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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读《原道》整十年 耿心 从1994年《原道》辑刊创办，到今年改版为《新原道》，一晃竟有十年了。而这十年，对我个人生命而言，既是我在负笈求学路上思想探索的十年，也是我追寻、研读《原道》的十年。毫不夸张地说，一份厚重的《原道》，使得我已逝去的十年人生的精神生活，亦益愈厚重。 在国内众多学术思想刊物中，就历史与规模而言，《原道》在一开始都是不起眼的。所以，我十年前初识《原道》，亦是十分偶然。其时，我在长沙岳麓山下一所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所读专业课内容的正统与陈旧，把年轻人旺盛的好思精力赶向了“旁门左道”。因为是1990年才入的大学，所以我没能赶上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毕竟还是受到了一些余波的冲击━━尤其是在对柏杨、李敖们数典忘祖、狂傲无知的言论日益厌烦后，在对张中行、余秋雨们的谈天说地、忆旧参禅也不再起劲之后，便不自觉地把目光回转到80年代，寻找80年代出版的报刊书籍，主动给自己进行思想“补课”。 十年前的某一天，当我照例在学校图书馆“逛书架”时，不经意中发现一本名曰《原道》的书，当时，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唐人韩愈写的名文《原道》。但马上就觉得奇怪，韩愈的《原道》似乎不可能这么厚？待翻开书页后，才发现原来是一本刊载学术论文的辑刊。当然，若仅凭此，《原道》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翻阅的兴趣，但当我看到80年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李泽厚的大名亦列其中，尤其是读了李泽厚与《原道》主编陈明博士的对话并且惊异地发现一直鼓吹“西体中用”的李泽厚竟然自愿被称为“新儒家”，遂决定把它列入我的阅读范围。 这一读，就是十年。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不懈寻读《原道》，不仅与《原道》一起找寻中国五千年一以贯之的文化之道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而且亦与从未谋面的《原道》同仁们一起砥砺如下的心志：原道即是找路，找一条通往精神家园的路，找一条通往理想世界的路。遇见《原道》之前，我的思想一直处于混乱之中，精神处于茫然无着落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深受五四以来“反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亦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为专制主义，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阴魂不散。可是，当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的思考时，当我发现自己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生活并且在立身行事中对儒学“日用而不知”的时候，便觉得十分荒谬乃至于心有不甘。因为，将与一个民族的生命历程互相交融的传统文化以专制之罪封杀，否定的决不只是文化本身，更有这个民族自我实现的生命意志及这一生命意志实现之可能。只要我们是稍有头脑和良知的中国人，便不会以对传统文化的麻木不仁为理性成熟，以对民族精神的丑化虚无为稳健负责，以对民族历史的浅薄无知为尖锐深刻━━最起码，我自认为自己还没有无知与不肖到如此程度！ 《原道》主要帮我澄清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以“中体西用”为精神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真实面目和苦心懿旨。当《原道》第一辑“开卷语”中关于中国文化价值拱心石之重建的诉求被一些论者解读为文化保守主义后，主编陈明在《原道》第四辑的“编后”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这一定位，并且撰文论证“中体西用”是与救亡（俄国模式）、启蒙（欧美模式）并列的第三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设计，且被一代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所阐发坚持。后来，他这一思考在《浮生论学》中与李泽厚讨论“西体中用”时有所推进：中体，就是以中华民族的意志、需要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西用，就是一切外来的外在的东西都是用以满足主体意志欲求的手段、工具。将“体”抽象化处理，是为了化解近代以来“保教”与“保种”之间的理论紧张。陈明等人显然希望凭借这一概念架构，将《原道》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沟通起来。总之，继承启蒙情怀，使它区别于或“新”或“后”的国学；扬弃启蒙话语，又使它区别于“激进的自由主义”。这就是立志于“找路”的《原道》不断引起越来越多读者关注的原因。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军事、政治、经济的强势逼迫下，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仍在现代化的路途上苦苦探索。而我们曾经以为，只要引进了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以赶超他人。实则不然。西方文化对于积淀深厚的中国文化而言，其乃是一种异质性文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只是制度层面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创新。我们今天之所以会遇到如此多的问题，不仅仅只是西方文化内在矛盾的暴露，还因于我们对自身传统的武断撕裂。中国今日的危机，主要已是文化的危机；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困境。当前，中国文化所处的境遇依然是晚清以来的承续，中国文化依然处于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大变局之中，并且较之春秋战国之际更为动荡不明，这，亦迫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走向更为关注。而自西学东迫以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数的忧患之士为了中国文化复兴，自觉地进行了不懈探索和艰苦努力，尽管皆是情真意切，见解却仁智不同。故虽有众声喧哗不断，然黄钟大吕几希。“激进”与“保守”，长期以来亦是辩难不已，是非不明，余波及今。 研读《原道》，使我逐渐认识到，就思想学说而言，风行一时的未必就能世世传承，遭遇冷落的或许更富蕴有生命力。自近代至今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对民族文化从痛心自省到局部修正，从局部修正到全部舍弃，从全部舍弃继而转为热烈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因为国运的动荡，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始终不能在清澈的理性思考中进行。更有一些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社会激进改造的需要，多发惊世骇俗之偏激言论；而越是惊世骇俗、哗众取宠，也越容易得到思想浮躁者的吹捧和一知半解者的欢呼。一旦偏激成为时尚，媚俗成为风潮，其所造的汹涌“声势”，也就无情地淹没了睿智冷静之音。故而，残酷现实对道德理想的扭曲，急功近利对文化传承的消解，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发自道德良知以赶超西方文化的学习运动步履艰难的真正原因。故激进并非绝对正确，保守亦非完全错误。过犹不及。唯有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最终在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民族文化，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一种具有‘表达/塑造’功能的话语系统，方可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斯道甚远，斯任甚重。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曰：“凡民待尧舜而后起，若夫豪杰则自奋起！” 士尚志，志于道。希望《新原道》依然坚定十年前《原道》创刊时的信心：路是这样出来的━━走的人很多，目标一定。 十年磨就，寻路之剑。再次衷祝《新原道》愈走愈远！ 相关连接：道不同，相与为谋 —— 评《原道》 / 张耀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