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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后，澳洲政府为挽回因研究机构的缺乏而造成大量优秀学术人才外流的趋势，1946年遂于首都堪培拉创办了澳洲国立大学，这是一所纯属研究性质的高等学术机构。直至1960年，与原属墨尔本大学分校的堪培拉大学院(canberra University College)合并后，才发展为今日大学本科与研究所兼备的学府。基于以上的背景，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研究，亦可分为两个体系：一隶属于高等研究所的太平洋研究院，另一则属于大学部的亚洲研究学院。这两个体系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成员一般都不负担教学工作，学生则只录取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反之，大学部的教员除授课外，还兼指导研究生。这两部门的汉学研究，都始于五十年代初期。高等研究所太平洋研究院的汉学研究1.远东历史系 [远东]一词的涵义，不仅包括中国、日本，还包括朝鲜，蒙古及其他中亚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就该系的人力及财力而言，中国无疑为研究的核心。远东历史系汉学研究的范围，计有：中国史学史、先秦史、元（蒙古）史，中国科技史，中国政治及政制史，十九世纪中外关系和东南亚华侨史等。 1949年，在中国长期居留过的费子智（C.P.Fitz-gerald）教授就任为澳洲国立大学东方研究的访问讲师，后擢升为教授。1952年，远东历史开始其独自的研究计划，并于翌年在太平洋研究院内发展为一系，以费氏为系主任。1954年，费氏出任该系首任讲座教授。 费子智教授早年专研中国中古史及云南的少数民族，在澳大任职后，则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以简明通俗为特色。主要著作有：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1950, revised ed.);The Birth of Communist China (Middlesex:Penguin Books,1964);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1969);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2);A Concise History of East Asia(Melbourne:Heinemann,1966)等。 在该系成立初期，澳洲其他大学对远东方面鲜有研究，因之远东历史系的范围，包罗甚广而没有明确界定。加上当时坎培拉大学院东方研究学院内的中文系等，并没有博士课程开设，学生如要攻读高级学位，只有至远东历史系进修一途。这些学生中，很多都不专修历史；所以该系虽名为远东历史，实际上，文学和语言也罗列在内。但一般来说，研究兴趣以近代以前为主。当时系内的师生人数很少。 1967年底，费子智教授荣休。翌年，王庚武教授应聘出掌远东历史系。王氏履新后，即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把以往文、史不分的问题解决清楚，贯彻以历史学为中心的政策。从1970年起，仅录取念历史的研究生。另一项变化是研究员及研究生的人数有所增长，并在近代研究方面大大加强。近代研究的着重，并不表示近代以前的工作有所削弱。就汉学研究兴趣来说，无论近代或近代以前，最强当属对外关系史、政治史，而社会文化史则较少，经济史的研究仍有限。 该系现有研究生十名，全部攻读博士学位，以中国为研究范围者占九名之多，其中二人已于最近呈交论文。十人中，一人为部分攻读生。这些研究生分别来自澳洲、英国、香港、台湾、加拿大及新加坡。论文范围远自商、周，下迄民国，内容包括西周王室及诸侯间的政治平衡、墓葬制度、宋遗民史学史的形成过程、清季扬州的衰落、章太炎生平及思想、国民党左派、国民政府对学生政治运动的态度、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及上海地区的宣传、清党与帮派政治等。 远东历史系的研究成果，透过书刊、公开演讲，与大学及中学教师的密切接触而传播于澳洲广大社区。该系又经常邀请海外知名学者作长期或短期的访问，藉以对系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近三年来，汉学方面到访的海外学人计有：杜联吉吉女士 、英国Leeds大学Bill Jenner博士、复旦大学田汝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费孝通教授、新加坡大学萧启庆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教授等。除暑假外，远东历史系每周都举办学术讨论会，由该系或他系员生、澳洲或海外到访学人主讲，并不时举行学术会议，如1981年举办了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议，1980及1081年，分别主办了明、清时期商业活动及1860-1949年中国在变迁中的两个小型会议。 截至1982年底，远东历史系有研究人员九人，其中范围属中国方面的占七人。讲座教授、系主任王庚武先生早年肄业国立中央大学，因国内政局动荡，遂返回新加坡，于马来西亚大学继续学业。后负笈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学成后，任教马大历史系，历任副讲师、讲师、高级讲师，1963年所擢升为讲座教授。1968年应聘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1975-80年期间，出任该校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78年-80年，当选为澳洲亚洲研究学会会长。1980-83年，被选为澳洲人文学院院长。专长唐及五代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华侨史等。主要著作有：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并有普及本，由美国史丹福大学出版)；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9；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London:MacMillan, 1977；另有西班牙文译本，1979年于墨西哥城出版)；Community and Nation:Essays on the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Heinemann Asia,Sydney: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1981)。论文多篇，散见于世界各著名学术刊物。 教授研究员王铃博士，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复旦大学任职，继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专长中国科技史，著作有：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与李约瑟[J.Needham ]等合著，Cambridge, 1954-)；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与李约瑟等合著，Cambridge, 1970)；Heavenly Clockworks:the Great Astronomical Clock of Medieval China (与D.J.de Solla Price 合著，Antiquarian Hor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No, 1, Cambridge, 1960)。按王氏已于1982年底荣休。 高级研究员三人。巴纳（N.Barnard）博士来自纽西兰，专攻中国古青铜器，尤长于以科学方法鉴定伪造的青铜器，多次前往台湾故宫博物院进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与张光裕合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The Ch'u Silk Manuscrip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远东历史专刊]之五，1975）；Radiocarbon Dat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cheme (Canberra, 1980);Metallurgical Remains of Ancient China (与佐藤保合著，Tokyo, 1980)。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 ）博士来自意大利，专攻元（蒙古）史。主要著作有：Papal Envoys to the Great Khans (London, 1971)。另编有Index to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Bloomington, 1972);Index to Biographical Material in Chin and Yuan Literary Works (三辑，坎培拉，1970-79，第一辑与中野美代子合编，二、三辑与王省吾夫人合编)。现正致力[蒙古秘史]的研究，译注多篇在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ey 发表。骆惠敏博士，燕京大学毕业，剑桥大学博士，长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编有Confidential Papers Relating to China and Her Neighbourin Countries (Hague, 1969);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 2 vols .(Cambridge, 1976-78)。 研究员傅因彻(John H.Fincher)博士来自美国。专长中国近代史，著有Chinese Democracy 1905-1914(London, 1981)等。 约聘研究员Helen dunstan 博士来自英国，于1982年10月才到远东历史系任职,专长明、清社会经济史。 另有两位新聘的约聘研究员会于今年下半年前来远东历史系履新。Jennifer Holmgren 博士，澳洲国立大学毕业，研究兴趣为北朝宫廷政治及中国妇女史。著作有Chinese Colonization of Northern Vietnam,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Tongking Delta, First to Sixth Centuriest A.D.(Canberra, 1980)。Esta Ungar博士来自美国，专攻中越关系。 出版方面，从1970年三月起，该系即刊行了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半年刊，至1983年三月止，共出版了廿七期。稿源主要来自系内员生，间亦刊登校外学人来稿。此外，尚有远东历史专刊（Monograph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共出版了八期。 过去三十年来，远东历史系在澳洲汉学研究，特别是人才培养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果。综计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近三十人。论文经修改后，出版成书的有十数种。如周仁华China and Japan:The History of chinese Diplomatic Missions in Japan 1877-1911(Singapore, 1975);冯兆基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nberra, 1980);黎令勒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Oxford, 1975);刘吉祥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Canberra/Berkeley, 1971);颜清湟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Kuala Lumpur, 1976);J.D.Frodsham ,The Murmuring Stream, The Life and Works of Hsieh Ling-yun ,2 vols.(Kuala Lumpur, 1966);C.Mackerras, The Rise of the Peking Opera(1770-1870)(Oxford, 1973);M.South, Li Ho:A Scholar-Official of the Yuan-ho Period 806-821(Adelaide, 1967);R.W. Rigby, The May 30 Movement (Canberra ,1981);S.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1983)等。 另一方面，远东历史系也面对不少困难，主因在于澳洲社会对中国历史并不感兴趣，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尤为有限。澳洲人只着重现代中国，特别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研究。这当然与目前的需要息息相关。加上近三、四年的来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研究生出路也有问题。外籍研究生中，念历史出身并懂中文的不太多；反之，中文系出来的学生，也不大懂中国历史，因此，在研究方面都事倍功半。未来的展望是不大会有突破性的发展，能维持当前的局面，已相当不错。据王庚武教授表示，今后须多作宣传工作，使澳洲社会更进一步的关心中国，汉学研究才有希望。更重要的是唤起一般人对中国以往历史文化的认识，盖不懂中国过去，其对现代中国的了解，自然不会深入。2.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1970年澳洲国立大学于太平洋研究院内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俾校内研究所或大学部研究现代中国的学人，有一个集思广益的活动场所。中心内的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科学，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及中国科技研究等，并举办连串学术讨论会及会议，邀集澳洲或海外专攻现代中国的学人参加。近年来，中心的研究工作，因与中国大陆加强学术交流而较前活跃。 截至1982年底，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共有研究人员四名。负责人是澳洲国立大学文学院政治科学系高级讲师I.F.H.、Wilson 先生。另有约聘研究员三人，即G.Young 博士（研究1966-80年中共的发展及六十年代期间中国大陆政治的继续革命理论），R.Conroy博士（专研中国大陆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之科技发展）及D.Woodward博士（兴趣是中国大陆农业政策的社会含义）。澳中协会在1980-82年，把两名协会约聘研究员附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内。其中1980-81年驻在中心的是D.Kelly先生，研究范围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发展；1981-82年则为B.Hooper女士，兴趣是中国大陆的青年和现代化。 中心的出版情况,期刊方面有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每年二期，现已出版至第九期，由费思芬（Stephen Fitzgerald）博士主编。（费氏1969-72年在远东历史系任约聘研究员、研究员；1973-76年出任澳洲首任驻中国大陆大使。卸任后，返回远东历史系任教授研究员，1977-79年任系主任，兼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后因另有发展，辞去澳大职务，但仍担任中心[澳中]期刊主编。主要著作有：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70, Cambridge, 1972;China and the World, (Canberra, 1977)。另有Contemporary China Papers, 由傅恩彻博士主编，至1981年底止，已出版了十六种。3.经济系 中国大陆变色后，我国金融界耆宿张嘉王敖博士，应当时澳洲国立大学校长、抗战时任驻华大使的Douglas B.Copland 爵士的邀请，前来澳大作学术研究。张氏大作The New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50 (Cambridge, Mass., 1958) 的部分初稿，即于留澳洲近三年期间写成。 经济系成立后，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人很少。现任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东亚图书馆馆长马若孟（Ramon H.Myers）教授于1964-68年任经济系的约聘研究员及约聘高级研究员。其力作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 1890-1949(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一书，即于澳大任职期间完成。马氏另有高就离职后，经济系聘请了来自英国的董玮德（Audrey G.Donnithorne）女士任教授研究员，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董女士出生于四川三台，肄业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后返回英国，毕业于牛津大这学。主要著作有：China’s Economic System (New York:Praeger, 1967);China’s Grain Output, Procurement , Transfer and Trade (Hong Kong, 1970) 。1970-77年，董氏并兼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大学部亚洲研究学院的汉学研究 大学部的前身为坎培拉大学院，是墨尔本大学的分校，成立于三十年代，但经费不由墨尔本大学支付，而是由Prime Minister Department 拨支。负责研究中国的是非曲直。1952年成立的东方语言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后改称东方研究学院），最初规模很小。首任讲座教授是来自瑞典的毕汉思（Hans H.A.Bielenstein ）,他于1953年应聘出任此职。毕氏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的高足，所著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Stockholm, 1953-79)四卷，饮誉学林。1955年，继中文之后，日文和印尼文开始在学院讲授，1957年，设立亚洲文明的课程。先后到学院任教汉学的有副教授Otto B.van der Sprenkel及高级讲师马悦然（N.G.D.Malmqvist） 1960年，毕汉思教授因应聘至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而辞职。毕氏在位时间不算太长，但行政能力甚强，争取到很多资助。对促进东方研究学院的发展，影响很大。同年，坎培拉大学院并入澳洲国立大学；1961-62年，东方研究学院下分为：中文、日文、印尼文和亚洲文明四系。1965年是转折性的一年。是年，澳洲国立大学聘请两位欧洲教授前来东方研究学院任教。伦敦大学讲座教授A.L.Basham 出掌亚洲文明系；同时，创办了南亚及佛教研究学系，以荷兰莱顿（Leiden）大学讲座教授狄雍(J.W.de Jong )出任系主任。从七十年代起，东方研究学院改名为亚洲研究学院（Faculty of Asian Studies)。为更有效的调动学院的人力和资源，加强各学部的合作，从1983年一月开始，把系解散，原有各系改组为中心。现在亚洲研究学院共有五个中心：中文中心，日文中心，南亚及西亚中心，亚洲历史中心及东南亚中心。1.中文中心 中文中心的前身即中文系。中文系未成立前，东方研究学院的中文讲座教授由毕汉思担任。毕氏离职后，中文系成立，马悦然接任为讲座教授兼系主任。马氏亦为瑞典人，也是高本汉教授的高足，专长中国语言，对四川方言的研究很有成绩，在中国古代音韵及经籍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方面的著作有：Han Phonology and Textual Criticism(Canberra, 1963)；Problems and Method in Chinese Linguistics (canberra, 1964)等。1962年，柳存仁教授从香港应聘来中文系任高级讲师。1965年，马悦然教授返回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辞去中文系职位。讲座教授一职，由柳氏继任，一直至1982年底荣休止。现该职位暂时空悬。 中文系初成立时，学生人数甚少，1962年，全系学生只有三十人，当时系内只颁发硕士学位，研究生要攻读博士，只有到远东历史系一途。课程方面，古代和现代汉语不分。直到1969年，才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组。学生主修现代汉语的，须选修一年古代汉语；修古代汉语专业的，则须修习全部的现代汉语。课程是三年制，另一年制的荣誉班，供成绩优良的大学毕业生进修；杰出荣誉班学生得直接攻读博士课程。从1982年开始，又开出一年制的b.Litt. 课程，以取代原来的硕士先修班。十多年最大的变化是学生人数大大增加。1975年最高峰时，多达181人，现在则不到一百人。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再不须往远东历史系念，因中文系也提供了这项课程，研究生人数最多时有十四、五名，最少时只有数名；目前攻读博士学位的有十一人，硕士学位一人。从1976年-81年获颁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约七名。以前的研究生以澳洲籍为主，华籍研究生只是近十年来才有。1976-78年开办过三年制要上课的硕士课程，共办了两年，每年有学生四至五名。后因人力不足而停办。中文中心学生的出路或作公务员（多在外交或外贸部任职），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数年来，为顾及学生未来就业的需要，中文中心积极鼓励学生兼修其他学院（特别是法律和经济学院）的课程或学位。 本年度荣誉班开设的课程有：Classical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Research; Topics in Modern Chines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Readings Classical Chinese 及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与亚洲历史中心合开)。 中文中心与远东历史系合作关系很好，经常合办学术讨论会，指导对方研究生等。海外知名学者多人也先后应邀前往该中心访问。近三年来到访学人有：房兆楹教授，慕尼黑大学傅海波（Herbert Frande）教授及天津大学陈国符教授等。 教员方面，柳存仁教授早岁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复蒙韩国岭南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专长道教典籍史、中国小说史及先秦文献等。主要著作有：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 on Chinese Novels (Wiesbaden:Otto Harrassowind 1962); Chinese Popular fictions in Two Long Librareis (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Selected Popular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e Brill ,1976);Li Yu（与茅国权合著，Boston:Tway Publishers, 1977）；[和风堂读书记]（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现正洽谈商出版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oll of Harmonious Wind 一书。 教授两人：张磊夫（Rafe R.C.Crespigny） 现为中心负责人（即从前的系主任），研究范围是汉代至今日中国之历史和地理。著作有：The Last of the Han(Canberra, 1969);China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Melbourne , 1971);China in This Century (Melbourne, 1975);Portents of Protest in the Later Han:the Memorials of Hsiang K’ai to Emperor Huan (Canberra,1976)等，李克曼（P.Ryckmans ）博士来自比利时，从1958-70年，先后在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居留，研究中国文学及中国美术史。专长中国古代、现代文学、中国美学等。主要著作有：The Life and Work of Su Ren Shan ,Painter, Rebel and Madman (Paris, 1970);Ombres Chinoises (Paris, 1974);Chairman’s New Clothes (London, 1977);Broken Images(London, 1978);Shen Fu:Six recits au fil inconstant des jours (Paris, 1982, new ed.)。现正从事《论语》法译的工作。 高级讲师两人。洪越碧博士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博士。专长中国语言学。著有《实况汉语》（北京新世界出版社，排印中）等，现正致力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特别是儿童话章分析的研究。黄然伟博士，国立台湾大学毕业，澳洲国立大学博士，专长是中国文字学、书法史及古文字学。著有《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现从事A selec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Pt.1及The Collection of Oracle Bones in the Museum fur Volkerkunde 两书的编纂。 讲师 S.Dyer 博士，俄裔，久在中国居留，肄业辅仁大学，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研究兴趣是中国语言学，近著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刻由澳洲国立大学出版社排印中。 这十多年来，中文中心无疑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有相当的局限。中文对澳洲学生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的语言和文字，在课程安排上，常觉时间不足，学生听、讲、写都有问题。据柳存仁教授的意见，若将课程从现在的三年制改为四年制，情况可能好一点。这种未如理想的局面，跟学生不大肯用功也有密切的关系。虽有部分学生到台湾或中国大陆进修，但整体来说，对提高整个中心水准作用不大。长远计划因各方未能协调而很难实施。中心今后能否进一步发展，端赖澳洲社会需要及经济情况好坏而定。希望澳洲政府及工商界，正视中文教育，大力支持，大学积极推动，中文中心今后才会稳步向前。2.亚洲历史中心 该中心中国史的教员现有二人：高级讲师 K.H.J.Gardiner博士来自英国，研究范围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中、日、韩的历史文化。讲师C.Jeffcott博士来自纽西兰，兴趣是宋代社会经济史，本年度的中国史课程有：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Movemient for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及Early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该中心研究生秦家懿的博士论文To Acquire Wisdom: The Way of Wang Yang-ming 经修改后，于1975年交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3.南亚及西亚中心 该中心设有古西藏文的课程。中心负责人狄雍教授专长佛教语言学，其有关中国方面的著作为 The Buddha’s Word in Chinese (Canberra, 1968)。孟齐斯图书馆亚洲部 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的购置，开始于1950年。是年费子智教授代表大学前往香港，搜购中文书刊。透过香港的一些中国学者，特别是故马鉴教授的协助，费子智教授购得故许地山教授的大批藏书。这批藏书有数千册之多，其中很多是罕本或绝版书，包括多种佛教及道教方面的资料，这是图书馆建立东方藏书的始基。 澳大图书馆发展中文藏书的初期，障碍重重。首先是利用藏书的人数有限，使掌管图书的人难于启齿请求添购书籍或增聘管理人员，其次是物色有足够资历及能力的人员选购书籍、替读者服务，甚为困难。 大体依据1958年图书馆年报的建议，并在毕汉思教授推动下，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与坎培拉大学院东方研究学院组合为一关系松弛的实体。名为东方研究中心（Center of Oriental Studies）[按：东方研究中心只是模模糊糊的存在，对远东历史系及东方研究学院的行政结构，并没有任何急剧的改变。后因东方研究学院的范围日益扩大，非东方研究中心所能规范，1966或1967年间，双方同意把东方研究中心取消。]根据协议，两处所藏的东方图书合并起来，并任命一专人管理。1960年，坎培拉大学院并入澳洲国立大学，这项措施对大学图书馆的东方部藏书发展，影响深远。 1961年，房兆楹先生受聘为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及东方部主任。在他督导之下，大约花了两年时间，东方部人员及图书的统合工作，终于完成。1963年，房氏辞职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明代名人传》的编纂计划。房氏负责东方部时，对采购中文书籍有一番构想，可惜当日的旧书市场日见萎缩，书籍来源日渐稀少，而且价格奇昂，书籍的收购仍局限于透过书商的目录进行，当日购书工作的艰辛，可见一斑。但房氏在不到两年内，为东方部添加了超过11,000册的中文藏书，总藏书量比他到任时，增补了四分一之多，对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房氏离职后，东方部由E.Bishop 女士负责，澳大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发展政策亦渐从传统中国转移至近代中国，藏书的焦点尤着重于本世纪各方面资料的收集，这是一项根本的转变。澳洲国立大学对现代中国研究的注视，与1970年在太平洋研究院内成立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有极密切的关系，为拟定今后近代中国方面藏书的发展方向，特从香港聘请陈炎生先生主持此事，陈氏于1972年2月到职。 陈氏履任后，对澳洲国立大学的中文藏书作一全面盘查，发现在馆藏中文期刊方面，去理想远甚。当时的期刊仅有三百种，大多残缺不全，由于馆际影印费时失事，且枝节蔓生，从事汉学研究的员生只好亲赴海外，搜觅所需资料。补救的要点在于期刊的搜购求全，并仅可能补购在香港书 肆所能买到的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对大陆各省出版的刊物，也有要系统的进行收购。经一番努力后，在1973年-75年间，馆藏中文期刊的数目增加了三倍。 与中国大陆图书馆，特别是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合作关系的加强，是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发展的一项最重要因素。透过双方馆员的互访及交换协定的缔结，大批别种途径不能得到的资料，包括多种学术性刊物，交流到澳大图书馆中。现时向中国大陆图书馆请求复制资料，成功的可能性极高。北京国家图书馆并派馆员前往澳大图书馆亚洲部工作，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派遣图书馆人员前往英语国家观摩学习的首遭。 同时，澳大图书馆亚洲部也跟香港数家重要书商密切联系，藉以中文书籍搜购方面得着先鞭。由于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书籍出版及销售的复杂性，图书馆时有购入“贵书”之虞。相衡之下，具有固定目标的抢购政策，实施经年，成效颇大。 为避免藏书的重复，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与澳洲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分工合作，互通有无，根据1973年9月的新协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汉学资料，包括考古、艺术、报刊、政府及政党文献、视听器材等；澳大图书馆则负责中国历史和语文书刊的收集。 截至1982年12月，澳大图书馆中文藏书共有112,000册。这数字当然不能跟欧、美一些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的大学图书馆相比，拿世界水准来衡量，这只能算是一所中小型图书馆。数字以外，澳大图书馆中文藏书仍有其独特的地方。馆藏中文期刊共四千种，其中整套无缺的己停办期刊为数在1,800种上下；这1,800种刊物，大多数图书馆的收藏都残缺不全。另定期收到一千种目前在中国大陆以外不能随便得到的刊物。第二项特点为收有很多文化大革命后的专刊，包括多种不准备输出大陆以外的罕本。第三项特点是人弃我取的政策，所藏很多图书的内容十分冷僻专门。自1977-81年，透过采购及交换而得到的中文书籍，平均每年近五千册之多。现在澳大图书馆中文图书的编目，是采用哈佛-燕京分类法。 经三十年的努力，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已达到成熟的水准，基本上可满足校内大部分员生研究的需要的书籍不断增加，困难也接踵而至，支付管理人员的经费缩减，使图书馆原来人手不足的情况更形恶化，很多空缺都被冻结而不予添补，致使书籍积压而未编目的，现已接近二万册。有见及此，经筹备多时后，中文书目自动化国际合作会议，于1982年8月29至9月1日，一连四天，在澳洲国立大学召开。与会者共65人，其中台湾7人，中国大陆6人，美国5人，香港4人，纽西兰及日本各2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英国各1人，其余的代表则来自澳洲各地。会议充满友好合作气氛，为国际图书馆学术界一大盛事。 综观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亚洲部中文藏书的发展，可分为三时期。前十年（1950-60）是草创期，接着十年（1960-70）是合并、计划及成长期，最近十年（1970-80）则为成熟期。展望未来，增聘管理人员的经费削减，人手短缺，会对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乐观的一面是与国外图书馆合作关系的加强，使澳大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发展，更为多姿多彩。莫里逊讲座 1932年，旅澳华侨为纪念澳人莫里逊（G.E.Morrison）在华的贡献，同时唤起澳洲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便兴办了莫里逊讲座，每年一次，邀请中、外学人主讲有关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题材。初期在解剖研究所（Institute of Anatomy ）举行。从第11届（1948年）起，改由澳洲国立大学主办。至1982年，共举办了43届。历届讲者包括：伍连德、D.B.Copland、J.K.Rideout、毕汉思、Otto B.van der Sprenkel、A.R.Davis、马悦然、陈之迈、L.C.Goodrich,、王铃、狄雍、J.D.Frodsham 、Karl A. Wittfogel 、罗依果，柳存仁，陈志让，骆惠敏等。最近几届的讲者及讲题，计有：39届（1978）,Mark Elvin, “Self-Liberation and Self-Immolation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s”;40届（1979），王庚武，“Power, Rights and Duties in Chinese History”:41届（1980），房兆楹，“The Great Wall of China:Keeping out or Keeping in ”42 届（1981），田汝康，“Moslem Rebellion in China:A Yunnan Controversy”等。今年（44届）的讲者，为华盛顿大学陈学霖教授。结语 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研究，起步于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澳洲本土还找不到胜任大学水准的汉学研究或教学的学者，这方面的人选，都须从海外征聘，跟欧、美具有汉学传统、历史悠久的大学相比，基础自然没有那么深厚。如以澳洲一地而言，澳大因属全国惟一的国立大学，经费最为充裕，在汉学研究方面，占极有利的地位，自1972年澳洲与中国大陆建交后，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研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总括来说， 澳洲整个社会对汉学研究仍未重视，这门学问仍在学术主流之外。对中国感兴趣，只是基于现实的需要，深切的认识还谈不上。随着中国热的减退，经济的不景气，学生的出路困难等因素出现，汉学研究的前景也蒙上一阵阴影。消弭这些不利的因子，正视汉学研究的价值，还有赖澳洲政府及人民的努力。 （本文荷蒙王庚武教授、柳存仁教授、孟齐斯图书馆亚洲部主任E.Bishop 女士、副主任陈炎生先生提供资料，谨此志谢！） 史学研究网：http://www.3hresearch.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