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逸 津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3) 摘 要：中国古典文学流播西方最早的就是含有艳情成分的才子佳人小说。苏联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早已重视中国艳情文学，但其研究视角偏重于社会历史批评与文献考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学—文学研究受市场化大环境制约，对中国古代艳情文学的翻译出版与研究，更加成为热点。其研究角度、方法与评价标准也趋于多元化。1993年出版的《中国色情》，就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性学”大全。俄罗斯学者在异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古代艳情文学作出的新颖阐释与评价，可供中国学者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俄罗斯汉学 中国艳情文学 这里所论对象，俄文中称作“"hjnbrf”(英文erotic)，意即色情文学。考虑到“色情”一词，在中国语涉淫猥，故照目前互联网上图书分类的提法，译作“艳情文学”。 大约男女之情人所难免，所以情爱描写一直是世界各国通俗文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古典文学流播西方最早的就是含有艳情成分的才子佳人小说。1827年在俄国出版了《玉娇梨》片断(译自法文)，1832年至1833年出版了《好逑传》(先有英译，转成法译，再译成俄文)。苏联成立后在20年代出版了列文译自法文的《侠义风月传(好逑传)》(国家文学出版社1927年版)和泽德巴姆译自德文的《二度梅》1(莫斯科，联邦出版社，1929年版) 在苏联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对在中国被视为“淫书”的艳情文学的翻译介绍与研究，一直是一项重要内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莫斯科远东研究所汉学家热洛霍夫采夫在1969年出版的专著《话本——中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其中涉及《金主亮荒淫》、冯梦龙《情史》2等作品)；L•沃斯克列辛斯基的《隔帘花影》3研究；R•戈雷金娜的《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1980年，其中论及中国古代艳情文学如《赵飞燕外传》、《吴紫玉传》、《莺莺传》、刘斧《青琐高议》、瞿佑《剪灯新话》4中的有关片段等)；D•马努辛的《金瓶梅》翻译(两卷本，1977年)与研究，以及<•李福清的《金瓶梅》研究等等。 基金项目：天津市“十五”社科研究规划课题(53WJ33) 作者简介：李逸津(1948— )，男，天津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由于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的不同，加之中国古典小说原文文本转译成俄文后，原文描写性活动、性心理，在中国人看来颇具挑逗性、诱惑性的文字，及其字里行间所隐含的微言大义，往往因难以言传而大大减弱。所以俄罗斯汉学家对待中国文学中的色情描写，一般没有中国学者那种神秘、隐晦、难以启齿之感。同时，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汉学家研究中国色情小说，主要的兴奋点并不在于小说的色情内容，而是从社会学的文学观念出发，着眼于文人小说与时代社会生活、民间文学传统和哲学宗教思想的联系，着眼于小说题材的渊源流变，对小说的色情内容本身，涉论的并不多。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这些在中国被列为“禁书”的作品。 比如热洛霍夫采夫的专著《话本——中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一方面根据话本与洪迈《夷坚志》的比较，另一方面根据对冯梦龙《情史》的分析，发现了笔记对话本的影响，也看到话本题材怎样反过来影响笔记。再如老汉学家L•沃斯克列辛斯基研究《隔帘花影》的论文《中国小说中的佛教思想(十七世纪长篇小说〈隔帘花影〉的宗教思想问题)》5，通过分析小说情节的“网状结构”，即一方面有主人公西门庆与南宫吉、孝哥与惠哥遭遇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由“前缘”所决定的基本情节之间的联系。说明小说如何用梦境来表露万事皆由前定，如何安排意外和偶然的因素等等，指出在小说艺术构思中体现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女汉学家戈雷金娜1980年出版的专著《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情节的起源及其进化)》，通过研究传奇小说中娶仙女、灵怪偷新娘、游水府等情节的演进，以及它们同3-6世纪神话故事的联系，指出：“传奇体裁的特殊性即在于，这种故事永远保持着最初的民俗学联系的痕迹。旧的民间文学主题的演进和变化是这种故事类型发展的过程。”“早期短篇小说的发展极紧密地与民间故事相联系，并由此决定了(传奇小说)主人公的同类型性及缺乏情感表现的特点。”6以上这些论著，都体现了苏联时期的研究偏重社会历史视角与文献考据的特点。 在苏联时期的研究中，真正接触到作品的情爱内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当属李福清为马努辛的《金瓶梅》俄译两卷本撰写的前言《兰陵笑笑生和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7这篇论文一方面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小说《金瓶梅》与其所由产生的历史时代的关系，指出作品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又着重从微观角度，深入挖掘和分析了作品中一些细节的象征和隐喻意义，不少意见颇为新颖独到，值得中国本国的研究者重视和参考。 首先，关于如何看待《金瓶梅》书中的色情描写问题，李福清认为，小说中的色情场面描写“不是目的，而是揭露的手段。”8他指出：“许多国家人民的文学史上常常有这样一个时期，以往禁止描写的情欲会突然间赤裸裸地闯入文学。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他请读者回忆一下卜迦丘和17世纪日本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指出：“这里含有处处存在的同样的文学发展规律：这条规律是同克服中世纪过分严肃主义和中世纪把主人公只看成是尽天职而不是有感情的人的态度相联系的。”9 关于《金瓶梅》的历史价值，李福清指出，《金瓶梅》“这部小说仿佛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镜子，封建社会危机形成时代的镜子。”这部小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对上层统治者道德败坏和腐化的辛辣讽刺。”他写道，小说所写的历史事件虽然是北宋时期发生的事，但从书中所描绘的生活本身和各种具体事物来看，则实际上是作者再现自己的时代，即16世纪的社会生活。李福清指出：“兰陵笑笑生几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谈到金钱势力的人”，通过放高利贷而发财的西门庆，“是当时中国生活的新主人公，相应的也是文学的主人公。”10而《金瓶梅》这部小说与以往的社会小说(如《水浒传》)的最大不同，则是通过主人公私生活的角度，来显示作者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李福清认为，这正是《金瓶梅》的“创新之处。”11 李福清在前言中对《金瓶梅》书中一些细节的象征意蕴作了相当有趣的深入阐发。这部分论述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汉学功底和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熟悉。比如他说，《金瓶梅》中的女主人公月娘在盛大场合里总是穿红袄，而明朝皇帝姓朱，朱即红色，因而“红”是一种高贵的颜色，所以“月娘穿红衣裳可能与是富家大太太和她在小说里规定的象征作用有关。”同时李福清又提醒读者注意，潘金莲在李瓶儿生日那天穿的是“深红色嵌金坎肩，”这说明她“千方百计突出自己在其他几房妻子面前的优势。”又比如，李福清特别注意分析了在《金瓶梅》第27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里“花瓶”的象征意义。他根据书中这样一个细节：西门庆阻止潘金莲折花，因为西门庆“早已摘下几朵来，浸在一只碎磁胆瓶内”，指出：此处提到花瓶─‘瓶’的原因，既是影射瓶儿，又影射女人天然物。”“西门庆把花儿‘浸入’绿瓶，表示希望瓶儿，……为他生一个儿子。”12李福清对《金瓶梅》字里行间微言大义的挖掘与阐发，固然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性质，不一定令人全部赞同。但他这种“细读”的研究方法，还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上的改旗易帜引起了俄罗斯社会全面的动荡和改组。包括汉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研究，无论是在管理体制、运作模式还是思想观念、评价尺度上，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苏联时期受官方资助的学院派研究不同，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俄罗斯汉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关注研究选题的现实性、迫切性，必须考虑自己产品的市场卖点。以往远离现实、大而无当的研究选题自然难以为继，被迫中止，适时随俗的选题开始大行其道。对中国古代艳情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莫斯科“正方”出版社于1993年推出一部名为《中国色情(Rbnfqcrrbq "hjc)》的文集，内中收有圣•彼得堡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莫斯科国立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绘画馆收藏的中国和日本等国的春宫画。而其中收录的“中国艳情文学”译文，多为过去苏联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R•B•戈雷金娜、L•Y•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D•V•阿列克谢耶夫、D•C•马努辛等人的旧译。老材料新包装，再加上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医学方面研究论文的融合，构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性学”大全，自然引起不少俄国读者的青睐。 《中国色情》一书与以往苏联时期对中国色情文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是从文学角度、从文学体裁、题材、主人公形象、基本情节的渊源流变角度来研究对象，而是把它们看成是中国古代性学，包括性哲学、性医学、性心理学、性民俗学的文献。正如本书总序言的作者B•C•孔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本文集的特点在于，它是由高水平的汉学学者在中文原文的基础上编写的。它不是任意的转述，而是通过科学的注释和丰富的插图细致地作出的对中国最重要的性学论文和典范的古典色情小说的翻译，并附有一系列关于在中国哲学、宗教意识、日常生活、文学和绘画艺术中如何建立起性和性欲问题的专门文章。这样一来，苏联读者(按：本书编写与序言的写作均在苏联后期，故这里还称苏联——笔者)得到的就不是简单的一套‘中国性术’的药方，而是或多或少地得到关于色情与性在古代与中古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完整概念。”13 B•C•孔的序言重点探讨了中国古代对性与色情的理解的特点。他说：“与把性看作是某种龌龊的、卑鄙的和极其危险的基督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在性欲中看到了活生生的重要的积极因素。它强调，没有圆满健康的性生活，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没有健康，没有长寿，没有好的后代，没有精神的圆满，没有家庭和社会的安定。性欲以及一切与其相联系的东西，被中国文化理解为是非常严肃、非常正当的。”但是，孔教授指出，中国人的性观念又与“更多地指向个人享乐的印度享乐主义观念不同，中国色情是最理性的。这里一切是经过权衡的、仔细验证的，严格的，分类编排的，并且所有这些法则和分类的基础不是偶然的一定条件下的看法，而是宗教哲学的观念，以及与其紧密联系的保持健康和长寿的准则。”14他说：“如果利用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与愉快原则对照，那么可以说，中国的色情指向的不是愉快原则，而是有益。”15B•C•孔指出，中国性学主要是对男人有益，特别是对在性关系上拥有极大自由的有权势的男人有益。因此他告诫今天的读者不要盲目地“向中国模式看齐”。16论者还指出：“中国性学包含有许多与性活动有关的有益的建议和介绍，如正确的呼吸、滋补等等。其中一些被现代西方性学所接受，但也有一些是有争论的(如控制射精等——笔者)。”17从这篇序言不难看出本书编者把读者引向了解中国古代性学，而不是研究文学的总意图。 《中国色情》的第一部分题为《爱的怪癖和淫行的原则》，收入全书主编F•B•阔勃耶夫为这一部分写的引言《中国色情的奇谈》，以及美国汉学家珍•休马娜和吴旺(译音)合写的《爱情的阴暗面》18，T•D•扎瓦茨卡娅-柏芝的《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特殊色调的性活动》，J•V•戈洛杰茨卡娅的《“春宫”的艺术》等4篇论文。专门介绍中国古代小说、绘画中对无射精性交、同性恋、口交、群交、恋物癖等变态性行为的描写。阔勃耶夫在引言中一开始就指出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的数量可以被看作是他们性欲成就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是比长城──从月球上用肉眼可见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建造更伟大的。”19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共相存在着深厚的色情底蕴。”20这种文化的精神源头“可以用白行简的传奇《李娃传》中一位女主人公的话来概括：‘世上最重要的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按：即《李娃传》中姥曰：‘男女之际，大欲存焉。’——笔者)”21 阔勃耶夫对中国色情文学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过去一般以《汉武帝内传》的公元前110年为中国色情文学的开始，西方还有人认为应是公元3-7世纪。而他认为，中国于70年代初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保存的《和阴阳》和《天下之道谈》是中国最早的色情文献，所以中国出现色情文学的年代应是“公元前2世纪初”。22他说：“古代中国的书面文献早在汉代就极为广泛地普及了色情内容。它们的内容涉及广泛的问题：从宇宙之爱的哲学到关于性交姿势和淫欲动作，以及同性功能药剂相联系的实践教导。”23但是，到宋代以后，“随着在中国一直到20世纪初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后期儒家道德的全面形成，这些文章开始消失，并被官方意识所抛弃。”24然而，色情文学却没有被消灭。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即“一方面，是教条主义的后期儒家清教主义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是“色情文学的巨大繁荣，并且经常带有描绘艺术，如大量的春宫插图”。25他还指出：“在中国16-17世纪色情小说中占优势的是对在集中研究了各种现象之后要求指责放纵淫欲的对象的宗教道德观点。”26 对于中国古代一方面有着清教徒式的严格的性禁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色情文学的矛盾状况，阔勃耶夫分析道，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官方儒家的禁忌是有效的”，使得对两性问题的表现全部进入通俗文学，并采用“艺术暗示和多义性的半吞半吐的话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人……学会了成功地解决棘手的性问题，去掉了它的为文学所必须的悲剧性的不可解决的色彩”。27也就是说，由于封建时代两性关系的不自由，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又不允许对这种不幸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抗议，如在文学中采取悲剧的处理方式，于是就用色情文学的纵欲来化解这种矛盾。 本书第三部分《春情小说》，译介了中国古代艳情文学的一些著名片段，如伶玄的《赵飞燕外传》、《青琐高议》中的《梦闺记》、《绿窗女史》中的《红衫女》、《醒世恒言》中的《汪大尹火烧宝莲寺》(俄译名《宝莲寺火刑》)和《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俄译名《两个尼姑与淫夫》)、《初刻拍案惊奇》中的《闻人生野战翠浮庵》(俄译名《文人的爱情游戏》)和《乔兑换胡子宣淫》(俄译名《被处罚的性欲》)、《聊斋志异》中的《黄九郎》(俄译名《温柔的美男子黄九》)、《恒娘》(俄译名《恒娘论爱情的魔力》)和《巧娘》(俄译名《巧娘和她的情人》)、李渔《十二楼》中的《十卺楼》和疑为李渔所著的小说《肉蒲团》节选。 这一部分还收录了老汉学家L•Y•沃斯克列辛斯基为《肉蒲团》俄文本撰写的序言《中国唐•璜的命运——关于李渔的长篇小说《肉蒲团》和它的主人公的札记》。这篇论文拿《肉蒲团》中的主人公未央生与欧洲文学中著名的花花公子典型唐•璜作比较，分析了中国色情文学中主人公的特点，以及这类小说产生的原因，所以它的意义已不限于说明《肉蒲团》一书，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古代艳情文学的总概括。 《肉蒲团》一书，我国学者一般评价不高。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曰：“此书无论是内容、主题思想等方面都是不可取的。”28但鲁迅先生曾称此书“意想颇似李渔”，为同类书中“较为出类而已”29。似乎此书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沃斯克列辛斯基的论文应能对我们有所启发。 沃斯克列辛斯基在《序言》中首先指出，世界各民族文学都有寻求爱欲之欢的典型，不仅西方有唐•璜，俄罗斯民间文学中也有萨瓦•戈鲁岑故事。这类主人公的行为模式大多是在获得肉欲满足之后，随即受到命运的沉重惩罚。中国的色情主人公也不例外。但是，拜伦的唐璜还“被赋予了许多正面的性质。因此他很快被看作是命运的牺牲品，而与有罪的诱惑者的情况有所不同”。“拜伦的主人公……经常有着儿童式的天真和纯洁，由于努力处于自己爱情的忠实对象。肉体快乐的渴望在他那里处于第二位，而第一位的是某种在精神上与理想女人接近的浪漫主义幻想。”30而“中国文学中类似的主题，以及它的中心形象”，如李渔的长篇小说《肉蒲团》的主人公未央生。就是“西方唐璜的类似物，他也是多义性的。”31 论者指出：“李渔小说的情节相当简单。它演绎的是一个由淫荡的书生——秀才未央(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的唐璜)的冒险行为来实现的冒险故事，他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就是通过爱情的诱惑和肉体快感的满足来了解生活的滋味。但这仅只是作品的外部特点。李渔的小说更为深刻，因为它涉及到许多激动现代人的重要问题，它具有自己的建立起一定哲学潜台词的观念、自己的构造。它通过多姿多彩的风流韵事的外表，流露出人类命运、人类使命和人的自身存在的重要主题的轮廓。在小说中涉及不寻常的伦理和哲学(宗教)问题，它们同样激动着同时代的西欧作者。与此相联系，在小说中色情与‘唐璜式’具有特殊的意思。因此，它的主题无论如何不能仅仅看作是对肉欲满足的描写。”32他说：“年轻的秀才给自己确立了一个目的——找到一个女人，她能适应他的理想。”“主人公不乏许多讨人喜欢甚至是迷人的特点：他聪明、有教养、有魅力、真诚。他的色情冲动与厚颜无耻仅只是在某些时候暴露出来，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他的想法的罪恶，相反，它们某种程度上可能表现为冒失，但全然是善意的。要知道，他仅只是想找到一个人(妻子或者女友)她在精神上与自己接近，以使他的爱情对象与他关于女人的理想的观念相适应。这里有什么不好呢？他的想法不乏某种浪漫的味道。”33论者指出：“在中国文学中类似的思想可以在关于‘才子佳人’的感伤小说中找到反映，……在这类作品中主人公寻找理想的女人，寻找‘称心的女人’是他意图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意图是在快乐和满足中理解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美和多种多样的满足中感受尘世的现实。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看生活，主人公想要了解人的本性，也就是了解自己。这是作者严肃的构思，对于理解作品的思想是重要的。”34 论者指出：“(未央生)与(孤峰)和尚的谈话变成了独特的关于生活意义的辩论。”“和尚由自己的学说出发，对主人公说：认识生活与人的道路实际上就在于经过对宗教真理的了解(这里是禅宗佛教的真理)，而享乐的道路孕育着不幸，因为享乐是没有界限的。报应最终等待着人们。”(按：见《肉蒲团》第二回“老头陀空张皮布袋 小居士受坐肉蒲团”——笔者)“主人公强调的则是相反的，现实的意义就在于使人了解人生的全部快乐，其中包括肉体的快乐。”沃氏认为“看来作者是站在主人公一边，因为和尚遭受了失败，他没能说服主人公。这样一来，生活的感性方面战胜了和尚的宗教—道德图式。但是，主人公的胜利很快就显示出是一个幻影。”他指出：“(双方)思想的这种抵牾，是小说哲学观点最重要的特点。”35 然而，《肉蒲团》的主人公未央生最终还是遭到了报应，他终于以自阉来对自己进行惩罚。沃氏分析中国艳情文学中的报应主题与西方文学中的报应的区别说：“在中国(情爱小说)主人公中实现的是佛教的“因果”思想，类似于西方宗教由于淫荡行为带来的报应思想。……在未央生的生活中，他的一切爱情冒险最终使他走向厄运的结局。他失去了妻子、情人、力量和健康。这些都是由于自己的贪欲造成的无情的报应。这就是他的‘果’”。36 沃斯克列辛斯基在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好色主人公道路的最终结局都是预定了的(他的行为是愚蠢的、不合道德的，然后就要求指责)，那么为什么还要诱人地描写他的性生活的画面呢？为什么作者(李渔或者其他作者)是那样形象和鲜明地、带着那样一种满足甚至是带着对描绘令人难堪的感情的陶醉来描写恶行的画面呢？”37他分析了三点原因：“首先，这种刻意描写的色情场面的肉欲努力表现了恶行本身的令人讨厌的性质。”38“以便读者明显地信服这种恶行令人厌恶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明白，报应的不可避免。”39其次，沃斯克列辛斯基认为，小说中大量色情描写的出现“说明了那个时代文化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养生”、“养心”等一系列“与那个时代的生理心理学以及养生保健学相联系的概念。”他指出：“‘养生’与‘养心’实质上就是人类自我调节活动的部分或方面。(李渔就此写过篇幅巨大的随笔著作《闲情偶记》——原注)这种学说中最重要的就是阴阳的和谐。”40“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性关系包括性实践(性活动的样式，必须的药剂，如何建立阴阳的和谐等等)起着重要作用。”41第三，沃氏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色情描写是“由那个时代的现实和道德来说明的实际生活的特点”42所决定的。“中国作者采取对现实画面的色情描写，因为是想说明，文学作品中感性的、色情的东西如同贞节和禁欲一样，具有成为现实的权利，因为它们都存在于生活之中，都是现实的产物和它的组成部分。”43沃斯克列辛斯基对中国古代艳情文学产生原因的这三点分析，对我们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注释] 1)《二度梅全传》，又称《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简称《二度梅》，作者惜阴堂主人。清初章回体通俗长篇小说，四十回。本书以唐肃宗时忠奸斗争为背景，以梅、陈两家的悲欢离合及其子女的爱情磨难为主线，通过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展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 2)《金主亮荒淫》，即《醒世恒言》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叙述金海陵王完颜亮荒淫无道、丧身亡国故事。《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选录历代笔记小说和其它著作中的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编纂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共二十四类，计故事八百七十余篇。其中《情外类》选录了历代的同性爱情故事，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伶市民。读者们也能在其间了解到“龙阳”、“余桃”、“断袖”等典故的来源。 3)《隔帘花影》，一名《三世报》，作者丁耀亢，系改易《续金瓶梅》中人名与回目而成。 4)《赵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后学者多认为伪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大约为唐宋人所作”，日本盐谷温 《中国小说概论》以为大概出于六朝。记述汉成帝妃赵飞燕故事。 《吴紫玉传》，即《搜神记》卷十六所记吴王夫差女紫玉与童子韩重的爱情悲剧。 《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传奇小说，唐元稹作。写崔莺莺与张生互相爱慕、私自结合，又为张生所抛弃的故事。对莺莺的性格和心理，刻画得比较细致。 《青琐高议》，宋代志怪、传奇小说集。刘斧编撰。内容庞杂，除志怪、传奇外，还包括琐事、异闻、论议、纪传等，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影响较大、成就较高的是传奇一类作品，以描写男女情爱、婚姻问题占多数。 《剪灯新话》，传奇小说集，明瞿佑作。四卷，附录一卷，共21篇。形式模仿唐人传奇小说，情节新奇。明清戏曲及拟话本作者，常从此书中撷取题材。 5)载《中国：历史、文化和史学》，莫斯科1977年版，第222-246页。 6)戈雷金娜：《中世纪中国的短篇小说(情节的起源和及其进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总编室，1980年版，第277-278页。 7)中译文载我国《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第80-84页。白嗣宏译。 8、9)《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第83、84页。 10、11、12)同上，第80、81、82页。 13)《中国色情》，莫斯科正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4、15、16、17)同上，第6、7、9、8页。 18)C•B•勃留姆亨译自《阴阳：中国的爱情之道》，纽约，1971年版。 19、20、21)《中国色情》，第13、29、30页。 22、23、26)同上，第25页。 24、25、27)同上，第26页。 28)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811页。 29)《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55页。 30、31)《中国色情》第397页。 32、33)同上，第399、399-400页。 34、35)同上，第400页。 36)同上，第402页。 37、38)同上，第403、403-404页。 39、40)同上，第404页。 41、42)同上，第405页。 43)同上，第40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