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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中国的繁荣，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1979年，海子去北京上大学，开始写诗，大学里写诗的人很多；我去镇上上高中，开始读诗，中学里读诗的人也很多。无论是校园里，还是社会上，各种铅印的、油印的、甚至手刻的诗刊、诗报铺天盖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诗派、诗会如雨后春笋，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以诗会友。”———引自《海子的自杀与诗歌的没落》 现代诗歌的繁荣早已不在，大学里再看不到80年代的那种“诗风昌盛”的情景。校园里的热点变成了就业、社团活动、奖学金、时事政治和经济金融等方面。但当我们突然得了一刻闲暇，或孤身倚卧，或会友游景，或品茗于山水中，漫步于花径间，便会若有若无的想起，似乎有那么一个时候，校园的空气里弥漫着浪漫，年轻的脑子里没有今天的负担，在康桥的柔波中聆听悄悄的离别笙箫，在朦胧的雨巷里邂逅丁香一般的姑娘。 那个时候，经历了漫长禁锢的社会刚刚开始舒展自己的筋骨，而文学正是第一块解禁的领域，并在80年代时进入了其黄金时期。现代诗歌，更是被众星捧月。富有激情和活力、迷惘却急于标榜自我的年轻人都以作诗为荣，以求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这和今天的年轻人喜欢歌星影星、追捧流行元素的表现在心理学上讲并无不同。只是比起今天那些被追捧的各种项目来，现代诗歌无论是在美感和内涵上都胜过今天快餐式的娱乐，所以那一个诗歌繁盛的年代至今还能让我们心倾神往。 在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今天，象牙塔里的生活也从一种乌托邦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演练场。分配工作几乎成了历史名词，竞争无处不在，每个人都被告知要做好准备，迎接即将面对的挑战。年轻人的偶像再也不是特立独行、挥毫泼墨的诗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财富和职场神话———比尔盖茨、巴菲特、任正非、马云、史玉柱、唐骏、施正荣、刘永好、李彦宏、江南春、王传福……今天，大学校园里的研究生充满了对财富的渴望，充满了对个人成功的野心，更多地着眼于世俗功利的成绩(世俗功利这里不是贬义词，是中性词，只代表价值评判标准)而非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高度。无疑，这正是这个时代赐予的烙印，也是这个时代提出的要求。 这个时代给予自由与机会，同时带来激烈的竞争。80/20原则展示了一个现实：20%的人占有80%的资源，要成功，需要成为那20%。没有人喜欢失败，研究生们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且，精力有限，必须最经济有效地分配，以求最大回报。奖学金、就业、社团、时事政治、经济金融，都颇值得关心———因为这些能证明实力、占得先机、提前锻炼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并掌握社会发展和经济走向，而这都是和未来成功直接相关的。诗歌看上去没有对未来成功的直接作用，没能分得我们宝贵的注意力。 虽然诗歌不再是我们生活重点，可即使作为我们生活中的闲情逸趣，亦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门庭冷落。与诗歌的远离，不仅仅是社会变革改变了我们的注意力分配，还有娱乐传媒的助力。 面临巨大压力的我们，闲睱之时希望能找些能放松精神、分散注意的东西消遣。没有什么比娱乐花边、各色电影、恶搞谑文更能提供快速的麻痹和快感了。现代诗歌虽美，却须潜心静气地来阅读细品。何况文字载体的诗歌在面对音、形、色俱全的现代娱乐项目时在吸引力上明显不占优势，在眼球经济的今天，自然难以获得观众。 更为不济的是，现代诗在经历了80年代的黄金时期后，后劲不足，没有涌现出颇具影响力的大家。诗人的形象也被刻画为不切实际、只知空谈的意气书生，地位一落千丈。不能取得商业社会所要求的成功，使得他们淡出了今天人们的焦点———老总写诗可能还会被追捧，可是诗人写诗恐怕就只有寥寥无几的“懂的人”关注了。诗人在现在很难被作为一个职业，业余爱好作诗值得赞赏，可若是专职作诗，已经不能被现实的评价体系所欣赏了。 我们远离现代诗歌，是一种对社会的适应，追求精力的有效分配。也许我们还忘不了那悠悠的乡愁，坚贞的橡树，大海前的春暖花开，还存留着对浪漫诗意生活的幻想。只是，在通向现实奋斗的路上，只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唐培栋) 转自浙大校报(C-03)http://www.chinaumu.org 2009-05-04 14:53: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