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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地名，可谓“历史的活化石”。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浩如烟海的地名记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寄托着人们的“乡情乡愁”。但是，近些年，许多古老地名消失了，热衷起洋名、乱改老地名、随意起名等屡见不鲜，折损了城乡魅力。 今年１月，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进入普查和检查验收的第二阶段。本报今起开设《地名的故事·那些历史那些乡愁》专栏，寻访地名流变背后的乡愁故事，梳理地名乱象治理的经验得失，探求地名规范管理的制度建设。 砖塔胡同、百花深处、杨梅竹斜街……大约从13世纪的元代开始，北京城有了成建制的胡同，其发源地在今天北京市西城区的宣南一带。西城又被称为京城营城、建都肇始之地，现存胡同500多条。 数百年里，一代代北京人在胡同里走进走出。胡同里承载过的春夏秋冬、生活方式、人情冷暖，总在不经意间触碰着北京人的心灵。 这是北京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忆胡同 记住乡愁、延续文脉 “全城有如棋盘一样的规划，美善之极，无可言宣。”740年前，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看到了北京胡同最初的面貌。 春秋战国时期《考工记》中所述“九经九纬”原则，奠定了如今北京城的胡同格局。北京城之文脉就此发端，生生化化。 何为文脉？老北京人的理解是，千百年前先人的智慧依然影响着今人的生活。而乡愁，就是为文脉延续保驾护航的使者。 土生土长在北京城，大学毕业后成为外企白领的崔勇从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命运会因乡愁而瞬间改变。 “‘我爷爷小的时候曾在这里玩耍’，唱的就是我们家。”崔勇说，“我家，六代老北京，高祖一辈置下的房产，还在。” 乡愁，悄然而至。大学毕业后的一天，小崔在家里一间平房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装满发黄纸张的旧脸盆，里面竟装着曾祖父写的回忆录，曾祖父1916年大学毕业时的同学录，德国摄影师20世纪20年代为崔家拍摄的全家福。顺藤摸瓜，崔勇找到了高祖身为清朝翰林的资料，找到了祖先题写的《重建文昌祠碑记》拓片，家族面貌渐次清晰…… 尘封百年，乡愁泛漾而出。小崔的心，从此在乡愁之中安营扎寨。 辞去外企高薪职位的崔勇，选择开了一家书店，名为正阳书局。书局的开法儿着实“任性”，只卖“北京人写的”“写北京人的”和“在北京写的”三种书。 品胡同 天地雨露、花鸟鱼虫 低调，是北京胡同与生俱来的品格。 乍一看都是灰墙灰瓦，但北京每个胡同都有自己的故事。 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是首都核心城区最繁华，也是最拥堵的道路之一。街两侧，密布着宽宽窄窄二十几条胡同。 “闻武，听说上海《新民报》上有篇好文章，快去找来！”65年前一个深秋之夜，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推开胡同里的一扇大门。直到百岁高龄，京剧史论家许姬传还是不能忘记，梅兰芳大师一回家就迫不及待点名要看的，是一篇题为《谈迤逗就正于梅兰芳先生》的批评报道。大师的执着与襟怀，连同记忆，一齐在护国寺街9号厚重的门阑上定格。 此间另一处名声赫赫的胡同，非“百花深处”莫属。“无花少景不成荫”，百花深处缘何凭着墙上的几只蜗牛就能令老舍先生看得出神？缘何让陈凯歌、唐朝乐队、陈升等文化人情有独钟？这力量，或许就来源于乡愁。 令人称奇的是，古都北京街巷地名虽然繁多，但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即大多与自然万物、人的生活和方位数量有关。 比如，以“天地日月”命名的天景胡同、地昌胡同、日坛东路、月光胡同；以“风霜雨露”命名的春风胡同、雨儿胡同、甘露胡同；以“花鸟鱼虫”命名的丁香胡同、孔雀胡同、鲤鱼胡同、蚊子胡同；以“衣食住行”命名的黑芝麻胡同、取灯胡同、耳朵眼胡同、炒面胡同。 如今，诸多胡同地名已悄然消失，其或雅或俗的名字蕴藏的生活与逻辑，业已不复存在。 数胡同 察源循理、保护地名 北京城到底有多少胡同？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百六，无名的胡同似牛毛。”民俗学家翁立考证，就广义的街巷胡同而言，元代413条、明代629条、清代2077条、近代3200条。有关研究显示，1990年北京有胡同2257条，2003年只剩下1571条，而且还在不断减少。至于如今胡同的数量，只有在几年后北京地名普查工作结束后才可得知。 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透露，21世纪初，一批中国专家学者开始呼吁保护地名文化遗产。2007年，第九届联合国地名会议议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岳升阳曾带领课题组，对北京宣南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开展过一次系统研究。 课题组发现，老地名理应全部保留下来，但现实中仍存在甄别和选择的问题。比如使用了几百年的李铁拐斜街，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铁树斜街，到底应留下哪个名字？又如，一些并入大胡同的小胡同，名称还需不需要保留？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新设的地名，历经数十年形成了历史沉淀，是否需要保护？ 北京市规划委西城分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做好地名保护工作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城市保护更新发展的过程中，地名的使用主要采取沿用历史地名或由此派生的原则，充分尊重习惯、照顾历史，在对老地名进行历史文化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征求社会意见后，确定出最适合使用的历史地名。 2015年2月，全国首个地名编制标准——《北京市地名规划编制标准》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标准》首次提出应保护地名文化遗产，优先使用历史地名，旧城内地名规划编制中应充分保留历史地名，挖掘地名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根据分级保护原则制定地名分级保护名录。 说胡同 浸润民心、传承创新 2014年世界读书日前夕，西城区将修缮一新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松老人塔院无偿提供给崔勇开设了正阳书局“砖读空间”。每天，都有很多北京人像上班一样，到“砖读空间”来寻访乡愁。 在保护历史和城市发展中做取舍，是很多城市决策者面临的两难选择。 京城胡同看西城。“一手保护、一手利用”，对西城区来说，保护地名不仅意味着延续文脉，更要使之在当今时代发挥作用。 离天安门最近、遗存遗迹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大栅栏，有一条名叫杨梅竹斜街的胡同——这里曾云集了中华、正中、广益等最知名的书局，出版家沈知芳在此开设了世界书局北京分号；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在这里写出了《边城》《长河》《湘西散记》；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年里，经常在这里的饭馆里点上一碗虾仁面，细细品味。 如何让老胡同重现昔日风采？作为北京老城区内保留相对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杨梅竹斜街的复兴也曾面临种种难题。 西城区大胆采纳了“城市有机更新软性生长模式”的新方案，尝试摒弃“成片整体搬迁、重新规划建设”的刚性方式，邀请中外优秀的设计和艺术创意项目进驻老街区，发挥设计的作用，引入出版书店、艺廊、工作室、设计商店等安静、有文化品质的业态，使之既融入胡同，又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 “保护历史和城市发展绝不是对立关系。”西城区委书记王宁表示，只要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来保护包括地名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遗产，带着感情，锲而不舍，就能达到城市发展“古今一同，同声共气”的境界。（本报记者 董城 张景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