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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和符号学的历史交迁 ——论东方智慧和西方理论的辩证互动 李幼蒸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理念陈述和经验总结两个部分提出了中国以及世界人文科学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的推动力，这就是古典仁学和现代符号学的有机结合。本文第一部分“理念篇”阐述仁学和符号学互动的意义、可能性和运作方式。第二部分“经验篇”结合作者近年来多次在国内外参与中外符号学交流的经验，提出了所存在的问题和克服之道。作者主张，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关系研究，属于“新仁学”内涵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也是新仁学走向世界学术主流的重要渠道之一。 关键词：仁学，符号学，人文科学，伦理学，比较研究 题 旨 (中国古典)仁学和（西方现代）符号学的辩证结合， 将会既促进仁学的现代化又促进符号学的伦理学化， 并将共同促进世界人文科学的革新化。 （一）理念篇 仁学和符号学，看似互无关系的两个学术领域，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的今日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认识论联系。简言之：古典仁学需要现代方法论的支持，作为当代第一方法论系统的符号学需要伦理学方向的指南。今日跨文化世界遂使得古代中国智慧和现代西方科学发生了辩证性（即多方面互动性）联系。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由于欠缺各类科学性知识，伟大的仁学伦理学理念无从充分、真实发挥其作用和达到其目标。西方人文科学，由于现代人类社会全面的商业化，已越来越蜕化为职业性竞争工具，其学理部分二十年来踌躅不前。然而双方面各自的构成性弱点，经过适当的“化合作用”，将可成为新世纪人类新启蒙主义之主要推动力。我们称作“新仁学”的新伦理学，在摆脱了儒教封建主义束缚之后，将可能成为指导人类人文科学新方向的“舵盘”。这样，仁学，就远不只是什么复兴中华文化的指导思想，而可成为复兴人类之学术大同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的祖先将会赞赏其二十一世纪后代有诚实、有勇气地与时俱进，而非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地枯守儒教历史性旧典，而是能够勇于以“苟日新、日日新”精神迈出国门，挺进人类人文学术主流，也就是当前人类理论思维的主流世界。这也就是：不是像海外“新儒家”那样倡言退守至古代的、历史的东方之“小天下”，而是像大陆“新仁者”那样放眼至全球的、真实的“大天下”。古语曰“有容乃大”，此“容”的对象必须首先是当代西方智力资源的核心，此核心应该涵括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两大方面。物质科学方面，中华文化已经实现了“有容乃大”，全面参与了人类自然科学世界实践。精神科学方面则远远没有实现“有容乃大”的目标，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仍然深受清末封建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影响，其实质乃出于畏怯西方精神文明的核心：即较艰难的现代人文科学理论主流。严复的文科西学，仍然局限于“用”的层面，即实用社会科学层面。流风所至，“中研院”的科学观始终局限于“自然科学方向”。胡适早期留学一代，初识西学，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构成和功能方面的异同关系，根本不具有深入认知条件。直到80年代以来两岸的“人文现代化新时期”，中华文明才与现当代西方人文科学主流建立了联系。作为现代西方人文科学最前沿的理论潮流---符号学，也于同一时期进入两岸，今日并已成为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又遇到人类历史上的另类精神“挑战”：社会全面商业化对人文科学发展方向的深刻阻碍。由于全面商业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西方人文科学已深陷此社会机制而难以自拔。一种历史辩证法竟然应运而生：先秦仁学在摆脱了秦汉儒教桎梏之后，显示了一种世界性的崭新意义。其作用范围不再是古代社会简陋时期的政治层面，而是通过“政治史解释学”而转换到了学术层面；其作用范围将不仅是中土，亦同时是世界。 上述仁学功能的转换，不是缩小了其意义，而是扩大和深化了其意义。大家都承认“知难行易”之理。无物理知识无法判断科学现象，而人们竟然不懂得无人文学术知识同样不能判断社会文化义理。今日商业化大潮影响下形成的世界娱乐文化（以其浅智性的影视文艺思想，支配心智被全面技术化了的大众），进一步导致人们远离人文科学世界。于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矛盾是：那些决定着社会文化方向的大多数人，多为不知人文科学为何物者。他们知道不学物理数学不能解决技术问题，却不知道不学现代化的文史哲同样不能解决精神文化问题。这样，文史哲问题今日就成为一种小众文化现象。文史哲学者一方面在此物质文化世界内比重大失，另一方面其责任和使命却辩证性地空前增加。“人能宏道”的古训遂有了更重要、更具挑战性的所指。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直接面对和承担社会文化责任，而比例而言，现代只有极少知识分子面对和承担着社会、文化、精神的学理性思考（媒体思考属于浅层次，他们不思考深层问题，因为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迎合和影响技术化的〔过去叫作“异化的”，而我避用此词的形上学意涵〕大众）。时代的新仁学学者却甘愿坚守“小场地”而朝向“大格局”，此正来源于仁学精神的启迪。 新仁学面对的另一辩证性任务是：一方面必须吸收一切外来社会人文科学知识以强化自身，另一方面在知识论层面吸收知识之同时，必须深入研究检讨众多“有用”知识（即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判断其“质量”和“用途”。此一双重任务的必要性乃因一种时代决定性的特点之刺激：西方知识既可以作为中土学者追求真理的渠道和资料，也可以作为中土学者追求名利的工具。如果是后者，新仁学的学术目标将难以达成。本人多次指出：如中土西学研习朝向于追名逐利方向发展，其学术水平将永远不会提升，并永远以附西学骥尾为足、为荣。一个由“广义汉学、比较学、国内西学”组成的国际学术互动链，已然形成。这个学术实践运作框架将导致中土的西学学术水准永远处于二流地位。实现此依附型国际学术交流的技术性原因（其精神性原因，前已指出，为集体性追名逐利心态所致）之一即为学科区隔僵化和学术权威制度的存在。二者虽然均“源远流长”（根于人性），但均因世界商业化大潮而“于今为烈”（因技术性之便利）。因为新的学术商业化求利风习导致强化学科区隔和权威形象的必要。（试比较科技工商娱乐界内领域、集团、公司等相互区隔以互相竞争的必然性，以及品牌、“大腕”、“首富”、“代言人”等形象工程，对于文化商业化行为目标的必要性）。此时存在的典型跨学科人文学术潮流---符号学运动，却提供了一种对此倾向予以平衡的机会。于是，当前西方学界所还理解不到的是，今日符号学的重要作用不是来源于其自身已有的某种伦理学精神（其实这正是它尚欠缺的），而是来源于其技术性形态；跨学科实践方向。跨学科，一方面加强了学科间的横向交流，松动了学际壁垒，另一方面因此而连带松动了“学科权威”的地位。跨学科研究方向的意义首先是表明一种人文学术观：当前学术实践处于探索、尝试、变动阶段，而非将现有学科成果看作绝对性基础和前提。所谓“权威”不过是某一方面的暂时性带头人，他们须平等参与学术探索和演变，而非当然地成为学术是非的权威性“判官”。因此，跨学科方向反对任何学科权威垄断学科学术的局面。不过，符号学内在的跨学科倾向却立即面对着无远弗届的学术商业化大环境的影响，因此当代西方符号学也违反其原始精神地出现了“学科化”发展的倾向。这正是我在西方符号学界二十年来发现和不断指陈的严重问题。符号学的学科化发展这种自我矛盾、自我设限的现象，几乎难以克服。实际上二十年来西方符号学也像西方人文科学一样前进缓慢，完全起不到六七十年代起到的那种全面革新的作用了。西方人文学术需要一种主观性的伦理实践学的创发精神，促使其返回其本身的原始精神。一种实践学辩证法表现在：东方古典仁学或许可以介入西方现代符号学，以注入一种自我革新动力，帮助其返回自身之认识论始原：跨学科语义学分析方向。 新时期三十年来，中国符号学一方面须迅速学习和吸收西方百年来的人文科学和符号学成果，另一方面须客观地考察西方符号学学术的得失和参与推进之策。本文作者发现，当前西方人文科学和符号学共同陷入丧失古典追求真理的伦理学目标。学术实践成为学人职业名利的工具，在此情况下，符号学实难担负前述重责大任。而西方文明的发展新阶段内部难以自发出现对此纠正和调节的力量。当代跨文化学术的发展则使得古老仁学能够在伦理学层面介入现代人文科学和符号学，为陷入商业化运作的人文科学提出伦理学方向调整的智慧指南。这就是：回归学术的真理追求目标；以学术求真，而非以学术求利。就仁学和符号学的互动而言，仁学的求真精神，可以在跨文化层次上巩固和发展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并使得符号学能够从不同的层次上促进人文科学现代化革新的进程。其最高目标甚至于直接关系到世界“人类学”（人本主义之学）的彻底重建和提升。 因此，所谓“新仁学”将是旧与新的辩证结合。所谓“旧”者，指其伦理实践指令之基本话语（《论语》的百分之80内容），此为经受两千多年历史“验证”之人类智慧遗产（但须以解释学方式正解其长期被歪曲的意涵）。所谓“新”者，当指实践学的技术性方面，也就是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现代“中文区人文学术”内的三大系统为：汉学，国学，中国西学。三者均不同程度上，不同方面上，相关于西方学术。汉学本来就是西学的一部分（西学的制度运作系统，中文的材料）；“国学”则正急于和汉学挂钩，以便“走向世界”；中国西学更是唯西学母体马首是瞻，而且由于加入了“比较学术副业”，更同时挂靠到西方汉学。汉学遂成为同时在战略层次上“指挥”国学和中国西学的国际枢钮。此“汉学、国学、中国西学”的三联系统，目前较完整地实现于台湾地区。美国一位中研院院士，曾经批评台湾和大陆的“中国西学”把中文地区变成了“西学殖民地”。其人却未阐明此学术殖民地运动的“总指挥”在何处？的确，由于上述种种，中国人文学术，如朝向由台湾学界已经体现的全面商业化方向前进，必将成为地球上的一种人文学术“殖民地”。因为，如果此学术三大片都是由追名逐利动机驱使来治学的话，必然导致“趋炎附势”（台湾话：西瓜偎大边）结果，并以扩大学术市场占有率为其学术实用主义的最高宗旨。而我们提倡的新仁学，正是对治于此学术殖民地化的方向的。“学术殖民地”的定义不在于其材料的史地属性，而在于其运作材料者的动机和方向。今日世界上，古今中外一切材料都应当是任何研究者的正当对象。学术的身份和性质，取决于运作者的动机和心术，此正是古典原始仁学的“千古用心”所在。《论语》针对着心术；然而由于中国历史上“工具学”的不发达，仁学欠缺实行的手段和技术。中国的新仁学不仅要克服此本土的历史性缺欠，而且要在历史上首次真正的将眼界扩展至“天下”或世界。新仁学一方面著眼于中国人文科学现代化任务，另一方面朝向全球人文科学现代化事业。符号学，则可能是古典仁学“介入”现代人文科学的一支“杠杆”。的确，人类众多相互冲突的古典体系中，只有仁学可能关心于人类人文科学的进步，因为只有人本主义的仁学是强调“唯智主义”的，是强调“学”与“知”的人生至上性的。而学与知的人本主义新实践，也将是人类伦理学理性革新的必要基础之一。 （二）经验篇 以上所谈理念分析，与作者相关著作中的讨论直接相关。本文拟结合作者最近参与推动的国内外符号学交流活动中取得的观察经验，陈述具体问题所在和因应之道。 1。“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 最终有50余外宾参加的一次2008年11月国际符号学研讨会顺利闭幕后，获得了国内外参加者一致的好评。研讨会不仅表现了主办单位南师大外院的杰出组织能力，而且在国内学术生活中表现出许多创新之举。在经费上，中国的国际符号学会议首次由国内主办单位全额负担，而且为一些国内外学者提供了全额和部分招待。此外最值得一提的会务进步，表现在主办方开创了国内外自由报名参加的先例，也表现出南师大和江苏社会科学学术政策的开放性。这次会议同时也是南师大和南京高校及哲学社会科学争取承办2012年第十一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时机，因此这次南京研讨会有可能具有为承办下一次“南京世界符号学大会”进行“预演”的意义。 我作为国际符号学学会中国和亚洲区副会长，南师大符号学研究所顾问，此次南京会议的最早倡议人之一，以及筹办期间中外沟通的协调人之一，在会议结束总结和未来会议申办构想两方面,自然颇多感想。南京会议的成果应当能够促使参与者及未来学术规划者，更系统、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符号学未来发展规划的问题。由于符号学的广泛跨学科、跨文化特点，符号学家的学术责任远不限于自身及本单位的“小我”事业的经营，而是肩负着远远大于本人、本单位、本领域工作规模的全局性的重大任务。这一点正是南京会议为所有会议参加者提出的严肃问题。我更祝愿南师大及外院，将其古色古香的学苑，进一步朝向研究型师范大学方向推进。符号学事业必将是学校朝向此一方向发展的一个积极有效的渠道。 2。个别单位作为全国符号学学术活动的组织者 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两个二级的符号学学会，一个设立在中国逻辑学会之下，另一个设立在中国语言学学会之下。两个学会在组织上都隶属于单一学科之内，因此在学科配置上都属于学科本位的，并非已能现成代表全地域、多学科的全国符号学活动。由于真正代表全地域、多学科的一级学会一直难以成立，因此两个单学科基础的符号学学会，往往难以组织全地域、多学科的符号学学术交流活动。十多年来，两个学会均有不同程度的国际活动，均企图以其单学科的全域代表性，在国际场合临时代表一下“中国符号学”全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性质自然不同于真正的全国符号学学术代表性。这样的提醒，还不是为了使单学科符号学学会名实相符；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能够以单学科的条件来更有效地发挥多学科符号学交流的组织功能：这就是，他们须在代表本学科之外另行增加义务性“代理”其他学科参与组织跨学科学术活动的责任。也就是，单学科人员要为多学科人员服务。此次南京会议主持者，安排了外单位、外学科人士自由参与，表现出在中国学界少见的心胸和气魄。但另一方面，因主办者强调本学科学会的身份，从而也限制了他学科人员参与的积极性。其实此一现象涉及到今后多方面继续努力的问题。一方面，组织者可以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学科固有身份和其在一次活动中所担负的跨学科任务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符号学学者应该认识到某一学科所组织的活动，在目前条件下，如可以满足跨学科学术交流的需要，也应乐于参加。所以，就跨学科、全地域的学术组织活动而言，中国急需“蔡元培式的”学术领导人，也就是“校长式的”学术领导人：他以照顾全局（各科系）为目标，而不以追求（本人所属科系专业）本位主义利益为满足。南京会议的经验，既可作为未来国际符号学活动的参考（实际规划方向），也可作为中国符号学理念形成的参考（符号学认知方向）。 3。国际符号学会议的意义和作用 实际上，我们是在两种“非完美”环境内来追求符号学实践理想的：国内和国外。国内暂不必言，此处专谈国外。正像存在着“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一样，也存在着“好符号学”和“坏符号学”。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全面商业化、职业化社会中，学者，不分中外，大多受到职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限制。我自1994年伯克利大会以来，反复在西方符号学界强调符号学不能被视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不仅因为这违背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本性”，而且因为这易于使符号学成为廉价名利竞争的场所。（例如在哲学界“竞争”不利的，可以在“符号学界”里搞“理论”，并取得学科圈子内部认定的学术地位和资格）真正有价值的符号学应该是和各种常规专业挂钩的，在互动关系中经受过考验的。这个学术价值性应该是在对社会人文学术当前理论探索格局中加以定位的，而非按照某种现行“符号学标准”实用主义地衡量的。如果把符号学当成实用性竞争工具，人们自然积极于争取界内的“发言权”和符号学性质的解释权。由于莫衷一是，符号学就易于成为一个学术大杂烩。不能不看到，今天国际符号学界声誉不显，很大原因与业者消弱了原初正确探讨方向有关。如果方向不正，国际学术交流，未来可能流于“中外学者联欢会”而已。搞国际学术交流，目的是为了把重要外国学术成果引进，加以批评性研究，以促进本身学术的提升。归根结蒂，参加者应该有一个自我学术提升的意识和帮助他人共同提高的意识。一定要避免使符号学成为某种学术“花架子”；避免利用抽象含混词语作“蹈空之论”。“符号学”应该避免成为学术界趋向全面“华而不实”风气的途径。未来中国符号学不应变成这样的“名利场”。 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当然也受到世界学术商业化趋势的影响。我在进入委员会之后，首先发现和指出一个学会中认识并不明确的问题：符号学家应该区分自身的两种不同功能：作为学者和作为组织者。不能够利用后者来图利前者，也就是不能用自己的学会职位便利来图利本人和本国（参见《导论》第三版）。因为我一进入委员会就遇到一桩争名夺利的内部事端。我就想，如果把这种风气引进来，有何益处？国际学会的最大问题是学者的个人主义，后者必然导致党同伐异。当然，其中的原因也非全因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也与认知问题和学术制度环境的作用有关。六十年代开始时的良好势头，并未正确发展下去。偏离了“人文科学跨学科”的路线后，易于出现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科学和艺术混为一谈（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用自然科学倾向的学术实践取代符号学（如认知科学， 类似于以前有人把逻辑学就说成是符号学）。二者殊途同归，共同消弱着符号学的学术创新生命力。 2005年，我以中国独立学者身份当选副会长后，即在芬兰一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提出：学会工作人员都应区分学者身份和组织者身份，不得用后者支持前者；不得公器私用。（参见《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三版第五编）而近年来发现不少人习于公器私用，把国际学术组织当作“宏扬”个别国、个别集团、个别人的学术利益的工具。这种在符号学内追求学术私利的方向，也是和对符号学身份的看法有关的。符号学的多学科关联性，固然容易使其成为课题选择随意的大杂烩，但如果把它看成一种由诸学科材料凑成的一门个别新学科，遂产生了另一种倾向：易于在其中追求各种新本位主义的学术利益。此一强调多学科的口号和其满足学人利益追求的单学科本位主义实质，可能交相为用，互为依托。因此，进入委员会之后，我对国际同行的主要意见，是针对于符号学的跨学科方向问题的，也就是反对符号学成为闭关自守的另一学科倾向的。认为国际符号学应该勇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也包括关注其他文明圈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这一表面上正当的立场，其实与学会习以为常的欧美中心主义立场颇为不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一个“国际符号学界”的。我对国内同行的主要意见，当然也是相关于如何促进符号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交流的，并特别关注符号学与“国学”各部门的交流。二十年来所谈的“跨文化符号学”，其实就是新世纪以来所谈的“符号学全球化”。其中的“本质”，并不是西方专家们容易把握的：因为西方符号学理论和中国历史经验“化合”后，将使得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现状发生重大改变或调整（这就是我这次在南京会议上对欧美同行所企图初步表达的意见）；但这种立场会使老外感觉他们对由此产生的新理论前景难以完全把握。简言之，我的立场是：符号学不是为了满足中外共同“经营”一个既定的、现实的符号学的“活动小圈子”，在其中追求参与者的界内成绩评定和对外宣传；而是朝向包括符号学在内的人类知识整体的追求目标。 我在德9年的后一半是在多方面人际磨擦中度过的，原因是我总是用仁学的“义观”来衡量国际今日流行的“利观”（国外基金会似乎总是分不清一个何者为宜的简单道理：用本国资金支持人类共同利益项目，还是用此资金增加本国具体人员的私人名利？）。现在到了学会委员会，首先发现学会的“欧美中心主义”对于彼此都不适当，并与符号学全球化精神的宗旨不符。我遂首先在委员会内部倡言：建立公共议论网路平台：建立自由发言的网站，让不同的学术意见表达出来。我当时深感国内一些学术网站自由表达的好处，遂向委员会提出自由交流意见的想法。结果却毫无结果，不了了之。现在回想，我那时未免“天真”（而这是在我已发生过无数次冲突有了经验之后所继续发生者）：一些洋人根本不会有兴趣搞什么公开讨论。他们是以个人利害为思考原则的，与我提出的“公义”原则之“结果”，或分或合，乃纯属偶然的“概率游戏”，合之时也并非表明彼此立场一致。而我对此始终意识不明。知道分歧由暗趋明后，才知自己的错误源于对对方动机的根本误判。国际会议活动，我视之为扩大“以文会友”、“以强助弱”的机会，而国外一些人则可能仅视之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即视之为某种学术市场“交易会”。如果与己利无关，根本不关心什么以文会友问题。学术交流变成了彼此利益计算，谁让你们中国人喜欢捧老外呢？喜欢把外国人和准外国人看成比同胞身价高呢？在南京会议讨论中，荣誉会长问我和另外两位大会发言者（美国迪利和意大利佩特丽）：你们所说的符号学伦理学究竟指什么？我竞一时语塞。千言万语，如何能三两句讲明白？之所以有此问，岂非正因为他们根本不意识学术实践者应该有什么伦理学的主观要求？对于深陷时代功利主义泥淖的学者而言，倡言“仁学”岂非令人“笑掉大牙”？但他们却不领悟仁学义理与自己的治学方向的内在联系。 4。国际符号学方向和仁学精神 为什么会有“仁学和符号学”的议题？表面上因为仁学心术学会影响符号学学术的方向，而反过来符号学的分析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辨析义理问题的“精密度”。就是说，符号学也在促进着仁学实践学的精密性。中外学术交流中暴露的问题，岂非也正是提供了亲切体察辨析世界学人心术的大好机会？仁学和符号学在具体学术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多层次互动关系，也提供了一个多层次“实验场”：是相对于仁学和符号学互比关系的，是相对于符号学现实和符号学理念互比关系的，是相对于国际符号学和中国符号学对比关系的，也是相对于实践学和理想学对比关系的。因此，“中国符号学”将是一个“多方位学术实验机制”，其“奥妙”在于：它不是知识的生产者，而是知识的运用者。符号学的“身份”是“操作者”（搭配者）的身份，所操作的材料来自各种现成知识产品。因此，它的智慧只是运作者的智慧；它必然与所运用的材料（知识世界）全面、密切相连；结果，它相当于知识世界的分析机、组配机和黏合剂。符号学是一种设计之智慧和设计之方案（软件），而非一种制度性、生产性“实体”（硬件）。其奥妙在此，其方便也在此。但我们首先需要“正确的”观点和态度。这样一种似乎“蹈空了的”符号学观，当然还没有充分成形，我们正要从各个方面着手来对其加以实验和探索，因此，“符号学”仍然是在摸索中前进着的。符号学理念，不是局限于西方现存符号学成果范围内的，而是基于对人类知识全局的反思的。前者为职业化取向的，后者为精神性取向的。不是拿流行的符号学做工具来追求声名利益，而是首先在全局经验中为符号学重新定位（不计其职业化方面的正负效果）。 这种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普遍地存在于国内外符号学活动领域。二十年来符号学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迟缓，正如国外人文科学的普遍发展迟缓一样，主要源于学术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的影响，结果任何一种现成的学术内容都可以被操纵为、炒作为争名夺利的工具。为此，人们首先习惯于把自己偶然到手的学术说成是、确认是重要的学术项目；因此才能视之为可向对己有利方向运作的交流工具。因此人们不再关心学术真理的探索，而多只关心如何把偶然获得的、或流行的、或容易掌握的学说，当作学术“正牌”，对其加以宣传性运作，使其成为自身职业追求的渠道或工具。这样的不同符号学课题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所谓“符号学领域”，以为这就是“符号学”。这样，“符号学”的价值就将大为降低了。中国符号学究竟将是这样供各路人马“自说其是”的大杂烩，还是供不同学科相互学习、相互纠正的大平台，这是中国符号学家们应当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符号学的成就主要是指四十年来积累的各种部门符号学的成就。它们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技术性层次上，而这些技术性的符号学知识却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大多数杰出的部门西方符号学家的学说，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而对于各种“一般符号学”或“符号学理论”则须慎重对待。而恰恰是一些符号学理论家今日反成为最积极的国际符号学活动家。就我个人观察而言，其中一些人虽然对符号学热情极高，但其方向或“路子”是偏差的，或没有多大价值的。他们在和你一道追求符号学事业的推广，而彼此的观点其实南辕北辙。因实用需要共同参与中外符号学活动时，一时性的行动一致性，掩盖着彼此的实质性分歧。有些东欧地区几十年一贯制的“符号学代表”，每次开会都有其面孔。其界内知名度足以使其具有经常受请资格。一些在界内几十年被认定和被运用的各国“法定代表”们，参加着每次国际符号学“演示”，担任着固定角色。他们共同组成了“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实体。其实其学术资格合法性，只根殖于“国际符号学界”领域内的自行认定。但是几十年来这些人的集体性存在，等于促成了一个独立的国际符号学学科领域。他们会集体地发声：符号学，这就是我们！ 不论中国、外国，许多学人关心的是如何按照个人现有学术条件追求个人成就和获得学术社会承认；而不是关心与此目的不直接相关的任何所谓学术真理探讨问题（今日中国学界之负面现象为两大力量的合成：几十年来海内外的知识断层和学界严重商业化趋向；遂导致：自以为在追求学术真理者，实际上为追求公共承认动机所制约。“学为人”制约着“学为己”，有如“无意识层”制约着“意识层”）。而我们的仁学有“学为己”说，乃是源于自我认知提升（真理追求）的内在要求。后者会促使人不考虑自身利害问题，而只考虑学理之“应该”问题。只有超功利的仁学观，才能在“三省吾身”之后，诚意自省，追求学术思想的真实（遂可导致目标、对象、手段诸层次上不计成本的、不断的重新选择和组配。梁启超之所以比同时代其他学人可爱，正因表现在于时代巨变、速变时期，勇于弃旧我、趋新我。而六十年后之学人不查，却将粱的“向真态度”和“向真成就”混为一谈，不知他那时所能提出的“新史学”，乃是高度受限于其科学知识条件的，何能现成作为今日之指南。而此现象又证，时人唯名势是从，无朝向真理本身之志意〔如是后者，就该首先追求足够之新知，而如自身无条件追求时，应该鼓励、允许他人追求。而不是一意占领地盘，党同伐异，以成就“小我”为目的〕）。中外符号学都仍然需要这样的古典态度（而非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态度）。而商业化、制度化、职业化的制约机制的存在，导致学术活动成为现有学术“货品”如何加以“推销”的“路子”问题了。 5。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自主性必要 按照上述“理念观”，未来中国符号学一定要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以推进高级中外符号学理论对话。这个广义的“中国符号学”应当包括世界上一切重要的学术理论，因此不只是限于中国历史材料的符号学研究。由于老外欠缺语言能力参加此类中西高级比较学研究，也就不必期待和要求其参与。而最终研究成果，通过现代理论性语言，则可供老外加以“参考”。正如，我们很少有可能像德法学者那样 进行理论性创造、却有可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和运用一些有益的人文理论。 所谓中国符号学将大致包含三大部分： a：对欧美符号学的介绍性研究 b：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内部的符号学方向的理论研究 c：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符号学研究 a的构成比较单纯，成就比较明显，而且适宜于在初始阶段担任中国符号学界内的组织领导工作。 b的构成不明显，但将成为未来中国符号学的主力，承担着与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探讨相关的工作。这一部分显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实质上体现符号学的跨学科实践精神。而c，即中国传统文史哲艺的符号学研究，将成为符号学思想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活动部分。今日我们相当多人都从事着a领域的工作，但我们都须协助推进b与c的发展，并为未来丰富多彩的中国符号学大家庭的成立预做各种准备。这要求我们不能采取国外个人主义的学术实践观，而应采取仁学的“集体主义”实践观。仁学作为价值观方向指南和符号学作为方法论工具，二者的结合所导致的学术成果，其影响将绝不限于中国学术，而且（我希望，我推断）将达至国外学界。而且未来中国符号学的影响力，或许将不限于世界符号学界，而且能触及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全体。我所理解的符号学其义如是宏大，我以此义“鼓动”国外学者参与中国符号学的“创造性化合作用”，是否是我自己走过了头呢？怎能要求他们超越制度性现实而按照仁学符号学理念来重新规划自己的符号学方向呢？然而还有另一种思考逻辑：仁学逻辑。正是此伦理学逻辑相关于学术真理的质量问题。不正是一些积极于世界符号学活动者，学术平平，而满足于到处自我宣扬么（接待者不查，以为任何外籍的、有头衔的、说外文的，就是高明的。当然邀请者也不会“落空”，因为合此条件者，也必受到群众的认可：和外国人“共聚一堂”就会高兴的民族心理）。其结果实质上阻碍着正确符号学观的建立。 南京会议后，怀具着新的观察和新的反思，我立即向明年西班牙大会寄交了一份题目不无挑激性的论文：“欧美中心主义vs符号学全球化”。但我将在此学术界不论是非时代，基于仁学观点，指出一种符号学的是非观，以便在学会历史上留下“不同声音”的记录。然后我将反身对中国学者说：中国符号学，必须走自己的路！这个路一定是兼顾中学和西学的，其方向就与以往一百年的人文学术方向大不一样了。两年前，一位印度符号学团体负责人（她告我她曾在网上注视过我们2004年在北京承办国际符号学研讨会的消息）在芬兰向我介绍过他们在印度的工作情形。在读了我在芬兰的讲演后来信说：我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符号学之“抱负”远大于他们的，让他们不免有“气馁”之感。是的，亚洲符号学早于中国20年开始，但他们一直满足于作欧美符号学系统内的“小弟弟”，并像国际比较文学界一样，满足于以东方历史资料的“异他性”来争取“见容于”欧美学术主流（正如我在德国迂见一位在德任教的印度哲学家，他积极于推广一种“东西比较哲学”，此哲学协会的目的在于：在现行西方哲学系统内寻求一个“体面的”边缘寄生之地）。而我所说的“全球符号学”理念，则是也要包括：非西方学者也须参与思考和改进欧美学术系统本身。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自尊心，打算与之分庭抗礼，而是缘于中国符号学对欧美人文学术全面介入和“利用”的实践愿望和伦理责任。这一符号学观是纯然以仁学理想主义高度立论的。跟随西方学术潮流的印度学者，如果确实感受到中国符号学理念的“伦理学高度”，则正体现了“仁学”精神的力量。一种“世界符号学”理念，将相当于人类人文科学世纪大调整目标的一部分，其效益将同时及于东方和西方。为此目的，西方理论主流必须首先恢复其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我在当选副会长后，在里昂大会闭幕式上，曾向西方启蒙主义之发源国---法国，作此人本理性主义回归的呼吁。为此，学者应该有首先尊重真理（而非个人利益）、然后有尊重他人（而非把他人视为自己工具）的态度。而这正是与全球商业化大潮所鼓励的个人利己主义生存态度对立的。应当承认，我的全球化符号学理念的规模，远大于欧美符号学主流的理论想象规模。所以我才在南京研讨会上，继4年前北京研讨会之后，再次暗示到会欧美学者，“中国符号学”的介入不仅涉及到人类符号学事业的历史材料的扩大，也涉及到理论层次的丰富化发展。他们对此“中国符号学”身份之深度，也应该有所意识。 顺便指出，此次南京会议，一直扬言要参加的日本和南韩符号学家，结果一个都没来。当然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民族虚荣心”作祟。他们自以为早于中国符号学数十年，却从来组织不了大规模的国际性会议（因为跨学科关系，学术资源不易从单学科内筹集，跨学科人员之间的团结也始终是大问题）。这种心态正好证明了其治学动机的局限性。日本人文科学知识水平比起中国来至今仍然高出甚多，但是他的符号学始终发展有限。为什么？这表明人文科学界绝大部分仍然是学科本位的。此种学科本位又是紧咬西方学界的，自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失。因此卷入符号学界组织活动的，在先主要是哲学逻辑学界的边缘学人，目前主要是文艺学界青年人士。 6。展望未来的中国符号学及其国际交流 上述种种个人性“学术为利”行为，实为时代社会性、结构性现象之反映；中国符号学“义理”之深远，也并非陷于制度化思考方式的老外所能充分理解和接受的。因此，中国符号学之未来规划，必须发扬独立自主精神，不必希求“国际承认”，反而应争取做到有朝一日“不求于人”。这个“不求于人”之意义大矣！有人以为这意味着学术上要重新主张民族性的学术闭关自守了。非也，正相反，我们反而是要大大扩充、提升研究国外学术的力度。在西学研究方面，要谦虚谨慎地学习其一切有用成果并积极与之开展交流；而在高级中西比较研究方面，则多半只能独立自主，因老外没有语史学条件同步跟进（有朝一日老外反有可能受益于我们的高级比较研究成果。中国符号学如本仁学理念，其目标将是“四海一家”。中国学西方纯理论，西方学中国的比较理论。互补长短，教学相长）。今后中外学术交流，应该分层、分段、分方面进行，不必笼统地仅以安排任何一种中外之间的“聚会”为目的。就中外符号学交流的实际问题来看，目前处于一个磨合期：彼此都在考察中西合作对彼此的意义何在。由于我们所提出和尝试的“符号学全球化”理念，远大于、高于老外欧美中心主义的理念，于是往往让他们心生“疑虑”：一者，他们还搞不懂你们起步甚短者究竟有多大“道行”（在我从理念上把欧美符号学推移到比较符号学范围之后，一方面虽然似乎放松了所应用的西方理论的规范性和严格性，另一方面却强化了西方理论和中国历史的互动关系性和灵活创造性；这是磨合期、试探期发生的自然现象）；再者，当老外知道了你们的“真全球化”（人类人文思想全面重新拆解组合）和他们的“准全球化”（把西方学术理论灌输到非西方地域）的差异后，又不免会开始考虑这个学术真全球化对他们究竟有何利益的问题了？此时，让我们静待他们回归传统的人本主义学术理念，多从“公义”出发，少从个人名利本位出发；并能认识到，中外符号学交流，最终也必定导致他们本身的学术获得充分介绍，也即使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得到公平合理的满足。 就实际情形而言，我们应该明确：存在着两套中国符号学发展方案：一套是尽量介入国际符号学学会体制，通过交流首先增进中国学者对国外学术的认知；另一套是逐渐形成一个“不和国际符号学直接挂钩的”、纯中国人自己进行的高级研究社群（贯穿文史哲艺）。两套系统之间也可以存在有机的合作关系，但中国自身系统可不必再考虑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态度和关系问题：也就是，这第二套中国符号学的事情，不必再与国际符号学学会政策挂钩。这是我在南京会议后产生的进一步想法。我并已向国际同行暗示了这一发展可能性。毕竟中国如此之大，怎么能与世界诸小国按同一代表制度开展合作呢？那将严重限制中国符号学的充分、独立发展，并限制中国符号学对世界学术可能做出的贡献。 在这个第二套中国符号学领域，其突出特点是参与者应该全讲中文。不仅用中文谈中国学术，也用中文谈西方学术。在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大汇通对话平台上，一方面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方式，使之现代化，另一方面将西方理论语言有效转化为中文可表达的语言；然后再将二者交叉汇通，创造出第三类现代化人文科学语言：用中文表达的世界人类共同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系统。也就是在英法德语言表达的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之外形成第四个理论世界。实际上，也许可以将西方“三强”简化为两强：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就人文科学而言）。这样，世界上，本世纪（也许下半叶），或将出现三大“理论世界”（注意：不是社会历史世界）：法文，英文和中文。（我们可不以国家地域和文明历史圈定位，而以使用语言来定位）三大未来理论世界的特点是：中文世界同时掌握英、法文世界的学术思想内容（中国有的是人！），后二者未必能够或可能在同样程度上掌握前者的内容。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划时代特征！那些今日鼓吹中文次要论的人士要深自警惕自身的短视了。而那些一心想“返古为安”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也要深自警惕：孔老夫子让你不与时俱进而仅满足于抱残守缺了吗？让你对英法德理论庞然大物视若无睹而“返古自娱”了么？顺便告诉青年一个学习真理：如持“学为己”，你必能不以今我为足，而有勇气不断弃今日之我而趋明日之新我；如持“学为人”，你必固守今日之我，反对弃旧更新，而一味关心于本身、本团体、本地域之“知名度”的有效增长问题。 7。研究西学，不是组织新的西学膜拜，而是推进中西学术平等对话 中国现代化整整一百年了。在物质世界领域，取得了惊人的建设成效；在精神世界领域，虽然亦多有可观，但相比之下，落后于前者甚多。关键就在于学者的生存态度问题含混，读《论语》而“不到位”。结果这个“今日之我”受到三重历史性限制：五四以来，战后以来，80年代以来。三个阶段中第一个和第三个，都大有建树，“五四”二十年更是精彩纷呈，为其后60年无法企及。但是，别忘了，那已是“过去时”了。今日硬要生炒过去的冷饭，岂非只是在“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今日只应该根据已经前进了的新历史条件重估五四成果，对其加以最佳利用，而非仅将其作为偶像崇拜的新道具。为此首应认识到，今日学人应以高于五四学人多倍的热情和努力，全面追补中外知识欠缺，积极以人类全体学术成就作为自身实践范围和目标，来重整中华知识建设的大业。不过，自新时期恢复“五四学术”和开放“海禁”以来，百年来的临时性、局部性、过渡性的人文学术成就，不少被当成了建立学界各种新“个人崇拜”的手段。为什么中国文人总是不关心自身的真知真学建设，而老想着参与营建各种不同的偶像崇拜系列和等级尊卑系列游戏呢？更可怕的是，有朝一日，这样经营着民族主义复古业者，在不得不面对真实世界学术全局时，出于同一急功近利和色厉内荏态度，可能立即与西学主流达成“城下之盟”，也就是达成“分而治之”的君子协定。此一前景，岂为孔老夫子所乐见于其两千年后之子孙？ 本文作者在“列维斯特劳斯百岁寿诞纪念会讲话稿”中提到了自己30年前撰写的毕生第一篇学术文章“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和巴尔特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著述中并非处处均属可得宜的观点和主张，而在于他们将符号学应用于具体人文学科的正确学术实践方向。他们都不是“空头”符号学家，都是各种专业知识的运用者。但是，在再次参与译介法国当代理论经典工作的过程中，也增强了有关中法学术交流方式的认识：必须深化研究，也必须强化独立和批评意识。思想理论一旦产生，就属于社会公器，必须纳入人类知识整体框架内来不断考验其得失，而决不是将其用作偶像崇拜（包括洋偶像崇拜）之道具。本来我拟在参加此纪念会时再一次强调法国结构主义运动对中国人文科学建设的重要启示意义的，也愿表达为什么我三十年来一直看重结构主义时代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却不必相同于今日法国学者们所持的理由。不管多优秀的西方学术成果，都只是人类共同研究、介入的材料对象，而非商业化炒作的对象。研究西学，不是参与明星崇拜。国外学人把知名度看作个人利益的直接指标，自然极力鼓励他国引介，但往往倾向于将此活动最后“落实在”“发扬本国学威”的目的上。这与仁学治学精神不符。还不要说，任何个人的学术成就都只有片面的、一时的正确性，而一些著名学者及其追随者却只向往着“流芳百世”。这样他们就会有意无意间倾向于“凝固化”其学术价值。实际上，学术成就的历史性永久记录和其作为学术发展的阶段性价值是两回事。不仅是因为学术成就本身须继续接受本学科、本领域其他相关研究的考验，而且还须接受他学科、他文化的相关见解的考验。任何杰出个人的学术成果都只是人类继续发展学术过程中的一个暂时性“台阶”，供后人（各国、各业）继续参与讨论的对象。新世纪的新人文科学，应该本著仁学精神，不断求其进步和革新，而非被视为后人借以谋求商业化名利运作的手段。（如避免成为“名牌商品”，避免成为绝对宣传和炒作的材料） 同理，在中外符号学交流中，作者也时时萌生一种不合时宜的念头：劝导老外调整其中西学术交流中的心态：提高其认识论眼界，克服其狭窄利益观。在南京会议的大会发言中，正像上次2004年在北京中国社科院举办的“人文科学和符号学的国际研讨会”上一样，我企图在中土环境内，对在座的老外提出和他们的主流理论不同的、甚至于刺激他们自省本身符号学立场确当与否的论点：未来的中国符号学（由于东方历史经验材料的介入）将可能改变西方符号学理论主流的方向。因此国际符号学交流的“平台”，在理念上应该比现实状态再扩展，再升高一阶。当然，这样一种“遥远的”展望，还不能对现实的中外符号学交流产生什么影响。而最“直接的”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真地达到什么具体学术交流的成绩，而是为了强化和改进符号学理念的构成本身。现实学术活动的正反两方面效果，都会有利于符号学理念本身的成熟和落实，而此理念，作为最实在的“观念存在物”，将必可作为参考资料而有益于历史上的后来者。 这次在南京会议的闭幕式发言中，我也抓住机会对老外说，希望他们到中国来开会，不只是介绍自己的学术，同时也应积极参与推动中国符号学发展的深层目标。而对中国听众则表达了如下愿望：此次南京会议象征着中国学界正式介入了世界人文学术主流理论场地。作为世界一级大国的中国，其学术的“走向世界”，不应只是以地域性、历史性之“局部”为范围（不是一个仅仅通俗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初级中文教学的任务），而应以全球领域、人类总体学术、西方学术主流、西方理论主流为范围。尽管国际符号学的具体情况问题多多，但它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可塑性”潜力是明确的。在长期欠缺外力支持下努力发展的中国符号学/国际符号学的互动事业，象征着中国新时期、新一代学者参与国际人文理论前沿探讨的企图心和实践力。这一事实具有的多方面启迪性，至少在理论认知上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完稿于2009年，1月，25日，即“鼠年”除夕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