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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专访黄玉顺教授 常强 按：他关注当下，有着成熟的哲学化思考；他憧憬未来，展现出浓厚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他关注人类的基本情感，对“爱”做出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释；他建构了“生活儒学”的理论框架，看似是把儒学生活化，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认为现代性与民族性都不可或缺，但要有机相融。他，便是知名儒学家黄玉顺。 问：您提出了“生活儒学”，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黄玉顺：确实，我创立了作为当代儒学流派之一的“生活儒学”，目前已出版了多本著作。尽管学界对“生活儒学”颇为关注，但真正理解的人并不多。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通常都会误以为“生活儒学”就是把儒学生活化，也就是将现成既有的儒学加以通俗化而已。其实不然，“生活儒学”并非一种现成既有的儒学，而是儒学的重建，就是建立儒学的一种当代理论形态。 至于我的“生活儒学”之所以使许多人感觉难懂，主要是因为这种理论建构的思想视域问题。生活儒学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本源观念→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但是，两千年来，人们对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思维方式很熟悉，然而对于更为本源的前形而上学、“无”的观念层级，人们已经非常陌生了。我要揭示的这种本源观念，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思想视域，所以不太好懂；同时它本来是最古老的、但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固有观念，所以也不好懂。其实，孔孟老庄的思想就是以这种观念为本源的。我把这种本源表述为“生活”，这使人们感到难以理解，那是非常自然的。但我相信、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人们会越来越理解“生活儒学”。 问：大家都在谈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该是什么样的？ 黄玉顺：说到“家园”，让我想起孟子的说法：“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他的意思是：真正的精神家园，乃是儒家所讲的仁爱。照此理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一个“居仁由义”的问题：不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一切都应以仁爱为立足点、以正义为出发点。当然，这需要对于儒学进行某种现代性的诠释、转换，即进行一种新的儒学理论建构。我做“中国正义论”研究，也是想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在社会正义、公正、公平等等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以“仁义”加以解决。这是我们的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课题。 问：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我们倡导“和而不同”，倡导包容和对话，但共识容易达成吗？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再需要统一了吗？ 黄玉顺：多元主义的思想观念未必可取！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恐怕正出在价值多元上：人们在一些基本的价值、道德、规范上无法达成起码的共识，这个社会能不混乱吗？事实上，但凡在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必有某种“共识”，从而形成一些特定的共同价值观念，当今世界亦不例外。因此，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成为“多元”之一，而是占据这种共同价值观念的制高点，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这对于既有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显然是需要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思想创新的工作的。 问：儒家该怎样对社会现实问题作出有创见性的回应？ 黄玉顺：人类今天面临种种问题，需要各种层次的解决方案，但整个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总需要某种最高层次的一般途径。我想起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说法：“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如果让我来说，我会说：“只有爱能拯救我们。”我是说的儒家的仁爱，是说的儒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儒学不仅能局部地提供“一些资源”，而且惟有儒学才能更为全面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这一切有一个前提：今天的儒学不能是“原教旨主义”儒学，而必须是得到了某种重新阐释的儒学，亦即如您所说的有“创见性”的儒学。“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正是当代儒学应有的特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没有民族性表达，那就不再是中国儒学，而是西化的东西；如果没有现代性诉求，那就是“原教旨主义”，是很危险的倾向。 问：在未来，儒家当如何参与国家的主流文化建构？ 黄玉顺：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何为“主流文化”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主流文化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那么，在今日中国，这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正在与西方现代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发生某种意义的互动。 另一种理解，就是将来将构成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这是从1923年“科玄论战”开始形成、延续至今的格局，我曾有专著研讨这个问题。但这种格局也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其中除了三派之间的更深刻的互动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很敏锐，曾于2009年组织了一组稿件，我本人应邀撰写了《当代性：中西马对话的共同场域》一文，发表在该刊英文版。我提出了“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概念，意在阐明：未来的中国主流文化源于我们的“当代”或者“当下”的生活情境，必定是在三派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某种新文化。至于这种新文化的具体面目究竟如何，目前尚难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期望的，那就是：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某种“柔性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它未必贴上“儒家”的标签。我本人做的国家项目“中国正义论”研究，也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原载于《当代儒学》第十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