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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与国学大师 赵法生 长寿自有长寿的好处，但也有它的不可弥补的缺憾：你得在人生的尾声忍受亲朋渐次离去之后的孤独和凄凉，一个没有友人的世界注定是凄冷而又孤寂的。寿比南山的季羡林先生看着师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曾写过不少感情真挚的思念文字，并且打动了许多读者。现在，轮到人们来追念他了。 从季先生去世以后，北京大学特设的灵堂前就拍起了吊唁的长队，有上万人自发到八宝山为他送行，其中不乏从外地赶来的民众，媒体上悼念的文章犹如汗牛充栋。他的过世似乎感动了这个国家，在这个浮躁而又嘈杂的时代，这倒是一种难得一见的人文景观。看了几篇悼念的文字，觉得的其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与惶惑，人们肯定从他的过世中感到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呢？ 季先生是一位学术成果颇丰的人文学者，他对于印度文化的研究，他所翻译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的八十多万字的《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国蔗糖史）》，已经永远留在了中国学术史上，留待后人评说。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切的成果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都不能抵得过他于九十五岁高龄在病榻上说过的那一句话：“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季先生不是搞国学的，我们在图书管里查不到他在国学研究方面有什么代表作，然而，他晚年可能是出于对与祖国文化的关爱，对于传统文化问题议论颇多，提出了一些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论断，对于其中的有些观点，我个人颇不以为然，因为我感到有的论断缺乏必要的论证和论据，而论证和论据，正是学术的生命之所在，这一点，丝毫不应当因为一个人的名声的大小而有丝毫的折扣。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季先生给人披上了“国学大师”的袈裟，一时光芒万丈，夺人眼目。这是一顶多么诱人的桂冠！在一个一切都由金钱来衡量和测度的时代，它又可以兑换来多少白花花的大洋呢？另一位学术成就远不可与季老同日而语但是自称比季先生更高寿的所谓“国学大师”，一次出场费就达到人民币十万元，其身价值之高，直逼当今红得发紫的戏子们，阿弥陀佛！季老如果真的也披着袈裟出来巡游一番，岂不更加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了？ 然而，季先生却是异乎寻常地将这顶桂冠从自己头上摘了下来，而且是这样的决绝。他说，这顶桂冠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连‘国学小师’都算不上，遑论‘大师’？” 那位据说比季先生还要高寿的“大师”大概会以为季羡林疯了，但是，老人的形象却在我的眼前却突然高大起来。我在他身上看见了文革以来已经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难得一见的东西东西：真诚与勇气。 然而一团疑问也随之而来：他这种决绝的勇气和罕见的真诚究竟从何而来？我于是去读他的随笔，希望从中发现一些其中的消息，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久违的梦幻般的人文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活跃着主角是陈寅恪、胡适之、吴宓、梁漱溟、马寅初、汤用彤、傅斯年、张岱年、冯芝生等一批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季羡林先生与他们或师或友，或是朝夕相处，或是久别重逢，他的饱含真情的笔触，使我们今天读来仍有如沐春风之感。 这些思念的文字所以诞生，乃是出于一种不能自已的真情的流露。一生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是季先生北大的老师，他主讲的佛学课程影响了季羡林一生的专业选择，将他引进了印度学的大门。不仅如此，陈寅恪还是将季羡林介绍到北大教书的伯乐。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先生将他力荐给北京大学。季先生一生对于陈寅恪怀着一种高山仰止般的敬慕。在《回忆陈寅恪》中，季先生回忆了反右运动初期的情景，他说自己当时是真心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有罪之身，应该反省。但是当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陈寅恪的时候，他犹豫了，“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良心，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话语十分寻常，但想一想当时有多少学生背叛了师门，甚至将老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便可体会出其中不寻常的内涵了。 陈寅恪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校长正是胡适之。按照当时北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任副教授职称。一个星期后，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告诉季羡林，他已转为正教授，北大还为他的到来专门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其中不难看出胡适对于季羡林的器重。直到晚年，胡适还说做学问要像季羡林那样。在此期间，季羡林与胡适有了密切交往，并深受胡适的学问和为人之影响。 1962年，胡适在台湾猝然去世，在当时的形势下，季羡林竟然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可他后来谈起此事时却不无内疚地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 1999年，季羡林以88岁高龄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行三叩大礼。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几多感慨，几多寂寞！ 有人说四位学术前辈深深地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他们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季羡林的治学精神，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影响了季羡林的治学方法，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气节，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态度。这里大概就是季先生勇辞国学大师桂冠精神的源头了。 季先生并并非国学大师，因为他的专业并非国学，但他有幸生长在一个大师林立的时代，并有幸与这些真正的大师们过从甚密，从他们身上汲取人生最可贵的精神营养。他不是国学大师，但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他是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动人的音符！ 为大始于细，所有的国学大师，都有一个看起来是如此寻常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品德：真诚。我们从陈寅恪、胡适之、梁漱溟、马寅初的人生历程中可以体悟到这一点，我们从季先生追怀诸位大师的那些饱含深情的笔墨中读出了这一点。作为儒家四书之一的《中庸》告诉我们：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不诚无物。这已经将真诚提高到天道的高度了。因此，一个民族要想有自己的国学大师，必须从教导小孩子说真话开始，从学者们说真话不受惩罚开始。 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们突然开始急切地寻找起真正的国学大师来，是不难理解的。精神价值的沦丧和敬畏感的丧失本身就是对于心灵的折磨，对于尚未完全麻木的人来讲，这种折磨更甚于身体的剧痛。然而，季老勇辞国学大师桂冠的壮举，对于这种渴望注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些翘首以盼国学大师的人可能要失望了，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将无缘于真正的大师。原因很简单，半个多世纪以前，国学的科目就已经从我们学校的教育体系删除了，以至于人民大学国学班的学生们至今无法授予国学的学位，他们被授予的学位，依旧是“哲学”等等。连国学的科目都被取消了，人们竟然还在期盼着真正的大师，这岂不有点类似于痴人说梦？在这种教育体系做出根本的改革之前，我们这些凡人就注定只能在没有大师的时代里摸索。 深受大师风范熏陶的季先生走了，留下一些依然在苦苦等待大师的普通人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大师不是孙猴子，他无法从石缝中蹦出来。他需要特定环境的栽培，就像树木需要阳光和水分的滋润一样。在当今之世，季先生的勇辞国学大师桂冠的壮举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对于真心盼望国学大师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鞭策，激励他们去创造一个有可能产生大师的环境；对于那些依然招摇过市并财源滚滚的假国学大师而言，它有可能提供一个使他们知耻近乎勇的契机。然而，对于前者，我充满信心，对于后者，我没有把握。 2009-7-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