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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国子监采用经学教育的时代背景 祝思雨[①] 内容摘要：国子监的设立元统治者与汉人儒士在利益上达到了一个共同点，元统治者的目的性是相当明确：加强统治地位，稳固政权；汉人儒士则希望以国子监作为宣扬经学教育的桥头堡，以此为阵地，维护汉儒的地位，宣扬汉文化，以期达要走一条堰戈息马，文致太平，德泽四海，化育万民的治国之路。而在国子监实施经学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期间众儒士为之倾尽心血，著书授业，宣传经学教育，向忽必烈输灌“崇儒重道”的观念，使之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性，达到一种 “知识与利益的交换”。本文作者试图从忽必烈的以文治国，众儒士的学术教育活动，儒生对忽必烈文教政策的影响三个方面着手，来探讨元代国子监采用经学教育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元代；国子监；经学教育 国子监的设立元统治者与汉人儒士在利益上达到了一个共同点，元统治者的目的性是相当明确：加强统治地位，稳固政权；汉人儒士则希望以国子监作为宣扬经学教育的桥头堡，以此为阵地，维护汉儒的地位，宣扬汉文化，以期达要走一条堰戈息马，文致太平，德泽四海，化育万民的治国之路。而在国子监实施经学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期间众儒士为之倾尽心血，著书授业，宣传经学教育，向忽必烈输灌“崇儒重道”的观念，使之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性，达到一种 “知识与利益的交换”。 一、忽必烈以文治兴国 纵观元世祖前的蒙古诸可汗，“对儒学和儒士的接受程度极其有限，蒙古大汗对中原制度是一种排斥、摈弃的态度”。[②]对儒学真正有较深入得认识，并自觉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崇儒措施的，自元世祖忽必烈始。 忽必烈深知，“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他在即位诏中明确指出了蒙古自建国以来“武力迭起，文治多阙，五十余年于此矣”[③]的缺憾，表达了欲以文治兴国的愿望。至于如何兴文治，忽必烈希望能把“汉法”与“国朝成法”两者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代王法”[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蒙古文化的优势地位，以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 但此举引起蒙古族守旧势力的不满，“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⑤]然“思大有为于天下”[⑥]忽必烈不为所动。其清楚的认识到元朝建国以中原文化为依托，用蒙古旧法是无法统治偌大的一个民族，只有实行汉法。鉴于蒙古前代诸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⑦]，忽必烈在即位位诏书中明确提出：“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⑧] 在采用汉法中，忽必烈认识到了儒学的治国之术在汉法中的作用，因而对汉人官员所信奉的孔夫子，表现出极为礼貌和尊重。早在蒙哥汗时代，忽必烈在潜邸，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北上，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⑨]，并在金莲川幕府创下了养士近百的壮举。忽必烈后来也颁布了祭祖“宣圣庙”的制度：“至元十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释奠，执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诸儒幱带唐巾行礼。”[⑩]忽必烈也十分注意汉人儒士对治国的建议，并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至元二年，安童为中书右丛相，忽必烈希望许衡辅导他，说：“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辅导之。汝有嘉谋，当先告之以达联，联将择焉。”后来安童建议：“内外官须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枢等入省议事。”忽必烈对此十分赞同：“此辈虽闲，尤当优养，其令入省议事。”为加强统治，提升蒙古贵族的地位，元代实行四等人制，南人列最下等，但忽必烈对南方士人并不排斥。元朝平定江南，即令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江南，求其遗贤。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专门派程钜夫到江南搜求逸贤高士。这次被推荐到朝廷的二十余人，世祖皆推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当时有台臣从中作梗，世祖很干脆地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11]对士大夫进言多能宽容待之，即使有犯颜之处也多不追究。《元史》对此也进行了论证：“屡诏求言于下，使得进言于上，虽指斥时政，并无谴责，往往采择其言，任用其人，列诸庶位，以图治功。其他著书立言、裨益教化、启迪后人者，亦斟酌录用，著为常式”[12]。 但是忽必烈重视儒学，并不崇尚儒学，或者说他并没有从本质上去把握儒学的真谛。《草木子》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立怯里马赤，盖译史也，以通华夷言语文字。昔世祖尝问孔子何人，或应之曰：是天的怯里马赤。世祖深善之。盖由其所晓以通之，深得纳约自牖之义。”[13]可见忽必烈对儒学的理解是浅层面的。他只是从“儒术实用”的角度，欣赏那些能为他的统治带来实效的儒臣。儒学治术之于建章立制有用，忽必烈则用之。而当忽必烈急欲理财积敛之时，儒士们的儒治主张则显得迂阔而不周世用，忽必烈便很现实地疏远儒士而倾向于能够为其敛财的色目官员。对于忽必烈在对代儒士儒学态度上的反复，元人王恽曾在《儒用篇》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国朝自中统元年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文谦）、赵（璧）、姚（枢）、商（挺）、杨（惟中）、许（衡）、王（鹗）之伦，盖尝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固虽文武圣神广运于上，至于弼谐赞翼，俾之休明贞一诸人，无不效焉。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予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重轻、用与不用之间耳！’”[14] 忽必烈如此反复的原因，应该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有关：一方面，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又值征伐南宋之际，费用浩繁，国库空虚，以理财见长的阿合马[15]诸人受到重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出现了“奚当国者急于功利，儒者之言弗获进用”[16]的状况；另一方面，中统三年(1262年)，山东益都行省李璮发动叛乱[17]，曾经受到忽必烈信任的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王文统也参与其事。尽管叛乱很快被平息，却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极大不满和疑惧，对待儒者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忽必烈对儒学采用实用主义方针，根源于他的文治并不是走全盘汉化之路。按郝经给他的总结，是“附会汉法”[18]，即走蒙汉文化结合的道路。这一点与汉族儒士的愿望是不一致的。刘秉忠深解其意，言必参用汉法，许衡性格笃实，坚持必用汉法。这两种提法其实都是针对忽必烈的文治思路所提出的。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面对先进的华夏文明，不能不借鉴新的典章制度以推动全国性的政权建设。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忽必烈文治思路的终极目的是要推进蒙古民族的文明进程。他的“附会汉法”只是欲借助先进的华夏文明将蒙古民族带入文明之域，而绝不希望让蒙古民族在汉化中消失。这样做有利于逐步提升蒙古文化的优势地位，以维护其至尊的统治地位。 因此忽必烈在文治的过程中最注重的是经学的实用性，大都国子监设立以后，忽必烈任用重经学教育的许衡为国子祭酒，其目的性是极为明确的：利用许衡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为之培育出更多通经致用的人才，可以这么说，经学教育能在国子监的实施是建立在一种“知识与利益的交换”的基础之上的。 二、众儒士的学术教育活动 在国子监设立之前就有一批文人儒士为争取儒生的地位，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用微薄的力量维护着摇摇欲坠的儒学地位；他们四处奔走宣扬学说，著书立作、办学授课，为经学教育在国子监实施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1、 耶律楚材与戊戌试士 耶律楚材（1190—1244年），契丹人，辽朝东丹王突欲之后，其父耶律履曾为金朝尚书省右丞。楚材自幼博览群书，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燕京被蒙古攻陷以前，他任金燕京行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燕京被攻陷后，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将之招至汉廷，随蒙古西征。楚材除了从事一些占卜、历法等事以外，没有得到重用。据苏天爵撰写的《中书耶律文正公》记载，窝阔台继位以后，耶律楚材主持“定册立仪礼”，逐得到重用。当时蒙古大臣别迭向窝阔台建议“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19]，熟悉中原礼乐制度并亲眼目睹蒙古铁骑攻城掠地的耶律楚材，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建设会给中原带来灭顶之灾，于是坚决反对。他利用窝阔台正在位军费问题困扰的机会，楚材说：“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耶律楚材建议：如果以汉人法在中原收税，每年可以得到银50万两，绢8万匹，粟40万石。楚材的建议终于打动了窝阔台，“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20]他将信将疑地将汉地的治理权交给了这位大胡子的契丹人[21]。 不久，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课税所，其正副长官“皆以儒者为之”。辛卯（1231年）秋，耶律楚材将诸路所收赋税，按原数上交窝阔台，“取以委之”。此后，耶律楚材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容中原儒士，于燕京设立编译所，平阳设立经籍所，安置儒士。丁酉（1237年），耶律楚材建议淘汰僧、道，选士儒士。次年（戊戌），选士正式开始，“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遗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22]，称为戊戌选士。这次考试因非传统意义上的科举考试，故条件非常宽松，“但以不失文义者为中选”。最后，中选者达4030 人。而通过这次考试摆脱驱口身份的儒生，占到了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儒籍的确立，使不少儒生借以摆脱沉重的差役，得以致力于学术活动。随着儒生地位的逐渐提高，不少人陆续开始参与政治活动，有的还成为元朝名臣或硕儒。耶律楚材选中的张文谦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主要参与赋税之务，后来成为忽必烈时期的改革贤臣。 耶律楚材很好地利用窝阔台重文教的时机，大兴文治，并努力使文治朝着儒学化的方向发展。他的这些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他保护并起用了一大批儒士，抬高了儒学在蒙古国中的地位，甚至影响了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看法，促成了戊戌选试的实施。可见耶律楚材是在努力地按传统的儒家政治模式影响着蒙古政权，间接地影响着以后国子监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方针的实施。 2、杨惟中与太极书院 在北方发展教育事业、传播经学教育的的还有杨惟中。《元史》对杨惟中进行了概述：“杨惟中，字彦诚，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读书，有胆略，太宗器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余国，宣畅国威，敷布政条，俾皆籍户口属吏，乃归，帝于是有大用意。皇子阔出伐宋，命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克宋枣阳、光化等军，光、随、郢、复等州，及襄阳、德安府，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拜中书令，太宗崩，太后称制，惟中以一相负任天下。”[23] 在随太子南征伐宋中，杨惟中“于军前行中书省事”，不仅征收到一批人才，而且获得了程朱理学的著作。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赵复被俘时，杨惟中大概未曾与之谋面，后于燕京“闻复论议，始嗜其学”，时居相位的杨惟中于是很自然的 “收伊、洛诸书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悼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遂通圣贤学，慨然欲以道济天下”。很显然，杨惟中也在燕京创办了另外的教育机构，以传播程朱理学。 《国朝名臣事略》引《周子祠堂记》说：“初周子祠祀之礼，盛于江左而未至河朔，公领中书，始嗜其学，乃建太极书院于燕都，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岁时释奠。又刻《太极图》、《通书》、《西铭》于祠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24]身任提调国子学事的杨惟中返回燕京传播程朱理学，创书院为之，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广泛传播，培养了大批的经学人才，一些人后来成为国子监的经师，促进经学教育在官学的传播。太极书院的创建[25]，它为经学的北传创设了一个基地。 3、许衡、刘因的经学教育思想 许衡与刘因是元代北方的两位大儒，尤其是许衡，更被后世推为元代理学的宗师。他们较早接受了赵复传播的程朱理学，从他们的接受过程，可以明显看出理学带给北方学人儒士的强烈影响。 许衡(1209—1281年)，衡字仲平，覃怀河内(今河南焦作一带[26])人，学者称 “雪斋姚枢公茂，方以道学自任，闻先生苦学力行，因过魏相与聚居，剖微穷深，忘寝与食。壬寅，雪斋隐苏门，传伊洛之学于南士赵仁甫先生，即诣苏门访求之，得伊川《易传》、晦庵《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读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写以还。聚学者，谓之日：‘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众皆曰：‘唯。’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先生亦旦夕讲诵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28] 《考岁略》还记述了许衡研习程朱之学而有所得时无比快乐的心情：“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29] 由以上记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经学对许衡学术和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许衡在不到四十岁的时候，通过姚枢学得由赵复传来的程朱理学，开始涉猎理学，便觉受益匪浅，尝对其弟子感叹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基。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他“旦夕精读，不辍笃志，力行以身先之，虽隆冬盛暑不废也。”遂成为著名的理学家，和南方理学大师吴澄齐名，时有“南吴北许”之誉。 其次，许衡在得睹朱熹《四书》之后，即否定了以前所学，完成了他由章句之学向伊洛义理学的转变，且终其一生谨遵此道。后许衡受知于元世祖忽必烈，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多年，“俾主教事”。由于他对《小学》、《四书》“敬信如神明”，甚至认为“他书虽不治无憾也”。遂在国子学开设了《小学》、《大学》、《中庸》等课程，他说“始惟有小学而四书，讲贯之精，而后进于易诗书春秋，耳提面命，莫不以孝悌忠信为本，四方化之。”即使其被迫辞职以后，继任者仍然“萧规曹随”，国子学“大抵其教法一遵（许）衡之旧” 就这样，在他的推动下，元代各级学校增读朱熹提倡的《四书》，使之与《五经》并列。元仁宗时明确规定科举考试依《四书》出题，并以朱注为准。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角度上讲，与唐宋诗词章句的考试内容相比，这一考试内容的变革是一种进步。 从此，程朱理学从南方广泛传到北方，并实现通俗化、实学化，不仅成为了元代的官方统治思想，明清各代亦然，确定了理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地位。许衡十分推崇朱熹关于“小学’、“大学”为学之序的思想，认为二者各有其用，缺一不可。他讲到“古者民生八岁，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岁，自天子之元子、众子，公卿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小学、大学所以分也。当其幼时若不先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及年长若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先之以小学者所以立大学之基本，进之于大学者，所以收小学之成功也。”[30]意即8 -15岁是小学阶段，重在打基础，儿童通过“学其事”，而知其然，并养成习惯，形成封建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格；大学阶段要“明其理”，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力求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他在教育内容上的主张，虽是封建伦理之教，但这种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由幼至长，考虑到受教育者年龄特点的意见，在古代教育理论中很值得研究。 再次，许衡当时即已广收门徒，他也为其弟子扭转治学方向[31]，使理学与经学学的传播迅即扩大了范围，并且使理学与经学不止成为一个人的学术偏好，而是成为一批学者的共同追求。当然，后来许衡在忽必烈朝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时，通过规定教材及亲自著述在教育层面推广经学教育，依托于中央官学极力的推广经学教育，增强了经学传播的力度及效果，使经学教育的发展更大更持久。 刘因(1249—1293年)，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学者称之静修先生。从刘因的问学经历看，他对经学的接受则显得更为顺理成章。《元史·刘因传》载：“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及评其学之所长，而日：‘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 可见，刘因对义理之学有着一贯的信念，而后来获睹程朱之书又使这种信念得到进一步印证，并从此发生了一个治学方向上的重大转变，周、程、张、朱之书成了他用功的主要对象。 刘因接受理学思想并涵泳有得，不会迟于至元四年(1267年)，有该年所作的《希圣解》一文为证，元人苏天爵在为刘因所作墓表中，指出刘因“其学本诸周、程，而于邵子观物之书，深有契焉”[32]。明末思想家刘宗周也说：“静修颇近乎康节”[33]全祖望同样宣称：“有元儒林世系：鲁斋、白云[34]专主朱学，静修颇祖康节”[35] 刘因本人的确多次提到邵雍，流露出强烈的景慕之情，对其象数之学和观物思想深契于心这些都说明，刘因的学术渊源与治学路数，与尊闻传信朱学的许衡差别不小，虽然刘因对朱熹也颇为推崇，但据袁桷《真定安敬仲墓表》等文称：“皇元平汀南，其书[36]捆载以来。保定 元朝灭南宋统一寰宇，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如果袁桷等人的记载属实，在此之前，刘因早已涵泳周、程、张、邵之学并深造有得。面对北传的朱子著述，刘因并未象许衡等人一样，顶礼膜拜。而是先行荟萃群籍，在加以甄别，既然说“甄别”，自然是胸中先有权衡，然后才能以此为标准加以取舍扬弃。今存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十八卷，就是刘因在宋人卢孝孙《四书集义》一百卷的摧础土删繁择要而成，史称其书“简严粹精，实于《集注》(按指朱熹《四朽章句集注》)有所发焉”[38]。去取的态度，正与袁桷所言一致，而“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39]联系前文所引刘因、许衡转向义理之学时不同的态度，可以推断，刘因在治学问道方面遵循着北方学术界的路数，即使在接受并尊奉朱子之学后，也始终未褪去北方学者论学的底色。与许衡相比，从刘因身上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南北学术在交流融合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痕迹。 刘因的父亲刘述（1204一1263年）旱在金朝末期即“刻意问学，尤邃性理之说”[40]，这多少会对刘因产生一定的影响。刘因早年潜研理学，可能就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有关。但刘因又确实在转向程朱之学之前，一度学习训沽之学，原因何在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刘述研讨的“性理之学”，还是北方学界中义理与象数并重的理论框架，所学包括周、程、张、邵诸人，还不见得有朱熹的位置并且北方承金风气，士大夫多关注章句训沽，甚至在金朝灭亡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乡里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仍是很普遍的现象”风气如此，刘述督导儿子学习，自不能尽脱故金！日习也惟其如此，刘因在探究学习训讨、章句之学时，只是心有未惬地说：”圣人精义，殆不止此’，或许有些不满足，但并末因此血放弃对六经训话注疏的学习。元朝平南宋后，使刘因有机会得以系统阅读周、程、邵、昌诸儒尤其是朱子的著述，加上自己具备的北方学界习诵理学传统的基础，自然可以“一见能发其微”，仿佛早有成竹在胸。这些都与在治学途径上改换门庭、几近灭灶再起的许衡有着很大的差别。两人实代表着中州士子面临着南方学术大规模北上时两种不尽相同的态度。 刘因推究经学发展史，明确提出学习六经“必光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如此循序渐进，方能真正有所造诣。众所周知，宋代理学是强调摆脱章句训话而直接依经文发挥义理的，刘因作为理学信徒，却认为应该将义理之学建立在传注疏释的基础上，如果脱离了他所接受的北方学术传统，这种观点将变得难以理解。面对理学加大北向传播力度的态势，刘因提醒学子在“始终原委，推索究竟”的基础生，一定要“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也就是说研习经典时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不仅是朱子之学，刘因对其他儒家思想学说也相当注重在参以己意的基础上荟萃群言，牢笼众说。这足以表明北宋、金元以来的学术风气，始终在中原地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 研究者往往声称南北统一后，原南宋地区的学术思想如何由亡国故习转变为文化思想的主潮。但是，在刘因等人身上，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绝不像泛泛断言彼此融会那么简单。这其中有反复，有曲折，甚至还有排斥。尝鼎一裔，可知其大旨，如果能用深人细致的考察代替大而无当的立言，详加参证，会发现这个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实非人们最初想当然式的论断所能概括得了的。这大概就是刘因、许衡两人不同的学术理路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启发。 三、汉人儒士对忽必烈文教政策的影响 当忽必烈还在漠北之时，他就很注意招徕儒士于其帐下。刘秉忠、王鹗、赵璧、张文谦、张德辉、姚枢等以安邦治国之言向其劝谏。其居潜邸后，又有更多的儒士如商挺、郝经、徐世隆、宋子贞等聚集其周围。这些先后投奔到世祖门下的汉人儒士在向忽必烈介绍中原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刻意灌输了崇儒兴学与治国的重要意义。 刘秉忠(1216一1274年)，初名侃，字仲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出家为僧成海云禅师的弟子。1242年，刘秉忠随海云禅师应忽必烈召来漠北，遂成为忽必烈藩府中最得力的谋士。1250年刘秉忠上书，向忽必烈阐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其中建议：“古者库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材，任用之。”[41] 张德辉，字耀卿，冀宁交城人，“天资刚直，博学有经济器”。世祖在潜邸，召张德辉，问曰：“孔子残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1248年春，张德辉释奠毕，忽必烈问：“孔子庙食之礼何居？”对曰：“孔子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于圣人无所损益，但以见 姚枢，字公茂，营州柳城人。世祖在潜邸，于藩邸召见姚枢，询及治国之道。姚枢乃尽其平生所学，敷心沥胆，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定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问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其中强调“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华”[43]，姚枢把教育作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的基础，换句话说，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姚枢的教育思想，对忽必烈文教政策的确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忽必烈在儒臣的灌输下，对儒学确有所进，并希望皇子能受到较好的经学教育。据《姚枢神道碑》：“岁庚戌(1250年)，使授太子经，以太师淇阳王[44]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儿、故右丞不华吉丁、今司徒买奴为之伴读，日以三纲五常、先贤格言熏陶德性，……明年(1253年)，师行，留裕宗后谓曰：‘姚公茂吾不能离，恐废汝学，今遣窦汉卿教汝。’”[45] 1250年，真金时方八岁，忽必烈请姚枢为其师，按儒家教育模式授之以学。1253年，姚枢随忽必烈南征云南，恐中断真金的学业，又派窦默施教。《窦默墓 志》载：“时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及征大理，以玉带驹为赐，曰：此金内府物也，汝老人，佩服为宜，且太子见之，与见肤无异，庶几知所傲畏。”[46] 《元史·裕宗传》也说：“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及卷终，世祖大悦，设飨枢等。”[47]《王恂行状》也有：“初事潜邸，命为太子伴读。”[48]在忽必烈建元国号的第三年(1274年)姚枢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为元建国伊始制定了各种礼仪制度，特别是国子监的设立他的文化、教育思想才得以全面实施。 从以上材料看，忽必烈对经学教育是认可和赞同的。他也正是带着这样的观念去关注和支持地方的兴学。我们不妨将发生这些事实的时间作一通盘观察，刘秉忠建议兴学是在1250年，征召时在苏门讲学的姚枢、许衡二儒[49]是在1254年，徐世隆领太常礼北上也是在1254年，真定府学的修缮是在1247年开始，忽必烈与张德辉讨论孔子问题[50]是在1248年，姚枢上书，及命姚枢为真金太子之师也都是在1250年，刘秉忠、姚枢向忽必烈上数千言书[51]也发生在1250年，两次召郝经，问以治道[52]是在1255年，任命 由上可知，在国子监采用经学教育方针，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从忽必烈的兴文治国到经师大儒的学术教育活动，再到儒士对忽必烈的影响，把这些看着似乎不相干的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经学教育能在国子监里实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但是元世祖忽必烈很注意保留蒙古族原有的礼法，其以文治国的终极目的是要推进蒙古民族的文明进程。他的有限采纳“汉法”只是欲借助先进的华夏文明将蒙古民族带入文明之域，而绝不希望让蒙古民族在汉化中消失。这样做有利于逐步提升蒙古文化的优势地位，以维护其至尊的统治地位。他也深知大蒙古国的治国策略无法去统治偌大的一个中原，学汉法、重经学、育人才才是稳固统治的当务之急。他对文赋并不感兴趣，认为那是华而不实，他看重经学教育，想借助此举培养一批通经致用的人才，以加强统治地位；众儒士也将发扬儒家经典，扩大经学教育的范围和地位作为一棵救命的稻草，想利用此次契机，壮大经师的队伍，宣扬学说，以期维护儒士的地位和权力。也就是在这双方利益的驱使下，国子监的经学教育开始步入了官学的殿堂，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也日趋的正规化。 本人的联系方式：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97号北京联合大学研究生处34号信箱 祝思雨（收） 邮编：100101 电子信箱：wysbd@sogou.com 联系电话：15120015114 [①] 北京联合大学硕士研究生，女，亳州人，曾师从于元史专家朱耀廷学习元史。 [②]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第二章，国家图书馆打印博士论文，第47-47页。 [③]（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一》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页。 [④] 邱树森：《元朝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⑤]（明）宋濂：《元史·高智耀传》卷125，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73页。 [⑥]（明）宋濂：（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一》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4页。 [⑦]（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一》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页。 [⑧]（明）宋濂：《元史·世祖纪一》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页。 [⑨]（元）苏天爵：《元朝名版事略·宣慰使张公》卷10，引《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07页。 [⑩]（明）宋濂：《元史·祭祀志五》卷7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92页。 [11]（明）宋濂：《元史·程钜夫传》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16页。 [12]（明）宋濂：《元史·选举志一》卷8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5页。 [13]（明） 叶子奇：《草木子·杂坦篇》卷4（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3页。 [14]（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孺用篇》卷4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15] 阿合马主要采取兴铁冶、铸农器官卖、增盐课、括户口、推行钞法、籍括药材等措施，使财政支出得以应付。参《元史·奸臣传》。 [16] （元）苏天爵，《滋溪文稿·静修先生刘公墓表》卷8。又，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一文认为：“忽必烈真正赏识并加以重用的汉族士大夫，主要是刘秉忠、王文统一类‘尚,霸术，要近利’的人物。对于只讲道德性命、圣贤之道的儒生，他虽然也加以收留，给予一定荣誉，但一般都安插在闲散的位置上，并不重视。”见《元史研究论稿》，第337页。 [17]《元史·世祖纪二》第82页，载：“己丑，李殖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尽杀蒙古戍军，引麾下趋益都。” [18] 郝经在《立政议》说:“今自践柞以来，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引自《新资治通鉴》（第二卷）。 [19]（元）宋子贞：《国朝文类·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卷57，四部丛刊本。 [20]（明）宋濂：《元史·耶律楚材传》卷14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21] 耶律楚材蒙古名为“吾图撒合理”，意为长髯人，蒙古人通认为“长髯人”为美男子的意思。 [22]（明）宋濂：《元史·耶律楚材传》卷14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60页。 [23]（明）宋濂：《元史·杨惟中传》卷146，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67页。 [24]（元）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中书杨忠肃公》卷52，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5页。 [25] 太极书院的创建年代，《宋明理学家》据明人孙承泽《元朝典故编年考》认为在太宗八年（1236年），周良霄先生据郝经《太极书院记》认为有误，当在窝阔台十二、十三年（1240—1241年）间。参周良霄的《赵复小考》，见《元史论丛》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6] 据陈正夫先生考证：“许衡的籍贯，应在元代覃怀河内的李封村，即现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王村乡李封村。”（陈正夫、何植靖：《许衡评传》第一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27]（元）许衡著；王成儒点校：《许衡集·考岁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07页。 [28]（元）许衡著；王成儒点校：《许衡集·考岁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07页。 [29]（元）许衡著；王成儒点校：《许衡集·考岁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08页。 [30]（元）许衡著；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小学大义》卷3，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31] 元人欧阳玄为许衡所撰《神道碑》云：“凡伊洛性理之书及程子《易传》，朱子《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小学》等书，言与心会。召向所从游，教以进德之基，慨然思复三代庠序之法。”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 [32]（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8。 [33]（清）黄宗羲著；（清）全祖望补修 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序录》卷9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4] 指许谦（1270一1337年）。 [35]（清）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甬东静清书院记》卷15（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52页。 [36] 这里指朱子著述。 [37]（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0。 [3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3页。 [39]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3页。 [40]（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8，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11页。 [41]（明）宋濂：《元史·刘秉忠传》卷157，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90页。 [42]（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06一207页。 [43]（明）宋濂：《元史·姚枢传》卷15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2页。 [44] 月赤察儿（1249—1311年）。 [45]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姚燧》（9）卷3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78页。 [46]（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内翰窦文正公》引墓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2页。 [47]（明）宋濂：《元史·裕宗传》卷115，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888页。 [48]（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9，《太史王文肃公》引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82页。 [49]《元史·许衡传》载：“甲寅(1254年)，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又恩所以化秦人，乃召衡为京兆提学。秦人新脱于兵，欲学无师，闻衡来，人人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 [50] 《元史·张德辉传》载：“戊申（1248年）春，释奠，致胙于世祖。世祖日：‘孔子庙食之礼何如？’对日：‘孔子为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于圣人无所损益，但以此见时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日：‘今而后，此礼勿废。’” [51]（明）杨士奇等在《历代名臣奏议·治道》卷66载刘秉忠之上书日：“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已奉过汗皇帝圣旨，因而言之易行也。开设学校，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选达才任用之。”又云：“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今庙堂虽废，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近代礼乐器具靡散，宜令刷会，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使器备人存，渐以修之，实太平之基，王道之本。”又，《元名臣事略·左丞姚文献公》卷8，日：“上在潜邸，遣故平章赵璧来征。既至，上大喜，自客过之，时召与语，随问而言。久之，询及治道，公见上聪明神圣，才不世出，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 [52]（元）苟宗道《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云：“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月，召使复至，公乃叹日：‘读书为学，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贤思治如此，吾学其有用矣。’岁丙辰正月，见于沙陀。上问以帝王当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对，且告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义。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后连日引对论事，甚器重之。”见《山西通志》卷一八九《艺文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