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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往研究集中于两点：一、侧重于西学东渐的探讨，而对在华外侨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注意不够。二、多注重于思想、学派、人物，而少有对文化机构做个案研究，尤其对这些机构的文化交流模式尚未引起重视。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建立的一个文化机构，以其独有的模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此机构，学界尚未深入研究，（注：主要论著参见：（日）小竹文夫：《上海の英国亚西亚学会北支那支会图书馆》，见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支那研究》第十九号，昭和四年（1930年）五月发行，第313-342页；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民国丛书，第四编（81辑），上海书店1993年版；otness,Harold M:The one bright spot in shanghai:A history of the 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Hong Kong),Vol.28,1988；张海林：《上海亚洲文会述论》，《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上述成果由于写作时间和所见资料的限制，都欠准确。小竹文夫、胡道静等人的著作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然难以全面反映文会整个历史；Otness,Harold M对文会图书馆的历史、藏书量做了简单回顾；张海林只见到1858-1907年的文会会报，就认为文会只存在60余年，更是错误，而且“上海亚洲文会”这个译法就值得商榷。）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较详细的论述。 文化交流的先锋 1857年9月24日，寓沪英美外侨裨治文(Bridgman,L C.)、艾约瑟(Edkins,J.)卫三畏(Williams,S.W.)、雒魏林(Lockhart,W.)等人组建了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ce Society)。次年，加盟英国皇家亚洲文会，遂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所以名为北中国支会者，系立于香港的地位观之，上海居于北方故也”。[1-p393] 开幕式上，首任会长裨治文详细阐述了该会宗旨及目标[2-p1～6]： 文学和科学是人类社会中仅次于宗教的最富足、最崇高、最睿智的标志。在这个古老的国家，虽然有大量的文学故事、深奥的知识体系和令人崇高的古风，然而也充斥着虚假的宗教、荒谬的医学和错误的国际、国内政治理论，对于这些必须予以揭露和芟除之，以便于人们掌握真理，并将基督教文明扩展到帝国境内最远的地方。 为此，我们要对帝国境内的岩石、山岭、河谷、树林、动植物、物产做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这个东方国度中，有丰富而美丽的生物物种，但是只有不足五百种介绍到了西方。……在华的外国官员常常因不懂汉语而困难重重，我们的领事、高级官员都必须通过代理人与中国政府交涉。至今外国人尚未理解中国人的才智、文字和科学作品。……由于我们对中国政府缺乏了解，尽管我们拥有武力，但无知使我们在与中国政府交涉中难以获得最好的效果。 从文会成立的宗旨看，建立这个文化机构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外双方的沟通和理解，消除彼此间的隔膜；不仅要把基督教文明传播到中国境内最远的地方，而且要在中国展开调查研究，并将成果介绍到西方。为此，文会确立以下目标：①调查中国与其邻近国家各项事情；②出版会报；③建立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 1861年11月裨治文病逝，文会陷入困境，一度中断。1864年3月在金斯密(Kingsmill,T.W.)、伟烈亚力(Wylie,A.)和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Parker,Sir William)等人的努力下，文会得以重建。186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上书英国政府，代表文会请求英国政府捐地一方为建筑一座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演讲厅之用的会所。英国政府后来答应将上海圆明园路（今虎丘路）和北京路左侧交叉地作为文会会所，1871年会所建成，一楼为演讲厅，二楼为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文会达到鼎盛时期。每年有会员700名左右，文会会报不仅在上海出版，而且在伦敦、巴黎、莱比锡也设有代理销售处。其图书馆“被誉为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3-p513]，博物馆则收藏了远东地区最丰富的生物标本和中国的文物，文会还与世界各地100余家文化机构交换出版物。1930年，一名英国外交官曾称赞“文会是上海的一盏明灯”。[4-pviii]1933年新会所落成，新楼六层，一楼为伍连德馆（演讲厅），二楼为图书馆，三楼为生物标本陈列室，四楼为文物、古董陈列室，五楼陈列美术品。1952年5月19日结束，8月，由中国政府接收。 多元化的交流媒介 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商人、传教士、领事及海关工作人员逐年增多，他们在从事经商、传教、办理外交的同时，也创办了各种文化机构，这些文化机构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功能。但是许多机构只具有单一的职能，以上海为例，1843年传教士们就创设了墨海书馆，1849年西侨创建了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但前者早期主要从事《圣经》的印刷，目的在于传教；后者只是一个读书会，不仅圈子十分狭小，而且不对公众开放，所以二者文化交流的功能非常有限。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则不同，与上述机构相比，虽然建立相对较晚，但是其组织之完善、目标之明确，近代独此一家。以其图书馆、博物馆和大量的会员，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媒介。 （一）图书馆 文会从成立之初就着手收集关于中国及远东方面的图书与资料。1868年10月文会以低价收购了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的私人藏书718卷（册）后，图书馆初具规模。伟烈亚力这些藏书是其在华20余年来收集的西人论中国的书籍以及汉文书籍的译本。多年来，“只要是关于中国及远东的中外文书籍、杂志、小册子、地图、以及未出版的手稿、私人的旅行日记、碑刻的拓片，甚至一份报纸、一张便笺都不拒绝”。[5-pxxxiii]1933年12月，据国人调查，“藏书一万余册，以西文为主，中文约一百五十种，二千余册，余皆西文杂志，二百余种，新闻纸数种，特藏中国古学、地质、史地、博物，均是孤本。”[6-p105]尤其是16、17世纪出版的关于中国和远东的外文图书更为珍贵。 （二）博物馆 博物馆成立于1874年，广泛收藏了中国早期的陶器，古代的青铜器，少数民族的服装，也有甲骨、碑刻、砖石、珠宝、古玩、头盔、钱币等零碎文物，不但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也是同时代中国境内的其他博物馆所无法企及的。博物馆制作有漂亮的玻璃展柜，陈列各类动植物标本。其中有来自北京的麒麟、四川的熊猫、西藏的灰熊以及其他地区的河鹿、野禽、猎鸟、麝猫等珍稀动物标本。博物馆在远东地区颇为著名，美国斯米生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国基美博物馆都将文会博物馆作为它们长期合作的伙伴。一些西方学者来到中国后，都会参观文会博物馆。1932年，瑞典王子曾专程赴上海参观文会博物馆。30年代，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其方针是为上海居民利用，参观的人主要是儿童、大学生以及学者，“特别是中外儿童，他们会成群结队地来参观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他们家乡的动物标本。”[7-pv]此外，博物馆还举办系列讲座、出版《上海博物院指南》（中英文版均有），旨在向公众宣传生物标本和文物古董方面的知识。 （三）会员 文会拥有大量会员。会员分为名誉会员、终生会员、通讯会员、普通会员四类，共计有三千余名，遍布英、美、法、德、俄、荷、加、中等20余国。在中国境内，几乎分散于各个省份，这也是文会能够在中国开展广泛考察的优势所在。会员的文化素质都较高，很多人拥有博士学位。名誉会员都是著名的汉学家，如伟烈亚力、傅兰雅(Fryer,J.)、高第(Cordier,H.)、翟理思(Giles,H.A.)、夏德(Hirth,F.)、庄延龄(Parker,E·H.)、库寿龄(Couling,S.)、伯希和(Pelliot,Paul)、沙畹、马士(Morse,H.B.)等人。早期文会只吸收有声望的中国绅士加入，以便于文会开展活动，第一位中国籍会员是上海道台应宝时。1920年后中国籍会员才逐渐多起来，比较著名的有：容闳、胡适、伍连德、伍廷芳、王云五、周谷城、郭顺、王宠惠、王正廷等人，伍连德后来还当选为副会长。文会会员还包括一些机构团体，如徐家汇天文台、燕京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设在大连的满州铁路株式会社等。 组织机构的多元化和会员的广泛性形成了交流媒介的多元化。图书馆、博物馆、会员三大模块使文会在近代文化交流中独具特色。通过图书馆，广大会员可以借阅到有关中国的中外文图书；而博物馆则把有关中国的自然历史信息和文化遗存信息传向世人，增加了外人对中国的感性认识，这是许多仅靠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交流机构所没有的。借助广大会员文会又形成全球化的中外文化交流网络，很多会员回国后参与或帮助了欧美建立汉学研究机构的工作。高第回国后创办了当时西欧唯一的汉学杂志《通报》，终身会员伯希和担任巴黎法兰西学院亚细亚考古学讲座教授，卫礼贤(Wilhelm,Richard)任法兰克福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文会会长夏德到了美国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华学教授，翟理思担任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们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这正是学校、书局等单一机构所不具备的。 多样化的交流途径 文会的首要活动是举行演讲活动，每月1到2次。一般先由作者本人宣读自己的文章，然后是听众评议。以内容论，早期地理、游记、气候等方面居多，20世纪后对中国文化演讲的较多，有时也涉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早期参与者主要是文会会员和寓沪外侨，后来逐渐向公众开放。中国学者胡适、蔡元培、竺可桢、林语堂、江亢虎、丁文江等人也都在文会演讲过。演讲这一文化交流的渠道，使交流双方在较短的时间内传播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单纯的文字符号传播相比，它更加生动、深刻，效果十分明显。来此演讲者不乏著名的中外学者，他们一般都是讲述自己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1872年6月12日，玛高温(Macgowan,D.J.)演讲了《中国人用鲱鱼和碘酒治疗淋巴病症》，“借此，中国人才认识此种病症的特性和治疗方法”。[8-p121]1928年4月19日胡适演讲了《王莽》，自己就认为此文“对王莽改制有了新认识，得了不少益处”。[9-p56]竺可桢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论》、林语堂的《中国诗歌之内涵与技巧》虽非新作，但也是本专业领域内的重要论著。除了学术论文外，一般性的游记、调查报告同样受到欢迎，1905年3月2日，达维森(Davidson,J.W.O.)演讲《台湾的猎人》，就有100余人没有能够得到门票，于是3月9日在新天安堂又作了一次演讲。 其次，参加世界有关学术会议和举办文物展览活动。文会不仅在中国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而且积极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活动。1874年12月，理事会推选阿立果和谭微道(David,J.A.)参加巴黎国际地理学会。1881年9月，文会理事会派Kreituer,L.G.参加了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地理学会，并在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中亚和东亚的论文。同年，夏德代表文会参加了柏林举行的东方学大会。通过参加这些会议，文会不断地把中国介绍到西方，在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会议，使文会能够及时了解世界汉学动态，为会员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在中国，文会经常举办中国文物及艺术品的展览活动。1908年12月份文会举办了中国陶瓷与艺术品展览，吸引了大批观众。1912年，举办了包含各个朝代绘画艺术风格和类型的中国画展，参观人数达550人。“外国人对中国了解与认识最明显的进步可能是对中国艺术的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文会起了重要作用。”[10-pviii]30年代，举办的展览会更多，1935年3月28日，文会挑选艺术品参加伦敦展览会，并引起轰动。通过展览活动，文会不仅推动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而且借助于中国艺术品使西方人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第三，开展调查研究活动。一是自然考察，一是社会调查。1868年文会成立了“黄河新河道考察委员会”，爱莲斯(Mr.Elias)等人历时两个月，徒步到河南、山东两省，绘出了从铜瓦厢到入海口的黄河新河道图。[11-pxi]1889年文会向各地会员发出通知，要求他们调查各自所在省份的度量衡，经过近一年的调研，1890年汇总出17省39府的银两名称、重量及所含的标准实银量，14省30府的重量单位，11省19府的土地单位——亩的差异。1888年文会又调查了中国16个省份的土地使用状况及农业人口。调查十分详细，研究非常深入，而且其研究方法与成果，现在看来仍有价值。此外，文会还对上海的气候状况，中国的矿藏资源，长江流域、岷江河谷的动植物，中国的戏曲和各地的溺婴陋俗等进行了调查研究。 第四，发行会报、出版书籍。发行会报刊登会员的研究成果是文会的目标之一，会报全称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平均每年一卷，共计有75卷，免费寄送给每位会员，其余公开销售。每年发行千余册，而且不断重印过期会报。当时中外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和文化机构都收藏有文会会报。文会还出版一些较有分量的书籍。1868年文会翻版了一套有关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问题最有价值的杂志《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此外，文会也资助一些会员出版他们的专著，如著名人类学家史国禄(Shirokogorov,S.M.)的《华北人类学研究》、《满族的社会组织》和骆任廷(Lockhart,J.H.S.)的《中国钱币综录》。而出版四次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文会图书馆馆藏书目》，更是大大方便了会员和社会对图书馆的利用。 三十年代有人提到文会“时时举行展览会、讲演会，为国人所注意”[12-p36]，说明这些活动已不仅仅局限于外侨社会。这种集演讲、展览、出版、发行于一身的文化机构，采用多元化、多方位的文化交流方式在近代文化交流过程中是不多见的。同样是文化交流，很多机构却形式单一，要么仅仅做编译出版工作，如广学会与《万国公报》；要么仅仅是传授知识，如教会学校与广方言馆。许多文化机构的传播对象也非常狭小，如教会组织和一些专业的学术团体，这些机构一般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像工部局图书馆举办的演讲会和徐家汇天主教博物馆的文物、标本展在很多情况下华人是难以接近的。所以，在文化交流途径方面，亚洲文会是唯一的多元化渠道，自然其影响和效果也是其他机构难以达到的。 丰富的传播内容 文会对中国的许多方面都作了调查研究，以会报上刊登的成果为例，其内容十分丰富。 第一、门类齐全、题材多样。 文会的调查研究涉及到地理、历史、民俗、动物、植物、哲学、语言、宗教、法律、音乐、考古、医药、化学、物理、工程、地磁、地质、绘画、商业贸易、政府交通、社会经济、科学总论、图书馆学、人类学、政治学、文献学、星象学、碑刻、货币、陶瓷等30余个学科。会报刊登的文章除了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外，还有散文、游记、诗歌、译著、大事记，并附有图片和地图。不仅适应了不同的读者群体，而且为近代中国期刊提供了编辑模式。 第二、信息量大，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都很高。 文会对会报历来要求很严，编辑多为饱学之士，一般文章要经过数次讨论和修改。论述中国的文章经常引用大量的中国文献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并采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如夏德的《中国古代陶瓷业》论述了中国各个时期的陶瓷特点、制作技术、使用情况及部分官窑和民窑的历史、产品、贸易等内容，引证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私人笔记、西人著作。福威勒(Fauvel,A.A.)的《中国的短吻鳄》一文，先查找中国文献中的“鳄”，然后叙述中外有关研究成果，再从动物学的角度研究它，解剖并分析它的各个部分，全文不仅资料丰富，而且绘图准确，至今看来仍不失其科学性。慕阿德(Moule,A.C.)的《中国乐器综录》，仅导言部分，引证的就有《律吕精义》、《文庙乐书》、《御制律吕精义》、《琵琶谱》、《文庙祀典考》、《文庙丁祀谱》、《阙里里纂要》、《七修类稿》、《尔雅图》、《对象杂字》、《康熙字典》等文献，还用五线谱写出中国的传统乐曲。费理饬(Fritsche,H.P.H.)的《东亚气候》分析了1858-1875年东亚的气温、洋流、季风、云量、风雪等气候因素，每一种因素都从日变化和年变化两方面研究，文中不仅保存有1858-1875数个地方的观测资料，而且制作了数十页不同时期的东亚洋流、气温分布图，此文对于研究“丁戊奇荒”时期的气候情况非常有用。会报中的35篇游记更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游记很多是按日期写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大量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有关情况。 第三、学术研究的前沿 会报列有书评和汉学文摘两个栏目。书评一般介绍、评论当时新出版的汉学论著，而且多为著名的在华汉学家执笔，点评精彩而到位，有些书评本身就是很好的论文，第66卷（1935年）刊登美国建筑师茂非(Murphy,H.K.)的《评卫理的〈清代圆明园〉》一文被认为是“当年最精彩的书评，读起来像一篇论文”。[13-p176]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评反映了近代欧美汉学发展的概况，1906年起每期会报上都有20-30篇。汉学文摘记录了有关中国语言、考古、历史、信仰、风俗等汉学研究的论文摘要和国际汉学界的有关信息，多为短小而有趣的文章，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汉学的发展动态。 上述特色，使会报不仅在学术界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而且学术圈外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20世纪后，世界许多学术机构都订购会报或与文会交换刊物，很多中外学术刊物也不断引用、转载会报的有关内容。1936年《史学消息》就专门对文会会报作了高度评价，称赞“在许多方面都有佳作和珍贵资料。百余年间，对中国有价值之探讨屡见不鲜。”[14-p10]可以说，会报不仅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而且也成为汉学研究的资源宝库。学术圈外，会报也有很大的读者群体，这是因为它不仅有研究型的学术论文，也有大量充满趣味性的散文和游记；不仅有人文社会的调查研究，也有自然科学的探险考察。因此其不仅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也可以成为普通百姓的床头休闲用书。并且就传播符号而言，会报以英文为主，除了南极洲外，读者遍及其余各洲，这可以从文会会员和交换出版物的机构反映出来。 文化传播的最大效果在于“传播者和受播者的某些属性应该是相似的，而在另外某些方面是相异的”[15-p18]。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与其他文化机构相比，在文化交流方面并无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在交流媒介的多样化、交流途径的多元化以及交流内容的丰富性方面，它是独有的，因而所取得的效果自然是其他机构不能比拟的。它不仅为较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和信息，也满足了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它不仅加速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也为国内外对我国的自然科学调查研究起了先锋的作用。文会虽然只存在95年，但它延续和拓展了文化交流的时空，它所形成的文化交流的综合模式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从这意义上谈，文化交流不能停留于学术交流研究的层面上。 【参考文献】 [1] 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上海研究资料续集[Z].民国丛书.第四编.第81辑.上海：上海书店.1993. [2] Bridgman, E. C., Inaugural Address, Journal of the Shan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Vol, I., June, 1858. [3] 胡道静.外国教会和外国殖民者在上海设立的藏书楼和图书馆.转引自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Z].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Proceeding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LXIII, 1930. [5] Introduction. President's Addres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IX., 1874. [6] 冯陈祖怡编.上海各图书馆概揽[Z].上海：中国国际图书公司.1934. [7] Proceeding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LXX, 1939. [8] K. ChiMin Wong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outhern Materials Central, INC., P. O. Box 13-342, Taipei, 1985. [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0] Proceeding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LI, 1920. [11]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1868,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V., 1868. [12] 傅振伦.中国博物馆史略[J].东方杂志（11卷15号）. [13] Chinese Recorder, Vol, LXVII, 1936. [14] 西洋汉学论文提要[J].史学消息.（第一卷第一期.1936.） [15] 朱增朴.文化传播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建立的一个重要文化机构，95年里，它对中国的自然和社会进行了广泛调查与深入研究，以其独有的模式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科版） 200305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