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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活儒学”的批评 ——致黄玉顺先生的一封信 葛安台 此信传杨祖汉先生（并请转吴汝钧先生）、林安梧先生、周博裕先生、FSCPC（李淳玲小姐或FSCPC的朋友可否将此信转给李明辉先生？）、陈明先生、蒋庆先生。—— 作者 玉顺先生： 《述神》蒙贵网站采用[1]，您的识量非一般所能及，首先表示感谢。 其次，你说我没有了解你所说的“生活儒学”是什么，那么我愿再作以下的答复，以为说明。 先只简单再指出一点：中国哲学的核心，如果不是全部“中国人所习的哲学”的话，至少是“转化为现代哲学的中国哲理”。 “外国哲学”当然仍须“如其所是”的学习之，讲述之。在熊牟唐之后，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亦步亦趋的复述/演伸/应用。（就此点而言，台湾的李明辉先生最可谓忠实无违而择善“固执”；如果不是“排他”的话，杨祖汉先生亦可称忠实，而现能主持台湾“新儒家”代表刊物。故我们不妨说李先生与杨先生或有点可比拟为阳明门下的钱绪山。只不过，不但完全没有独立运思的能力，而不可能真可称为“钱绪山”，且亦曾说牟宗三对“上帝”是“存而不论”的杨先生现在不知执“著”（平声）什么。自称是新儒家左派的林安梧先生拒绝刊登敝文，故亦不知他在想着些什么。现在他亦已在七月份《鹅湖》推出了他的“后新儒学”规模。他也说他是“生活”儒学。） 二是重新安排时空、数学与逻辑，即所谓的“量论”。这是牟宗三所曾从事、但并未完全成功的，亦是今天讲现象学者不能不自知者。（台湾的吴汝钧先生不能在此方面真正为之，却反而一头走到偏路上去了——此“偏”与王龙溪之偏不同——而自欢喜赞叹。大陆的现象学者则恐怕还不必有吴先生在“创生”与“有/无”问题上的用心/警觉。） 三是彻底明白/分别何为“自然”，何为“精神”，以彻底解决宇宙“体/用”的问题，黑格尔/马克思所留下的问题，[2] 与最终的“创世主/上帝”的问题（这不但是唐君毅“精神/人文”哲学犹待吾人省思的部分，也是熊牟唐三先生如何圆通融和的部分）。 上所说之一是任何人皆可为，亦皆不能不经过。二是我当年所曾想从事而愧不能者（我曾想从王浩先生学点数理逻辑，但他却说“逻辑是末道小技”）。我亦因自认无法有力辩证牟师而不敢立言。我们或可期望中国人现之讲习现象学将来能与数理逻辑结合，而再出一如青年牟宗三的天才而为之。三却是我今已有悟而能明白说出者，而虽然不能从内部建立时空数学与逻辑，却能从外部指点出其真相/定位。有一天若有人真能建立“量论”（中国哲学今后的Holy Grail），那将是中国哲学完全站立起之一天，但亦无法逾出我今之所说也（即可是牟先生在祭悼唐先生文中所说的“文化意识宇宙”明确具体落实为人所“创/生”的“精神宇宙”，但人之为“创世主”仍不能违于“自然”；而且，人是宇宙“创世主”之观念若不成立——在“宇宙/自然”中“创世”之“人极”—— 则即使关于时空数学与逻辑的谜思也不必能真正解决）。 “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虽甚佳，但那是不够的（也服不了现象学者或甚至由海德格所领军的存在主义）。“生活儒学”（不管是海峡那一边的）并没有真正知道牟宗三所说的“创生心”[3] 和“般若共法”是什么（“般若”在台海彼岸沦为“一本光明/同归于道”的“解业”论）。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释老若一时仍难掌握，（黑格尔的）“精神”总应该还能知（至少在敝文出现以后）？（康德是人人皆可不服气，但却不是人人皆可绕过去。胡塞尔/海德格真绕过去了吗？） 附上从今年三月到现在我所写的一些信，希望能有助你进一步了解。我在《述神》一文中原曾称道“生活儒学”和陈明、林安梧与吴汝钧等人与大陆现象学圈的一些见解，但以我从未发表过文章而恐人以为有附丽之嫌（也更担心会使我的中心主旨被转移或误解），而全刪掉了。我衷心期盼大家不论所见为何，能共同为中国的前途思考奋斗，而这个奋斗只能以恢复孔子之为人类至圣/神的地位为最大目标或共同交集。但可惜的是人却各持一见而互相抵消，而之所以如此，也往往是因为人不敢或无法以上所说之共同目标为明揭之共同目标而有以致之，否则大家必非不能彼此包容。（“不与夷狄主中国”的蒋庆先生虽最敢大声明说，可谓最有汉子气，但若不能真有得，即可被视为所谓“原教旨”，或甚至有可能被误会为“义和团”）。今中国摇摇欲起，美日谋之日急，台湾却不识大体而甘为人卒，中国/台湾何去何从？孔老之道不明，“上帝/神道”迷思不破，终是无法与人见真章也。马克思在中国的功过/意义倒底为何？今后如何定位？岂不都仍是问题？愿共思之。 现在，再回到“生活”问题—— 先如此问一个问题：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思在”？ 首先，开门见山的（点出一个小秘密，a tip）说：我现在附上给你看的几封信，比较是“生活”；你所开列出来的“生活儒学”规模，仍比较是“思在”。 （林先生的“后新儒学”亦只能是转说转远的“思在”哲学，未真正明白什么是“创生心”与“般若共法”故也，故“创生”化为“（存有）X态”，“般若”化为“（道言）解业”，而总名为“一本光明/同归于道”之“道言/解业”论。） “言说/思在”不能只靠你指出它只是“言说/思在”，它就可不只是“言说/思在”了，—— 正如“生活”不能只靠你指出它是“生活”，它就真可是“生活”；更如“业”不能只靠你说它是“业”，它就可“解”了，—— 否则我早在十余年前就可开始立言了。（除非你开宗明义的说：我今天所说的不是“哲学”，我只是写诗或打禅。但你能或愿如此否？写诗或打禅亦须有写诗或打禅的技巧入路与氛围也。若非在此氛围内，人必可问：你何不去种田算了？）（而我也果然就到餐馆送货切菜去了。） “生活儒学”说中国人并未“失语”，这是对的，亦确是不同于大陆上的“原教旨/义和团”之处。在台湾，则好像比较没有人担心“失语”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台湾人高明之处，而是根本没有人关心或察觉，即使是号称新儒家信徒者也好像没有人察觉此问题之严重：即如果中文日趋概念化而“不知所以然”的话，—— 且莫言知不知“返”，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返”的可能，故在“返”（传统）的问题上，没有什么失语的问题，故中国人今天在“语言”的问题上，亦只能“顺其然”，而不能“违其然”，但是，若只知“顺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话，—— 则不只中国人会“失语”，即连全部“哲学”本身（不论东西）亦将永劫不回。中国人（或全部东方人）失语不失语，根本问题还不在西方名相或观念之移植（故“我海他川”之类的说法虽是有觉有警，但这是不够的），而是语言本身概念化的问题。概念化就是西方话语最大的霸权，也是今天世界历史不能逆的方向（除非核战毀灭世界，人类重头来过？但金岳霖岂不已经说了，由“能”到“式”是“道”的方向？人类即使重头来过，能不也是这个方向？）。今天即使有人说“去概念！”，也仍是个“概念”也！这恐怕是连做为一个哲学家的德希达都不见得能或敢明确说出者，—— 他如果做为一个普通人或普通文人，能不能感觉到，那是另一回事——因为他毕竟不懂东方，至少是中国，语文，无从真正体会/对比。（从来布尼茲、叔本华，一直到海德格，西方人亦岂不早已只闻其味而不知其故呢？）西方的文学或艺术也常常反叛“概念”，[4] 血腥的（公私）“政治”亦岂不以“实在”为上。但那仍都只限于“表现/performance”（其实也就是“生活”！），一渉及“理论”，则还是乖乖回到“概念”的牢笼。在康德、黑格尔已笼罩一切的智思之后，叔本华、齐克果、尼采又挣扎些什么呢？（一个微小的建议：现之凡说“生活”者，Rudiger Safranski的三本传记《叔本华》《海德格》《尼采》可找来看看，若无兴趣全看，只要挑其中有关康德、黑格尔的部分看亦可，看他们如何用“生活”—— 或名“意志”，或名“实存”，或名“超人”—— 来抵抗康德、黑格尔（与胡塞尔）的天罗地网？“生活儒学”不经过“般若共法”对“概念/思在”“荡相/遣执”的“生活”，就已超过此三人的“生活”？甚至康德、黑格尔的“思在”？—— 胡塞尔的“意向性”亦岂脱得出“思在”？）（不要小看这种传记，那不是一般蛋头学者写得出来的。）（在海德格所谓的“实存”之外，岂不还有个已懂得“闭嘴”的维根斯坦呢？） 我在十几年前就说，中国语文“在作用中定义/思在”，西方语文“在定义/思在中作用”。而我却还是不敢说话。“生活儒学”无论如何操作“生活”，能高出此一说否？人也不能永远只是互相跟贴或到处演讲吧？（如果一辈子做此事，则或可算是打破“思在”而真“生活”，—— 也就是上所说的“表现/performance”，—— 但此与今日所谓“哲学”何干？宋明儒学大部分都是在互相讲论中弄出来的，但今日是此环境否？1986年我初读《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现象学》时就曾对王浩说，这些话语都是宋明儒心灵才说得出的话语。王浩虽然不懂，但亦未有任何反驳。现在讲儒学与现象学者或许懂，故或许现在应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回到宋明生活！”？但恐怕又会有人说：“回到先秦生活！”呢？不是有人去找更古老更神秘原始的“巫史传统”去了吗？）（今天西方林林总总的“New Age”、“Inspirationals”、“Mental Gurus”不都也是“生活”吗？而且往往还真能是“直指人心”的“生活”呢？这虽然是西方一直都有的“神秘主义”暗流，—— 其实也就是西方“萨蛮”！—— 不是今日才有，但现所谓的“后现代”呢？不也是想要跳脱“思在/理性/概念”？不也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吗？“生活儒学”何不干脆与“后现代”挂钩呢？不是更多“趣味”？台湾的“后新”、“后牟”者不也在此用心吗？故“生活儒学”又更有何高呢？）（一个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能让中国的哲学家们如此心折，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张先生亦不朽矣，可入儒门四科之列。）（“生活儒学”之“生活”若不经过“般若共法”和“创生心”，有一天人或会将其与Georg Simmel——此公与胡塞尔是同辈，亦相往来——的“生命/生活哲学”相比附。那也是无所不包的前于“存在”的“生活”。） （你与人的辩论亦未成功：虽然你实有高于其之见——到现在居然还有人说什么中国没有形上学，这种人旧称“一阐提”，现或只能称为不认识中国字[5]的中国人，连西方人亦必知的“经”（宗/教/教化）“论”（哲学/理论）之别都不知道，所以竟还有什么“大钞票”与“小零钱”的谬论。这也就是仍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河殇”的那类人——但你并说不出来也。一直强调“生活先在”也只是同语反复而已。你总不能永远说人不知你所说的“生活”是什么吧？）（“失败”亦不一定不好，象山与朱子辩“太极”是彻底的失败，而且败得很不好看，但这无妨象山之伟岸。）（“生活儒学”对“良知”与“良能”的解析固甚佳，但在今日“哲学”必不能不以概念语言为之的情况下，若不先经过“般若共法”则必不能达到“创生心”的地步，因此也必不能达到象山的地步，更不要说评点象山为“粗些”的阳明，何况竟然还有什么“生活”先在于“道德”的说法，对“道德”的原始义真了解了吗？岂不落回“唯气”或“唯物”的“生活”呢？“生活儒学”能以此而高过“道言论”否？） 不论是“儒学”或“哲学”或“生活”，也都不是“请客吃饭”也，更不会是“开会/发表论文”，不论你叫它是“生活”，或“思辩”，或任何什么名堂。 因此，若不能明白对话（“各自表述”虽还只是初步，但亦已不容易了，在此向你致敬），“生活”什么呢？二千多年前，“造次/颠沛”，“与点”，“唯诺”，就已是最高之“生活”了，宋明儒者之师友往来（讲友/学侣/家学/同调/共参/一传二传三传……）就已是最高的哲思生活或文/化生活了。我现在仍认为那是人类最高境界的宗教/哲学“生活”，—— 化“五经”之“宗/教”为“四书”之“学/论”，以“四书”为主脑，以“五经”为本体，但二者仍是一体，而相出入/互证[6]——不能回到那种世界，能谈什么“生活”？柏拉图哲学以对话方式呈现（此可称为Dia-Logism，以别于黑格尔完全思在的Pan-Logism），不也已是“生活”？今日在哲学上，在纸上（就算在“网上”好了，更即时一点，更virtual一点？），说“生活”，还真有什么新意吗？至少/何况，在熊牟唐之后？何况，最后还是得去“说”它呢？（维根斯坦为什么不大喜欢说话呢？为什么叫人“Don’t try to improve the world, just improve yourself”呢？与维根斯坦比较起来，同庚同语的海德格还真是个菲力士汀人！讲了一大堆的海德格与讲得不算多的维根斯坦，那个比较“失语”？甚至“失格”？牟宗三岂不懂海德格？但他为何还是较钟情于维根斯坦？并不只因早年是数理逻辑出身也！牟宗三中年后抽不出时间去好好读海德格？实是一眼即已看穿其极限也——故至写《圆善论》时仍判之为“头出头没，纠缠不已”—— 全部的存在/实存主义高不过牟宗三的一篇《文殊问疾》，那就已是牟宗三对海德格的总答复也！今天讲存在/实存主义者谁写得出一篇那样的文字？） 牟宗三哲学在“创生心/般若共法”“无执/圆善”之后还得去说个所谓“分别说/非分别说”，以“再”破“思/在”（“再”字吃紧）——“创生心”“般若共法”其实就已破过一次了——这是比康德用“判断”（其实就是想要“生活”！）来连接“现象”与“物自身”更彻底者（此二者都仍是在“思在”中的东西！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就是一步步走向“生活”的过程，但结果能不仍是“思在”吗？否则，仍须要有个黑格尔、马克思、存在主义等等吗？），“生活儒学”的立足点已高过于此？一不用说“创生”，二不用说“般若”，三不用思考/安排“背反”的问题、“无限”的问题等等，就能打破“思/在”？就解决了“坎陷”问题？就能“生/活”起来了吗？以批判康德起家的“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不也早就是“生活”了吗？现在所谓的“存有x态”、“纯粹力动”、“政治外王”、“即用见体”、“巫史传统”等等，不也都自以为能解决“坎陷”问题吗？不也都是“生活”吗？不也都是“实存”吗？那么，谁又是“原教旨’呢？“生活儒学”岂能不也有一分吗？（真的有比蒋庆或上述任何论说更不“原教旨”吗？更能“生活”吗？） 引进原就比较不在“生/活”传统之中的、无论如何都难以在“思/在”传统之外的外人之说，才能/就能/反而能起死回“生”？中国人固然并未/尚未“失语”，但是，所谓东方人“西化”或“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向洋大人学“概念化说话儿”的过程，这就像过去乡下人进城，必须学着城里人说话，才能生存。（去看看牟宗三在《五十自述》第一章中所提到者。）“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博士们到海外去取得一张“概念化说话”的资格证书，回来教同胞们概念化说话的过程。洋博士们教土博士们，土博士们又教土硕士们，土硕士们又教土学士们……这就是“失语”的过程！尚未至其尽头罢了。（故胡适一类人物在此方面之顺时开新固然无过而能领风骚，但在抑制传统话语上之无识霸道，则真是罪大恶极，不负其名。退之文起八代之衰，适之文定几代之衰？胡氏亦不朽也。）从清末民初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 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胡塞尔的《意典》不过就106年（那大致就是严复的《穆勒名学》到现在的时间，但西方哲学在那百年内已出入云水几度身？）—— 唯一懂得什么叫“概念化说话儿”的是谁？唯一知道什么是或不是“比较哲学”的是谁？曰：一个只从山东到北京求学的土老儿牟宗三也！（现在现象学的方家们将《Ideen》译为《观念》，“观”什么“念”呢？观理念？观意念？观概念？还是观观念？不如说“观世音”“观自在菩萨”算了，还让人知道在说些什么。真将胡塞尔别立于柏拉图传统之外了吗？真的就能不“本质论”了吗？）“生活”固然甚佳，但跳脱得了“概念化”的牢笼？韦伯之类的西方思想者，愈说什么“牢笼”，就愈是入于牢笼而不自知。那是西方“话语”(也就是今之提倡“十字架上的真理”的刘小枫先生所谓的“大理”，但刘先生又懂了什么“精神”，懂了什么“创世主”呢？)的宿命，即使德希达亦只能在这范围内挣扎。实在摆脱不了时，那就还是只有请“上帝”出场。连概念话语都尚未学通（甚至连自己在“概念说话儿”都不自知）的中国人能渺视“思在”？能不懂“上帝/创生者”？能把老释忘掉否？光一个“生活”就把“生活儒学”以外的东西都超过了？光讲“现象学”（洋唯识），“生活世界”，“存在主义”者就已挟海德格、胡塞尔而超黑格尔、康德，甚至笛卡尔、柏拉图？ 何况（就不“东西”比/较，而只“西西”比/较吧）： 胡塞尔/海德格再如何说“生活”，说“实存”，又高得过马克思的“活”？直接生在康德、黑格尔后的马克思岂不嗤之以鼻，视为“鬼窖活计”“拨弄精神”呢？尼采、维根斯坦亦岂不在一边冷笑？或许自以为能超过胡、海的德希达，在马老儿面前岂不也只能龟缩在一边呢？（这些都不是轻佻言之，而是事实即是如此也！）（是的，中国人仍可是马克思的信徒，虽或许不一定必须是个Marxist，但至少应是个Marxian，而且是Confucian Marxian——在“宇宙/自然/本体”中挺立为“极”以生/创“世界/精神/存有”的“人本/人文化成”主义：这不应该是新中国所向往，但仍达不到的必由“自”而“然”的“自由/必然”王国吗？（这比较会是“赤手搏龙蛇”的熊十力的立场，而不必是牟宗三的立场。我过去曾说过，关于马克思与中国，在五十年的脉络内——就从49年算起吧——牟师是对的；在一百年的脉络内，熊师会是对的。故国土分裂，已冒出之智慧再度飘零，是民族的厄运也。）（而马克思仍不能定位？）（而熊师却在文革中含恨以终。）（而今后中国若又与美日起浩劫性冲突的话，则不知会是何结果？—— 今逢抗日血战结束六十周年，吾人在纪念/庆祝之余，仍不能不惧，岂不令人感慨系之。吾人实不能不说：“紫金冤魂未宁前，抗日战争无胜利！”中国人何胜利之有？） 中国人一忘原始“自然”何义，二忘“创世者”何在的“生活”，能与“上帝”“神/佛”的“生活”抗衡？（若只就此而言，大陆官方之坚持所谓“唯物”虽是错的，但坚拒教廷和外来传教者之干预在目前来说确有不得不然之苦衷，而坚持“自然/人本”立场则更是对的——这也算是“天之大公”，间接为儒道保留了最后一块基地吧？）在台湾，即使信奉新儒家的，亦不知暗里夹了多少“神/佛/仙/道”在里面？台湾社会的神鬼迷漫就更不用说了。今后大陆必也会走上此路，而填补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以来所造成的“精神”空虛。而为何会如此？即是一因“世界”即是“精神”仍不明（老实说，这就是牟宗三/康德绝对压倒唐君毅/黑格尔的结果。今天海峡两岸的儒学者，甚至现象学者，亦都是被牟宗三一人所笼罩，而却都自以为能越过牟宗三），二因“人”即是“创生者”更不明也（故即使被牟宗三笼罩，亦不是真消化了牟宗三）！大陆官方只讲“唯物/自然/人本”，哲学界只讲巫史/乐感、生活、政治外王、现象学等等（叶秀山先生绕来绕去讲“人有一个世界”，什么“世界”呢？这“世界”倒底是什么呢？），真能抵挡得住耶穌，或甚至只是个如法轮功之类的所谓“新兴宗教”吗？“宇宙”是“自然”，“世界”是“精神”，此若不能明，今天人类又如何在“自然”和“精神”之间取得平衡呢？如何讲“大自然/生态/环保”呢？“人”若非即是“创生者”，则各文明（众神）之间又如何最终和平呢？ “生活”确是个好词，囊括性甚强，但必须有个根本坚实的内里，才站立得起也，“人不能不是儒家”也才能真正成立也。过去人岂不曾将熊十力比附为柏格森（“生活”固然与“生命”不同，但不知“创生者”的“生活”能强于“生命”？不知“释老/般若”的“生活”能包容/化解“生命”的暴流？）？以“仁是敏锐的直觉”为儒家开出一条生路的梁潄溟岂不又落回释氏？（而甚至胡乱评点熊十力？）能说“花果飘零”而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人最淒涼意象的你的同乡唐先生在“哲学思在”上与“生活实存”上，于儒释道耶皆亲和，那也是真正的“生活”，但哲理上达不到牟先生的高度，今日唐先生的哲学即不如牟先生的“活”，“生活儒学”已高过唐先生否？已消化唐先生的“精神”否？（我过去曾认为，胡塞尔、熊十力、维根斯坦、海德格和牟宗三——以生年序——是二十世纪的五个哲学家，唐先生因哲理逻辑性不够强，不与焉。但现在我看到了唐君毅为黑格尔在中国保留了一线生机。）（日本的京都学派，就像日本文化本身和日本禅一样，是个变种，但那也足够日本人自己受用的了，—— 唐先生亦颇尊重日本文化，甚至连胡兰成亦乐予接纳，—— 中国人却到现在还不识熊牟唐，拿什么去与人论说？能不继续飘零？）（故今有个必沦为日人附庸的“纯粹力动”也。）（台湾亦有个奉胡兰成为宗的一大文学家派。）（台湾亦早就有“谈缘说命/论爱道情”以教莘莘学子谈恋爱谈感情的“生活”者了。他们即使没赶上什么现象学/海德格，可都还是亲炙过唐、牟，甚至还研究王船山的哟 ----“道言论”者的那顶艺术家小帽可谓得“论爱道情”的船山学者的真传。）故“耕耘”是好的，当然也不必问“收获”。但耕什么，也必收什么也。（台湾的“生活”者，“解业”者，难道没有在“耕耘”？他们又岂必问过什么“收获”了？）（新中国不是最以周家老大为宗？怎么转到一位二军身上去了呢？故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恐还只是“孺子牛”，而忘了上面更还有一句？） 众方家们，人已指出，下土不够深，却都还只能转首以避？而拒答？都愿泥牛入海，万马不回？……。诸多好秀才，都要等到七八十岁再来懂？非不能深入传统而亦被列为“新儒家”之一的钱穆先生——虽然有其学生为其叫屈，而不甘列于其中——可是过了九十岁才悟一个“天人合一”的哟。他之前难道不曾懂过？ 再次一问众方家，我已将《述神》投诸于此，都能指教否？或是“此山我已开……”？（oops, there goes another tip……）（天机泄露已够否？）（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天机”，而是任何已入中年的“过河卒子”都已知道的东西？只是我自己一个不知人情世故的与世隔绝者还矇在鼓里罢了？）（百家争鸣？还是万马齐喑？）儒徒或中国人真的有比耶佛教徒或东西洋鬼子更温良恭让、更大公无私、更闻过而喜吗？（看看台湾那后新后牟一本空明同归于道者。）（“道”只有牟宗三所说过的“顺成”过程，——“坎陷”即使说不通，也是一种“顺成”观念，故“坎陷”又名为“开”，—— 又何曾“错置”过了？在时空的那一点上被“错置”了？可回“时空隧道”去将其扳正？）（或仍较朴直的[7]大陆新起儒者或许也不一定真知道什么叫“一本空明/同归于道”？又有何异？又有何高？虽然，不知可能比知还好一点，可免于逃“秘”之诡——光明与无明同体也：古今中外一切神佛道术的藏秘库也。周家老大亦必深厌者也。） 今天，只要是“哲学”就必是“思在”。中国过去只有“哲理”，没有“哲学”，故在“生活”中讲哲理（这是“生活儒学”已知的）。即使“佛学”亦不是严格希腊意义的“哲学”。西方/希腊哲理以“思在”为“生/活”，但没有耶教的“创世/创生”义。中国传统哲理儒道两家皆以有“创生”义之“生/活”为“思在”。道家是由思而逆/返之“自然创生”，儒家是能以道家为戒之兼顾顺/逆之“觉/感创生”（在“自然”中的“仁”“诚”“神”等）。儒道都是为原始《易》之所涵。宋明儒者起于大乘佛学和禅宗之后，即使亦知“般若”，能用“般若”，但却不能明确的分析/穿透以讲之，只有到现在的牟宗三才能定案。（故不能明“般若共法”，即不能真明“创生”。西方人亦必定必须先能了解老释，才能真正了解儒家，但今之中国人亦必不能不步上此途矣。否则必只能随西方人之后，视儒家只是个“无神论”的，或最多是“自然神”论的，格言话语/生活系统，连佛老都超不过。今之儒者难道最多也只能到“波士顿新儒”的程度？）孟子之“心之官则思”确是“生/活”中之“思在”，没错，而这也就是今天一切讲“巫史”，讲“乐感/实用”，讲“政治外王”，讲“即用见体”，讲“存有x态”等说法所能基本直觉到而能掌握者——但亦只有“生活”儒学一词能总括之。此所以“生活”确是个好词。但今天“生活”若不是“创生”之“生/活”，则只是泛泛的人类一直都在“生活”着的“生活”。西方智思的哲学传统其实到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就已（以思而在而）“生/活”完毕了。即使胡塞尔、海德格、德希达等也逃不出此“思在”的牢笼。所以“上帝”亦岂真曾“死”过？故今天若真讲“生活”，其实大可不用谈什么“哲学”，除了敬天或畏神/佛外，只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了。这也是古往今来，不分东西，匹夫匹妇都知道的道理，还须要学院温室中人去讲一大套哲学来告诉他吗？—— 告诉不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还是一起“下海”讨“生活”吗？哲学家们各据一山头，不也就是“讨生活”吗？（如果不是周先生临终所说的“讨替代”的话。）—— 何况，另一位可能不懂什么哲学玄理的四川前辈已总结一段痛苦的历史教训而明说之，而换得今天中国的一丝安定与希望？今天，（包括现象学方家们在内的）哲学家们有比从来就在海中沉浮奋斗的人更知什么“生活/世界”吗？为什么所谓的“知识分子”曾如此被糟蹋/瞧不起过呢？书空咄咄，立言千万的哲学家们在“斗争”时出过什么力？能派上何用场呢？帝王将相们，真正的革命家们，舵手们，甚至，恕不客气的说，能娱乐众生的歌伶艺旦们，为什么要瞧得起你什么知识分子或什么哲学家们呢？ 最后，愿引牟师五十多年前《说怀乡》一文的最后一段以为总结： 吾友唐君毅先生曾云“人自觉地要有负担，无论是那一面，总是痛苦的”。此言甚善。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以道为己任，其生命中总不免有破裂。即偏倾在某一面，而有了个沉重的负担。若是生在太平盛世，则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岂不是好？否则，若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则亦随时可以起，随时可以止。此亦是充实饱满之自娱。再不然，上上者“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可无不可”。此是大圣人之圆盈浑化，若没有先天的根器，很难至此。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必然。我以孤峭乏润泽之生命，只能一往偏倾，求其生命于抽象之域，指出时代症结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统以再造。甘愿受此痛苦而不辞，则亦安之若命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中受痛苦，让他们下一代在具体中过生活。 牟师的“坎陷”哲学虽然不能真正开出“具体生活”，而逗引出了今天各家争鸣，这就像朱子/康德之后仍须有阳明/黑格尔，但众方家们，都真知了牟宗三哲学吗？ 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今愿响应“生活儒学”的号召，贡献一文于此，以明何谓真正的“生/活”。只求众方家或有个答复或指教就可以了。（我若亦能被视为“生活儒学”的一员，则亦是我无上的光荣。） 都愿否真正来到“生活”的“现场”？（如您所说，“在战斗中成长”？） 就以“生活”做为一个平台，让哲学“活/动”起来，如何？ 都多拿点（真正能体现在熊十力、牟宗三身上的）汉子气出来吧。 那或许才能真正从新中国已有的鲁/闻（战斗）精神继续向前走，而走向固有的鲁闻（自然/中和/人极）精神哟。 在黄岗栖霞门外徘徊而没有生活的岳阳放逐草夫 葛安台 写于2005年7月 增补于南京受降60周年前夕 * 首发“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 [1] 葛安台先生《述神》一文首发于“中国儒学网”（www.confuchina.com）。—— 编者注 [2] 是“自然”“异化”为“精神”（或“世界”）（更正确的说，是“自然”“意识化/精神化”为“世界”），而不是（如黑格尔哲学所指向的）“精神”“异化”为“自然”（或“世界”）。—— 原注 [3] 牟宗三的“创生心”若不被了解，而人亦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追究牟宗三心目中宇宙本体最终性质的话，再加上联想到所谓“坎陷”说，则牟宗三系统亦会被视为带有此种泛黑格尔色彩，虽然牟宗三哲学在此问题上实无明确的承诺。以传统词语说之，牟宗三哲学在宇宙本体论上只是一个“心”与“气”不离不杂，既不说“心”在“气”中，亦不说“心”在“气”外。“坎陷”论虽实只是一个认识论，而非本体论，但终亦不能免于本体论上的追究、联想或非难。此亦所以有人会把牟宗三的“创生心”联想为类似于（黑格尔）“绝对精神”。若仔细读牟书，尤其是《心体与性体》，会发现牟宗三很少说“宇宙本体论”，而总是说“本体宇宙论”。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对从不“随意妄下一语”的牟宗三来说，这是偶然的吗？他的“本体”指“心”，“宇宙”指“气”也，若说“宇宙本体论”，则是“气”“大”或“高”或“首出”于“心”，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也就是他最忌讳的所谓“唯物论”，故他甚至曾说“什么体用不二, 心物不二, 都是庸俗之见”。（他也曾痛骂我“附骥熊先生, 以体用不二为万灵丹”。我自知尚说不过他，亦语太急切，故立即认错道歉，他也立即欣然接受。）故牟宗三之“心”“气”不离不杂虽然仍只是个无决断的“绝对在”的“自然”，但亦绝不会是如黑格尔式的将“精神”视为“宇宙/自然”的“本体”。故，认为“创生心”类似于“绝对精神”者，是既不知什么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更不知什么是（牟宗三）“创生心”的瞎比附，只是整天捧书而实未见一字之“好人专干坏事”者也。（能自己运思的钱绪山绝干不出这种坏事）（更岂说得出“对上帝存而不论”这种浑话？）—— 原注 [4] 这就是牟宗三所曾说的，西方在智思/分析哲学传统之外的“生活”传统，所以他才能说中国的智慧是“综合的尽理/气”, 而不是如西方智思传统的“分解的尽理”。“气”本身在西方亦属一更广大的“生活”传统, 今天即使最尖端的数理/自然科学，如数理逻辑，量子理论或超弦论等等，固然亦非单一的“概念”所能掌握，但若不能化为单一的“概念”，则这些“理论”即不能称“确定”，即使能“应用”。这就是被称为“亚里斯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家Godel所带来的所谓“数学危机”所警示于人类者。（这固然是“生活儒学”或一般哲学家们或已知的东西，但“概念/思在”的必然/必要性——无所逃性——恐还不是人所尽知，故不能不重申之。）（西方人若真知此无所逃性，但又实不能逃之，即不会敢随便成为所谓“无神论”，或至多成为“神秘主义”者。而今天中国人若不能知此无所逃性，而却又敢自称是“无神论”，则恐将沦为所谓“不知类”或甚至“无所忌惮”。今天中国人对“自然”之判準或回憶，若不能脱出西方式的“绝对自然”—— 或称“自然绝对在”—— 的牢笼，即亦永不能脱出西方绝对“思在”或绝对“意识”的“罗己”牢笼，再如何说“生活”，说“实践”，说“存有”多少“态”亦仍是“思在”。若不是“思在”的话，唐先生所谓的“遍德流行境”等说法不早就可成立了吗？何须再去说什么“生活”？说多少“态”呢？过去台湾有个傅伟勋先生还说一心可开“十门”呢！）—— 原注 [5] 说到“中国字”，现在大陆流行说“汉语”、“汉字”，连“中文”都不大说了，有一天会把“文”之古义亦忘掉（已经忘掉“理”了，其余更不用说）。若说“语”可以兼顾“phono”与“logo”之义，那么“字”呢？“汉字”不过是由永字八法构成的一堆符号罢了，能有“文”的意思吗？从“文王”开始，过去数千年中国人为何那么喜欢“文”这个“字”呢？（什么叫“钦，明，文，思”？什么叫“文心雕龙”？什么叫“王文成公”？）现在又有什么“英字德字法字日字俄字”吗？“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俄文”都还是“文”，为何自己反而是“字”？如此而能“我海他川”吗？有如此买椟还珠的吗？“中文系”怎么办呢？要改成“汉语系”吗？这是为了五族共和？还是只是伪善/假客气？满蒙回藏苖都因此而感激你了吗？就因此而真和了吗？这不是安了门内的，来了门外的吗？长于“还原”的现象学家们为何不在此动动脑筋呢？看到了什么大钞票与小零钱呢？—— 原注 [6] 但即使是一体而相出入，亦须有个主从，故只听说“四书五经”，岂曾听说“五经四书”？此即朱子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在中世而犹能独称“子”—— 转“周孔”为“孔孟”，至阳明而臻其极。“经史子集”仍只是个笼统无主从的“书库”，即使在后来之四部中，《四书》已列于“经”部，但亦仍是偏于“失神”之始于唐人之“共和”。—— 原注 [7] 此一“朴直”实即来自于对“释老”尚嫌陌生，只记得一消化了一半的“心体与性体”，却几乎完全忘了“才性与玄理”和“佛性与般若”。—— 原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