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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摘自《2002中国哲学前沿报告》） 贾红莲 （一）关于“中国解释学”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解释学”（“释义学”、“诠释学”）一词从最初介绍性的接受进入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话语系统，这是与80年代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境遇的学术正名和存在性论证分不开的。90年代初，“传统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利用现代解释学的新成果对传统哲学与文化进行阐释和创新。90年代后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运用西方解释学解释传统哲学典籍时如何理解这种方法的普遍性问题，在以西方解释学理论来比照中国特有的或类似的解释方法时，如何构建并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式的解释学问题。就此，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专文论著，召开了多次全国和国际性的有关诠释学的学术研讨会。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近20年来，提出了 “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这里只就近年来对“中国解释学”这个问题研讨的情况做一概述。 １．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此问题上，存在着相反的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明确主张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将此深化为对创建“中国解释学”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的探讨。他们认为，创建“中国解释学”首先要从分析中国“解释问题”和中国解释方法的流变出发。如果完全脱离对于中国解释经典历史特征的整体把握，脱离对中国解释问题的细致分析，那么所谓“中国的解释学”就将会只是一些在任何文化中都可能出现的偶然事件，“中国”也只是一个地域性的观念而已。学者们认为，一方面，与西方关于“解释问题”从一开始是对经典的解释一样，中国的传统更重视经典的解释，中国的“解释问题”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这为创建一套自己成体系的“解释问题”的理论提供了可能；而且中国在“解释问题”上也是随时代变化的，在同一时期也会有对同一经典的不同解释派别，这为创建“中国解释学”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思想史上确有解释方法的专门学问（如“经学”），历史上的学者也在对传统经典解释的同时，对一些解释方法论问题加以思考和讨论，只是这些思考和讨论并未充分展开。总之，创建“中国解释学”是必要和可能的，即使是做梳理或系统化、理论化的工作，也是一项巨大而有意义的事情。 另有学者则认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没有必要是说，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没有必要”是说：一是用西方的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基本上可以把中国对经典注释的问题弄清；二是可以把中国的某些并不会影响西方解释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吸收到西方解释学之中，使西方解释学有可以解释中国经典的效用。就后一种情况看，我们可以说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就是普遍的解释学理论，“解释学”就是“解释学”，无所谓东方的西方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必要再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没有可能”则是说，中国的诠释传统并不足以使得中国建立起伽达默尔式的“哲学诠释学”，而用“哲学诠释学”作为哲学形态去解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也是不可能的。 ２．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途径与方法 有学者认为，在以西方解释学理论为参照系的情况下，“创建”或“重建”是“中国解释学”的方法论基点。所谓创建方法有三个基点：一是基于对中国长期而丰富的“经典注释”传统资源的有条件利用；二是自觉地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经典”注释的历史；三是基于预设中国解释学在解释问题、解释对象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等方面都与西方解释学颇为相当这个前提。所谓“重建”的意思是，中国原来就有“解释学”，不过后来被打断了，因此现在是“重建”。这是说，历史上“中国解释学”所缺少者的只是某种类似于西方解释学的叙述方式，而非“解释学”本身。 还有学者认为，建立“中国解释学”面临两个重要的方法转化：一是促成由“经学”方法向“解释学”方法的转化，对经学中包含解释学意义的内容加以提升并使其理论化、系统化，创立“中国解释学”的原初形态。此一转化国内已有许多学者正在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二是由一般意义上的“解释学”，再深入到具体的“中国解释学”，揭示和凸显后者独特的精神价值和具体而非抽象的普遍性。应当说后一个转变还远没有完成。这两个方法转化是密切相关的，由经学模式向解释学模式的转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在引进西方的“解释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转换中，西方的“学术范式”处于主动的、支配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思想内容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被处理的材料。而沟通二者的桥梁，就是强调“解释学”观念的普遍性。 有学者则不同意通过“经学”向“解释学”的转化来创建“中国解释学”，他们认为，把经学作为中国的解释学，或者哪怕是中国解释学的最初（原初）形态，实际上是不现实的。经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确实涵盖了一些解释经典的方法和一些重要的“解释问题”，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这一观点与以下问题相关。 ３．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 有学者认为，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尽管这些年人们在挖掘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与“现代价值”上做了许多工作，尽管中国有比西方更长的“解释”历史，但却是在西方解释学形成将近50年之后才展开对“中国解释学”的研究，而且其研究者甚至对自己的理论都将信将疑，有关研究更多的还止于一种史料和历史线索的梳理，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中国解释学”合法性论证的基础。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认为这种状况是中西方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典型缩影。因为这种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西方的话语系统所决定的。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概念系统诠释中国解释思想的结果。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抑或中国历史上本不存在“解释学”这种东西，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如果此论断成立，则只存在“中国解释学史”，而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中国解释学”一词的涵义也可以等同于“解释学在中国”。而且，更为遗憾的事实是，当我们的许多研究“中国特色的解释学”的学者在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研究“中国的”解释问题时，他们所移植的西方解释学方法，恰恰实际上又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的界限。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解释学”有否存在合法性的依据不在于中国历史上有无“解释学”，而在于“中国解释学”能否以及如何进入“现代的陈述”，进入“现代解释学”的话语系统，从而与西方解释学展开交流和对话。如果我们把“解释学”理解为关于文本的一种有效的解释方法，而不是把它等同于这种方法所代表的某种特殊的立场和表述方式，则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经学”，尽管在内容特征、问题和表述方式上都与西方解释学有很大的不同，但其中的核心内容却并非不可以“解释学”名之。这其中，经学向解释学的“转化”是“对话”的前提。此种转化关涉到对于“解释学”的自觉，关涉到如何通过“中国解释学”的阐释，扩展“解释学”的视阈和维度，丰富“解释学”观念的内涵，而不只一味地以西方解释学为标准量体裁衣，肢解中国本有的经学方法系统。 不论“中国解释学”的设想能否形成系统化和完善化的理论体系，也不论学者们在创造和发展过程之中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作为当代哲学论坛融合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一种探索和尝试，作为21世纪中西结合的一个新的方向，都值得重视并加以认真的分析、比较和研究，以期获得更加自觉的理论形态和更加成熟的表达方式。 （二）关于“儒家（或儒学、儒教）与宗教”的讨论 “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或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远不限于中国学者所论，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学者关于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观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历史上看，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争论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发，争论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16－19世纪，由西方传教士引发的争论。公元16世纪时，利玛窦来华传教，就曾提出儒家不是宗教的观点。此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未中断。第二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康有为提出孔教与佛教是世界上两大真正的宗教。这种观点遭到了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人的批判。第三阶段：1958年由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中国文化与当今世界”宣言，批评一些西方传教士及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先天的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或宗教精神，而只知重现实的伦理道德”的意见。第四阶段：1978年底，任继愈先生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公开提出了“儒家是宗教”的说法，从此在中国大陆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 。第五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儒家与宗教”的问题重新成为争鸣的焦点，大致有两个“事件”代表了争论不断深入的进程：一是缘起，以孔子2000网站2001年10月初展开的对《中国儒教史》（李申著）一书的评论和争鸣为代表；二是展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世纪中国哲学”重大课题组、新加坡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于2002年2月7日共同举办的“儒家与宗教”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可以视为一个标志。 １．“儒家与宗教”问题提出的前提、本质 关于前提，学者们基本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儒家与宗教”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即“定势”，也就是如何理解宗教的概念和本质。“儒家与宗教”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宗教观上的不同。第二种意见认为，谈儒家是不是宗教，应该区分两个东西，一个是宗教和信仰，一个是原初的儒学和后世的儒家或者是儒教。第三种意见认为 ，“儒家与宗教” 的争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它的提出是个假问题，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 关于本质，学者们认为，“儒家与宗教”问题的本质是思想史的问题，而非学术史或狭义历史学的问题。就当代而言，从思想史出发关于儒教的争论实际上有两条大的线索，一个线索是从“宗教性”来讲，着眼于从儒家思想的内在品格方面和内在精神。此线索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另一个线索是从制度化来讲，着眼于在制度化的层面，儒家是不是一种宗教。国内的讨论基本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展开的。这两条线索实际上到现在一直没有融合，甚至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 ２．儒家是否宗教的理论依据 在儒家是否宗教的争论中，基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支持或部分支持儒学是宗教、“儒教是教”和儒家宗教性。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从宗教特点上，不仅从精神信仰的层面而且从制度性宗教的层面直接说明儒家、儒学不仅具有宗教性而且就是宗教，并尤其注重对儒教作为制度性宗教的论证。从宗教的功能上，他们认为，儒教既是教化之教、信仰之教，也是宗教之教，两者并不矛盾。确认儒学是宗教，不仅表明现代中国在宗教观念方面的进展，更能使儒学以宗教的身份走向世界，为建构全球伦理做出必要的贡献。 第二种情况是不赞成“儒家是宗教”和“儒教是教”说。从哲学史方面看，若把儒家看成宗教，实际上是在与以儒家思想研究为重点的哲学史家对垒，是在与整个儒家文化研究者对垒。从思维方式上看，还是出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结果，而且宣扬“儒教是教”说并将此转化为“中国文化宗教论”，是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的全面否定。从方法论上看，儒教论者自觉不自觉地固执于宗教的立场，把儒家各个时期的学说都纳入宗教信仰范围的方法论，缺乏基本的学理基础与严肃的理论准备。 第三种看法认为，儒学是人文主义，不是宗教。它有宗教因素，或者说有宗教性，因此可以称为宗教人文主义，但不能称为人文主义宗教。人文主义宗教与宗教人文主义是不同的。儒学不但是一种关于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理论，也是一种人生学说，一套信仰体系，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代替宗教的作用。 ３．如何深化“儒家与宗教”的讨论 第一种意见认为， 要跳出“儒家是否宗教”，充分自觉地反思和检讨我们从事“儒家与宗教”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儒家是不是宗教或儒家是否具有宗教性”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它必然要求你去追问宗教的本质，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惟一有效的和最佳的提问方法。 第二种意见认为，要拓展视野，摆脱思维定势，转换思维方式，开拓新的研究路向。而开拓新的研究路向，就是要在对宗教的理解上走出西方中心论；在对宗教的评价上走出知识论中心；在对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上保持开放心态，根据时代的变化来充实、完善、改造它的内容和形态。 第三种意见认为，要对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行检讨，以期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既不能陷入西方式的话语框架中把宗教和信仰混为一谈，也要清楚马克思主义原来对宗教的看法究竟是什么，而不仅仅局限于列宁“宗教是鸦片是马克思关于宗教世界观的全部基石”这种解释，同时也要注意宗教问题与其他哲学问题相互纠缠与可能分离的复杂性（如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梁漱溟的“以哲学代宗教”、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等）。 主要参考文献 [1] 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载《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 [2]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儒家诠释学刍议》，载《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刘笑敢：《诠释与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景海峰：《解释学与中国哲学》，载《哲学动态》2001 第7期。 [7]贾红莲：《中国哲学发展变化50年》，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2年第3期 [8]彭启福：《文本的诠释与意义的创生——“诠释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11期 [9]李申：《中国儒教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蒙培元：《儒学是宗教吗？》，载《孔子研究》2002年第2期。 [11]赵吉惠：《儒学二重性：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载《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 [12]苗润田：《儒学宗教性的两种进路》，载《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 [13]“儒家与宗教”问题讨论专题，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 [14]李利安：《如何准确定义宗教——兼与李申先生商榷》，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 [15]以下文献资料均来自“www.confucius2000.com”2002年11月13日 “儒学与宗教问题争鸣”专栏： 韩星：《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历史起源及启示》； 郭齐勇、龚建平：《评李申著〈中国儒教史〉》； 郑家栋：《现代性视域中的“儒教”》； “儒家与宗教”研讨会现场录音（一）（二）（三）（四）。 （原载李铁映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