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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学者论儒家（1）： 杜维明论儒学的跨文化发展 方朝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作者按】由于国家教委的一个项目，我有幸于去年9月份来哈佛大学进修，为期一年。利用进修时间我傍听了不少课程。在这边听课有很多好处，不仅可以提高外语，而且可以借听课之机了解西方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听课之外，也对个别学者进行了私人访谈，围绕有关观点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值此访问行将结束之时，我忙里偷闲写了一点东西，把我在美期间了解到的有关学者对儒学的想法向国内同仁作一介绍。这些东西拟分成若干篇，因为接触对象分别属于哈佛大学或波士顿大学等，故且命名为“波士顿学者论儒家”。整理的内容均未经有关学者审阅，如有争议责任由我承担。 杜维明先生这学期在哈佛开设了两门儒学方面的课程，一门是给高年级的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开设的，名叫“儒家伦理学”（Confucian ethics）；另一门是给哈佛大学一年级本科生开的，内容据他跟我讲，是专门讲“四书”的。另据一位听此课的学生跟我说，杜先生目前正在这门课的基础上编写一本关于美国学生的儒学教育的书，打算在五月底之间写完，并以中文形式先行出版。由于我没有听他给一年级本科生开的那门课，本文只介绍其“儒家伦理学”一课。 “儒家伦理学”主要是一门儒家思想史性质的课程，但内容以心性儒家为主，涉及孔、孟、荀的早期儒家思想，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朱熹、王阳明、李退溪等人的心性儒学思想，现代儒学等等。这门课被杜先生定义为“会议课程”，其讲解方式可以概括为“一半讲解、一半讨论”，即每次上课一开始由杜先生主讲45分钟左右，讲完学生提问，然后用一小时左右时间进行分组讨论。学生课外要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交读书报告，阅读文献大多数是英文版的儒家经典（包括王阳明的《传习录》英译本），但也有不少是西方学者的儒学研究之作，其中包括H. Fingarette的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Lee H. Yearley对孟子与阿奎那的比较研究，以及D. Garder, Michael C. Kalton, Philip J. Ivanhoe, Chengyang Li, Mary Evelyn Tucker等人的研究成果。听课的学生多半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本科生，其中以美国学生为主，也有少量韩国、台湾及大陆来哈佛留学的学生。与国内情况一样，听课学生需要拿到学分，所以他们听课时不停地做笔记；由于课后每周都有阅读材料，且阅读量较大，学生们压力不小。这也是哈佛大学所有文科类课程的共同特点。与哈佛其他名家的课程一样，杜先生的课有不少傍听者，其中有不少是来哈佛的大陆访问学者，除了我之外还有北大的张祺老师，武汉大学的孙思老师等等。傍听者只能参预课堂讨论，不能参预分组讨论。课堂气氛较为活跃，有一些美国学生更是发言积极。 本周的课程集中在儒学在现代面临的挑战及其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其中讲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人尊严等现代意识形态内容是否能代表一切，启蒙价值特别是世俗化、工具理性的不足之处，讲到东亚文明的兴起及亚洲价值等。但是在昨天的课上杜先生一反常态，在讲完将近一小时并接受几个提问之后，他兴致大发，又连续讲了将近一小时，其中一大部分是关于儒家与其他文化以及特别是与人类各大宗教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我听后感触较深，故稍加介绍。 1、如何看待儒学在其他文化中的发展 杜先生认为，宗教总是与一定的文化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有些宗教只与一种文化结合在一起，它们没有脱离某种特定的文化获得发展，比如日本的神道教就是如此；有些宗教却有更大的跨文化特征。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人类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均拥有多种不同的文化形式。与这些宗教相比，儒家处在中间形态。它一方面不象日本的神道教那样受日本特定文化形式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象三大宗教那样产生了异常广泛的跨文化传播效应，即迄今为止它的影响仍然主要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 杜先生的另一重要观点是，在宗教的跨文化传播中，要承认它在不同文化中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可能具有同样的有效性。我理解杜先生的意思是指不应该轻易地把宗教的一种形式奉为正宗而贬低它在其他文化中的不同形式。我们不能说中东的伊斯兰教徒比美国的伊斯兰教徒更像伊斯兰信徒，也不能说美国的基督教徒比汉城的基督教徒更像基督徒。事实上当宗教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它可能会根据新的文化要求而有新的创造性变革，这种变革毌宁可以说是对该宗教发展的一大贡献。目前基督徒占韩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是研究可以发现，韩国的基督教具有强烈的儒家化色彩，比如它把东方文化的家族特征等融入到了基督教当中。基督教在韩国文化中获得了创造性的新发展，这种新的与西方基督教有所不同的基督教，你不能说它不是基督教，或者说它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像基督教。事实上目前韩国基督教已经打入到美国宗教界，并反过来对美国的基督教产生了巨大挑战，在美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与此同样的道理，杜先生强调，对儒家在不同文化中的传播，我们也应当采取同样的态度。就历史而言，儒家在东亚不同国家中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尤其是日本的儒学内容与中国的就有很大不同。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儒家比日本的儒家更像是儒家，而韩国学者对儒家的理解就一定不如中国。在介绍心性儒学的课程中，杜维明先生特别介绍了韩国学者李退溪在心性儒学发展上的独特贡献。他并表示不能同意有的学者怀疑韩国人李退溪是否能真正理解儒学，从而忽视或贬低儒学在其它文化中的发展和成就。 杜先生由此强调，虽然儒学目前不如三大宗教那样产生了广泛的世界性影响，但是这决不是说它不能产生此种影响，决不能说一个人因为他是美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就不能接受儒家思想。按照杜先生的逻辑，我们可以推论认为，儒家在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发展，将会采取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文化形式；而且更重要的，不能说只有中国的儒学才能代表儒学的惟一正宗。杜先生认为儒学的内容与形式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如此。他似乎认为那种以中国为儒学惟一正宗的思想不利于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接受儒学，而一种学说如果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它的生命力必然会大打折扣。 2、如何看待儒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杜先生另一个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观点是他对于儒家与其他宗教关系的多元主义立场。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重要。因为人类几千年来创造了多种不同的宗教，除了中国历史上有过的主要宗教外，在人类其他文明中所形成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比儒家更多得多的信徒，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儒家能不能正确面对自身与这些宗教的关系，如何正确定位自身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它在今天世界上的命运的因素之一。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儒家学者，对佛教和道教也许能有一种相对平等的心态，但是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则未必能如此。如果我们对其他人类伟大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儒家一定比他们更伟大、更高级，是否真的有利于儒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又比如，中国的基督徒据说目前已达到7千万（有的说有1亿），这个数目据说还在增长，我们能不能把他们统统说成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影响那么大，我们只要一踏出国门就会立即碰到基督徒，有好多人会是我们的同学、同事或者朋友，一位儒学学者能否对这些人的信仰完全采取嗤之以鼻的态度？除此之外，我还想问大家的问题是，儒家真的代表真理的惟一来源吗？认同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否等于视儒家为惟一合法的人类价值系统？有的人认为儒家思想最伟大，中国就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者，它将拯救全世界。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作怪呢，还是建立对其他人类价值系统清醒理智的了解和判断之上？一直以来都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今天不少中国人想倡导“东风压倒西风”，然而这种“一风压倒另一风”的思想，恐怕并不是真正有利于儒学的现代发展，也不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下面介绍杜先生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是他在课上讲的，有的是他与我私下交谈时所提到的。 ［主张宗教多元主义］杜维明认为，宗教内部对于宗教之外的学说常常主要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排外主义”（exclusionism）,他说在任何一门宗教中都有原教旨主义倾向，认为只有本教才是惟一的真理代表者，而其他宗教则被斥为“异端”，这种态度显然不可取；另一种态度是“接纳主义”(inclusionism),这种态度是另一个极端，它对人类其他宗教或真理采取全面容纳的态度，试图以自身的价值为轴心将其他价值全部吸收进来。这种态度有时会建成一个“等级式”的价值谱系，其中自身原有的价值系统居于最高或核心地位，而其他人类宗教或价值处于辅助地位。杜先生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态度，一是佛教中有过这种态度，即以佛教思想为中心，试图把人类所有价值全部包容到它的系统中去；另一个例子是现代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建立了一个体系，即“生命存在与心灵九境”学说，他把儒家定位于最高层次的学问（第九境），称之为“天德流行境”，佛教次之（第八境），基督教又次之（第七境）。唐先生的学说显然在人类各大宗教之间进行了等级划分，尽管他对人类其他宗教价值采取了吸纳的态度，但是却是以儒家为座标进行的，认为儒家价值系统高于人类其他所有价值学说。这两种态度，即排外主义态度和接纳主义态度都是杜先生所不接受的。 杜先生于是提到第三种态度，即“多元主义”（pluralism）态度。他说多元主义态度是一种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主张面对其他宗教、主动积极地与之对话，并在对话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只有这样才有真正有利一门宗教自身的发展。在儒家学说史上，历来有所谓的“正统”与“异端”之争，在心性儒学内部也一直有一种确定什么是“正宗”的传统。杜先生认为，对“异端”要有一种新的态度，“反对异端”可以理解为不轻易放弃自身所坚持的“核心价值”，而不一定对其他学派加以否定或排斥。其实在中国古代儒学史上，儒家受惠于其他学派的批评甚多，从战国年代“百家争鸣”到汉唐以来的道、释学说都对儒家的发展有过贡献；另外，在儒学内部，儒学本来就曾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过，不一定非要拘泥于一种形式。 显然，杜维明先生所主张的“多元主义”态度，不能等同于“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实际上否认了有绝对真理，否认了有自身执持的标准，这等于否认了自身有坚定的立场。这种多元主义，我的理解是，一方面有自身的标准和立场，另一方面对于其他的宗教或真理学说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态度上的“开放”并不意味着“接受”其他价值，而是指1）对其他宗教现象表现出充分的尊重、同情的关切，2）对其他宗教采取积极对话和随时想深入理解之的态度，3）不否认自身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儒家可以与其他宗教相融合］杜先生强调，儒家与其他宗教，包括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可以相互融合，不同宗教之间的融合不是坏事，在融合过程中人们会进行新的创造，从而对宗教的发展有利。杜先生跟我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现略加总结： 以儒家与基督教的融合为例：在中国历史上，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过程中曾经花大量时间学习儒学，尽管他对儒家的态度是“宰制性”的；后来有些基督教传教士对于儒家的态度更加积极（如里雅各）。目前在西方有不少学者在进行儒学与基督教对话与融合的工作，沈宣仁就是很好的例子。秦家懿早年是个基督教修女，但她同时研究儒家甚深，并且后来结婚、养子，她与瑞士学者是汉斯·昆进行了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波士顿大学的John Berthrong教授是一位神学家，同时在波大顿大学开设儒学课程，他宣称自己是一位Confucian Christian（儒家基督徒）。 以儒家与佛教的融合为例：在台湾，从太虚法师到人间法师，从佛光山到圣严法师，以及慈济功德会，佛教在台湾的发展融入了儒家的精神。（这一部分记录不是很准确，待考） 以儒家与伊斯兰教的融合为例：在中国自17世纪时起就曾出现过“回儒”，一位回教徒在把伊斯兰教与儒家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先生又说，我们应当承认基督教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汉语神学能不能在中国生长成一种能够与西方基督教相抗衡的神学，有待于中国基督教思想家能不能把基督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包括与儒家相结合，从而创造出基督教在中国的新形式。他感叹说，现在一些中国的基督教学者都不了解儒家，对中国固有的一些传统采取排斥或贬低的态度，其实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摒弃民族主义情结，积极参预宗教对话］杜先生说，多年来他主持或参预了多场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活动。他曾经代表儒家在马来西亚参加一场儒家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人们甚至讨论到孔子是否可以成为伊斯兰教中的先知的问题。他还与在新加坡进行过一场十三位儒家与十三位基督教神学家之间的对话，可惜在十三位儒家中有八位都是基督徒，结果变成了基督教内部的对话了。杜先生说，他不赞同把儒家当成服务于民族主义的工具。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因为宗教对话是人们本着各自的信仰对真理的探索，如果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来对话，那么对话就将变成各个不同民族或宗教团体之间相互争夺话语权的斗争，这种斗争将永远难以达成妥协，而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宗教战争也多半因此而起。 2004年4月15日星期四于哈佛大学东亚系 来源：作者赐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