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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历鼠年的大年初二，我在莱顿汉学系教书的师弟Marc Matten写来电邮说，许理和（Erik Zürcher, 1928年9月13日--2008年2月7日）教授已于昨日溘然长逝了。许教授的去世当然标志着在中国宗教史研究方面损失了一位最为重要的研究者。近年来，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老一辈世界级传统汉学大师一一陨落，如今又加上了许氏，真让人有山颓木坏之慨。 几年前，由于我的博士论文的缘故，经波恩的一位汉学家介绍，我跟许理和教授通过几次电话，并且约过几次见面的时间，后来都由于他自己或他夫人的身体状况欠佳，终究没能见成面。去年10月我去莱顿作演讲，听说他已病重，也没勉强去看他。谁知几个月之后老先生便跨鹤西游而去，令人扼腕！以往读过不少许教授的著作和文章，但直到他去世亦未能见上一面，现如今可以面对的惟有许教授的著作和照片了！ 许理和教授一生的兴趣主要在与文化冲突相关的各类主题--"当东方遇到西方"时中国的各种反应。许氏于1962年在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的就职演讲中，就将这类的主题归结为"误解的对话"（Dialoog der Misverstanden）："我相信中国文化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特别能表现出她的特质。"1[1 王家凤、李光真著：《当西方遇见东方：国际汉学与汉学家》，台北：中华书报杂志社，第135页。]这类时而成功、时而失败的交流，促使了许理和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以及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历史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设法弄清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反应及其适应过程。"总之，设法了解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反应、变迁，与适应的过程，是我最大的兴趣。"2[2 出处同上，第134页。]许氏曾如是总结过他的学术关注所在。 许理和教授曾师从一系列的著名汉学家，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汉学训练：自1947年起，他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跟随该系的创始人戴文达（J.L. Duyvendak）教授学习汉语。在斯德哥尔摩从喜仁龙（Osvald Sirén）短暂地学习过中国绘画与雕刻史。之后，他辗转到了巴黎，师从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研究中国佛教，这为他以后对汉译佛典与佛教梵文词汇异同所进行的精彩比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于1959年提交的有关中古时代早期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的英文著作《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一书，同年在Brill出版社得以出版。1972年此书以老版本予以重印。2007年，亦即在原书出版后近半个世纪重新出版了修订本。3[3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ird Edition with a Foreword by Stephen F. Teiser (Leiden: Brill 2007).]此书的中文译本于1998年出版，4[4 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并对汉语界的中国佛教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研究中国中古宗教史而著称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为2007年版的《佛教征服中国》撰写了序言，肯定了此书在学术史上的杰出贡献，并对此书出版后中国佛教社会史的新发展进行了回顾，其中也提到了日本学和中国学者以及侯旭东等人的成就。太史文认为，许理和授的这本著作可以作为早期中国佛教的一部社会史著作来阅读。5[5 太史文教授的序言之后，是许理和教授的著作和论文目录（第xxix-xxxii页）。 在书中，许氏将研究目标锁定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gentry"（士绅），亦即士大夫中的文化精英阶层，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确立影响甚深。实际上，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正是一个外来文化逐渐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融合的变化过程，是一个由少数士大夫的士绅佛教转变为民众所依赖的庶民佛教的历程。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许氏认为，印中两种文化的相遇促成了以中国本土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化了的印度佛教。在书中，许氏着重考察了当时在中国促成佛教传播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的因素，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佛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和适应的情况。对于中国的社会来讲，佛教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而作为一种思想模式或哲学体系的佛教，则是第二位的。许氏发现，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的传入。因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知识分子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6[6 出处同注第4，第2页。]他强调指出，对中国佛教来讲，公元四世纪初是中国佛教的转折点，佛法成功地渗透到了上层的士绅阶层，这实际上决定了中国佛教此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为佛教征服中国铺平了胜利的道路。在此书中，许理和教授从未试图将中国佛教看作是印度佛教的附属物，而是将之看作为独立性的宗教活动。因此，按照许氏的观点，印度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这部著作的名称容易使人产生类似的联想），而是在中国本土思想和术语的基础之上被中国接受的。作为原始文献许氏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那些能突显中国思想史的原典：《高僧传》以及《弘明集》等护教的文献，在其中佛教信众、僧人阶层以及居士佛教徒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予以了回应。 当然，在学术专业分工愈来愈精细的今天，许多佛教学者对这样一部以中国佛教大叙事框架为背景的著作提出了诸多批评。但由于当代的佛教学者很少具备中国中古早期文化政治史、社会史的全面知识，因此直到今天《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的地位还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过。 其后的几年中，许理和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这其中也包括其语言学视角的论文。作为早期系统且全面的研究者，许氏指出，早期佛教典籍的翻译是研究四世纪以来的白话发展的珍贵资料，因为白话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显示出许多与文言不同的特征：例如复音词的大量出现，代词系统的形式大量减少，经常使用表示复数的后缀，用"也"字结尾的判断句大量减少等等。7[7 "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 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3 (1977) 3,S.177-203. 许理和著，蒋绍愚译：《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收入《语言学论丛》第1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97-225页。]由此，从这一方面来讲，许氏开启了汉译佛典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新领域。 这些文献中之一部的翻译及其详尽的评注构成了许理和毕生的顶峰之作：两卷本的专著《李九标〈口铎日抄〉--一位晚明基督徒的日志》，9[9 Kouduo richao. Li Jiubiao's Diary of Oral Admonitions. A Late Ming Christian Journal,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rik Zürcher.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VI, Sankt Augustin-Nettetal, 2007.]这部862页厚的巨著是作为"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丛书之一种于2007年在德国出版的。第一卷除了完整的译文之外，也包括一篇一百七十五页的序言；第二卷是中文版原文影印、参考书目以及索引。许理和教授在这部著作中向读者展示了一份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早期独特文献，从中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耶稣会传教士明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口铎日抄》是中国改信天主教以及对这一宗教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于崇祯三年（1630）至十三年（1640）间在中国南部省份福建与耶稣会传教士之间的谈话记录。中国知识分子方面的主人公是李九标，他将这些冲突写在了日抄中。从这些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可以窥见在李九标庞杂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如何找到自我身份认同的。从骨子里来讲，儒家天主教徒履行着传统儒家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天主教的教戒。在诸如"纳妾"等问题上，儒家与天主教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与冲突。如何解决好这些冲突、协调天主教与儒家之间的差异，则是当时儒家天主教徒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在传教士方面则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艾儒略（Guilio Alen，1582-1649）。许理和教授曾对李九标、艾儒略作过多年的系统研究，为成功翻译、评述《口铎日抄》奠定了尽可能完整而系统的史料基础。10[10 请参考Erik Zürcher的其它相关论文："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Demons:Strange Stories from a Late Ming Christian Manuscript,"in G.Naundorf,K.-H.Pohl and H.-H.Schmidt (eds.),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Asien (Würzburg:Kningshausen & Neumann,1985), 357-376页;"The Jesuit Mission in Fujian in Late Ming Times:Levels of Response,"in E.B.Vermeer(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E.J.Brill,1990),417-457页;"Scholar from the West."Giulio Aleni S.J.(1582-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42,Sankt Augustin - Nettetal:Steyler Verlag 1997, 85-127页("Guilio Aleni's Chinese Biography")以及595-616页("Aleni in Fujian,1630-1640:The Medium and the Message")。]这些严格按照编年顺序编排的资料在主题方面完全是混杂在一起的，不过许理和认为这些资料是"一面异常有价值的，完整但破碎成上千块的镜子"。11[11 出处同注9，第7页。]《口铎日抄》是围绕着以下不同的议题展开的：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天使和魔鬼，圣母和神圣、圣体和圣灵，死亡和彼岸，罪恶和悔过，弥撒和葬礼，不过也有来自不同社会方面的观察，如性别、婚姻以及妻妾之间的关系，贫困与社会公正，以及其他方面，如"西学"：西方历史、特别是"如德亚"（Juda，犹太人聚居区）的历史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许氏在他的序言中，具体解释了《口铎日抄》产生的历史语境、编纂情况及其内容。书中共有四百九十四则的故事和谈话，其中除了谈话和对讲道所作的总结之外，许理和在每一则后都加上了自己的解说。许氏不仅极其缜密地记录了众多条目的日期和地点，同样考证出了对话的双方为何许人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传教士的工作方式，如在一座教堂中传教士为礼节性来访的官员讲道，或在旅途中跟中国人谈论"上帝与世界"。实际上，早在1985年，许理和教授就在有关李氏兄弟中的另一位李九功《励修一鉴》所载驱魔故事的文章中，着重分析了艾儒略在福建地区成功传教的基础。他指出，正是获得了直接与中下层民众接触的中国奉教者的帮助，天主教才能在当地立足。12[12 E.Zürcher,"The Lord of Heaven and the Demon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Late Ming Christian Manuscript,"in G.Naundorf,K.-H.Pohl and H.-H.Schmidt(eds.),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Asien (Würzburg: Kningshausen & Neumann,1985),357-376页。有关李九功，许理和还有："李九功与《慎思录》"，收入卓新平主编：《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72-95页。]在这部两卷本的新著中，许理和教授无疑是继承了欧洲的文本评论传统，用注解、评述的方式来翻译《口铎日抄》。同时这部著作又不局限于百科全书式的史料收集，它更是一部思想史，一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基督教在华思想史。 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将早期基督教来华历史研究的主体聚焦在传教士身上，主要从传教学的角度研究传教士在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许理和教授则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适应与调和的研究路向，具体运用到了中国人对传教士和西学积极乃至消极的接受方面。此后，对早期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也从以西文资料为主转化为以中文资料为中心。在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许氏的出发点不再是外来的因素，而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汉学研究的是（现代以前的）中国。不论我们研究什么，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对待外来各种文化的态度）应当总是我们研究的核心。"13[13 Erik Zürcher,"From 'Jesuit Studies"to'Western Learning',in: Ming Wilson & John Cayley(eds.),Europe Studies China.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London, 1995,第275页（第264-279页）。此处引文据钟鸣旦："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收入《国际汉学》（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477-520页，此处引文系第484页。]这一观点显然是跟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提出的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为研究定位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14[14 谢和耐著，耿译：《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不论是早期对佛教适应中国的研究还是后来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探讨，在这两个领域，许理和教授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误解的对话"方面许氏建构出了一个总体性的模式，他以充分的理由认为，正是由于佛教与基督教在制度和组织上的差异，导致了其传播模式的全然不同：佛教为自发式的，而基督教则是引导式的。15[15 Erick Zürcher,"Bouddhisme et christianisme",in E.Zürcher, Bouddhisme,christianisme et société chinoise,Paris,1990,第11-42页。]对许理和来讲，不论是早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还是明清之际传进来的基督教，相对于占据中心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来讲，都属于"边缘宗教"。它们对"中国本土文化深层结构"的调试都具有类似的模式：调和、互补，利用历史先例，约见。耶稣会的"文化要求"意味着，从外部渗透进来的边缘宗教，只有与中国文化调和，只有被证明不再是"邪说"而是与"正统"一致，才能在中国扎下根来。16[16 Erich Zürcher,"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Imperative",in D.E.Mungello(ed.),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Its History and Meaning.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XIII,Sankt Augustin-Nettetal,1994,第31-64页。]与许氏在旨趣上最为契合的要数上文提到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了。谢和耐于1952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hisme da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 Saigon: 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1956）17[17 谢和耐著，耿译：《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与《佛教征服中国》同属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中国佛教专著。后来两人又不约而同进入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研究领域。许理和教授在中国佛教和早期来华传教士方面的贡献，在西方的汉学家中，我以为唯一能与之比肩者就是谢和耐了。明人吕坤在《呻吟语》一书中对三种资质的学者进行过划分：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今天，我们读许理和的著作和文章，无不钦佩他学问的博大与精深，默默耕耘、不求闻达、深沉厚重，我想这些特性是每一位细心的读者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深切感受得到的吧！ 晚年的许理和教授依然从事中国佛教和早期耶稣会士来华的研究，除了《口铎日抄》之外，并没有留下大部头的专著，学者们对此多多少少觉得有些可惜。而我却认为这些单篇的文章，往往要言不烦，将深入的研究与提出新问题结合在一起，甚至比一本本专著更有读头。在篇章布局上，许教授考虑得一贯很周全，举凡材料、社会背景，乃至于立论，皆有精审缜密的把握。 与中国人用另类生命--草木的凋残、萎落比喻人的死亡不同，佛教的涅原来指被吹灭的状态，其后转指燃烧的烦恼之火灭尽，达至觉悟的境界。这是佛教终极的实践目标。因此，佛教亦将薪尽火灭之佛陀灭度称作涅。我想，如今已归道山的许理和教授想必也已经体会到"心火灭已，身得清凉"的三昧了吧。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Barbara Hoster的Erik Zürcher（13.9.1928-7.2.2008）in memoriam一文。） 在以后的年代里，许理和教授的研究兴趣更多地转向了16-17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思想财富的传入。对许氏来讲，这一主题的魅力在于它是在前现代的中国史中（或许也是在前现代的世界史中）在跨文化交往中具有最充足文献依据的一个范例。8[8 Erik Zürcher, "From 'Jesuit Studies' to 'Western Learning'", in: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edited by 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y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264-279页, 此处266页.]在这方面汗牛充栋的中西文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不同的研究视角。 原载：《文景》2008/07 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84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