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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能否为鉴 邓曦泽 吾国重史，典籍浩瀚。为何重史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究际通变又是为何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大雅·荡》），故“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一》）。唐太宗李世民则说：“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一言蔽之，述古重史，稽考成败得失，乃是为了知今知来，以期实现治国平天下之宏大旨归。 但我疑惑得紧：如果历史可以为鉴，虽说也许不能防范新问题之产生，但至少应该解决了不少老问题吧？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寓褒贬于事，劝谏世人与后人，“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尚书·毕命》）。可是，乱臣贼子真的因读《春秋》而惧吗？未必。后世臣弑君者，子弑父者，何曾断绝？ 王亚南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亚南的说法也许有点偏颇，但哪个朝代的后期不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贪赃枉法，鱼肉百姓？ 张官设吏究际为了什么？其目的昭然如白，就是正德利用厚生、为人民服务。这个道理，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也明白，他在其《责臣罪己》中说：“如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 但是，违背初衷的官吏又何其之多。对此，崇祯也不是不知道，并尖锐地指出：“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狱则以直为枉……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崇祯知道官吏、政府应该干什么，甚至他也承认了，如果官吏、政府不履行正德利用厚生之承诺，百姓就造反有理（“嗟此小民，谁能安枕”）。当官要为民做主，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一个官吏、每一个政权都口口声声说要警惕前车之辙，并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但是，履践承诺行动在哪里呢？看看崇祯朝，官风、政风何曾因声泪俱下的《责臣罪己》而稍有好转？明王朝宁愿让李自成把财宝运往西安，也不愿意拿出来招兵买马，击败敌人。口惠而实不至的明王朝，无论它如何呼天抢地，也无可奈何地被雨打风吹去。后人呢，不断以史为鉴，不断回顾甲申朝事，祭了甲申三百年，又祭甲申六甲子。但香烟袅袅的庙堂之外，可因此而多了半分清廉？ 是故，以史为鉴绝不是表现在满嘴的仁义道德，轻诺寡信，而是“动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道，行之而成”（《庄子·齐物论》），而非诺之而成。 致天下之治在人才，古人深明人才之极端重要，天下最贵才为贵。历史上诚有伊尹遇汤、太公遇文王、管仲遇齐桓之美谈，也有选贤举能之倡导，也有曹操的“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胆魄，更有征辟察举制特别是科举制的设立与执行，吾国因此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是，又哪朝哪代不是有无数英雄无用武之地，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其实，若非大量庸人、小人、恶人充斥高高庙堂、俨俨学府，一个王朝怎么可能衰败覆灭呢（一个集体也是这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尚书·大禹谟》），乃祸乱之关键；唯才是举，君子在位，乃兴盛之关键。这本是常识，但是，最寻常的道理也经常被漠视。 人才被埋没，有时是因为用人者有眼无珠，人才未被发现，但也有许多时候不是用人者不识才，而是他明知人才，偏偏弃之不用。若一种人才具平庸但性情驯顺（或奴性较重），另一种人才具丰美但性情狂直，用人者会起用哪种人呢？也许常常是前者。真正的伯乐是很难的！为何如此呢？这需明白何谓人才。 大凡配称人才者（钻营者不在此列），一般都具有改变现存秩序（即变革）的能力、志向与胆识（尤其是能力）。对现存秩序的每一改变，包括打破旧有的权力体系、利益体系、生产体系，打破旧有的学术方法、观念，不管是否直接改变利益分配秩序，最终都必然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而利益格局的改变几乎必定伤及某些人的利益，因此，任何变革都必然损害某些人的切身利益。并且，一个好的变革是促使利益分配更公正的变革，它必然损害某些不义利益获得者的不义之利（即特殊利益）。所以，如果特殊利益者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就一定会打压变革者，打压人才。而特殊利益者的力量常常很强大，他们大多都是统治集团的人，都是权势者或在位者，并常常满嘴仁义道德，道貌岸然，以“正统”的身份、面貌行于世，能够以法杀人、以力杀人和以理杀人。所以，他们打压人才的力量也很强大，若受变革之害，则努力反击变革者。所以，在小人在位的时代，人才常受打压，过着“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例如，一种学术方法就是一种学术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利益生产、分配方式。改变现存学术生产方式，就必定改变现存利益分配方式，影响到某些人的切身利益。而那些依靠现存的陈旧的学术生产方式谋稻粮、成名流、当大师的人，有可能已经没有能力掌握新的生产方式，有可能不愿意掌握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当新的学术生产方式将要削弱其利益时，他们并不愿意为了学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放弃部分或全部特殊利益，于是打压人才，阻碍学术发展。 看看，打压哥白尼、加利略的都是些什么人？那些教会的人大多都是当时的正统人士、正人君子，当然也是权势者。有时我想，那些打压哥白尼、伽利略的人，是真正理解哥白尼、伽利略的人，是哥白尼、伽利略的真正的“知音”，因为他们太清楚哥白尼、伽利略的东西意味着什么。看看，在清末，阻碍洋务、变法的又是什么人？许多都是清流，既被称为正人君子，也是当权者。再看看，让商鞅五马分尸，让吴起乱箭穿身的又是些什么人？大多都是以前的王公贵族，也就是正统，当然也是特殊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因此，我倒觉得，阻碍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不是坏人、不是平民，而是当权的“正统好人”。清流、教士、王公贵族，不都是“正统好人”吗？平民与那些公认的坏人（如烧杀抢掠之徒）常常根本没有能力、没有合法资格去阻碍变革。 以史为鉴几千年，但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能不让人生疑：历史能够为鉴吗？若不能，历史或史籍岂非无用之废物（当然，这里不考虑史籍的文化传承功能）？ 其实，历史并非不可为鉴。历史能否为鉴，不在于历史自己。历史在讲故事，讲述前人所见所闻所做，并寓理于事，讲述前人所悟的治乱兴废之道。但是，后人愿不愿意去理解那些道理，理解之后又愿不愿意履践那些道理，却与历史完全无关。只有对于愿意为善去恶、举直错枉、拨乱反正的人来说（不管他是否在位者），历史才可能为鉴。对于肆意为恶者，历史可能只会教会他如何更巧妙地投机取巧、作奸犯科。历史能否为鉴，正如古语有云：“正人行邪道，邪道悉归正。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 即便后人愿意以史为鉴，也不是说一定要法先王，泥古拘古。有些问题可以靠常识解决，则无需翻箱倒柜，寻找秘方。例如，应该惩治腐败，官吏不能以权乱法，这些道理何其简单，哪里需要引经据典呢？可腐败为什么老是不能缓减呢？那是因为具有惩治腐败的权力的在位者不行动。若不行动，再多理论、再多轻诺也等于零。为什么在位者不行动呢？那是因为在位者可能就是腐败者，根本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对于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的人，让他读再多圣贤书也无济于事。因此，对于本来就不愿意为善去恶的人，是否需要以史为鉴、历史能否为鉴，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有些问题，我们一时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这才有必要向古人以及向外国人询问。若古代、外国有良策，则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若无，则还得回过头来，面对问题本身，自力更生。 历史能否为鉴，不在于史，而在于活人，在于活人能否反求诸己、实事求是、面对问题、动而行之。这个道理之简单，诚如老子所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履践这个道理之艰难，亦诚如老子所言：“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此以《忆秦娥·史鉴》作结，感叹历史的蹒跚与无奈： 恁时节， 凛风悄掠梨花雪。 梨花雪， 何来春色？ 竟如秋冽。 欲追往事知兴灭， 本朝书写前朝血。 前朝血， 诸公休道， 定然销绝。 丁亥年三月廿二/西历2007年5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