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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儒家的仁爱才能拯救我们 ——《儒风大家》采访 1、首先感谢黄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曾就当下中国主流文化请教过不少的专家学者，他们就此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三者的“揉和体”。那么您认为中国主流文化将是什么样的？ 答：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何为“主流文化”的理解。目前最主要的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主流文化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化，那么，在今日中国，这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正在与西方现代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发生某种意义的互动。我们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目前正在申报的国家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就是一个例证。另一种理解就是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儒家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这是从1923年“科玄论战”开始形成、延续至今的格局，我曾有专著研讨这个问题。[①] 但这种格局也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其中除了三派之间的更深刻的互动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很敏锐，曾于2009年组织了一组稿件，我本人应邀撰写了《当代性：中西马对话的共同场域》一文，发表在该刊英文版。[②] 我提出了“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概念，意在阐明：未来的中国主流文化源于我们的“当代”或者“当下”的生活情境，必定是在三派互动基础上形成的某种新文化。至于这种新文化的具体面目究竟如何，目前尚难确定；但我曾撰文谈到，有一点是可以期望的，那就是：儒家文化重新成为某种“柔性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它未必贴上“儒家”的标签。[③] 我本人目前正在做的教育部项目、国家项目“中国正义论”研究，也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2、建国以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像现在一样把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抬高至如此重要的位置。“文革”以前偏重政治，改革开放以后偏重经济。您认为在未来，我们当如何把文化建设落实到实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您认为这个“家园”当是什么样子的？ 答：说到“家园”，让我想起孟子的说法：“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他的意思是：真正的精神家园，乃是儒家所讲的仁爱。照此理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一个“居仁由义”的问题：不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一切都应以仁爱为立足点、以正义为出发点。当然，这需要对于儒学进行某种现代性的诠释、转换，即进行一种新的儒学理论建构。我做“中国正义论”研究，也是想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在社会正义、公正、公平等等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以“仁义”加以解决。这是我们的文化建设的一个核心课题。 3、前一段时间我们曾有幸与您相会于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样的论坛，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提供了有益的平台。您认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不同文明具体当如何相处，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呢？ 答：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成效尽管遭遇了种种不同倾向的评价，但总体上的反响还是正面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本人也积极参与其中。在我看来，论坛倡导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当今世界，“文明冲突”无疑是一种基本的事实；唯其如此，对话更显得必要、重要。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对话还不仅是所谓“和而不同”的问题；对话不仅可以达到“相互了解”以至“互相理解”这种较低的目标，事实上更是一种“软实力”较量，这是毋庸讳言的。所以，对于论坛标举的所谓“多元文化”之间“和而不同”的“和谐”表述，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多元主义的思想观念未必可取。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恐怕正出在价值多元上：人们在一些基本的价值、道德、规范上无法达成起码的共识，这个社会能不混乱吗？事实上，但凡在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必有某种“共识”，从而形成一些特定的共同价值观念或者“普适价值”，当今世界亦不例外；因此，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成为“多元”之一，而是占据这种“普适价值”的制高点，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普适价值”正是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这对于既有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显然是需要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思想创新的工作的。对话应以此为基础。我对“尼山论坛”的未来期望乃在于此。 4、您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单单从字面上来看，人们会认为您的这个学术体系应当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但当我们拜读先生对这个概念的诠释时，会发现思辨性很强，一般人很难理解这种学说与我们生活的具体关系。对于这种困惑，您如何看待？ 答：确实，我创立了作为当代儒学流派之一的“生活儒学”，目前已出版了四本著作[④]，另有一本著作即将出版，然而，尽管学界对生活儒学颇为关注，但真正理解的人并不多。如您所说，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通常都会误以为“生活儒学”就是把儒学“生活化”，也就是将现成既有的儒学加以通俗化而已。其实不然，生活儒学并非一种现成既有的儒学，而是儒学的重建，就是建立儒学的一种当代理论形态。历史表明，儒学是常新的，总是在应对着当下的问题，为之建构出新的理论形态。至于我的生活儒学之所以使许多人感觉难懂，主要是因为这种理论建构的思想视域问题。生活儒学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本源观念→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但是，两千年来，人们对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思维方式很熟悉，然而对于更为本源的前形而上学、“无”的观念层级，人们已经非常陌生了。我要揭示的这种本源观念，是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思想视域，所以不太好懂；同时它本来是最古老的、但已被人们遗忘了的固有观念，所以也不好懂。其实，孔孟老庄的思想就是以这种观念为本源的。我把这种本源表述为“生活”，这使人们感到难以理解，那是非常自然的。但我相信、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人们会越来越理解生活儒学。 5、前不久，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广场上，树立起了一座大型孔子雕像。您认为这个举动为我们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答：天安门竖立孔子像，引起了一些争议，这在眼下的中国是很正常的现象：中国毕竟处在社会历史转型期，又经历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文革”的“批孔”等运动，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混乱在所难免。我注意到陈来先生最近的一个发言，据他判断，尽管某些网站上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是反对竖立孔子像的中国人其实只是少数。我同意他这个判断。那么，多数中国人之所以赞成、至少不反对，是因为竖孔子像这件事情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一种时代需要。这种需要已经表现为中国大地上兴起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儒学复兴运动。在我看来，天安门竖立孔子像，乃是中国民族文化主体性觉醒的又一个阶段性标志。我经常讲“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孔子”正是民族性表达的最具象征性的符号。 6、在今天，人类依旧面临着许多灾难和不幸。黄先生作为国学专家、儒学名家，您认为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及宗教问题，儒家思想是不是还有一些资源，能够做出一些创见性的回应？ 答：人类今天面临种种问题，诸如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需要各种层次的解决方案；但整个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总需要某种最高层次的一般途径。面对当今人类的种种问题，我想起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一个著名说法：“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但您刚才也提到了“宗教问题”，宗教自身就有问题，例如近年来西方宗教界的种种丑闻，表明宗教本身也是需要拯救的。如果让我来说，我会说：“只有爱能拯救我们。”我是说的儒家的仁爱，是说的儒学。在我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儒学不仅能局部地提供“一些资源”，而且惟有儒学才能更为全面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这一切有一个前提：我们今天的儒学不能是“原教旨主义”儒学，而必须是得到了某种重新阐释的儒学、亦即如您所说的有“创见性”的儒学。我刚才提到“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正是当代儒学应有的特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没有民族性表达，那就不再是中国儒学，而是西化的东西；如果没有现代性诉求，那就是“原教旨主义”，是很危险的倾向。 7、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历来是儒学研究者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您认为儒学是宗教吗？请先生谈一谈您的理由。 答：不知您注意到没有，前不久网上又掀起了新一轮“儒教”问题争论。这一轮争论是由我的一篇文章所引发的，文章题为《儒家自有教法，不宜效法宗教——关于当前“儒教”问题的几点看法》。其缘由是我的一些儒者朋友想建立一种现代宗教意义的“儒教”，希望能与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平起平坐，获得同等的合法地位。这是我所竭力反对的，我的文章分析了这样做将会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儒学“内圣”功能的部分丧失、“外王”功能的全部丧失。反之，历史的经验已告诉我们：儒学正因为不是宗教，才能够为各种各样的宗教提供统一的制度规范的框架、活动平台。所以，我的观点是：儒学确实有一些宗教性的功能，但绝不是宗教，也不应该谋求变成宗教。参与这一轮争论的二十多篇文章，我已经收集成一个文集《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很快就会出版面世。 8、有人认为，目前进行文化传播，青少年和企业家是最为要紧的两个人群。《儒风大家》的重要读者群是企业家。目前，我们感受到企业家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企业家对整个社会的带动与辐射作用非常明显，其道德有明显的所谓“溢出效应”。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答：您说的没错！我认同您的观点。《儒风大家》的读者定位，我觉得是很有眼光的。如果说社会存在是靠经济基础支撑的，那么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正是企业的生产方式；而企业是由企业家来经营管理的，由此可见企业家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多么重要。但前提是他们要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而不是“自了汉”，更不能是为富不仁的“奸商”。这就需要唤醒、激发他们的担当意识、担当精神。我本人也经常应邀去给“老板”讲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想，《儒风大家》应该也是在做这样的“唤醒”“激发”工作，即在从事儒家的教化事业。所以，我对《儒风大家》的前景是看好的。祝贵刊越办越好！ * 原载：《儒风大家》2011年第2期。 [①] 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Huang Yushun: Contemporariness: a Common Field for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ume 30 No. 3 August 2009. [③] 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界》2009年第3期。 [④]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