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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西哲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 洪汉鼎 他说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这种预感的根据可能是由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 “以前我总是不能与海德格尔作一种真正的对话，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特点，即他不希望他的对话者预先猜到他的观点，他要强迫他的对话者一点一点地跟随他的思想发展。但我总是担心跑到他的规迹之外去，而且他也不想作这样的对话。所以我们总是似乎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之中，尽管我们彼此都非常尊敬对方。” “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 在德国已整整两个月了，6月11日可以说是我这次短期访德的一个高潮：会见当代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现今已101岁的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教授。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系盖尔德撤策在上个月已与伽达默尔教授电话联系，说我是从北京远道来专访他的，我是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的中文译者，近20年来一直在专研他的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非常高兴，在电话里说他可以在6月11日与我们谈两个小时，啊！一位百岁的老人能作两个小时的谈话，我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为了作充分的准备，我和盖尔德撤策教授于6月10日上午11点钟起程。从杜塞尔多夫到海德堡近四百多公里。途经科布伦茨，这是德国中部自然风光最美的地区。为了便于欣赏，我们离开高速公路，沿着莱茵河畔小道行驶，中午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博帕镇吃饭。下午大约5点钟到了海德堡。旅馆安顿后，我们就先去海德堡观光。18年前我曾到过海德堡，他给我的影响是一条老步行街、一座古宫殿、一架古桥、一个古老大学、一条哲学家之路以及始终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今天这一切似乎又历历在目。在微微细雨中我们参观了古宫殿。这座宫殿在18世纪初被法国入侵者摧毁，只剩下一些残砖废瓦。据说后来席勒也主张摧毁这种代表封建专制的建筑，说革命派必须毁灭这座宫殿。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是这样微妙，以致今天法国人仍说尼采是偶尔讲德语的法国革命派。18年前我初访这里时，这里是一片阴暗的瓦砾废墟，可是这次已整刷一新，看上去似乎有些地方是新砌的。 第二天上午又是阴雨绵绵，下午天空放晴了，太阳徐徐跃射。大约4点钟，我们按预约到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伽达默尔办公室门口，按铃后，他的女秘书开了门，这是一间大约20平方的房间，一进门我就看见一位老者正在伏案写什么，当我们进去后，他抬起头微笑地与我们打了一下招呼，请我们等一下，他马上写完就与我们谈话。整个办公室除了他的书桌和一套沙发放在中间外，四周书架和地上都堆满了书。沙发已很旧了，显然已伴随了主人度过了数十余年。两分钟，当女秘书从伽达默尔手中接过他签了字的文件并走出房间后，伽达默尔从书桌旁徐徐站了起来，有些微颤地拄着双杖走到沙发前，我想撑扶他一下，他说不要，他自己能坐下。我首先向伽达默尔作了自我介绍，并告知他在十年前我们在波恩一次海德格尔研讨会上见过面，他似乎已忘记了，当我拿出我最近出版的《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解读》并指出其中印的一张当时我与他拍的照片时，他笑了说：“对，对，我记起来了，当时我们正在餐桌上吃饭。”我首先按照中国传统探问他的起居情况，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想知道他的长寿秘诀。他说他每天11点就寝，早晨7点钟起床，每星期一下午4点必到办公室工作两个多小时。惟一的长寿秘诀就是50年来未看过医生，尽管走路已拄拐杖好几十年。他将他的健康归功于他的做化学家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在他小时候就通过实验告诉他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的危险，以致他从那时起就未吃过任何化学的药物，也从未去医院看过病。我回忆十年前在波恩与他见面时，他当时食欲很好，不仅饮了许多酒，而且也吃了很多肉，我尽管比他年轻40多岁，食量却比他差多了，我说这可能是他长寿的要方，他立即笑了，他说他酒量确实不小。 伽达默尔告诉我们，他一直在不断地读书，并且也不断在写，他说他最近正在写一篇论文，题目是“语言与讲话”（Sprache und Sprechen），内容主要是赋予讲话和倾听以优越性，倾听讲话犹如欣赏或享受谈话的“语言旋律”（Sprachmelodie）。鉴于伽达默尔重声音和听觉，盖尔德撤策教授建议我用中国语言朗读一首中国的诗，我读了一首李太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伽达默尔仔细听后缓慢地点着头说，“可惜理解不了。不过，我必须经常与您在一起，以便使自己习惯这种音调。”但当盖尔德撤策教授介绍中国文字的形象特征时，伽达默尔强调说，以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到德国为了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因而必须学习德语，但今天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他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使西方人感到学习中国语言的必要，他说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这种预感的根据可能是由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正如今天世界交往最密集的地方，如交通、旅游胜地，经常都使用形象标志，以便不同语言的旅游者都能迅速地理解一样，相对于西方发音语言，中国的独立于声音的形象语言有某种优点，将来可能更容易使人理解。另外，现今的中国人口是十几亿，在互联网上占了那样多位置，如果不懂中文，网上将近一半的东西对于西方人就犹如一本未开启的书。当伽达默尔翻阅我们送给他的雷克拉姆出版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中有的中文字样时，他立即说这不是“写的”，而是“画的”，这种情况正如在西方书信中由作者手笔的特征而“诠释学地”得出的超出单纯意见的东西。 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哲学上来。伽达默尔首先强调了他的老师保罗·拉托普在马堡对他的深刻影响，认为他的思想很多得益于他。对于海德格尔，他说是在他以后一些年认识的。他笑着说，这人对他评价并不高。记得开始时，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希腊语不好，伽达默尔说他后来就努力学习希腊语，以致海德格尔最后注意到，在他们共同研究古代语言特别是希腊语时，他要比海德格尔强，因而在这方面把他接受为对话伙伴。伽达默尔说，海德格尔看事的方式是很生动形象的（anschaulich），但对诗的解释却不好。伽达默尔强调说：“虽然海德格尔非常善于思考，在这方面我也许是不及他的。但是海德格尔是太着重于概念，尽管他也几乎不使用词，但对于诗或语言的音乐方面他没有感觉，在这方面我可能超过他。” 由语言的音乐我们讲到了尼采，众所周知，尼采对德国语言的音乐性深有感觉。不过伽达默尔似乎不像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并不高，他不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当盖尔德撤策教授讲到今天尼采特别受到法国人的青睐，一位法国作家甚至说尼采真正是一位偶然使用德语的法国思想家时，伽达默尔小声地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海德格尔曾说过，尼采把他弄坏了（kaputt gemacht）”。这可能是晚期海德格尔为他自己不光彩行为作辩护。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伽达默尔说，没有人，甚至他自己，在那时代能理解海氏与纳粹主义交往的“愚蠢”。伽达默尔说他自己就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我们很想知道，海德格尔在哲学上是否带有一种“帝国主义的”（imperialistische）态度，伽达默尔思考一会后说：“情况可能是这样。”这是否应归结于海德格尔的虚荣心，即把自己视为指导当时知识分子运动并也许使他们更改方向的站在顶端的思想家——当海德格尔明白他不可能做到这些时，他立即放弃了这一抱负，我们很想知道伽达默尔对此的看法。但伽达默尔不想与海德格尔发生矛盾。他只是解释海德格尔的态度乃出自他的“农民气质”（Bauerntum），这种气质使他具有了许多纳粹意识形态观点。但伽达默尔同时还强调说，这种海德格尔式的农民气质以后并未阻止他发展其对思考（Denken）与指示（Zeigen）的哲学天赋。另外，伽达默尔也满意海德格尔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重新进行思考，他说，海德格尔后来非常担心“人们会因为他卷入纳粹主义而认为他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这方面我帮助了他，以致他最后对我很感激”。 伽达默尔这样向我们解释海德格尔，他首先而且从早期就开始被宗教问题折磨着。在这方面他从未能摆脱天主教教养的烙印。尽管他在马堡与布尔特曼——这是一位著名的新教神学家和解神话家——进行争论过（盖尔德撤策教授说这是宗教派别之争），但这并未使他成功。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海德格尔以后转向诗乃出自于这种宗教光环。海德格尔最喜欢的诗人是荷尔德林，而这位诗人就预感一种神性的度向。一提起荷尔德林，伽达默尔就说：“歌德和席勒，所有人都知道，而荷尔德林在当时就无人认识，可是今天由于海德格尔的推荐，荷尔德林成了红人。”对于海德格尔的诗解释，伽达默尔并不赞许，他说：“他的那些解释并不对。”它们太远地返回到海德格尔现象学思想工作的背后。这主要是由于海德格尔对于德国语言的旋律缺乏感觉，而这种语言曲调则是伽达默尔的旨趣所在。伽达默尔还告诉我们，在海德格尔死前不久他曾经看过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病得很厉害，显得很苍白和虚弱。伽达默尔说：“以前我总是不能与海德格尔作一种真正的对话，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特点，即他不希望他的对话者预先猜到他的观点，他要强迫他的对话者一点一点地跟随他的思想发展。但我总是担心跑到他的规迹之外去，而且他也不想作这样的对话。所以我们总是似乎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之中，尽管我们彼此都非常尊敬对方。”但在这最后一次拜访里，海德格尔却想与他对话，因而这次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对话，只可惜是最后的一次而且是短暂的一次。 关于语言知识，伽达默尔告知我们，他精通并阅读西欧所有由拉丁语发展而来的语言。当然他也掌握希腊语。不过，伽达默尔遗憾地说，他从未学习过东欧语言，这种语言是从希腊文推导而来的，因此斯拉夫世界对他始终是封闭的。他沙发旁有一《真理与方法》俄文译本，他说可惜他不懂俄语。在谈到语言的作用时，伽达默尔再次重复语言的生命在于讲话，他说他过去有一深刻经验，即真理的显示并不在于课本中，而在于与学生的生动活泼的交谈中。他过去在研讨班之后，常和学生们去到咖啡馆或酒吧，他说，这时我们摆脱了一切形式（ohne alle Formen）而自由地谈话，其中我们大家都获益甚多，有学生甚至说，最好的知识是在研讨班之后得到的。 我这时提出一个问题：“您怎样看待诠释学之未来？”。伽达默尔声音清晰地说：“诠释学需要一种幻想力或想象力（Phantasie），这是确实的。”他说，在我们这个充满科学技术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一种诗的想象力，或者说一种诗（Gedicht）或诗文化。他从很远的地方讲起，因为他概括地证明现代世界及其数理自然科学和技术最终归因于希腊文化以及对其哲学和科学的诠释学应用。他说：“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的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要从远东找寻养料。”他不知不觉地又重复他的预测，二百年内人们确实必须学习中国语言，以便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另一方面，诠释学还必须探讨更原始的东西，譬如“埃及的东西”，这种东西曾经如此深远地对希腊发生影响，柏拉图在《蒂迈奥篇》里如此恳切地（透彻地）描述了一位希腊人拜访埃及：“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能更好经验它？”这怎样与阿拉伯东西联系呢？阿拉伯文化及其观念是由希腊文化创造的，但长时期对西方文化起了促进作用。 伽达默尔虽然没有明说，但显然对欧洲和西方的语言——诠释学视域的地区狭窄性表示不满，并主张我们应学习他种文化的语言和知识。他遗憾地说，“可惜对于我来说，太迟了！”但他希望新的一代能诠释学地开放，开启和准备学习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 最后我们谈到伽达默尔全集的中文翻译工作。当然，他很高兴他的著作能译成中文，不过当他得知中国现在还没有把康德和黑格尔全集翻译完，他感到遗憾。他说他不敢妄想，在康德和黑格尔全集中译本尚未出版前，一个当代德国哲学家的全集有可能出版。不过他答应马上为他著作中译本写一序言。最后他友好地送给我这位《真理与方法》的翻译者一套新版的著作全集以及一本新出版的《诠释学、美学、实践哲学——对话中的伽达默尔》，并分别在书上题了词：“一次来自远方和老相识的访问”和“一次富有真诚亲密关系的罕见的访问”。当我提出希望在海德堡他身边有一次研究机会，他立即表示支持，并希望我尽快能来。 时间已是6点1刻。在告别时，盖尔德撤策教授引用了《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句话，伽达默尔教授说“对！正是这样”。我说很希望他能到中国，这位老人会心地笑了并幽默地说“您想害我吗”？不过他并不拒绝，他将考虑此事，如果中国政府能为他提供一架专机的话。当我告别与他握手时，他马上说：“我们不久又会再见！” 6月底于杜塞尔多夫 来源：公法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