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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盘的路数，今天我们熟悉的是十九路，也就是纵横各十九道。在远古的历史中，它曾经历过十三路、十七路的前身；在不可知的未来，现行的十九路会不会再次扩大，变为二十一路？这种可能性无法断然否定。那么，棋盘的路数由少到多，由简到繁，其中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汉代彩绘灰陶围棋俑（距今2100年） 围棋盘的路数多少，从古到今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今天我们熟悉的是十九路，也就是纵横各十九道。在远古的历史中，它曾经历过十三路、十五路、十七路的递增；在不可知的未来，现行的十九路会不会再次扩大，变为二十一路？因为未来不能确知，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断然否定。那么，棋盘的路数由少到多，由简到繁，到底是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说到围棋盘的路数，不能不从围棋的起源说起。也即，围棋盘最初的样子是怎样的，有多少道盘线。围棋的起源，一说是源自于“易”。如果此说成立，则在原始的符号记事时代，人们划地为盘，折枝为子，以此推卦演易，那么“万物之数，从一而起”（《棋经十三篇》），一生二，二生三，“三”为一爻，由此可推演万物之变化。于是，三路便是棋盘的最基本路数。 围棋源于易，则围棋最初是作为占卜的工具，而非争胜负的游戏甚至技艺。如果从能够争胜负的角度来说，极简单的路数便不能满足了。棋盘上的棋子，其生存条件是气，纵横三格，正好中间留一“气”；即所谓有了一个“眼位”。五格成两眼，在五路盘上，无争执的话，双方均可安然活出一块棋。但一方先行，往正中心落子，正好雄踞各方均为“三三”的位置。另一方再下子，绝无生路。七路盘，正中心位置为“四四”，即现在所谓的星位。如先行一方占“四四”，另一方可从任一角潜入“三三”，所以行棋双方一般都会各占两个“三三”，先自固，再求发展。所以，理论上，围棋盘用来争胜负，最少应为七路。 但七路盘变化太少，缺少争棋的趣味性。而九路盘变化大为增加，先行一方虽绝对有利，但后手方并非毫无机会。前几手占三三还是其它位置，也有了选择余地。即使实行对角三三的座子制，也并非不可下。直到现在，初学围棋者还往往从九路盘开始学起；职业棋手间，还举办过带有实验性质的九路盘比赛，杀得难解难分。虽无文字和实物佐证，在围棋的演变过程中，流行过九路盘，应是大有可能的。 考古文物的佐证  珍罕的十七路隋青釉棋盘（距今1500年） 中国最古的围棋盘大致可以从原始氏族社会的一些彩陶艺术图案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陶器上，一些图案被考古专家称为棋盘纹图案，线条匀称，格子整齐，颇似现代的围棋盘。如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原始社会彩陶罐上，绘有纵横十至十三路类似围棋盘的图案。 现存有实物发现的路数最少的棋盘是十三路盘。1977年，在蒙古敖汉旗丰收公社白塔子大队发现一座辽代古墓，墓内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的围棋方桌，桌上画有纵横十三路的围棋局。 而已知最早的围棋盘实物出自西汉。咸阳西汉中晚期甲M6墓葬出土石棋盘一件，长66.4厘米，厚32厘米，四角的铁足高48厘米。棋盘面磨制光滑，周饰一回H方连续菱形方格纹，其中以黑线画出棋格15*15共225格；四铁足呈不规则圆形，位于棋盘面的四角；背面未经打磨，留有凿痕。 1971年，在湖南湘阴发现一座唐代古墓，墓内随葬品中有一青瓷围棋盘。正方形，边长55厘米，纵横十五路，四边刻有圆弧形装饰，上敷黄油。十五路棋盘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辽代还有十三道棋盘），而唐代、辽代的十五、十三路盘，早已不是当时的通行的棋局，而可能是汉代或更早流行的制式。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由于交通的不便，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在一些边缘地区仍在流行着“古制”，或人们出于崇古或简便易学的需要，有意识地保留了古代围棋的制式；另一方面，则说明任何制式的围棋，其产生、流传、演变，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导致同一时代，可能多种制式的围棋和平共处。 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对十七、十九路盘的考察。1954年，在河北望都发掘的东汉古墓中发现一石棋局，高14厘米，边长69厘米（马融《围棋赋》谓“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汉时一尺约合23.5-24厘米），上刻有纵横十七道线。三国时魏邯郸淳《艺经》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1975年，山东邹县发掘的西晋刘宝墓中，有一副装在灰色陶盒里的完整的围棋，黑白共289子，充分说明十七路盘还是这时的通行制式。刘宝官至侍中，安北大将军，卒于永康二年（301年）。 南朝宋时有一首《读曲歌》：“坐倚无精魂，使我生百虑。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读曲歌是南朝宋时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民间歌谣，它说明十七路盘还通行于民间。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娜唐墓中，出土了一幅绢画，叫“围棋仕女图”，图中所绘棋盘为十七乘十六道（十六当为十七之误）。该墓墓主是武则天时安西都护官员，它说明初盛唐时，十七路盘仍在边远地区使用。而直到现在，藏棋、锡金围棋犹流行十七路制。 十九路盘源自何时 那么，十九路盘起于何时，却成了一道难题。一说在三国时期已流行，理由是北宋棋待诏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该图谱就是十九路的。另外，还有“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也是十九路的。一种观点认为，《忘忧清乐集》有宋刻本，其发现和流传经过十分清楚。宋人著书刻书一般比较谨严，该书所收图谱当有所本。另外，有三国邯郸淳《艺经》所记、有南朝《读曲歌》所咏的情况下，作为棋待诏的李逸民不可能自己作伪，也不可能不辨不查便掇拾前人伪谱于集中，而蒙蔽宋徽宗和世人。从这个情况看，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十九路围棋和十七路围棋都在流行。三国时期，十七路围棋主要流行于北方，十九路围棋主要流行于南方，特别是吴国的宫廷中。到两晋时期及其以后，十九路围棋也开始在北方流行开来。 一般认为，十九路盘至少在南北朝时开始流行。成书于北周的敦煌写本《棋经》，《像名篇》中有“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数”之说。“三百一十六”应为“三百六十一”之误，“放”应为“仿”。十九路棋局出现在棋经中，说明北周时十九道棋盘成了主要对局用具。 此外，中国古代数学名著《孙子算经》有一道算题：“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问用棋几何？答曰：‘三百六十一。’术曰：‘置一十九道，自相乘之，即得。’”《中国围棋》有一注释曰：《孙子算经》：见《隋书经籍志》，不著撰人姓氏，原作者究为何人，诸家说法不一。清朱彝尊认为春秋时孙武所作；戴震订为东汉明帝以后著述；阮元考证作者当为汉以后人。其书久已失传，清乾隆时，阁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始得残本，但正文与注文，多已混合，不可复辨。《唐书·艺文志》载：李淳风注甄鸾《孙子算经》三卷。甄鸾，北周时人。李淳风，初唐时人。正文“三百六十一”句以上，当系原文。“术曰”以下数语，或为注文。果如斯，则原文最低限度亦当为北周时人语，上至汉魏的可能性也不能绝对排除。 一种围棋制式从产生到流行，总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孙策棋谱不确，十九路盘至少在南北朝前期时已产生，应属不谬。已发现的十九路盘的最早实物是在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中出土的一具瓷棋局。唐人裴说《棋》中有“十九条平路，言平又崄巇”的诗句。《忘忧清乐集》中所收棋谱，也都是十九路的。说明十九路盘在唐代已成为标准制式。 与路数相关的变化与子力价值 棋盘的演变过程，有一个逐渐由简单到复杂的轨迹。棋盘越大，变化就越多，棋势越复杂，斗智的趣味性也更浓。关于围棋的变化，唐朝冯贽在《云仙杂记》中感叹：“人能尽数天星，则通知棋势”。十九路盘已是如此，那么今后棋盘的路数有没有再增加的可能？ 有人曾作过计算，在十七路盘上下棋，围三路共需48子，围出112目，平均每子的价值为2.33目，围四路需40子，围出81目，每子价值为2.03目，子效差值为0.30目，三路有利：十九路盘，围三路56子，136目，平均2.43目，围四路48子，121目，平均2.65目，子效差为0.22目，四路有利；而假如棋盘增加到二十一路，围三路需68子，围出152目，平均2.24目，围四路需56子，169目，平均3.02目，子效差为0.78目，围四路绝对有利。据此断言，十九路盘是最佳路数，因为它在三、四路间落子，其子效差最为接近，在守地与取势之间最为均衡。 但是，在二十一路盘中，双方肯定都不会去占三路，除星位外，还可能选择目外、高目、超高目、五五之类的着点。二十一路盘围五路需44子，围出121目，平均2.75目，虽不如四路，但子效差仅为0.27目，接近于十九路盘的四、三路子效差。由此二十一路盘在理论上并非没有可行性。 十九路盘己流传了1500年以上，随着人们对围棋的理解的进一步加深，掌握得越来越熟练，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二十一路的棋盘。即使现在不可能，至少，现代人可以去感受一下在二十一路盘上下棋的滋味。不说作为创新的一种尝试，即使单纯从提高棋艺的角度说，二十一路棋盘中，棋更为复杂、多变，如果通过理论研究与实战，有了一些心得，回过头来，也可以加深对十九路盘的理解，提高驾驭棋局的能力。这就像下惯了十九路盘，再去下十七路盘，你会觉得简单得多一样。既然现代棋手可以进行九路盘的趣味比赛，为什么不能在二十一路盘上试一试呢？能从中发现围棋的更多的奥妙，亦未可知。 刊于《国学周刊》第53期第3版（2014年4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