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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 石立善 叙言 日本的朱子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1]。这种传统，使日本的近现代朱子学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基础与风格。自二十世纪以后的朱子学史之整体观之，日本学者用功最勤，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近年，台湾学者编辑了两种朱子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朱子学研究书目（1900—1991）》[2]与《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3]，虽然其中所收的日文论著条目在记述与分类方面尚有不少遗漏与讹误，但基本上网罗了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朱子（名熹，1130～1200）的思想、史学、文学以及学术渊源、事迹、门人与后世的展开等几乎所有的领域中看到日本学者的足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无疑是整个朱子学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管见所及，到目前为止，介绍日本的朱子学研究的综述性文章有五篇：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4]与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5]，华国学《战后日本朱子学研究评述》[6]、高令印《现代日本朱子学》[7]、钟彩钧《现代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朱子学研究之概况》[8]。其中，后藤与岛田的综述过于简略，无法了解具体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史的变迁。华、高、钟三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知识背景的欠缺，以及所掌握的学术资讯极为有限，他们的文章也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与此相比，有关欧美[9]与港台[10]、韩国[11]的朱子学研究的评述，则比较深入而具体。因此，我们亟需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作一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战后，日本中国学界的结构与方法论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是出版于战后。战后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其整体格局、研究群体、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均与从前不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至今为止的六十年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特点何在？在研究史上又具有怎样的位置与意义呢？在本稿中，笔者将1946年以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分为以下六期：“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 “1960年代的研究”、“1970年代的研究”、“1980年代的研究”、“1990年代的研究”、“2000年以后的研究”，对其间出版的单行本（包括丛书）作一综合性述评，以描述其内容的特色与整体变迁的脉络。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举出的专著以朱子及其门人研究为主，不包括日本对其本国的朱子学及朝鲜朱子学的研究。又，文中所引日文，均为笔者译。 一、1946年～1950年代末的研究 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中，日本中国学界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在1947年6月，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学会——东方学会，其机关杂志《东方学》于四年后的1951年3月创刊。而京都方面的《支那学》则于1947年8月停刊。另一个日本全国性的学会——日本中国学会（哲学·语学·文学），在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奔走呼吁下，于1949年10月成立，其机关杂志《日本中国学会报》于1950年3月创刊。此外，日本道教学会也于1951年成立，其机关杂志《东方宗教》于同年12月创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日本中国学界在战后为了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相互协力与统合的动向。 在学界变革期间的1948年2月，出版了安田二郎（1908～1945）的遗作《中国近世思想研究》[12]，其中收有四篇关于朱子的论文与两篇关于陈白沙、阳明学的论文。有关朱子的论文，则发表于战前的1939年～1941年之间。由于安田二郎在1945年辞世，因此《中国近世思想研究》在规模上远不及战前出版的后藤俊瑞（1893～1961）《朱子の実践哲学》[13]，但此书出版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京都学派[14]历来对宋明理学的态度极为冷漠，研究者亦寥寥无几，而安田则是一个例外。他原本是哲学家田边元（1885～1962）的弟子，先是专攻西洋哲学，后来才转入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研究。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における習慣の問題——序説》（《在朱子哲学中的习惯问题——序说》）一文。安田在文中通过对《论语集注·学而篇》首章的分析，认为在朱子的伦理学体系中，习惯具有重要意义。安田援引Félix Ravaisson（1813～1900）的习惯论，指出：“学习”乃是一种习惯的获得，即格物的过程。安田认为，朱子的心之特质在于受动式的能动性与能动式的受动性，“本来心”（道心）是能动的，而“现实心”（人心）则是受动的，在习惯上才能实现“心与理一”。同样，理具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两面性，须于习惯这一事实中寻求构成两面性的原理。在另一篇论文中，安田还对津田左右吉（1873～1961）的批判主义式的朱子研究做了严峻的批判。又，安田关于理气，认为朱子的气如Stanislas Le Gall所云，是一种“瓦斯状空气状的物质”，而朱子的理乃“意义”等，这些看法后来遭到了日本学者的批评。自今日观之，确有不妥之处。近现代的日本学者，大多使用西洋哲学的概念与方法来剖析朱子的思想，安田的著作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精通多种西欧语言的安田，在朱子学的文献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他曾通读朱子文集[15]，并留下了《朱子语类》的译稿[16]。通观其文，确能引用文集与《朱子语类》而作到收放自如。安田对文献的全面梳理与把握，再加上严密的逻辑分析，使他的一些研究如“习惯论”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今不容忽视。 宇野哲人（1875～1974）的《支那哲学史：近世儒学》[17]是概论性的书籍。此书是战前出版的《儒学史》（上卷）[18]的续篇，其根干乃宇野的博士论文《洙泗源流论》。全书在时代上涵盖了自北宋至清末的儒学，所论人物自胡瑗至谭嗣同，书名虽题为“近世儒学”，内容上实则分为“近古”（宋～明）与“近世”（清）两大部分。宇野将宋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儒教的革新”、“士风的改善”、“儒、道二教的融合”、“佛教的影响”四点（2～7页），除了第二点以外，基本上因循了《支那哲学史讲话》中的看法[19]。对于朱子的哲学，则从“宇宙论”、“心理说”、“伦理说”、“名分论”四个范畴进行了考察。宇野还指出：朱子乃主知论者，富有科学性、实证性的倾向，而阳明则是主意论者，具有理想性的倾向，乘朱子实证论之弊，兴起了阳明理想论。宇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是岛田重礼（1838～1898）与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学生。宇野在明治末年先后游学中国[20]与德国，后来长期担任东京大学中国哲学讲座的教授，是东京方面“汉学”式研究的主帅，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多出其门。宇野在中国哲学史与宋学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与普及性的工作，除了主著《支那哲学史讲话》、《支那哲学の研究》[21]以及《二程子の哲学》[22]以外，他译注的《四书讲义：大学》[23]、《四书讲义：中庸》[24]以及《论语新释》[25]等书籍在战后多次重版，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影响巨大。 今井宇三郎（1911～？）的《宋代易学の研究》[26]出版于1958年。本书深入地考察了“《周易正义》与宋代易学”、“河图洛书象数论”、“《太极图》考”、“无极而太极考”、“二气五行考”等宋代易学史上的主要问题。本书虽非专论朱子，但其中有很多篇幅都触及到了朱子的易学，总体上资料翔实，持论平允，是日本易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一时期，有两种朱子学文献的译著出版。由和田清（1890～1963）校阅，河原正博（1912～1993）译注的《宋名臣言行录》中册于1948年出版[27]。该书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计划将其中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全部译出。到中册为止，已经译完了第六卷，遗憾的是下册（第七卷～第十卷）最终未能刊行。1949年，出版了由中国语言学家仓石武四郎翻译的《论语》[28]。本书是一本很独特的译著，在解释上完全以朱子的《集注》为准，并参以《语类》，而译文的文体则为现代日语口语，贯彻了仓石彻底摒弃旧式训读的理念。由于仓石的古典修养极深，全书又一依朱注，故其脉络前后一贯，译文简明流畅而准确，堪称《论语》日译史上的名著[29]。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研究之深入，与各种文献索引编纂之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朱子文献的整理方面，后藤俊瑞于1950至1960年代初，编纂了《朱子思想索引》系列，其中包括《朱子四书集注索引》、《朱子四书或问索引》[30]与《诗集传事类索引》[31]三种。与一般的索引书籍不同，其书的体裁并非是“一字索引”，而是分门别类的“语句”索引。这一系列索引书籍的学术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通观1950年代，朱子思想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专著出版，但是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刊行了大量有关朱子研究的专题论文。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过渡与积蓄阶段。 二、1960年代的研究 通过潜忍不发的长期积蓄，使日本学界在1960年代步入了朱子学研究的全盛时期，并迎来了朱子学研究专著的第一个出版高峰。 首先是楠本正继（1896～1963）《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32]一书的出版，此书在日本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楠本生于儒学世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支那哲学科，是宇野哲人的弟子，与后藤俊瑞被称作继承了宇野学统的“双璧”。楠本曾游学德国，后来在九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三十余年，冈田武彦（1908～2004）、荒木见悟（1917～）、佐藤仁（1927～）、福田殖（1933～）等皆出其门下。《宋明時代儒学思想の研究》分“宋学”与“明学”两部分，此书虽然是宋元明儒学的通史性研究，但涉及朱子与朱门诸子的章节（第一编第四章）亦颇有发明。比如楠本用“全体大用”来概括朱子的思想体系，认为朱子的这一思想为黄榦、陈埴、陈淳等弟子所继承。楠本的目光停留在朱子的社仓法与《仪礼经传通解》上，认为两者均是“全体大用”之学的产物。在详细地论述了社仓法的发生、内容与理念后，楠本指出这一政治实践体现了“同胞爱”的精神。楠本及其一门的学术特色是讲究“体认”与“为己”，这种学术上的性格，使其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做出共感性分析，其结论多发人所未发。这一派的学术特色，是值得我们重视与思考的。 楠本正继的弟子荒木见悟在1963年出版了《仏教と儒教：中国思想を形成するもの》[33]。该书由《序论：本来性与现实性》、第一章《华严经的哲学》、第二章《圆觉经的哲学》、第三章《朱子的哲学》、第四章《王阳明的哲学》、《结语》构成。全书的基调建立在“本来性”与“现实性”的构架之上，而内在的脉络则为“华严·禅——朱子学——阳明学”。在第三章《朱子的哲学》中，荒木先详细讨论了与朱子有密切关系的大慧宗杲的立场。荒木认为朱子与大慧宗杲在实践意图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两者均强调日常性的重要，如大慧宗杲排却“空虚寂灭”、“兀坐澄心”、“记诵词章”、“博闻多识”等立场，朱子亦反对沉溺时文、耽湎于章句之穿凿的态度。但朱子抓住禅宗的“现实性——本来性”的倾向性，批判了大慧标榜的证悟主义，举出禅体验的超越人情、无法对应复杂之现实等弊害。荒木着眼于“天与心”、“所当然与所以然”、“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四端说”、“未发与已发”、“持敬”、“格物致知”、“豁然贯通”等主层面，论述了朱子的学说建设。认为“朱子的哲学是由于剜刺佛老之肺腑而构成的，是中国思想史上特异的‘深造自得之学’”（367页），从大慧向朱子思想的转移意味着“本来性的现实化样式的转移”（256页）。历来对此书的评价均围绕着“本来性”与“现实性”展开，笔者认为在论述朱子的部分，荒木深挖朱子有关日常性的思考获得了成功，把握住了朱子学在实践方面的本质。后来，荒木继续以儒佛之间影响互动的视角，对明代思想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34]。 《朱子の倫理思想：続朱子の実践哲学》[35]是后藤俊瑞的遗稿，由其弟子整理出版。后藤是名副其实的朱子专家，撰有多种朱子研究的书籍，战前出版的有《朱子の実践哲学》、《朱子の哲学》[36]以及传记《朱子》[37]，在朱子研究领域影响很大。本书由第一篇《规范论》、第二篇《德论》、第三篇《实践论》三部分构成，分别探讨了“道”、“礼”、“穷理”、“存养”、“省察”、“居敬”、“忠恕”等概念的构造与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篇第六章的结尾，后藤特别论及了“恕”的现代意义，他认为“恕”乃是社会道德行为的根本原理，“恕”之实践可以开出真正的民主主义。从中，我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一位朱子学者在晚年的现实关怀。 友枝龙太郎（1916～1986）《朱子の思想形成》[38]是战后朱子思想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全书目录如下：《序论》、第一章《意识的问题》、第二章《存在的问题》、第三章《知识与实践的问题》、第四章《朱陆异同及其背景》、《结论》、《附录》（收录三篇论文）。友枝毕业于东京大学，是宇野哲人的学生。本书长达五百七十余页，全面地再现了朱子思想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可以当作一种“哲学性传记”来读。笔者以为，对朱子知识论的诠释部分乃全书之白眉。友枝认为，在朱子的知识论里，“反省知”介在于“直接知”与“悟觉知”之间，而朱子的格物说与其“社仓法”、“经界法案”、“水稻生产技术的指导”等一系列政治实践是密切相关的。在第三章，友枝通过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朱注的分析，指出：“知犹识也”的“知”乃“识别心解知”、“识别反省知”，其极处即“豁然贯通”的“悟觉知”，而“朱子格物致知说的特色，就在于‘识别反省知’的使用与事物的对象化，此立场不见于禅学及陆学”（365页）。友枝强调朱子的立场乃根据“识别反省知”对事物的所以然之则的究明，以及此知识立场在中国近世的重要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友枝在第四章分析朱陆学说的差异时，从两人家庭背景的影响寻找根本原因。友枝认为，陆象山生于大家族，其家“累世义居”并“合族而食”，族人分工明确，协力维系大家族的生活。生活在这种宗族共同体（血缘共同体）里的陆象山，重视“爱哀钦敬”之心，主张“心即理”、“此心此理充塞宇宙”，其论理是寻求一种直接性的统一。而朱子则生于下级官吏之家，一直生活在小家庭里。朱子中举之后，靠自身仕官的俸禄生活，因而朱子着眼于家族、村落、国家的等级性，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的矛盾与对立，朱子的学说则为了克服这些矛盾与对立而寻求统一。这些独特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朱陆异同的新视角。此外，附录中有关《朱子语类》及《诗集传》的研究，亦有可观之处。本书文体明白通畅，而且考证学与哲学分析在书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提示了一条新的途径。 《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39]的作者岛田虔次（1917～2000）撰写了《朱子学と陽明学》[40]。此书乃概论性书籍，岛田继武内义雄（1886～1966）的《朱子·王阳明》[41]之后，再次将朱子与阳明放在同一个思想史的脉络里进行叙述，书末还专门论述了李贽。此书简短扼要，便于初学，因此不惟日本，在海外亦有很大的影响。有趣的是，书中多处可见“主观唯心论”、“客观唯心论”之类的词语。与《朱子学と陽明学》同一年出版的还有日本思想史专家守本顺一郎（1922～1977）的《东洋政治思想史研究》[42]，该书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研究。守本将朱子学作为封建思维在中国的完成形态来把握，对“朱子学的历史性构造”、“朱子的生产论”、“朱子学与佛教”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书中还随处可见丸山真男（1914～1996）的朱子学认识[43]对作者产生的影响。从岛田与守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色彩，也可以推知当时的日本学者对大陆学界的关注以及所受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朱子书籍的翻译与注释进入了一个丰收阶段。仅《大学·中庸》就有岛田虔次[44]、赤冢忠（1913～1983）[45]、金谷治（1920～2006）[46]、俣野太郎（1918～？）[47]的四种译本。其中，以岛田虔次的译本影响最大。岛田的翻译全部依据朱子的学说，在文献上不仅参照了《朱子语类》与《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还援引日本儒者太田锦城（1765～1825）的《中庸原解》、佐藤一斋（1772～1859）的《中庸栏外书》等，从时代背景、思维的过程等角度做了细致的解读。在解说《大学》时，岛田特别举出王阳明的学说，以示朱王之异同。赤冢忠的译本则兼收汉唐的古注与朱子的新注，其中〈大学译注〉与〈中庸译注〉是以唐代石经《礼记》为底本，而〈大学章句译注〉与〈中庸章句序译注〉则依据的是吴志忠的嘉庆刊本《四书集注》。金谷治的译本在解释上，以朱注为主，还参考了清儒王步青的《四书本义汇参》等。俣野太郎译本的《大学》部分全依朱注，《中庸》部分则以郑玄与孔颖达的古注为主。 1967年，明德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新书”出版了宇野哲人翻译的《论语》[48]。本书本是宇野在汤岛圣堂的讲义，书中的解释以《论语集注》为主，文字简洁明快。本田济（1920～）翻译了《易经》[49]，译者乃易学专家，本书以《御纂周易折中》为底本，解释以朱子《周易本义》为主，并参以《伊川易传》等书，如今已成为《易经》入门的必备书籍。《小学》则出了两种译本，宇野哲人之子宇野精一（1910～）的译注[50]是全译本，其底本是和刻覆陈选《小学句读》。四年后，宇野精一的弟子远藤哲夫（1926～）的译本[51]只翻译了《小学》中的〈外篇〉。山崎道夫（1904～？）选译了《近思录》中的一百四十余条[52]，这个译本的特点是在解释上全依江永的《近思录集注》。佐藤仁翻译的黄榦《朱子行状》[53]，是以文化元年（1804）的和刻本为底本，书前还附有写得很细致的解题。 同一时期，台湾于1964年出版了范寿康（1896～1983）的《朱子及其哲学》[54]，于1960年代末出版了牟宗三（1909～1995）的《心体与性体》[55]。前书简要，后书细密，但是均未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 三、1970年代的研究 1970年代是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尚处于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中，还谈不上纯学术性的朱子研究。台湾方面，只有钱穆（1895～1990）的《朱子新学案》[56]值得一提。实际上从港台与欧美、韩国的整体研究情况来看，在1980年代之前，朱子研究的厚度与深度均无法与日本相比。 这一时期的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最大的特色就是集体合作与集体研究。以东京大学为首的东京学界与九州大学的楠本一门合作，继《阳明学大系》[57]之后，又召集了八十余位学者共同执笔，推出了全十四册的丛书《朱子学大系》[58]。其书各卷目次如下：第一卷《朱子学入门》、第二卷《朱子的先驱（上）》、第三卷《朱子的先驱（下）》、第四卷《朱子文集（上）》、第五卷《朱子文集（下）》、第六卷《朱子语类》、第七卷《四书集注（上）》、第八卷《四书集注（下）》、第九卷《近思录》、第十卷《朱子的后继（上）》、第十一卷《朱子的后继（下）》、第十二卷《朝鲜的朱子学·日本的朱子学（上）》、第十三卷《日本的朱子学（下）》、第十四卷《幕末维新朱子学者书简集》。这套大型丛书视野开阔，收入了通论性的文章、专题研究、研究史回顾与朱子学书籍的译注。在时代上，笼括了朱子学的成立前史与明清以后的展开。在地域上，包含了朝鲜与日本朱子学等多方面的内容。此丛书还具有国际性色彩，其中收有海外学者钱穆、唐君毅（1909～1978）、宋晞、秦家懿（1934～）、陈荣捷（1901～1994）、安炳周（1933～）等为此书撰写的专题论文。即使自今日观之，这套丛书依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几乎在同一时期，朱子学的集体研究在京都也悄然开始。京都学派从1970年起，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田中谦二（1912～2002）为中心，组织了前后为期六年的共同研究班[59]，这一项共同研究分两期：“朱子研究”（1970～1975）与“《朱子语类》的研究”（1975～1976）。柳田圣山（1922～）、岛田虔次、上山春平（1921～）、山田庆儿（1932～）、小南一郎（1942～）、清水茂（1925～）、三浦国雄（1941～）等京都方面各领域的学者均加入其中。共同研究班的主要活动是定期集体研读《朱子语类》，研究班的成员们的课题是于各自的专门领域研究朱子。这个研究班出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了单篇论文以外，可以举出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专著：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吉川幸次郎（1904～1980）与三浦国雄翻译的《朱子集》[60]，山田庆儿《朱子の自然学》[61]。 班长田中谦二本是元曲专家，他是因为对《朱子语类》中的近世口语感兴趣，才联合岛田虔次等人组织朱子研究班的[62]。而田中本人可以说是此共同研究班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在这里拾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棵“路边草”（田中语）——《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并以此文震撼了国际汉学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这一专题研究并不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分两次刊载于《东方学报》（京都）[63]，直到2001年才被收入田中的《著作集》中[64]。由于《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的影响太大，我们不得不在这里特别言及。众所周知，《朱子语类》长达一百四十卷，收有朱子的九十七位门人所记录的一万多条语录，分别记录于1170年～1199年之间。这些语录与书简一样，基本上保留了朱子思想的形成与变迁的原始轨迹。那么，在读此书时，这些门人究竟分别在哪一年师事于朱子的问题就变得异常重要。田中主要根据《朱子语类》中的双行小注以及语录中的两名以上弟子同席记录的痕迹，进行了分类与比勘，并参以《朱子文集》以及宋人的文集等一手资料，对朱门弟子的师事年次分别做了详细的考证。由于这种研究“要同时梳理手中所握的几十根线头”，其难度之大，非外人可知。此书可见京都学派绣花针一般精细的考证功夫。这项研究一问世，就受到了朱子学研究者们的一致关注，成为研究朱子与朱门弟子及《朱子语类》的必读书籍。在后来的二十年里，田中对旧稿不断地加以修改与完善，《田中谦二著作集》所收的则是改订本。 《朱子集》实际上是《朱子语类》的选译，全书由三浦国雄撰底稿，吉川幸次郎审订而成。本书从《朱子语类》中选出120余条语录，类别为七章：《训门人》、《圣人可学而至》、《新古典学》、《世界的构造》、《对人性的凝视》、《异学批判》、《历史与文学》。本书不仅对每一条语录都加以绵密而详尽的注释，而且对近世口语的解释亦相当准确，至今仍是《朱子语类》入门的必备书籍。此外，据说此共同研究班的成果之一《朱子语类》卷一至卷六的译注，原定由岩波书店出版[65]，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实现。三浦则是因参加田中谦二的共同研究班而转入到朱子研究的，他后来撰有《朱子と気と身体》一书，而他的根则扎在这个共同研究班。 薮内清（1906～2000）的学生，科学史家山田庆儿撰写的《朱子の自然学》是第一本系统地研究朱子的自然学的专著。该书目次如下：序章《被遗忘了的自然学者》、Ⅰ章《宇宙论前史》、Ⅱ章《宇宙论》、Ⅲ章《天文学》、Ⅳ章《气象学》、终章《从自然学走向人性学》。山田以《朱子语类》为中心，参以文集等资料，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在宋代科技史的大背景里，对朱子自然学的实态与理论构造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京都学派的一系列研究中，洋溢着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氛围，这种态度与东京方面尊朱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 大槻信良（1911～1991）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66]是一部考证性研究专著。该书先由作者在1952年末自费出了油印本，但流传不广，时隔20年后才正式出版了增订本。读《集注》之际，此书不可或缺。大槻遍查博搜了《四书章句集注》中几乎所有的典据，毛子水（1893～1988）在《序》中称其为“研究朱子学最为有用的书籍”，绝非过言。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将朱子所用的典据，分入“古”、“近”、“新”三类，即汉唐的古注、近人（以二程为主的宋人）的注释、朱子的新义，藉此明示朱子不废古训与其自身的创新。 哲学家三宅刚一（1895～1982）的弟子山本命（1901～？）《宋時代儒学の倫理学的研究》[67]出版于1973年。虽然本书不是朱子研究的专著，但书中对道学（周张二程与朱子）的伦理学的理论分析，颇有可观之处。山本还认为儒教伦理学在整个人类伦理学史中，占有一个独特无比的位置。这一时期，将朱子与阳明并论的专著，有间野潜龙（1923～1981）的《朱子と王陽明——新儒学と大学の理念》[68]与高桥进（1928～）的《朱熹と王陽明——物と心と理の比較思想論》[69]。市川安司（1910～？）的《朱子——学問とその展開》[70]从四书学（主要是《大学》与《中庸》）与封事（上奏文）的角度，简明地介绍了朱子的学问与政治的特色。朱子的传记研究，有三浦国雄撰写的《朱子》[71]，作者明言想写一部一个人的传记，而非人格高尚的、被圣人化了的朱子，与同类的日文书籍相比，本书写得很细致，至今仍拥有很多的读者。小野泽精一（1919～1981）、福永光司（1918～2001）、山井涌（1920～1990）合编的论文集《気の思想：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観と人間観の展開》[72]第三部中收有几篇关于朱子学的论文。此书在1990年出版了中文译本，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影响。 在朱子学书籍的翻译与注释方面，进入1970年代其势头依然不减。除了前面言及的《朱子集》以及《朱子学大系》中所收《朱子文集》（选译）、《朱子语类》（选译）、《四书集注》、《近思录》的译本外，其他各种朱子书籍的译本亦层出不穷。关于《近思录》，就出版了汤浅幸孙（1917～2003）[73]与市川安司[74]的两种译本。战前的秋月胤继（1873～？）的译本[75]是典型的正统派，该书以叶采《近思录集解》为主，还参考了日本儒者中村惕斋（1629～1702）的《近思录示蒙句解》，但此译本已经绝版。汤浅与市川的译本均以同治刊江永《近思录集注》为底本，由于篇幅上没有太多的限制，所以两书的注解都写得很详细。汤浅译本在解释上的方针是“以周张还周张”、“以二程还二程”，而后提示出北宋四家的学说是如何被朱子学理解的。市川译本的特点是详查了各条的出处与语句的出典，并且用高攀龙序刊本（无注本）与朱之弼序刊叶采《集解》本做了细致的校勘。总体来看，日本自古以叶采的《集解》为主，而近现代的学者大多重视清儒江永的《集注》。荒木见悟在《朱子·王阳明》[76]有关朱子部分的十四章中，分类选译了《朱子文集》与《朱子语类》的一部分。“全释汉文大系”丛书收入了山下龙二（1924～）翻译的《大学·中庸》[77]，该书分“古”、“今”两种译解，前者以郑注与《礼记正义》为准，后者则依据朱子的注释，书中还附译了王阳明与王龙溪有关《大学》、《中庸》的五篇文章。此外，诸桥辙次（1883～1982）与其弟子原田种成（1911～1995）还选译了《宋名臣言行录》[78]。 在文献整理方面，以荒木见悟为首的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编纂了“二程全书索引”，即《二程遗书索引》[79]与《二程外书粹言索引》[80]。衣川强（1939～）编纂了《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人名字号别名索引》[81]一书。衣川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同事田中谦二的协力，此书共花费了六年时间才得以问世。此书以四部备要本《宋元学案》、四明从书本《宋元学案补遗》为底本，是有关《宋元学案》与《补遗》的最为详尽的人名索引。此外，佐藤仁还编有《朱子语类自第一卷至第十三卷语句索引》[82]。在朱子学文献索引的制作方面，佐藤仁付出的辛劳令人肃然起敬。此外，佐藤还撰有多篇有关朱子的专题论文，但至今未结集出版。不仅仅是朱子研究领域，其他从事中国古典研究的日本学者很多都参与文献索引的制作，扩大了索引的范围，提高了索引的精度与效率，令学术研究的内涵趋向丰富。 另外，这一时期的出版界与学界合作的动向也值得注意。位于京都的中文出版社与九州大学方面合作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宋明古籍。中文出版社的李廼扬（1913～2004）通过自身的人脉，请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任主编，在台北与京都两地刊行了《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四编”）[83]。由于本丛刊所选的版本均为和刻善本，而且还附有冈田、荒木、佐藤仁、今井宇三郎、福田殖、吉田公平（1942～）等人为各种古籍撰写的书前解题，所以该丛刊自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其中，“初编”、“续编”、“三编”收录宋明理学典籍[84]，除了《周张全书》、《二程全书》、《击壤集》外，有关朱子学的书籍还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书或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集解》、《北溪先生字义详讲》、《朱子行状》、《朱子年谱》、《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等。其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还附有佐藤仁编制的人名索引。九州大学编纂的“二程全书索引”亦被收入其中（“初编”）。这套丛刊给宋明时代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中文出版社在这套丛刊之外，还影印出版了吕氏宝诰堂本《朱子遗书》[85]、宽文八年（1668）的和刻本《朱子语类大全》[86]、朝鲜刊本《性理大全》[87]等。此外，还将1962年出版于台北的明成化刻本《朱子语类大全》[88]（底本为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用日本内阁文库藏覆成化本修补，并缩印为两册，命名为“中日合璧版”[89]。此书卷首附录明人叶公回校编的《朱子年谱》，书末还附有佐藤仁编制的“人名地名书名索引”，使用极为便利。这些影印本的出版，给学界研究朱子学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原始文献，从侧面促进了日本朱子学研究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1970年代之前，当中国大陆与港台、欧美、韩国的朱子学研究还处于胎动期的时候，日本学者的研究无论是质与量，都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 四、1980年代的研究 进入1980年代后，中国大陆学界开始逐渐摆脱唯心、唯物以及辩证法等教条主义的束缚。侯外庐（1903～1987）、邱汉生、张岂之（1927～）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二卷[90]的出版，令人感到大陆的宋明理学研究的显著变化。而陈来（1952～）《朱熹哲学研究》[91]的出版，则意味着大陆的朱子学开始回归纯学术研究的领域。在文献整理方面，继1970年代末整理出版《张载集》[92]之后，中华书局接续出版了《二程集》[93]、《北溪字义》[94]、《四书章句集注》[95]、《朱子语类》[96]、《宋元学案》[97]以及《陆九渊集》[98]、《胡宏集》[99]等点校本。可以说，中华书局的“理学丛书”推动了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发展。在同一时期，台湾出版了刘述先（1934～）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100]与旅美学者陈荣捷的《朱子新探索》[101]。1982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102]，1987年12月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朱子学刊》的创刊（1989年4月），这些方面的动态都意味着朱子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日本关于朱子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山根三芳（1927～）、大滨晧（1904～？）、市川安司等人的专著。山根三芳的《朱子伦理思想研究》[103]是系统考察朱子伦理学的专著，作者是后藤俊瑞的学生。此书乃哲学式的研究，在问题意识与叙述手法上，受其师后藤的影响较大。全书收录了十三篇专题论文，共分两章：第一章为《道德意志论》，讨论了“关于道德意志”、“关于志气”、“关于私意”、“关于善恶”、“几的意味”、“权的意义”、“止的意义”七个主题。第二章为《伦理思想》，讨论了“关于敬”、“关于天”、“共生的伦理”、“无为的意义”、“全体的意义”、“见于《楚辞集注》的思想”六个主题。全书结构整然，义理分析则细致而深入，无疑是朱子伦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大滨晧原是楠本正继的学生，后就读于东京大学。《朱子の哲学》[104]是大滨的中国哲学研究三部曲之三[105]。全书分十二章，分别探讨了“理”、“气”、“理与气”、“性”、“心”、“天理与人欲”、“格物穷理与养气”、“道”、“主静与主敬”、“仁”、“读书论”、“对立与统一的思考”。本书采用的也是哲学式研究的方法。大滨认为：朱子的理气说存在着很多明显的矛盾，这些矛盾则起因于朱子的“理气合离”的思维方式。例如朱子学说中存在的两个矛盾——“理先气后”与“气先理后”、“理有偏全”与“理无偏全”，大滨认为：将理气分而观之，则理不受气的约束，乃意义性根源，所以“理先气后”、“理无偏全”，而将理气合而观之，则理由“绝对”变为“相对”，故而“气先理后”、“理有偏全”。据此，则朱子理气说中的诸多矛盾将迎刃而解。大滨还根据“理气合离”，从对立与统一的两个层面对朱子体系中的诸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理气合离”思维方式的提出，的确是一个创见。遗憾的是，此书在日本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市川安司《朱子哲学论考》[106]共分五部分：《主体与客体》、《四书集注的形而上学》、《朱子学的周边》、《流向阳明学》以及《附录（庄子研究）》。该书的创见主要集中在对《四书集注》的解释上。比如在《朱子哲学における物の意義》（《物在朱子哲学中的意義》）中论述物与事的关系时，对《大学章句》的朱注“物犹事也”、“知犹识也”两处训诂的分析，又如《論語集注に見える天の解釈》（《〈论语集注〉所见对天的解释》）一文对天与理的关系的诠释，都非常精辟简明。重视《朱子语类》，可谓当代日本的朱子研究的特色之一，而本书所收的《〈朱子语类〉杂记》[107]一文即其滥觞。又，日本学者对于《四书集注》所做的研究不是很多，此书在这些意义上也可说是重要的存在。通观全书，没有丝毫的护教色彩，也不援用任何的西方概念，可谓纯儒之书。 1981年，出版了汤浅幸孙的《中国倫理思想の研究》[108]。与京都大学的历代中国哲学史教授不同，汤浅善于运用西洋哲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思想。汤浅精通德国哲学，尤其受黑格尔与韦伯的影响较大。他在本书中，用韦伯的“存心伦理”[109]（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范畴来解释中国思想的伦理规范。汤浅认为，与西欧思想史相比，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就是排斥“存心伦理”。此书的贡献，在于确定春秋公羊学与朱子学的伦理属于“存心伦理”。虽然近年有些大陆与台湾的学者将春秋公羊学与朱子的伦理学判定为“责任伦理”，但笔者的看法与汤浅完全一致。汤浅还有一个创见是在“存心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外，提出“世间体伦理”的范畴，用以解释说明东方伦理的道德规范。小说与笔记作为思想史的材料，同儒教经典一样受到了作者的重视，堪称本书的一大特点。 《中国思想における理想と現実》[110]乃冈田武彦多年来撰写的论文合集。二十六篇论文中有五篇专论朱子，特别是《朱子と智藏》（《朱子与智藏》）与《朱子の智藏説とその由来および継承》（《朱子的智藏说与其由来及继承》）两篇承袭了江户时代的朱子学者山崎暗斋（1618～1682）的学说，提出了“智藏”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与意义。虽然冈田的基本立场乃阳明学，但难得的是其于朱子亦能作同情之了解，行论中并无门户之见。冈田后来致力于儒教精神在现代的应用，堪称日本的“新儒家”。久须本文雄（1908～1995）的《宋代儒学の禅思想研究》[111]则探讨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程门诸子、朱子、陆象山与禅学的关联，由于作者是佛教信徒，因此书中的结论多有附会牵强之处，但本书在资料方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关于四书学，佐野公治（1936～）撰有《四書学史の研究》[112]。全书分七章：分别为《序章》、第一章《四书学的成立——朱子的经书学之构造》、第二章《围绕着宋元时代四书学的政治、思想状况》、第三章《〈大学〉观在朱子之后的变迁》、第四章《四书注释书的历史》、第五章《〈四书评〉的历史》、第六章《晚明的四书学》、第七章《科举与四书学》、《附录》。可以看出佐野此书的重点在于朱子之后至明末为止的四书学的成立与展开，这一部分的确写得精彩，但笔者最感兴趣的是第一章中的几段论述。佐野通过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的“表里精粗无所不到”一语的分析，认为朱子的思维方式乃“一而二，二而一”，朱子解经的态度由个别视点与统一视点构成。前者是切合经文，实证、客观地解明经旨，后者则是从经书中把捉圣贤的普遍性精神，而两者犹如一物之表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朱子最大限度地承袭了“述而不作”的儒家传统，同时贯彻了冷静的客观主义、批判主义而树立了独自的注释体系。本书忽视了北宋四书学与南宋之间的连续性，可能是一个缺憾，但在相关领域中，此书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之一。 关于朱子的传记研究，佐藤仁撰有《朱子——老い易く学成り難し——》[113]。翻译方面，友枝龙太郎分“诗”、“奏劄”、“书简”、“杂著”、“公移”五类，选译了一部分《朱子文集》[114]。友枝的弟子高畑常信（1941～）翻译注释了《延平答问》[115]。由于篇幅所限，高畑只翻译了朱子编辑的《正编》，没有收入《后录》与《补录》。宋史专家梅原郁（1934～）出版了《宋名臣言行录》的节译本[116]，进藤英幸（1929～）则选译了《伊洛渊源录》的一部分[117]。此外，小泽正明（1921～）出版了《朱熹集注论语全译》[118]。 在文献索引方面，以山井涌为中心的东京大学朱子研究会编纂了《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119]。本书乃大型索引，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总共动员了二十余人，前后跨越十七年制作的卡片终于得见天日。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底本，将文集中的固有名词分为“人名”（字号）、“地名”、“官职名”、“王朝名”、“国名”、“年号”（干支）六大类，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朱子文集索引。入矢义高（1910～1998）的弟子盐见邦彦（1941～）则据台北正中书局与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的明刊本《朱子语类》，编纂了《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120]。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中国大陆与欧美的研究，比如清学专家山口久和（1948～）翻译了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9～）的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21]，与该书的中译本[122]不同，日译本[123]附有详细的“译者注释”，这可以说是日本学界的一贯作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纯夫（1958～）在研究朱子时[124]，对朱子书简的撰作年月做了全面的考证，但迟迟没有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来由于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25]的出版而搁浅。这说明日中学者在这一时期，曾抱有相同的问题意识。1980年代，标志着朱子学研究进入了“国际朱子学”的时代。 五、1990年代的研究 此一时期，中国大陆在宋代道学的文献整理方面，出版了《周敦颐集》[126]、《蓝田吕氏遗著辑校》[127]、《崇正辩·斐然集》[128]、《张栻全集》[129]等。关于朱子的文献，则整理点校了《朱熹集》（全十册）[130]、《大学纂疏·中庸纂疏》[131]、《朱熹年谱》[132]等。束景南（1945～）出版了《朱熹佚文辑考》[133]与《朱子大传》[134]。辞典方面，则出版了由董玉整主编的《中国理学大辞典》[135]。那么，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在思想研究方面出版了两部重头专著：三浦国雄的《朱子と気と身体》[136]与木下铁矢（1950～）的《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説——》[137]。 三浦国雄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是本田济的弟子。《朱子と気と身体》共分两部：第一部《作为气的思想的朱子学》，第二部《近世的气之身心技法》。第一部专论朱子，分五章：第一章《总说：不间断的思想》、第二章《历史意识》、第三章《鬼神论》、第四章《易说》、第五章《呼吸论》。第二部是以中国近世道教的养生与气功为主的论文。在第一部第一章中，三浦通过朱子的著作与《朱子语类》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叠韵词——“间断”，描述了朱子思想的概貌，指出：“‘无间断’、‘无间’、‘无间隔’、‘无欠阙’、‘无空阙’之类的语言表现，体现了被理与气所概念化、体系化之前的朱子对世界抱有的印象”（19页）。第二章，三浦将朱子的历史意识的大框定为“下降史观”，认为朱子“对于整个历史，其看法带有极为悲观性的色调”（36页），并将其历史意识的中框定为“循环史观”，此两种史观处于一种互补关系，构成了其历史意识的框架。第三章认为“朱子最终没有能够根据气论将祖灵之祭祀合理化”（118页），原因是：“朱子将作为一个思索者的自身追入到了无神论者的境地，而同时作为一个宗教者，或者作为一个背负着传统习俗的儒者官僚，不允许他将无神论在逻辑上彻底化”（119页）。在第五章，三浦驱运道教与佛教等各方面的资料，对朱子的《调息箴》做了详细的注释性解读，在引述了明清及朝鲜、日本儒者对于带有异端色彩的《调息箴》所抱有的各种态度之后，三浦谓：“朱子虽然将道教的数息观（本为佛家调心之法）与上述观鼻端白之法作为收心的补助性手段而承认，但在原则上拒绝这些‘异端’方法对养心的侵入”（204页）。养心与养生，是宋明儒者直面的切身问题，通过三浦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朱子思想中“身”与“心”的调节互动以及矛盾胶着的一面。此外，三浦文中的若干观点，如象数理解以及朱子相信易之灵应等看法（第四章），遭到了木下铁矢的批判，从而引起了一场论争[138]。虽然三浦后来彻底转向了道教、风水以及冲绳学方面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此书所收的朱子研究的论文，几乎都撰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置身于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之外的三浦，始终抱有一种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意识。可以说本书在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木下铁矢《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説——》是具有强烈思辨性的哲学式研究。木下是汤浅幸孙的学生，是京都学派继安田二郎以来的朱子学者。他本是清朝考证学的专家[139]，自1980年代起，在冈山闭门读朱子书十年，这才产生了本书。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镜·光·魂魄》，第二章《时间种种》，第三章《“与道为体”——世界存立的形而上学根据——》，第四章《“易”的理解》，第五章《从“治”向“理”——陆贽·王安石·朱熹——》。木下的关心在于朱子文本中的一言一句即每一个“细节”，他认为“思想＝现场”，从而将自身定位为一个“追踪者”，竭力回归“现场”，追索文本中所遗留的“思索”的细微痕迹。书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如木下指出朱子易学的本质在于数理，构成“易——变换”核心的乃[2×][140]这一“变化演算子”（第四章）。又如第五章，木下通过避讳字“治”（唐高宗讳）被转换成“理”字的事实，指出“理”与“治”不同，是具有强烈的行为性的他动词，“理”“治”转换乃一历史事件，皇帝与国家的样貌则由“治”者变为“理”者，从统治国家转向行政国家，而皇帝则由超越性统治者转变为行政国家的一个机关（职位）。于此，笔者想具体介绍一下第三章的结论。第三章是对《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章朱注所作的解读。木下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以道为中心，将自身的解释归结于以下五点（201～202页），一：“道”，作为形而上学之存在而被明确地问题化了。二：“道”，是与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物最为普遍相关的原理（道理）。三：“道”的“本来样态”，无非是以我们的日常性“时间先后”之经验为基础，“无一息之停”这一时间经过的连续性。四：将“水流”作为“道”的最为贴切的具体形象，作为语言表现，“道”与“流”、“过”、“来”、“往”这些表示线状的、单方向的、连续性运动的词语具有亲缘性。五：对于此“道”的思考，最终被总括于“不已”一词，而“不已”遍在于“世界＝变易（化）之场”中，“世界＝变易（化）之场”则是被作为所谓“天地之间”这一宇宙规模而理解的。木下的结论是：世界原本作为在时间上被展开的‘场’（field）而存立，使之存立成为可能的“芯”即“纯粹持续意志”，而“不已＝纯粹持续意志”（202页），此“纯粹持续意志”即“世界存立的形而上学根据”。木下的思辨性之强烈，由此章的结论可见一斑。其对义理的剖析，如手术刀般锐利而精确，在这一点上颇似牟宗三。但须要注意的是，与牟宗三不同，木下虽然参用西方的哲学理论与概念[141]，但其研究方法始终是以传统的训诂学为根底的，即以训诂治朱子。此外，书中随处可见木下一流的独特用语，在语言的表述与一些概念的运用上，其晦涩的文体与众不同。除了本书之外，木下还在《东洋古典学研究》上连载了《朱子学の位置》[142]，以朱子学为视角，以正史为核心材料，纵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民政官”、“母权”等诸多问题。 《朱子学的思惟：中国思想史における伝統と革新》[143]是为了庆祝山井涌古稀纪念而编纂的论文集，其中收有山井涌一门关于朱子学研究的一些论文。小岛毅（1962～）分别于1996年与1999年出版了《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144]与《宋学の形成と展開》[145]，前者是以朱子的礼学及明代的朱王对立为中心，重视地域层面的论著，后者是介绍近世儒教学术史的入门书籍。关于朱子的传记，衣川强撰有《朱熹》一书[146]。 在朱子典籍的译注方面，1990年代有多种书籍出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147]与佐藤仁《朱子学の基本用語――北渓字義訳解》[148]。这两部译著有两个共通点，前者是《朱子语类·外任篇》的第一个译注本，后者则是日本第一部《北溪字义》的全译本。另外一个共通点，是在翻译的形式上都放弃了传统的训读，完全采用了现代语译。据《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的《后记》，田中还撰有《朱子语类·内任篇》的译稿，但至今没有出版。中村璋八（1926～）与其弟子古藤友子（1951～）翻译了朱子的《周易本义》[149]，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没有收入〈彖传〉与〈象传〉，而且该书对《本义》中的〈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亦均未触及。山根三芳《宋代礼说研究》[150]的第四章收录了《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与八十五（礼二）的翻译与注释，其所用底本乃明成化刊本。高畑常信则选译了《伊洛渊源录》中的“周惇颐”、“二程”、“谢良佐”、“游酢”、“杨时”等部分[151]。吹野安（1932～）与石本道明（1959～）出版了全九册的《诗集传全注释》[152]，还开始了对《论语集注》的翻译[153]。1998年，金谷治又推出了《大学·中庸》的一个新译本[154]。其《大学》部分，分为《礼记》旧本与朱子章句本两部分译出，《中庸》则以《礼记》旧本为主翻译，并附译了《中庸章句》的序文。总体来说，日本学者在翻译《大学》与《中庸》之际，大多采取古注与新注并重的立场。东京方面的宋元文学研究会陆续出版了《朱子绝句全译注》[155]，现已出版到了第三册。该书对于朱子文集中的五言与七言绝句，大体按照撰作年月的顺序，做了详细的翻译与注释。该书所用底本为四部丛刊本文集，并参照《朱子大全》等诸本进行了校勘，同时还参用各种朱子研究的成果，从作品的背景与形成做了全面解读。该书与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156]、大陆学者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箋注》[157]一样，都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盐见邦彦《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是以明本《朱子语类》为底本编纂的。该书的增订版《点校本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于1992年出版[158]，但是底本却被盐见换成了中华书局的王星贤点校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点校本，在海外也大多成为了通行本。通过日本学者对文献索引的底本选择，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 六、2000年以后的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对朱子文献整理的势头依然昂扬不止，主要有吴长庚（1949～）主编的《朱陆学术考辨五种》[159]与朱杰人（1945～）、严佐之等主编的《朱子全书》（全二十七册）[160]等。值得一提的是，《朱子全书》将几乎所有的朱子遗著都据善本点校出版，尽管该丛书破句、失校之处甚多，但今后对朱子学研究产生的推动与影响，恐毋庸置疑。宋明理学的丛书继1980年代的《宋明理学史》之后，出版了由潘富恩（1933～）、徐洪兴（1954～）主编的《中国理学》（四册）[161]。专著则有方彦寿的《朱熹书院门人考》[162]、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163]等。台湾方面，出版了陈俊民（1939～）校编的《朱子文集》（全十册）[164]，这部点校本堪称海峡两岸的合作本，而余英时（1930～）则据此本的前序，写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165]。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又迎来了一个朱子思想研究专著的出版高峰[166]，新一代的朱子学者的研究成果纷纷结集问世，兹列于下：市来津由彦（1951～）《朱熹門人集団形成の研究》[167]、土田健次郎（1949～）《道学の形成》[168]、吾妻重二（1956～）《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169]、垣内景子（1963～）《「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170]。市来、土田、吾妻三书都是五百页以上的厚重书籍，收有作者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以上的研究成果。巧合的是，市来、土田、吾妻与垣内，包括前述的小岛毅均为宋史研究会（1976年8月成立）的成员。 市来津由彦毕业于东北大学，与三浦国雄有师生之谊。《朱熹門人集団形成の研究》的目录如下：《序说》，第一篇《朱熹思想形成的‘场’——北宋末南宋初的闽北程学》：第一章《程学在北宋末的展开》、第二章《南宋初的程学与在闽北的朱熹》。第二篇《朱熹门人、交游者对朱熹思想的理解》：第一章《五旬之前的朱熹与其交游者们》、第二章《乾道、淳熙之学——地域讲学与广域讲学》、第三章《五旬六旬的朱熹与其门人、交游者们》，《结语》。很明显，此书由两大板块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二程之学于北宋末南宋初在福建的发展，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一部朱子的交友、讲学及传授的关系史。本书在总体上的风格给人的感觉偏向于史学，其重点无疑在第二部分。作者耐心地整理了朱子在福建早期的交游者（四十岁以前、四十岁前半期、四十岁后半期开始交游者）与朱子五旬、六旬期间的门人、交游者的资料，或用小传或用图表，明示了他们与朱子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应当划入基础研究之列。市来还用“地域讲学”与“广域讲学”两个概念，分析了朱子一生讲学的实态以及程学广域讲学网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市来将吕祖谦与朱子的讲学结合的形态分别归结为：来自于参与中央王朝的统治机构（包含官僚、科举机构等）的结合与在地域社会上的结合（第二章第二节）。此外，书中对朱子与何镐、廖德明、陈文蔚、吕祖俭交往讲学的个案也做了细致的调查。本书载有〈《杂学辨》人脉关系相关图〉、〈由现存书简的通交开始时期所见朱熹初期交游之概略表〉、〈朱熹在崇安的姻亲、学缘图〉等十余种精心制作的图表，这些图表是本书内容的浓缩，亦是精华所在吧。 土田健次郎《道学の形成》与市来的专著在同一年出版，其书目次如下：《序章》、第一章《北宋的思想运动》、第二章《二程的先行者》、第三章《程颢思想的基本构造》、第四章《程颐的思想与道学的登场》、第五章《道学与佛教、道教》、第六章《对立者的思想》、第七章《道学的形成与展开》、《终章》。本书收入了土田长达二十五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详论了欧阳修、陈襄、胡瑗、周敦颐、二程、王安石、苏轼、杨时以及朱子，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构了初期道学史。此书结构严谨有序，尤其是对庆历时期思想界的动向的分析不乏洞见。木下铁矢称本书的重点在第四章[171]，然而笔者认为应该是第二章，尤其是第二节《周程授受再考》[172]，此文乃全书的支点，也是全书的疑点。土田在《周程授受再考》中，否定了朱子关于二程受学于周敦颐的说法，旨在打破朱子编织的“周敦颐神话”，树立程伊川“才是道学这一学派的实质性创立者”之说。但文中所用的“周敦颐神话”一词，充满了对朱子的揶揄与讽刺。此文在日本影响很大，如小岛毅为此书所撰的书评题目，就沿用土田的“周敦颐神话”一词[173]，他甚至全面承袭土田的看法，在一本入门书中竟谓：“我们不能总是安居在朱熹编织出来的故事＝欺骗的世界里”[174]。小岛利用日文的“語り”与“騙り”二词的谐音，道出了土田所谓“神话”背后的真意。但小岛的“轻妙谐谑”的发言已经超出了学术史讨论的范围，涉及到了朱子的人格问题。一名小岛的追随者甚至由此认为，近年日本宋明思想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脱离神话主义”[175]。土田与小岛的本意固然在于突破朱子设定的视野，回归思想的“现场”，以重新评价周敦颐，梳理学术史。笔者对此并无疑议，但是在尚未深入了解相关问题与语境的情况下，就高呼“神话”、“欺骗”之类的口号，揶揄古人，失之轻妄。此问题关系重大，不容不辨。 众所周知，邓广铭（1907～1998）在《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176]中，曾彻底否定了周程授受之说。邓是史家，于道学之义理进路全不能入，我们不去驳他。历史上对于周程传授提出疑问或反驳朱子者有之，然无如“思想史研究者”土田与小岛措辞之充满讥讽，笔者深为二人所不取。朱子在当年回复汪应辰的疑问时[177]，曾明确指出“受学”一说是依据吕大临记录的《东见录》[178]，乃二程“自言”。在《伊川先生年谱》[179]中，朱子又举出《徽宗实录》与《哲宗实录》作为根据。而且，“从先生最久，闻先生教最多，得先生行事为最详”的刘立之亦谓明道曾“从汝南周茂叔问学”[180]。今观《二程遗书》与《二程外书》，二程自身确实曾多处言及周敦颐，所受影响之大不言而喻。可见朱子的“授受说”绝非空穴来风，这也是几百年来“授受说”屡驳不倒的原因。此外，编于南宋的道学资料丛编《诸儒鸣道集》[181]所呈现的道学系谱，与朱子的道统观有很大的不同，而其书亦将周敦颐的《通书》置于卷首，可见重视程度。当时置身于道学之外的陆游，在《跋周茂叔通书》[182]中谓：“向使无二程先生，后世岂知濂溪为大儒、传圣人之道者耶？”总的来看，朱子对周程关系的看法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代表了北宋至南宋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可是急于打破“神话”的土田却不能正视或了解这些材料，在文中顾左右而言他。土田打破“神话”的一个主要根据是援引朱彝尊[183]与太田锦城[184]的看法，认为二程称周敦颐为“茂叔”，崇敬度不够，而对胡瑗则一贯用敬称，对司马光、张载、邵雍亦称先生。称呼问题，是历来怀疑“授受说”者的主要依据。实际上关于对胡瑗的称呼，许毓峰早已在《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中举出了《二程遗书》中的两个例子[185]，证明二程对于胡瑗有时亦称“安定”，且谓师道谨严的石介曾称其师孙复为“明复”，朱弁亦称晁说之为“以道”[186]。至于后者，凡是熟读《二程遗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二程对于司马光、张载及邵雍，多称其字。再者，《龟山先生全集》与《上蔡语录》中亦多称二程字“伯淳”、“正叔”，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二程与杨时、谢良佐之间的“授受”关系吧。称呼的问题根本不足为据，在这些周边的问题上穿凿附会，于事无补。 此外，笔者感觉土田对周程的相关资料的读解不够准确，导致其论述有欠严谨。限于篇幅，此处仅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本书136页引《朱子语类》的一条[187]：“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又云为禅学，其诸子皆学佛。”“诸子”，土田译为“弟子たち”，即“弟子们”。误，“诸子”虽有时指弟子门人，但此处的“诸子”无疑是“儿子们”（息子たち）的意思，即指周敦颐的二子周寿（字季老）与周焘（字通老）。又，466页引《上蔡语录》卷下的一条[188]，“伯淳谓正叔曰：‘异日能尊师道，是二哥。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不敢让。’”土田将程明道的话译为“後日師道を尊くできるのは、お前だろう。後学を導き、能力に應じて人材育成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他にひけをとらないからだ”。此乃误读，土田误将“不敢让”的主语也作为程伊川，其实主语乃程明道自身，即：将来能使人尊严师道的是你程颐，但接引后学，因各人的才质而成就之则是我程颢的责任。此语凸现了程氏昆季性格上的差异以及程明道的自负。故当译作“後日師道を尊くできるのは、お前だろう。だが、後学を導き、能力に応じて人材育成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それはおれの仕事だ”为正。 坦率地说，土田、小岛纠缠于周程传授真伪的作法，无非是舍本逐末而已。笔者以为，周程授受的问题，由于资料太少，无法深究，也无需深究。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朱子究竟是如何看待“授受说”，以及为何如此重视周敦颐并强调“授受说”。关于前者，《朱子语类》记载了以下一段朱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问：‘伊川何因见道？’曰：‘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於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189]”朱子认为伊川在为学的大方向上受到了周敦颐的决定性影响，其自身的学说则求之六经而得。可见朱子眼中的“授受说”并无丝毫神秘性可言。另外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朱子不仅是思想家，同时也是思想史家。思想史家的主要工作是在于分析与评价，评价即价值附加、意义追认的过程。朱子彰显周敦颐的地位，并非全因为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而是注重其学术内涵与道学的内在脉络而为之。早年朱子就接触到了周敦颐的著作，并与李延平讨论过《太极图说》中的具体问题[190]，直到后来注释其书、显扬其地位，其中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191]。在《太极图说》与《通书》中，朱子找到了宇宙论、性命论的形而上学的儒教理论根据，并能契入其中，阐述光大。平心而论，周敦颐的“圣人可学”说、寻孔颜乐处说等均直揭道德本体的创造性根源，开道学八百年之先河。而新儒教之所以为新，正在于此。又，思想史家所作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主观性成分，思想史评价（历史评价）有时甚至是超越于史实自身的。朱子遍注诸经，并对“道统”做了重新的界定与诠释，赋予其新的价值与意义，这些都涉及到了“解释性”评价的问题。但是，不能就此说朱子制造“神话”、“欺骗”世人。若持之有据，否定一种学说是可以的，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地怀疑否定一个人的人格。土田、小岛的研究态度，是否还是潜在地受到了津田左右吉一流的中国研究的影响呢[192]？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当今日本中国学界确实有一股暗流，从关东到关西，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所研究的思想及思想家没有任何价值，自身所作的“学术研究”才真正有价值。这些人的作法，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安田二郎对津田左右吉的批判——对于思想或思想家过于否定、过于怀疑[193]。这种“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充满了对研究对象的漠然甚至鄙视，并时时流露于文字之中，比津田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倒错”的研究态度，使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近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量大质低，表面花哨热闹，实际空洞无物。立足于这种研究态度的朱子学研究，彻底站在了战前“崇朱”的汉学派的对立面上，实际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不自觉。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我们可以不尊敬研究对象，但不能不尊重研究对象。今日，是否到了应该对这种“倒错”的态度彻底返躬自省的时候了呢？ 吾妻重二与土田一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同出楠山春树（1922～）门下。吾妻曾于1980年代初留学北大两年，是日中恢复邦交后首批赴华的留学生。《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共分三部：《绪言》，第一部《朱子学之前——北宋时期的儒教及其展开》，第一篇《周惇颐〈太极图〉的考察》、第二篇《士大夫的思潮》。第二部《朱子学的思想》，第一篇《朱子学的基本概念》、第二篇《易学理论与世界观》、第三篇《朱子学的方法》、第四篇《政治实践及其思想》。第三部《朱子学杂纂》。书中对朱子与宋学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如《洪范》与宋代政治思想，如晁说之与考证学及佛教的联系，如朱子学的圣人观及“理”概念与魏晋玄学的关联，如朱子的鬼神论与气的论理，如朱子的象数易学与《周易参同契考异》，如朱子的学问论（穷理、居敬、静坐）等。在第一篇第一章，吾妻先是考察了《太极图》的由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举了大量的资料，认为道教来源说或佛教阿梨耶识图来源说均不成立，《太极图》是周惇颐本人的独创，其所依据的蓝本则是《易·系辞传》与《周易正义》的注释。吾妻的“独创说”与朱子、张栻的“自作说”[194]不谋而合。吾妻还考察了《太极图》对后世的象数易学以及道教的内丹思想、佛教曹洞宗产生的深远影响。又，第四篇第二章《朱熹的中央权力批判》，论述了朱子对三位重臣王淮、留正、赵汝愚的批判的经过与主旨，兼论庆元党禁之起因。吾妻认为朱子并非是以维持现状为宗旨的保守派人物，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改革者，朱子的持续不断的体制批判，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无法坐视现实矛盾而不问的朱子，是持有一种过激的政治思想的人物。这些都是很锐利的指摘。的确，朱子毫无忌惮的政治言论，是其刚直的性格使然，导致其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并间接地使道学陷入了一个不利的地位。笔者以为，若将此文与胡适（1891～1962）的札记《朱子论“尊君卑臣”》[195]共看，会对朱子的政治理念有更全面的了解。 2005年，土田健次郎的弟子垣内景子出版了《「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全书共三章，附加一篇补论。从“作为心学的朱熹思想”与“作为理学的朱熹思想”两个角度，对朱子学中的主要概念“心”、“工夫”、“敬”、“理”、“格物穷理”、“气象”等做了考察。垣内此书注重朱子思想中的“心”学层面，无疑是受到了土田的影响。但与其师的学术史进路不同，垣内在方法上采用的是哲学式的义理分析。 入门性的书籍，有小岛毅的《朱子学と陽明学》[196]。译注方面，有木南卓一（1925～）的《论语集注私新抄》[197]，该书以崎门高第浅见絅斋（1652～1711）的讲义《论语师说》（写本）为主，对《论语集注》中的重要章节做了比较细致的解说。吹野安正在撰写《楚辞集注全注释》，此书计划出八册，现已出版了前两册[198]。此外，如东京方面的宋明研究会的《朱子语类》译注[199]，市来津由彦的《朱熹〈朱文公文集〉跋文译注稿》[200]，垣内景子的《朱子语类》[201]、《朱子文集》译注[202]以及同为土田门下所作的《大学或问》[203]、《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译注[204]正在各种学术杂志上连载。 结语 以上，概观了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最后，总结一下本稿的观点，兼论及相关问题。 一、研究史的变迁与脉络 战后六十年来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6年至1950年代末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可以说是积蓄期与过渡期。1960年代与1970年代，则为日本朱子学研究的全盛期，而其研究的中心在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1970年代的特点，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九州与东京方面的集体合作、京都学派的朱子共同研究班、九州大学与出版界的合作。1970年代以后，逐渐产生了一种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意识。进入1980年代中期后，与中国大陆的情况完全相反，日本研究朱子学的学者逐年减少。原因之一是，在中国重返国际社会后，近现代的中国研究以及佛教、道教研究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年轻学者。进入1990年代后，整体的研究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朱子研究（宋明理学）的两个中心——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同时在研究者眼中，朱子作为外国思想的“他者”，被彻底客观化了。2000年后，日本进入了朱子思想研究专著的又一个出版高峰期，其研究手法与主题日趋多样化，但研究者的汉文原典的读解能力远不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学者。今日，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的朱子学研究已经完全断代，其传统与自尊荡然无存，曾在1970年代的朱子学研究领域中昙花一现的京都学派，又恢复了以往的漠视与冷淡。目前，日本的朱子学研究者在分布上比较分散，总人数大约在十人左右。而据笔者的个人感觉，新的传统（如早稻田大学土田一门）正在形成。 二、研究方法 1950年代末，岛田虔次曾将日本历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分为三类：“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支那学”式——“考证学”式研究、“批判主义”研究，在此基础上，岛田又加上了当时两种最新的研究倾向，即精神史研究，社会科学式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205]。而同属京都学派的后藤延子（1940～）则于1970年代中期，将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潮流分为四种：“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哲学研究的立场、思想史研究的立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206]。岛田似乎忽略了九州大学一派的研究立场，而后藤则将楠本正继与荒木见悟的研究分别划入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中。笔者以为此两种看法均欠妥，虽然楠本正继曾就学于东京大学，但从楠本及其一门的研究成果群来看，他们与所谓“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此，笔者将楠本一门的研究方法称之为“体认”式研究。这一派不仅以道统自任，提倡为己之学，而且对于研究对象始终抱有一种真诚沟通的态度，能具有了解的“同情”，堪称当代日本中国学史上最奇特的一个学派。虽然如今九州大学在这方面已经断代[207]，但“体认”派的方法与精神在研究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又，笔者认为，对于东京方面的“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事实上，至1990年以前，这一派与九州的“体认”派几乎撑起了整个日本的宋明理学研究，因此无论在方法论还是成果方面，都有必要作重新的检视与评估[208]。 时值今日，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以及九州大学的“体认”式研究基本上不复存在。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也早已于1970年代末灰飞烟灭，以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批判主义”研究已经与一般思想史研究合流，故而今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从方法上来讲，大致可分为三类：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包括学术史研究）、“考证学”式研究。当今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是以思想史研究为主流的。当然，根据研究者与研究题目的不同，以上三种方法会时常交互运用。我们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此三种方法将继续主导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吧。 三、研究的特色 通观六十年来的研究史，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学者最显著的特点是通过文献途径进行研究[209]。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哲学式研究，甚至包括六十年代的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朱子研究在内，他们所使用的均为原始文献，且相关资料亦完整而备具。由于注意对内外文献资料的发掘与掌握，自然令其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主要体现在相关文献的翻译与注释，以及各种书籍的索引编纂等方面。很多一线的学者都投入到这些基础研究中，从朱子的文集、语录到道学的相关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无疑为朱子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底盘，其贡献不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古籍整理点校之下。 另一个特点是拥有广阔的视角。在叙述方面，日本学者注意到纵向的思想史之联系性，以朱子为中心，上溯北宋道学的成立前史，下及朱子门人以及后世的朱子学。在横向方面，很多研究都注意到了儒释道三教交涉与关联的背景，有比较思想史的意识。有的研究还参引近世日本与朝鲜儒者的见解，具备东亚儒学史的复眼式视点。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学者逐渐正视中国大陆与欧美等海外的研究成果，将自身定位在“国际朱子学”的脉络之内，密切关注同领域的研究动态，对相关学术资讯的把握相当及时而准确。最近的研究，除了重视朱子的政治学以外，日本学者似乎受欧美的地域研究的影响，比较偏重于朱子学与地域的关系。 如何面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中国大陆学界整体直面的重要课题。“面对”即意味着吸收与批判，而日本学者在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与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的。换个角度来讲，应该如何面对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成果，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同时也是港台、欧美以及韩国学界所面临的课题吧。 注释： [1]日本的朱子学史，参照西村天囚《日本宋学史》（东京：梁江堂书店、大阪：杉本梁江堂，1909年9月）、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の哲学》（东京：富山房，1920年9月版）、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8月。“哲学史家文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新版）、郑樑生《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12月）。 [2]林庆彰主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5月。 [3]吴展良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1月。 [4]《朱子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历史学研究》第421号，28～34页、27页，东京：青木书店，1975年6月。 [5]宁天平译，《中国哲学》第7辑，146～1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3月。又，岛田的日文原文没有在日本发表。 [6]《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六）——东方哲学研究》所收，408～4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 [7]《浙江学刊》1988年第6期，61～65页，杭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8]黄俊杰主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所收，333～37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年5月。 [9]关于欧美的朱子学研究，参照陈荣捷《欧米の朱子学》（《朱子学大系》第一卷《朱子学入门》所收，491～526页，东京：明德出版社，1974年7月。此文后经增补，中文版收入《朱学论集》，421～459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版），傅璇琮、周发祥《西方的朱熹研究》（《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438～449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宋代思想史研究》（江宜芳译，《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卷第4期，63～7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年12月），吾妻重二《アメリカの宋代思想研究》（原载《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6卷第1号，19～41页，吹田：关西大学文学会，1996年9月。后略经增补，收入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宋代思想史论》[1～29页，田浩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第三部第三章，523～548页，“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2004年9月]）。 [10]关于港台的朱子学研究，参照王煜《港台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刊》1992年第1辑[总第4辑]，合肥：黄山书社）、杨儒宾《战后台湾的朱子学》（《汉学研究通讯》第19卷第4期，572～580页，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11月）。 [11]关于近年韩国的朱子学研究与文献目录（1976年～2005年6月），参照成贤昌《韓国における朱子学研究の動向――二〇〇〇年から二〇〇五年六月まで――》（《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23号，137～161页，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2006年3月）与《韓国における朝鮮儒学研究の課題――「朱子学的心学」をめぐって――》附录《朱子学研究文献目録・韓国篇》（土田健次郎编《近世儒学研究の方法と課題》所收，85～111页，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2月）。 [12]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2月。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1月再版。 [13]《朱子的实践哲学》，东京：目黑书店，1937年10月。 [14]京都学派历来有两指，一指以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为代表的哲学派，一指由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湖南）、桑原隲藏开创的中国学派。本稿所举乃后者。 [15]《中国近世思想研究》所附入矢义高《后记》，242页，筑摩书房，1976年1月版。 [16]同上所附岛田虔次《解说》，228页。安田还撰有《孟子字义疏证》的译稿，后经近藤光南的整理与补注，收入“中国文明选”第8卷，《戴震集》，东京：朝日新闻社，1971年11月。 [17]东京：宝文馆，1954年10月。中译本为马福辰译，《中国近世儒学史》（全二册），“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所收，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7年4月。 [18]东京：宝文馆，1924年7月。 [19]东京：大同馆，1914年4月（1930年1月增订本）。中译本为唐玉贞译，《中国哲学史》，“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三辑所收，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1955年1月。 [20]宇野撰有游记《支那文明记》，东京：大同馆，1912年2月（1920年1月改订版）。中译本为张学峰译，《中国文明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 [21]《支那哲学之研究》，东京：大同馆，1920年4月（1929年11月增订本）。 [22]《二程子之哲学》，井上哲次郎编《哲学丛书》第一卷第三集所收，东京：集文阁，1900年12月。后于1920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东京：大同馆。 [23]东京：大同馆，1916年4月。东京：讲谈社，1983年1月新版。 [24]东京：大同馆，1918年9月。东京：讲谈社，1983年2月新版。 [25]东京：弘道馆，1929年6月。东京：讲谈社，1980年1月新版。 [26]《宋代易学之研究》，东京：明治图书出版，1958年3月。 [27]东京：岩波书店，1948年10月。上册出版于1944年11月。 [28]东京：日光书院，1949年6月。本书的修订本分别收入东京筑摩书房的“世界文学大系”第69卷（1968年3月）、单行本“筑摩丛书”第132卷（1970年1月）。 [29]日本学者对儒教经典所作的译注可谓汗牛充栋，本稿所举的译本都是遵从朱注或以朱注为主。 [30]广岛：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54年3月、1955年10月。 [31]全二册，西宮：武库川女子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1960年10月。 [32]《宋明時代儒学思想之研究》，柏：广池学园出版部，1962年11月。此外，楠本有关中国哲学及日本儒学的论文，被收入《楠本正继先生中国哲学研究》（东京：国士馆大学附属图书馆，1975年3月）。 [33]《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形成之根本》，京都：平乐寺书店，1963年4月。东京：研文出版，1993年11月新版。中译本由杜勤、舒志田等译，收入王中江主编“中国哲学前沿丛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据闻，此译本未经作者本人同意授权。 [34]如《明代思想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儒教と佛教の交流》（“创文社丛书”，东京：创文社，1972年12月）、《陽明学の開展と仏教》（东京：研文出版，1984年7月）等。 [35]《朱子的伦理思想：续朱子的实践哲学》，西宫：后藤俊瑞博士遗稿刊行会，1964年12月。 [36]《朱子的哲学》，“世界哲学大系”，东京：圣山阁，1926年12月。 [37]“东洋思想丛书”第12卷，东京：日本评论社，1943年11月。 [38]《朱子的思想形成》，东京：春秋社，1969年3月（1979年改订本）。 [39]《中国近代思惟的挫折》，东京：筑摩书房，1949年3月。该书的最新版是“东洋文库”所收的井上进补注本，东京：平凡社，2003年6月、9月。中译本为甘万萍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 [40]《朱子学与阳明学》，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5月。中译本为蒋国保译，西安：陜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 [41]东京：岩波书店，1936年10月。后收入《武内义雄全集》第四卷（东京：角川书店，1979年8月）。 [42]东京：未来社，1967年9月。 [43]《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12月。中译本为王中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月。 [44]“新订中国古典选”第4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67年1月。 [45]“新释汉文大系”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67年5月。 [46]“世界文学大系”第69卷所收，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3月。后经增补，收入筑摩书房的“世界古典文学全集”第18卷，1971年3月。 [47]“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68年2月。 [48]“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67年3月。 [49]《易》，“新订中国古典选”第1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66年2月。 [50]“新释汉文大系”第3卷，东京：明治书院，1965年9月。 [51]“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69年12月。 [52]“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67年9月。 [53]“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69年6月。 [54]台北：开明书店，1964年7月。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再版。 [55]全三册，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5月～1969年6月（后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5～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4月）。此书大陆出版了简体字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 [56]全五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9月（后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1～1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5月）。此书大陆出版了简体字本，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8月～1987年2月。 [57]宇野哲人、安冈正笃监修，荒木见悟、冈田武彦、山下龙二、山井涌任编集委员，全十二卷别卷一，东京：明德出版社，1971年9月～1974年8月。 [58]诸桥辙次、安冈正笃监修，阿倍吉雄、市川安司、冈田武彦等任编集委员，东京：明德出版社，1974年7月～1983年6月。 [59]关于京都学派的共同研究的体制与方法，参照拙稿《胡适与入矢义高——写在书简上的一段中日学术交涉史——》（《第二届近代中国思想与制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编，2006年10月予刊）。 [60]“中国文明选”第3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6年12月。 [61]《朱子的自然学》，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4月（2000年再版）此书的韩文译本为김석근译，《朱 子의 自然学》，서울：통나무，1991年10月。 [62]关于此研究班的发起，参照上山春平《朱子学事始――『語類』から『儀礼経伝通解』へ――》，《朱子集》附“中国文明选”月报NO.15所收，1页。 [63]第44册、48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3年2月、1975年12月。 [64]《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2月。 [65]参照《朱子的自然学》，461页，注（1）。 [66]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3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4月。 [67]《宋代儒学的伦理学研究》，东京：理想社，1973年3月。此书的姊妹篇为《明時代儒学の倫理学的研究》，同前，1974年3月。 [68]《朱子与王阳明——新儒学与〈大学〉的理念》，“清水新书”第37卷，东京：清水书院，1974年6月。 [69]《朱熹与王阳明——物与心与理的比较思想论》，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年2月。 [70]《朱子——学問及其展开》，“东洋人的行动与思想”第10卷，东京：评论社，1974年6月。 [71]“人类的知性遗产”第19卷，东京：讲谈社，1979年8月。 [72]《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3月。中译本为李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73]“中国文明选”第4、5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2年8月、1974年10月。该书的文库本即订正版（三册，删去了汉文原典）于1996年4月出版，东京：たちばな出版。 [74]“新释汉文大系”第37卷，东京：明治书院，1975年10月。 [75]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1月。又，秋月胤继还撰有《朱子研究》（东京：京文社，1927年5月）。 [76]“世界的名著”续第4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4年6月。该书有关王阳明的部分，由沟口雄三翻译。 [77]“全释汉文大系”第3卷，东京：集英社，1974年3月。 [78]“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72年2月。 [79] 福冈，九州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1973年12月。 [80] 同上，1974年9月。 [81]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4年3月。 [82]名古屋：采华书林，1975年8月。 [83]台北：广文书局，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5月～1977年。 [84]“四编”专收元明时代的佛教典籍。 [85]京都：中文出版社，1970年6月。 [86]京都：中文出版社，1970年6月。 [87]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8月。 [88]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10月。 [89]京都：中文出版社，1970年6月。 [90]全三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1987年6月。“哲学史家文库”（二册本），1997年10月再版。 [91]“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后改题《朱子哲学研究》，2000年9月出版了修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2]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8月。又，与朱子学文献相比，中国大陆对南宋事功学派的文献整理则略早，如《叶适集》（李哲夫、刘公纯、王孝鱼点校，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12月）、《陈亮集》（邓广铭点校，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2月。1987年8月增订本）。 [93]王孝鱼点校，全四册，“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2004年2月再版，二册本）。 [94]熊国祯、高流水点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8月。 [95]“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96]王星贤点校，全八册，“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 [97]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明儒学案》则由沈芝盈点校，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月。又，沈善洪、吴光主编的《黄宗羲全集》收有《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的另一个点校本，第3～6册（1992年3月），第7～8册（1992年8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增订版）。 [98]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月。 [99]吴仁华点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6月。 [100]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2月。1995年8月增订三版。 [101]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4月。本书的英译改订版为Wing-tsit Chan, Chu Hsi: New Studi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102]此次大会的论文集，参照Wing-tsit Chan, ed., Chu Hsi and Neo -Confucianism. Honolulu: Univers 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103]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3年2月。 [104]《朱子的哲学》，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2月。 [105]另外两部是《老子の哲学》（东京：劲草书房，1962年4月）、《莊子の哲学》（同前，1966年3月）。 [106]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5月。 [107]此文初载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科纪要》第21輯（国文学·汉文学Ⅵ），137～184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年3月。 [108]《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81年4月。 [109]Gesinnungsethik，日文译为“心情伦理”，中文则一般译为“心志伦理”、“意图伦理”或“信念伦理”。“存心伦理”之译语，笔者取自李明辉《儒家政治哲学与责任伦理学》（《中国学术》第9辑，219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 [110]《在中国思想中的理想与现实》，东京：木耳社，1983年9月。 [111]《宋代儒学的禅宗思想研究》，名古屋：日进堂书店，1980年5月。 [112]《四书学史的研究》，“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1988年2月。 [113]《朱子——易老学难成》，“中国人与思想”第8卷，东京：集英社，1985年3月。 [114]“中国古典新书”，东京：明德出版社，1984年12月。 [115]“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2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5年10月。 [116]“中国的古典”，东京：讲谈社，1986年9月。 [117]“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11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89年5月。 [118]东京：白帝社，1988年3月。 [119]山井涌监修，东京：东丰书店，1980年10月。 [120]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年5月。 [121]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2]李弘祺译，《中国的自由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5月。 [123]“平凡社选书”第107册，《朱子学と自由の伝統》，东京：平凡社，1987年5月。 [124]中纯夫没有朱子研究的专著，其论文有《朱子の工夫論について——未発已発の問題をめぐって——》（《中国思想史研究》第7号，77～113页，京都：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会，1985年3月）、《工夫論における凡と聖——朱子の陸学批判をめぐって》（《东方学》第73辑，79～92页，东京：东方学会，1987年1月）。其后，中纯夫转向了明代思想史及朝鲜儒学方面的研究。 [12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 [126]陈克明点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月。 [127]陈俊民辑校，“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1月。 [128]容肇祖点校，全二册，“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2月。 [129]杨世文、王蓉贵点校，全三册，“国学文化研究丛书”，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 [130]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 [131]黄珅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132]何忠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0月。 [13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此书后经增订，改题《朱子佚文辑录》，被收入《朱子全书》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13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后于2003年4月出版了修订版，全二册，北京：商務印书馆。 [135]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136]《朱子与气与身体》，东京：平凡社，1997年4月。 [137]《朱熹再读——为了理解朱子学的一篇序说》，东京：研文出版，1999年6月。 [138]木下铁矢《理・象・数そして数・象・理――朱熹の「易」理解――》（《东洋古典学研究》第3集，23～66页，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1997年5月）。三浦的反驳见《木下鉄矢氏「理・象・数そして数・象・理」――朱熹の「易」理解――」に寄せて》（《东洋古典学研究》第7集，22～33页，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1999年5月）。 [139]木下铁矢《「清朝考証学」とその時代》，“中国学艺丛书”第2卷，东京：创文社，1996年1月。 [140]即等比级数[2ª＝１，2，4，8，……（a＝0，1，2，3……）]。 [141]总体来看，木下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较大。 [142]《朱子学的位置》，《东洋古典学研究》第6集～19集，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1998年9月～2005年5月。又，据闻《朱子学の位置》将在近期整理出版。 [143]《朱子学思惟：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传统与革新》，有田和夫、大岛晃编，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2月。 [144]《礼论在中国近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6月。 [145]《宋学的形成与展开》，“中国学艺丛书”第8卷，东京：创文社，1999年6月。 [146]“中国历史人物选”第7卷，东京：白帝社，1994年8月。 [147]“汲古选书”第14卷，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8月。本书是1970年前后在《东洋史研究》上连载的译稿的改订本（第28卷第1号、2·3号、第30卷第4号、第31卷第1号、第32卷第2号与第3号，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6月、12月，1972年3月、6月，1973年9月、12月）。 [148]《朱子学的基本用语——〈北溪字义〉译解》，“研文选书”第64卷，东京：研文出版，1996年3月。 [149]“中国古典新书续编”第16册，东京：明德出版社，1992年9月。 [150]广岛：溪水社，1996年2月。 [151]《中国人の生き方（第4集）：伊洛淵源録訳注――宋代人の思想と生涯》，“人与文化丛书”第19卷，东京：人と文化社，1996年3月。 [152]明德出版社，1996年3月～1999年6月。 [153]全十册，“孔子全书”， 东京：明德出版社，1999年10月～2006年5月。 [154]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4月。 [155]第一册～三册，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7月、1994年12月、1998年5月。 [156]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1月。 [157]全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4月。 [158]京都：中文出版社，1992年5月。 [159]该书收有《道一编》、《朱子晩年定论》、《学蔀通辨》、《朱子晩年全论》、《朱子年谱》的点校本，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10月。此外，段景莲也点校了李绂《朱子晩年全论》，“理学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月。 [16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16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6月。 [16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 [16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164]“德富古籍丛刊”，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2月。 [165]全二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6月。 [166]关于近年日本宋明思想的研究动态，参照土田健次郎《日本における宋明思想研究の動向》，《日本思想史学》第37号，80～91页，仙台：日本思想史学会，2005年9月。 [167]《朱熹门人集团形成的研究》，“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2002年2月。 [168]《道学的形成》，“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2002年12月。 [169]《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的思想史地平》，“东洋学丛书”，东京：创文社，2004年9月。 [170]《围绕着“心”与“理”的朱熹思想构造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8月。 [171]木下铁矢《土田健次郎『道学の形成』第四章「程颐の思想と道学の登場」を読む——「理一」理解をめぐって——》，《东洋古典学研究》第16集，183～202页，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2003年10月。 [172]此文初载于《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3号，26～39页，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1996年3月。 [173]小岛毅《「周敦颐神話」の崩壊——土田健次郎著『道学の形成』を読んで——》，《创文》第453号，21～26页，东京：创文社，2003年5月。 [174]前揭《宋学の形成と展開》，159页。 [175]早坂俊广《「宋明思想」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9号，401页，东京：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4年6月。 [176]《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53～6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17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四、《答汪尚书》六。 [178]《二程遗书》卷二上，第23条，“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179]《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 [180]《二程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并序》。 [181]“孔子文化大全”，济南：山东友谊书社影印宋端平二年修补刊本，1992年5月。 [182]《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183]《曝书亭集》卷五十八《太极图授受考》。 [184]《疑问录》卷上《周程授受》。 [185]《二程遗书》卷二上第34条，卷四第27条。 [186]“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十辑，21～2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月。 [187]《朱子语类》卷九十三，第49条，郑可学录。 [188]《上蔡语录》卷下，第7条。此语又见《二程外书》卷十二，第47条。 [189]《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第34条，汪德辅录。 [190]《延平答问》，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书。 [19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熹自蚤岁即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顾自始读以至于今，岁月几何？倏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辄为注释。” [192]笔者对津田的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怀有敬意，但对于其研究立场则持保留态度。 [193]《朱子解釈について津田博士の高教を仰ぐ》，《中国近世思想研究》所收，128页，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1月版。 [19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极通书后序》，《周元公集》卷一附录张栻《太极图解序》。 [195]《胡适手稿》第九集卷一，125～136页，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1970年6月。 [196]《朱子学与阳明学》，东京：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4年3月。 [197]东京：明德出版社，2001年11月。 [198]第一册～二册，东京：明德出版社，2004年3月、2005年11月。 [199]参照近期的《汲古》，古典研究会编，东京：汲古书院。 [200]《东洋古典学研究》第20集，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2005年10月。 [201]参照《明治大学教养论集》第318号（1999年1月）以后，东京：明治大学教养论集刊行会。 [202]参照《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2号（1993年11月）以后，东京：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の会。 [203]参照《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10、11、13号，东京：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の会，2001年12月、2002年12月、2004年12月。 [204]参照《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13号、14号，东京：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の会，2004年12月、2005年12月。 [205]《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と現状》“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卷，328～329页，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年8月。又，前揭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146～147页。 [206]参照前揭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207]值得一提的是，年届高龄的荒木见悟与佐藤仁仍然活跃在学界一线。 [208]这一派的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9]关于文献的作用，日本学者看法不一。例如，学界常用“文献实证主义”来评价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学，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池田秀三则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驳，认为文献实证不过是所有研究的基础，有文献实证才会产生出方法。详参石立善中译本《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二卷第二期（总第四期），1～21页，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05年12月）。 附记：关于“支那”一词，考虑到语言自身的历史性，文中一概予以保留。 著者：石立善，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中国哲学史专攻）。 原载《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