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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道”与“论学” ——从所谓“冯友兰现象”谈起 李英华 近年来，关于下一世纪的展望问题，似乎已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这自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如能结合严肃认真地回顾、考察本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的艰辛历程，以及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曲折经过，恐怕更有深刻的意义吧！ 今年第三期《东方文化》杂志刊载了蔡仲德先生的《“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一文，就是将回顾与展望融为一体，读来令人深思，给人启迪。蔡先生认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呈一个“之”字形，并可用“冯友兰现象”来概括代表：“冯友兰的思想历程正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轨迹相符。我因此将冯友兰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然的历程称为‘冯友兰现象’。” 上述概括是精警而深刻的。不过，笔者亦稍有异议。这就是针对蔡先生的如下一段话： “和冯友兰先生一样，哲学家贺麟、金岳霖、梁漱溟，文学家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等等也在1949年实现了自我，在1949年后失落了自我。”这段话里所列举的人物，尽管笔者均有所闻知，但熟悉的程度不一，故而不便一一评议。笔者可以明确地表示异议的，就是不同意蔡先生把“梁漱溟”也列在其中。这首先必须分析和确定冯友兰“失落自我”的含义。这里仅摘引他人为冯先生所作传记中的一段话： “就在这些良知几被遗忘的日子里，冯友兰终于沦为当时政治斗争的工具，他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写下了《论孔丘》的小册子，并于1975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全国，造成了难到挽回的影响。”“为了换取那可怜的一时间的盛誉，冯友兰为此付出了终身背上十字架的沉重代价。” 请再来沉吟冯先生晚年的自白：“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如果说这就是冯友兰的“失落自我”，那么，笔者认为，梁漱溟先生根本不存在这种自我失落。这里还是先摘自他人为梁先生所作传记中的两段话： “1950至1951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和悔过的时期，可能有人对梁漱溟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仿效同类哲学家冯友兰和贺麟所树立的榜样。1951年10月，他发表了关于自己的思想和对共产党看法转变的长篇文章。……尽管文章具有通常的开场白，但梁漱溟文中的思想还是未达到其他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所达到的那种形式完美、合乎标准的认识水准。” “可是到了70年代的后期，一位高级官员试图私自强迫梁漱溟为批林批孔运动写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由世界最著名的活着的孔子来批判死去的孔子，这无疑是对运动的一大贡献）。这次对抗仍然再现了他那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的品质，他回答那位官员说，他是一位有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既然内心里就根本没有想过批孔，那么于外也就不能写此类文章。当找他的那位官员以威胁相要挟时，梁不在乎地说，他已是83岁的人了，‘没有什么害怕的。’”“他的圣人身份和儒家气质完美无缺地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位外国学者为梁先生所作的传记，应当是少些偏见、比较客观吧。 接下来，不妨看看梁先生逝世后，新华社所发的盖棺论定的文章，题目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近百年人生旅程”。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最后，谨请仔细思味三位老前辈为梁先生所作的如下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 善养浩然之气，有守有学； 弘扬中华文化，立德立言。（张岱年） 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 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任继愈） 我们默默吟诵这些挽联，不难想见梁先生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品格！何谈“失落”？基于此，笔者不同意把梁先生列入“冯友兰现象”之中。 本文之所以提出这点异议，目的不是为了否定蔡先生关于“冯友兰现象”这一说法，而正是为了深化关于“冯友兰现象”的讨论。由此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文革”期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地遭遇“失落自我”的痛苦经历，而梁漱溟先生为何竟能独力“廷争面折，一代直声”？或许，张岱年先生的挽联就有所揭示吧，“善养浩然之气”、“立德”与“有守”——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可贵的“践道”精神，而不仅仅是“论学”问题。 诚然，张岱年先生的挽联主要是从儒家修养而言的。这里有必要从佛家修行角度来补充说明梁先生的“践道”精神： 我今于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 开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 或有复藏不复藏，而今一世深惭愧。 愿佛菩萨证知我，立志发誓更不造。 愿佛菩萨加被我，清净心开三业净。 佛道无上誓愿成，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 心佛众生本一如，念念惟期显自性。 这是梁先生所写的“发愿文”，并且正是写于芸芸众生一片沸腾的“文革”时期。由此可见，梁先生俨然一位佛家修行者！ 所以，仅仅在与儒家“践道”精神结合得相当成功这一意义上，笔者同意艾恺教授称梁先生为“最后一位儒家”；笔者所不能同意的是，艾恺教授把梁先生仅定性为“儒家”，而即使为儒家，那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位”。被誉为当代新儒家的杜维明先生，在他所写的《如何回应钱穆先生的‘澈悟’》一文里，认为钱穆先生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澈悟，是他晚年的证道书，意义深刻，就如宋代大儒张载的《西铭》一样。杜先生虔诚地表示“我希望自己效法前辈学人，也能‘体知’证道书的基调。”这充分体现了杜先生本人体之以身心的“践道”意味。另外，在他的另一篇杂感里，杜先生也谈到了“践道”的重要性，对宋明理学所谓的“体上工夫”作了新的阐发： “我相信建立自我的人格尊严，是为服务社会的理想作心理和知识的准备工作。没有这层宋明理学家所谓的‘体上工夫’，也就是通过自觉反省而领会‘真我’意向的功夫，……即表示心中没有主人翁的照管。”“结果一生作客，逢迎外来千变万化的时风而已。” 杜先生这段话，实际上就给“践道”与“论学”这一古老命题赋予新的内涵，并表明了这一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但是，在当今多以现代眼光来傲视、批判传统思想文化的思潮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像杜先生这样，以传统来返观（静观）、照察现代的某些不足了。在现代中国，这种即注重“践道”精神，又重视与“论学”相结合的古代遗风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全副身心埋头于“论学”之中，似乎已无暇顾及这种精神的身体力行了。所谓“冯友兰现象”所反映的实质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为了在下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再重演昔日可悲可痛的“失落自我”，为了中国学术文化在下一世纪大放光彩——蓦然回首，是否应当重新考虑和统一“践道”与“论学”的关系呢？！ ——原载《东方文化》199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