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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礼”时代的对话
杜维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陈明、黄玉顺等学者专访 （2008年5月8日《侨报》“文化中国”版） 何映宇 黄小孺 采访 儒家，被我们称之为“心灵的祭洗”的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儒家那些最基本的结构，比如说家庭和母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价值在维系中国没有崩溃？是基督教吗？是佛教吗？这都值得考虑。 反儒家最全面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最好的一批知识分子。反而在民间，以及在东亚（比如韩国和日本），基础的教育保证了他们和儒家的精神其实并没有断。 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传统中国来看，儒家的价值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最重要的角色是不识字的母亲。当代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包括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受母教的教育，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反而非常紧张。孔子是无父之子，他三岁就丧父；孟母三迁的故事其实突出的就是母教的精神。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而拒绝儒家传统有一个历史背景在。知识精英出于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心结，几乎全都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并使之变成20世纪中国的强势意识形态。十月革命之后，马列主义成为中国最有诱惑力的意识形态。第一，它是最西方的西方，是西方最先进的思想；第二，比资本主义更先进，连以前完全是亲英美的孙中山，也开始转向苏联；第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中国一方面要把传统完全去除，才能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全部的力量来实现民族的独立。 我读那一代人的文章总是会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他们太乐观了，以为抛弃了传统就可以迅速地现代化。传统如果真的能像包袱一样丢掉的话，那还要等他们？梁启超他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何映宇采访） 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 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我感觉是“港台比大陆强，东南沿海比内地强；乡村比城市强”。港台比大陆强，是因为它们受五四影响较小，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意识形态也大不相同。东南沿海比内地强，是因为江浙地区和闽南、客家民系传统文化的根基较为深厚。乡村比城市强，则是另一个视角，乡村发展相对滞后，与儒家伦理相关的社会基础相对改变较小。某种意义上，乡村是我们的昨天，港台则是我们的明天。简单说，我对儒家伦理一是谨慎乐观，二是期待我们的社会能够稳定有序地走向明天。 我认为相对过去，儒家伦理对人们影响力的下降本质上说是因为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变迁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各种古老的文化传统无不面对这一挑战。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对基督教的改革其实就是为了适应这一社会生态的改变。儒教也不例外，只是由于时代的原因，这一改革一直没有得到正视，没有得到有序展开。遗憾的是，现在的人们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复古，激进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这些都是没有前途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是这种文化意识的迸发，但“方案”有问题。原因是把文化看得太重了，认为是文化导致落后挨打，所以希望引进新文化实现富强。实际凯撒和上帝所做的和能做的有关系但基本不同。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力也增强了，这点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儒学在中国与在韩国、日本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地位不同。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外来元素，而在我们这里则是主体性结构。其次，意义不同。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特定功能的补充，在我们这里则可以在文化认同、政治建构和身心安顿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打个比喻，在它们那里只是枝枝叶叶，在我们这里则是根、是干，虽然目前花果飘零，但却还有生长和更新的可能。 “无礼”问题所指的恐怕不只是伦理吧？我觉得主要是制度问题。道德伦理是“软约束”，必须与相关制度配合才能比较好地发挥作用。道德感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只是影响行为的一种力量，并且非常脆弱。对它的培养是重要的，但如果因此就幻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解散警察、关闭法院，显然是愚蠢的。 （黄小孺采访） 黄玉顺（中国儒学网站长、四川大学教授） 儒家伦理在当代中国的缺失，从根本上讲当然是社会转型的缘故：中国正在从传统的前现代社会转变到今天的现代性社会。孔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有损益”的原则，亦即：制度规范应该随社会转型而历史地改变。儒学正是这样的“日新”的学问。所以，对于“儒家伦理的当代缺失”这个问题，不能进行简单化的价值判断。随着社会转型，对旧礼之“损”、对新礼之“益”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将要建构的一种新型的制度规范、新型的社会伦理，在什么意义上既是现代的、同时也是儒家的？ 这是基于我的信念：儒家文化是能够穿越时空、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时代的生活方式的。 在当代中国，“礼”是何以可能的？在于“义”。孟子讲“仁→义→礼→智”，这个顺序是极有讲究的，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观念建构。照此观念，“礼”是由“义”决定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制度规范是由正义原则决定的。这个正义原则、也就是“义”，才是儒家的可以穿透历史时空、不可“损益”的原则。儒家正义原则包含两个方面：正当性、适宜性。适宜性一方面是指空间上的适当性，它表现为在场合上、在仪节、仪式、仪轨上的“得体”；一方面是指时间上的时宜性，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则决定了礼制是可以、也应当历史地“损益”的。而正当性则有其更为根本的渊源，那就是“仁”、亦即仁爱精神。这是整个儒学、包括礼学的大本大源，也是中西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我提出的“生活儒学”，首先也就是解决这样的大本大源的问题，认为儒家主张所有一切都渊源于仁爱的生活情感，在这样的本源上确立正义原则、建构制度规范。 从礼仪的层面看，相比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人似乎更加“现代化”、而不那么“彬彬有礼”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从礼制、亦即制度规范的层面看，情况更加复杂，不论韩国和新加坡、还是日本，他们的制度规范还有多少属于传统伦理的东西呢？我觉得这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还是在于：这些礼仪、礼制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儒家的礼义、儒家的伦理精神的？ （黄小孺采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