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中国茶业,最初兴于巴蜀,其后向东部和南部逐次传播开来,以致遍及全国。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那末,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集农业、医药和陶冶斤斧?。?耨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和“始作耒?,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顾炎武曾道:“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这一说法,现已被绝大多数学者认同。 巴蜀产茶,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以茶为贡品。 关于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两句。前者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商品化,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种茶,到战国时已兴至汉中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末,《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地,可以说也是战国前即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三世纪上)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用葱姜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荼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有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山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中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了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仍是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