长是语言学, 而在中国, 语言学是不被看重的。 赵元任在欧美受到过正统的语言学训练, 与诸多大家有过来往。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这是他平生最为得意的事情之一。赵元任喜欢照相, 并以赠送照片给朋友为乐。赵元任逝世后,赵如兰将父亲的所有材料, 包括几十年的日记, 几千张照片, 全部捐献给了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把这些材料捐献给学术机构, 其价值远比放在家里大得多。哈佛教授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死后, 所有材料捐献给了麻省理工学院,有120盒左右。任何想研究赵元任或者雅柯布森的人, 都可以借助这种捐献所带来的便利。我在雅柯布森的文件里就找到了他和赵元任通信的珍贵文件。赵如兰把这些材料无偿捐献的时候, 大概忘记了赵元任学习工作过的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本是很注意搜集这样的材料的。当年他听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后人手头保存有一批胡汉民的信件, 有意捐献给美国的图书馆保存, 于是努力将这批2000多封信件的材料弄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如果赵元任的这批材料是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那对大陆的研究人员会便利的多, 因为可以借助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二战爆发, 东亚语言立刻由冷门变为热门。赵元任教授汉语,女儿作助教。他还从麻省理工学院找来中国留学生作助教, 以后有两位助教成为他的女婿。赵如兰回忆说, 自己年轻的时候贪玩儿。还说道:“徐志摩在飞机遇难的前一天到我们家做客。徐志摩搂着我说, “叔叔要走了, 你想不想?” 我不愿意他搂着我,使劲挣脱开, 说“真讨厌!” 过了两天, 父亲回到家, 表情严肃,他说, 徐志摩的飞机出事了。全家人都惊呆了。” 若干年前, 台湾举办赵元任纪念音乐会。音乐会的海报上是赵氏父女。年轻漂亮的赵如兰坐在一架钢琴边, 风流倜傥的赵元任坐在女儿身边。海报上写着 “教我如何不想他”。我在赵如兰家里见到这张海报。能够欣赏音乐的学者大有人在, 但如赵元任这样能进行音乐创作的实不多见。 坎布里奇古镇是哈佛所在地, 毗邻文化名城波士顿。波士顿周围有几十所高校。麻省是美国移民最早到达的地方, 文化教育事业发达。这样的人文环境和历史使坎布里奇得天独厚。若干年以前, 住在坎布里奇的哈佛教授常常举办家庭社交聚会, 以后不知何故减少。但还有一些定期举办的聚会。比如在赵如兰家举办的剑桥新语 (Cambridge Forum, 字面意义是剑桥论坛)。一般是一个月一次, 选择在星期五晚上。赵如兰夫妇开车到神路街2号哈佛东亚系大门口去接人。如果人多, 其他有车的人就帮忙拉人。在剑桥新语上作报告的多是华人学者, 来自大陆, 台湾,香港等地。报告完后, 听众提问。赵如兰作为地主负责提供香甜的红粥和甜点。每次活动, 赵如兰都让大家在一个本子上签名, 她则写下报告题目, 报告人姓名, 时间。日久天长, 这就是一部有价值的档案。 转自:http://wmkyz.blog.163.com/blog/static/3204149520091885558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