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诺贝尔奖，大概国人几乎无人不晓；莱布尼茨奖呢？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也没有几个人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如果我告诉你，它是德国甚至欧洲人文科学的最高奖，或者干脆这么说吧，它相当于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你还能够漠然视之吗？如果我再告诉你，这顶桂冠曾经落到了一位研究中国的德国汉学家头上，而且是该项大奖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你可能会跳起来，钻故纸堆竟然也能创造出如此的辉煌，也能如此地被人承认和嘉奖吗？作为史学从业者，我们在由衷地羡慕和感叹之余，一定会想，礼失而求诸野，中国人文科学和基础科学的黄金时代已经随风飘逝，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多是各路偶像明星在吆喝领奖，好歹自然科学也有国家设立的大奖，而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则成了科学界的弃儿婢女。我衷心期盼这位汉学家与莱布尼茨奖的故事能够给我们的人文科学的决策者们带来一点触动和启示。 这位赫赫有名的汉学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姓氏——瓦格纳，这是德国的一个大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一姓氏是属于音乐巨匠理查德瓦格纳的专门称呼。而今天我们说的是另一个瓦格纳，名字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他，就是古老的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德国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鲁道尔夫瓦格纳（Rudolf.G.Wagner）。 他生于1941年，排行老四，父亲O .H. Wagner拥有博士头衔，其家乡坐落在黑森州风景秀丽的威斯巴登市。 1962年，二十一岁的瓦格纳离开父母，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先后在波恩、海德堡、巴黎和慕尼黑大学学习汉语、日语、政治学和哲学。1969年，他以一篇研究慧远思想的论文取得了慕尼黑大学的博士学位。 为了这个博士头衔，竟花了瓦格纳七年的时间。这并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由德国的学制所决定的。德国是两级学位制，学生一进入大学，就得选择一门主专业和两门副专业，修满学分、写好论文、通过答辩后，取得的学位相当于美国的硕士，但这个硕士实际上比博士还要难读。其实瓦格纳是颇有语言天赋的，除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还精通汉语和日语。在这七年求学时间里，他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一篇探讨了汉代的政治制度，另一篇是关于慧远的，并以此论文参加了第十九届国际汉学会议，崭露头角。在这七年里，他不仅掌握了多门语言，而且经受了严格的科学思维和方法的训练，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凭着扎实的基本功，瓦格纳满怀信心，开始闯荡美利坚的著名学府，先是在哈佛大学，后又去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都是响当当的汉学重镇。在美国的两年里，他的研究兴趣仍然在慧远身上，1971年，他用英文撰写的论文在哈佛的《亚洲学刊》上发表，由此他圆满结束了第一次游学美国的经历。 1972年，瓦格纳回到了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这一呆，就是九年，前五年是助教，后四年是讲师。九年时间共写了七篇文章，这与国内某些动辄年产字数上百万的比起来，简直等于什么也没写。但就是这七篇文章，显示了瓦格纳的深厚学术功底：他从一直感兴趣的佛学转到了魏晋玄学、转到了严复，笔锋一转，又探讨起来当代中国文学、经济和环境保护，从19世纪西方和中国的关系，又回到中国古代道教以及王弼的研究。这些文章中，最精彩的是用英文写的研究王弼的文章。 尽管如此，瓦格纳还不能在德国大学被聘为教授，因为他没有完成教授论文。德国的传统规矩就是如此：完成博士论文，通过论文答辩，并不等于拥有了博士头衔，那得等到博士论文正式出版才行；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了，只是说明了一种研究的资格。要想当教授，也要先取得资格。只有写好像博士论文一样的厚厚的书，即教授论文，并正式出版，这才是获取教授职位的前提。 在学术界闯荡十二年之后的1981年，四十岁的瓦格纳才完成了他的教授论文，题目是“正始时期的语言、哲学和政治”。但取得了教授资格，还得有人聘才行，如果大学没有位子，那也只能干着急看着。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学体制提供的机会比德国不知要多多少倍。瓦格纳再次赴美，先是在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做了一年研究，接着回到柏林自由大学做了一年讲师，然后第三次赴美，去哈佛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接下来又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呆了两年。 这一时期是最熬人的时期，现在坐着大学汉学系教授位置、年龄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学者们几乎都有过这样苦苦等待的经历。没有对学术的热爱，一般人是坚持不下来的。瓦格纳的这五年，是学术上的丰收期，他除了继续深化自己的诸多研究领域外，他又开拓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新天地。这五年，他用德语和英语写了近二十篇论文，编辑了两本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集，还用英文完成了讨论太平天国中宗教的作用的专著，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专题研究丛书中，在美国出版。 1987年，四十七岁的瓦格纳修成正果，被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聘为C4教授（即主任教授，教授中的最高级），同时担任系主任，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人说，这也是德国大学教授制度的弊端，教授一旦到手，即取得国家公务员的地位，终身不得辞退，从此高枕无忧。 但瓦格纳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才刚刚开始，来到海德堡大学之后，他的汉学研究渐渐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单说专著：1990年，瓦格纳的《当代中国历史剧——四个实例研究》，由加州大学（柏克莱）出版社出版。1990年，《在服务性行业之内--中国当代散文研究》，收在哈佛燕京学社专题丛书里，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注释家的力量：王弼的“老子注”》出版，2003年，则同时出版了《语言、本体论和政治哲学：王弼对玄学的学术考察》和《对道德经的中国式阅读：王弼对“老子”的注释——批评文本和翻译》，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使瓦格纳无可争议地成为著名的“王弼专家”。 从1989年开始，瓦格纳教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关系，1996年，他被聘为该院的特约研究员。也许是与上海有着这份因缘，从1993年起，瓦格纳教授开始将上海纳入他的研究视野，而且，他是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切入上海研究的，陆续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公共空间的运作：太平军的神学和宣传技术》，《外国社团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的作用》，《危机中的“申报”：郭嵩焘与“申报”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道德中心和转变的推进器：中国两个城市的历史》，《中国早期的报纸和它的公共空间》，《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申报馆早期的书籍出版》和《公共场所和舆论》。凭着这些学术成果，瓦格纳教授又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屈指可数的上海学研究专家,而由他组织的研究团队也成为欧洲上海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在欧洲汉学界，一般都认为在王朝体制下不存在公众舆论，因为它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产物。所以，欧洲汉学家一般都避免使用公众舆论这一概念。但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在中国的办报事业从没有停止过，它们在中国的政治事物中起了什么作用？它们是否构成了中国近代的公众舆论？瓦格纳在1998年给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文《危机中的“申报”：1878-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虽然避开了公众舆论这一话题，但却对传统的论调提出了异议：《申报》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工具，《申报》的生存并不是依赖治外法权的保护，晚清的官员也并非普遍对《申报》怀有敌意。以郭嵩焘这一个案作者要证明，《申报》的成功，是由于中国人从文化心理和文化认同上完全接受了它的存在。为了证明这一点，瓦格纳引用了英国政府对日本和印度的英国人在当地办报纸的态度，即不对这些报纸进行保护，想反，它还应当地政府的要求，支持对这些报纸的取缔和控制。当时的英国政府已经准备随时支持清政府封闭《申报》的请求，而当时《申报》对中国官员士绅的影响已经相当大，郭嵩焘本人对《申报》很欣赏，他在英国期间还订阅了该报。根据瓦格纳的判断，很有可能翰林院也订阅该报。这说明，不管政府态度如何，《申报》在19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成功地打入中国精英社会，成为他们了解国际社会的窗口。 他的《申报》研究的方法和团队也值得一提。他设计在“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结构”这一长年研究项目下，展开对《申报》的详细研究，该课题组有约10名成员，这些成员在瓦格纳教授的指导下，定期召开研讨会，对从《申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讨论评估，以确定其是否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其阶段性的成果有：编辑整理1872到1892年的《申报》索引电子版，实现资源共享。课题成员之一梅嘉乐女士的专著《给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力量、认同和变化，1872-1912》被收进哈佛东亚研究专题丛书中，于2004年在美国出版，成为德国学者研究上海的引人注目的成果。梅女士认为，《申报》从创刊的第一天起，就宣称自己的独立地位，要成为“知识分子讨论和道德挑战的论坛”，在一个政府垄断了所有公共空间的国家里，《申报》成为世界上最独立新闻报纸之一。通过分析该报所发表的论说文、散文等文学作品，分析其形式、语言、内容和它的读者群，作者展示了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商业报刊如何被中国人所接受，在短短的几年里，一个外国风格的报纸如何变成了公共空间里强有力的声音。梅女士著作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她所有的论述，都是在中国已经存在着一个公共空间和一个强大的新闻业的背景和框架下展开的，换句话说，她肯定了中国在晚清已经存在一个公众舆论。 在1996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瓦格纳率领他的海德堡团队来了个集体亮相，除了他本人贡献了论文《旧上海的新偏爱：美查申报馆的影响（1870-1890）》外，他的夫人叶凯蒂教授提交了《上海：“世界游戏场”——清末* 生意经》，梅嘉乐提交了《从上海报纸看上海人形象和声音》，杨喾提交了《现代化都市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试论〈申报〉主编上海黄协埙》，费南山提交了《读者之声：上海和香港最早报纸里的读者来信》。瓦格纳在查阅了《申报》和美查档案的基础上，对《申报》的内容、经营方针、读者、销售以及社会影响作了分析，认为它有很多创新之处。叶凯蒂的论文将海上* 看作是“第一代女商人”立论新颖大胆。她认为，上海* 将中国的* 传统与西方摩登的生意经结合起来，将上海演绎成一个东西合璧的“大观园”，这是其经营成功的原因。梅嘉乐的论文认为，上海人的性格具有多重性，这反映了处在文化冲突和融合前沿的中国文化应对和嬗变的过程。杨喾则通过个案展示了传统中国文人在现代都市的挣扎和沉浮，跟上了时代，就能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事业，跟不上，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如今，年过花甲的瓦格纳教授经常往来于海德堡和上海之间，为中德学者之间的上海学的学术交流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们期待着瓦格纳教授和他的《申报》研究团队奉献更多的佳作。 论文来源：http://www.zisi.net/htm/ztzl/hwzgx/2006-03-19-34880.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